守 望

那一年，不光是我爸，全村人都扬眉吐气，因为最后一场麦子入库后，一个意外的好消息在村里遮遮掩掩地传播开来。队长压低声音说，公社书记在一个吃饭的场合里放出话来，说是上面的政策有了松动，给社员们要分少量的自留地。

我家分了六分五厘自留地的那天，如梦般辽远的天空，抹上了一层苍茫无边的暮色，笼罩了村庄、河流、山峦。我爸的神情有点不对劲儿，他站在地头上深思远望，好像一个威严的国王，有了他的臣民和土地。快要吃晚饭的时候，我爸端出一副老爷的样子，端坐在炕上，咬着戏台上的长腔说，夫——人——，快快上膳！把我妈搞得不知什么是好。

霜降第三天，降了入秋后的第一场白霜，远处的南山白雪皑皑，湟川里，柳树还是绿的，金黄的杨树叶子纷纷扬扬。我爸已经给自留地上了一茬秋肥，开始一门心思整理土地。这些土地顺着他手里的榔头、铁锹和耙子，一一归顺，一一翻新，块是块，垄是垄，沟是沟。四分地在生产队张家大地的旁边，打算种早熟的“尕老汉”小麦，然后再种一茬大白菜。二分五厘地在我家庄廓背后的坑窝里，比较隐蔽，阳光充足。我爸和我妈唠唠叨叨谋划了一晚上，说是要作菜园子。但具体种什么菜，是细菜还是粗菜，还没有定夺。因为分地的时候，队长没有规定种麦子还是豆子，这样就有了自主选择的余地。

立冬前一天，我爸起得早，他给六分五厘自留地满满灌了一茬冬水。

雨水时节，还不见人们忙碌的身影，田野里，蘑菇状的农家肥堆上覆盖着原封不动的黑雪，但可以发现，太阳一点一点吞食着积雪，渗出一点一点潮湿的气象。天气转暖，粪堆的向阳处，融化的积雪，露出了地面，散发出土壤本来的气味。

因为生产队的牛不能借给私人使用，春天播种时只能由人来干。有一天，大姐夫、二姐夫和三姐夫不约而同来到我家时，我爸已经从梁头上取下耧来。这副充满了历史厚重感的耧，在村里搞互助组时风光过几年，都说好使。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因为从互助组发展到初级社、高级社，再从生产队发展到大队和公社，这副我爸亲手制作亲手使用过的耧进入挣工分的时代后，就一直架在我家农具库的屋梁上，落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土。因为有了自留地，我爸就让它重见天日。

从春分那天开始，湟川里的风顺着湟水河道吹了三天后，天一下晴了。艳丽的太阳挂在我们村的当空里，喜鹊在杨树上叫得响。村巷里，看见三五成群的人讨论着新分的自留地要种什么。我爸整一整衣袖，扛着明晃晃的铁锹，迎着风声，步履坚定地走了出去。他在地里挖了一锹，只挖下去半锨，摇了摇头又回来了。

我妈说，刚出去咋又回来了？

我爸说，地还没消透呐。

几个女婿还等着回去种自家的地呢？

等等看吧。

等等看是啥时候？

这要看天气。

午后的很长一段时光里，太阳离西山顶有两个半的梯架那么高了，我爸扛着铁锹在地里又挖了一锹，一下就挖下去满锨。我爸满意地给几个姐夫说，赶快套耧，要不日头落山前就种不完了。

三人拉一耧。大姐夫身高马大，因为是裁缝，经常有人请吃请喝，当然力气就大，他当仁不让是主拉。他把一條大拇指头粗的棕纱绳挽了一个拉起来比较舒适的扣，主动套在肩膀上，双手扶着耧杆。二姐夫和三姐夫一左一右做了大姐夫的副手，套上了拉麦捆的皮绳，只埋头拉耧，我爸在后面扶耧。四个人使出了浑身的力气，那是我看到的一场最真实的忆苦思甜现场会，我的心里回荡着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壮旋律。一个女婿半个儿，其中的“剥削阶级”是我爸，三个姐夫是当牛做马的“被剥削阶级”。还因为三个姐夫都弓着奴隶般的腰，低着头，而我爸骄傲地昂着头。我对大姐夫说，姐夫，给我老爸当女婿真不容易呀，如果自留地不收回去，你要做好长期当奴隶的准备！大姐夫坚定地回击我的挑拨离间，他抿了一下嘴说，滚一边去，你这张乌鸦嘴，谁说自留地要收回！

三个姐夫光着肩膀奋力拉耧，绳子紧紧勒在肩膀上的肉里，步伐又大又均匀，在后面扶耧的我爸被他们拖得气喘吁吁。

我爸不停地说，悠点，悠点。

我在地垄上晃动着打牛的鞭子，“驾——驾——”地高喊着。在后面撒化肥的我妈也一个劲地喊着：慢点，慢点。但耧始终没有慢下来，反而更快了，因为太阳快要落山了。

其实扶耧的我爸一点也不比拉耧的轻松，这活儿不仅耧插在土里的深浅要有精准的技术，还要有足够的体力，要把腰里的力气和手腕的力气配合得恰到好处不是好玩的。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还要将耧把摇出轻重缓急来，摇重了，种子稠了，发芽后的麦苗疙疙瘩瘩，只长个头，不结穗，小暑头上，庄稼会出现大片的倒伏。摇轻了，种子稀了，大片的地留了天窗，给人们留下经久不衰的笑柄。只有不轻不重，出苗最合适，庄稼有充分的岔稞空间，拔节也自在。这不仅仅是一心二用那么简单，许多时候，一心三用都是用不够的。三个姐夫拉得快，我爸摇晃耧把的速度就要加快。

拉耧的三个姐夫还没有尽兴，我爸的额头上滚下肥皂泡似的汗珠，风吹着他湿淋淋的汗衫，啪啪响着，飘荡着。

播完了种子，就开始耱地。这时候，该轮到我耀武扬威了。我蹲在耱子上，抡圆了鞭子，“驾”的一声，三个姐夫拉着耱子就像拉着一架冰车，在地里飞奔起来。不一会儿，通红巨大的太阳贴近了西边的地平线，而一轮更加巨大的圆月在东边的山头上放射出银子般的光芒。新翻的土地雾气弥漫，湟水那边的苇子丛中，水鸭在呱呱地叫。

大姐夫说，大，月亮上来了，把剩下的那块地一手儿种了吧？

我爸说，再剩二分五厘，不急，我一个人能行。

我知道我爸的那点小九九儿，剩下的地他一定是另有打算，他怕我们毛手毛脚种不好。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爸把二分五厘的自留地务劳得比我的作业本还要干净。他捂着锨拐在地头上站了一会儿，胸有成竹地把地隔成了四小块，前腿弓，后腿弯，用耙子一拉一推地耙着，一步一步井然有序后退着，把留在地里深深浅浅的脚印收拾得不留一点儿痕迹。最后退出地垄，把耙出来的一些不干净的柴棍和七七八八的垃圾拣出来，堆放在一块儿烧为灰烬，让一块毛毛糙糙的地变成四块整齐对称的“井”字形，然后一块一块修理。他好像不是在务劳地，更像是修正着自己身上不合时宜的衣角和帽檐，在摆正一种生活态度。他让一个农民和土地摆出一种顺眼和舒适的姿势，不像我，身体里有了过剩的荷尔蒙就对着来，最终整出一些无法收拾的事情来。

我爸抬头望了一眼，太阳已经埋入了西山口，一团火烧云燃烧得正旺，在我妈还没有招呼“吃饭喽”的雾气腾腾的暮色里，他又开始敲打地沟里鸡蛋大的土块。我爸回到家里时，累得直打晃。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爸几乎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在生产队的地头上砍一种叫猫儿刺的荆条，然后插上一些棍棒，将荆条编织在插好的棍棒上，一些像柴门的篱笆墙把菜园子围得严严实实，弄得连猫都跳不进去。

自留地终于整理成他满意的样子，我爸才舒了一口气。一块种了海娜，一块种了香菜，一块种了水萝卜，一块育了西红柿苗，两条地垄上点上了包心白菜和红萝卜，他还在两条地垄上点了搭架扯秧的刀豆，插了一些废弃的竹条，用线绳绑扎了架，牵引着刀豆秧慢慢往上爬。我爸正如我妈不止一次地说得那样，看样子，只要有了称心如意的地，他是铁了心要在地里种出人民币来。

谷雨时节，刀豆开花了。花儿红艳成鼓鼓囊囊的一大片，蝴蝶翩翩起舞，蜜蜂嗡嗡嗡地叫个不停，简直就是一个花园。

我爸蹲在地头上看了很久，也似乎想了很久，春天的阳光打在他汗津津的额头上，把他照得格外柔和，像是一个遇事宽容而不温不火的读书人。我爸似乎在守候着久违的等待，他的目光温暖得像个山神庙里泥塑的佛爷，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有时见我爸整整一个下午蹲伏在屋后的菜园里，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辛勤耕耘而言语不多的园丁，令人备感可尊可敬。而高高的白杨树上，两只喜鹊为了保护自己的巢穴，“驾驾驾”地谩骂他的破坏行为。一阵风从他已经有些儿花白的头发上轻轻拂过，好像摇曳着一丛秋天将至的芨芨草。那件洗得到处起了毛边的灰色军便服的下摆，在风中无法抑制地上下撩动，好像一只大巴掌，忽轻忽重地拍打着他的屁股，但他好像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全神贯注地望着他的菜园。

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沒有一点儿爱好，很多出工前的时光和收工后的暮色，要么松土，要么拔草。那种喜欢攀伏在庄稼上缠缠蔓蔓疯长的叫苦子弯的草，我爸不惜力气，用铁锹深挖下去，连根除去，时光就这样无聊地被一些无关紧要的劳动白白打发走了。

多年后，当我掌握了更多的汉语词汇时，我学会了一个词语叫“守望”。有一次，小学四年级的我初试牛刀，把它毫不犹豫地写进了我的一篇作文。老师给“守望”吃了两个不太规则的红圈，好像两牙儿西瓜，又好像是幽蓝的夜空里两牙儿没有一丝云彩的月亮，孤芳自赏地在我们村的天空里，向我微笑，让我清爽得好几天似乎沐浴在风轻云淡的湟水边。以至多少年后，我一想起月亮就想起西瓜，一想起西瓜就想起中秋节，它们在我的心中留下刻骨铭心的富足与清爽。

终于看见了新苗从土里蹿出来。

新苗出来时胖嘟嘟的，从嫩黄变成青色，一天一新，一天一高，生机勃勃。这时候，崖畔上已经足够粉红的杏花，在遥远的天空映衬下一天天疏淡起来，从红变绿，我爸的心情也一天天激荡起来。我爸难得有这么好的心情，望着天空里从南方飞来的大雁，诗人似的得意地念了两句诗：

老妻切嘱防行步，

少女惊呼看出芽。

我说，爸，这是你念的诗吗？他摇了一下头，谦虚地说，我是个大老粗，哪能写出这般好诗，是唐人写的。

唐人是哪里人呀？

我爸说，中国人。

噢！我有点若有所思地说，你见过唐人长啥样？

跟我们长一样，有布衣和官人之分。布衣是种地穿短衣的，官人是读书识字的，是穿长衫给朝廷做事的。

他们吃饭吗？

这娃，是个人哪有不吃饭的？连亡人都要吃饭喝水的，不然我们年头节下在坟头上烧纸钱洒奠茶干啥？我爸说话的时候，表情沉静像个智者。

看来，普天之下吃饭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夏天，香菜、水萝卜、西红柿和包心白菜卖给了离我家不远的棉纺厂职工食堂，海娜卖给了西宁东关的回族阿娘。那时的人们以朴素为美，商店里很少有化妆品，喜欢漂亮的回族阿娘们时兴用海娜包指甲皮和眼皮儿，红红的，好看得像个漂亮的狐狸。听说她们也包脚趾甲，只是我没有看见过。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绿色的海娜捣碎了放上明矾，捂在指甲上，用手帕包裹得严严实实，好像拳击运动员。我妈一脸严肃地说，记住，千万不能在被窝里放屁，要不会把指甲熏黑的。

我说，妈，你说的是响屁，还是不响的屁？

什么屁都不行！

对于我妈的这一经典之说，我信以为真。其实，我是个喜欢做梦的人，又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放了屁呢？尽管如此，这天夜里，我还是夹紧了屁股，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要睡着啦，不要睡着啦，但还是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指甲就成了鲜艳的红色，那是多么神奇的事情。我在想，如果把海娜吃到肚子里，五脏六腑也是不是红色的呢？

当我把这个古怪的想法告诉给我爸时，我爸说，这娃儿，真是异想天开，海娜怎么能吃呢？

我抬杠似的说，为啥不能吃呢？

我爸说，尽说些没根没底的话，咋就不知饭香屁臭呢？这就跟人的鼻子一样，只能闻气味，不能吃饭，也不能说话。

难道就不能出气吸气吗？

看，你又抬杠了。

是呀，我为什么总是跟我爸抬杠呢。

待这些香菜、水萝卜、西红柿和包心白菜卖了好价钱，远远高出了种麦子和土豆的价值时，我妈就主动给我爸帮忙。第二年，我妈要求划出更多的自留地让我爸折腾，我爸没有否定。利益是最大的诱惑，这件事后来就在我们村做大了。因为有利可图，村里的人都学着我爸的样子搞起了副业，若是放在今天，我爸一定会成为我们村脱贫致富的领头雁，说不定早就登了报纸，上了电视。很明显，村里人的穿戴在我爸的引领下，悄然发生着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因为心情好了，人们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年正月，许多人家的房头上挂了红红的灯笼。队长高兴，做出一个大气的规定说，都挂25瓦的灯泡，免费三天。于是，一村的人挂了灯笼。村子里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满天星斗，好像湟水台子上出现了传说中的天街。

队里穿卡的斜和条儿绒衣服的人突然多起来，还有两三个人已经穿上了翻毛儿皮鞋，挺胸走在幽深的村巷里，是那样的引人注目，以至让人们想到了公社书记的大头皮鞋。

在我们生产队里，我爸是第一个穿上翻毛儿皮鞋的，队长羡慕地说，穿上皮

鞋了？

真好，一两年穿不破哩。

省着点，能穿三四年。

口袋里有钱了吧？

有什么呀，只是手上活泛了些。

我爸有点儿不踏实地问队长，你经常开会，离政策近，说说，这政策不会变吧？

变不了啦！

真的？

真的！

是呀是呀，人家下寨、石嘴儿的人，在西宁城把沙果和花檎卖成钱了。

西宁就不割资本主义尾巴，城管、工商是干啥吃的？

你说的，城管、工商的人上班，他们的买卖早做完了。

队长的脸上立马变得严肃起来，跟我爸说话时浮现在脸上的一层紫色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好像被风刮跑了似的，眉宇间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他敏感地嗅出了一些异常，这算不算资本主义尾巴呢，如果算，而这尾巴的根源全在于自留地神奇的力量。回到家里，队长在炕头上抽了一锅烟，为了把村里人的思想从快速富裕的涣散想法中抢救出来，就果断做出一个新规定，每家的菜园子不得超过二分地，这样才控制了家家搞副业的势头。但关于自留地带来的甜头，已经在社员们的心里潜伏已久，像一颗饱满的种子，自知有资本主义尾巴的嫌疑，但还是在不停地蠕动。

每当地头上多出一块空地和新翻的泥土来，我爸回来时，口袋里就多了铅笔、旋刀和橡皮擦。他把一沓厚厚的印着“米”字格的大楷本交给我说，记住，是中国人，就得写好中国字。写好了，正月里还要写对子。

我说，不就是“人口手、刀工车”“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些字嘛，有啥难的？我已经写会了800个字。

我爸严肃地说，你别犟，字里的学问你都懂得？写字和做人一样难。

我妈说，一个庄稼人，识那么多字有啥用？

我爸说，你不懂，等懂了就晚了。说时，他把买回来的钱一块一毛点清了交给我妈。

我妈有点儿嫌少地说，就这点？

就这点。

我爸又从裤兜里摸出一张两角的毛票说，这是你的。

我望着我爸手里的钱票，回过头来看了看我妈。我妈微微瞪着一双态度不太明朗的眼，渐渐地，当她的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时，我就麻利地一把接了

过来。

这时候，我爸趁我不备把一块包了蜡纸的香皂偷偷塞给我妈。我妈将香皂凑在鼻口上嗅，好像嗅着端午节刚刚缝好的香包儿，满屋子香喷喷的。我装着傻乎乎的样子在屋里转了一圈说，香，是什么这么香呢？我敢保证，院子里的牡丹花、芍药花，还有村头上、沟沿旁的沙枣花，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花都在同一天竞相开放，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状态，也没有这么激烈、醉人。因为这是我头一回看见我爸给我妈如此态度诚恳地买香皂，也是头一回这么近距离嗅到香味这么突出的香皂。

我妈拿着香皂端详了一阵儿，给我爸暧昧地微笑了一下，就急切地舀了一盆水洗起手脸来。她认真地揉搓着那些不断增多已经开始泛滥的白泡泡，变戏法似的越搓越多，满掌心都是。然后两手托起，将白泡泡全都抹在脸上，好像要抹出一个跟她不一样的人儿来。渐渐地，我妈的脸就模糊不清了。

朦胧中，我妈美丽得有些妩媚和妖娆，她把自己当成美女了呢。我妈不停地瞧着镜子。一边瞧，一边扽着衣角说，郎君，夫人有礼了！

我妈的戏腔把我听得不好意思。

我爸说，田翠英，我跟娃儿又不用这东西，干吗这样饥荒呢？再说了，白的黑不了，黑的白不了。这块香胰子是给你一个人的，用完了还会有的。

我爸说话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是算数的。听我爸说，今年我们生产队在火车站揽了装石膏车皮的活儿，据队长初步估算，一个工的年终红利要上一毛六分钱。我爸掐着指头又说，我们每人可以缝一套卡的斜的衣服了，如果情况好一点，有可能每人缝一套的确良了。我爸越说，我妈越赌气似的，搓得更加厉害了。脸蛋、鼻子、脖颈，都泛起一层层细密的泡沫来，好像香皂生出的白泡泡能夺回一个人的青春年华似的。渐渐地，我妈的五官变得模糊不清，香味却更加浓了，她好像要把自己来一次脱胎换骨。不久，我爸脸上的表情就有点儿亢奋，我不知道香皂会有这么神奇的力量。

装石膏车皮的活儿一般都在晚上。我爸的这一承诺，彻底调动了我劳动的积极性，我也去装车皮。大的石膏背不动，我就背羊头大的石膏。大人们满工10分，我2分。我想只要我妈天天能洗上香皂，2分就已经足够了。一村人把月亮从老鸦峡背到了小峡，才装了半车皮石膏。

我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我妈脸上的皮肤渐渐地白净起来，也渐渐地散发出花香的气息。香皂被我妈日复一日地使用，终于洗成了一弯初七八的月牙儿。眼看着月牙儿从腰间断裂的时节，正赶上年终分红的时候，我爸一下买回来四块巴掌大的盒装的香皂，盒子上印着一个漂亮的女演员，把我妈富足得不知说啥是好。那天夜里，我爸跟我妈陈烂说了许多话，还商量着要扯卡的斜还是要扯的确良的事情。我的乖乖，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把一家人高兴得心花怒放。因为我也可以洗香皂了。我妈嘴上说我爸不会过日子，浪费了钱，但她接过我爸的四块香皂时，脸上分明有些痴迷。

当然了，菜园子里的蔬菜都是我爸秘密卖给人们的，那神情跟电影里的地下党接头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亲眼看见，他们讨价和还价的时候，在没有碰头之前，就远远隐蔽在树背后，躲躲闪闪试探着对方的诚意，谁也不敢第一个大大咧咧走出来打招呼，眼睛像特务一样在黑暗的角落里向四周游上一圈，两人相遇，把手神秘地伸进对方的袖筒拿捏上几下，谁也不说一句话。

我在想，那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智慧较量啊，不说一句话就能把事情敲定，这个能耐我至今也没有学到手。双方接受了价格之后，才把手慢慢從对方的袖筒里拿出来，还是不说一句话。面带微笑，不用说，买卖谈成了;面色如灰，也不用问，生意一定是瘪了。当然了，就是瘪了，我爸也会做出很大让步，把手无比诚恳地又一次伸进那个人的袖筒，用诚实的微笑把买卖谈成。我爸经常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做买卖就要给人让利，不然永远做不成买卖，只要不亏本，捡在篮里的都是菜。

我妈在我爸身边转了一圈说，就知道往土里钻，你是个远近闻名的木匠，给公社的专业队打过一辆大车，每年秋天往粮站送公粮，全村人都说你打的大车不仅好看，还皮实牢靠，尤其是用榆木做的刮木，驾着牲口的下坡路没出过一点毛病，就不能偷偷打点桌椅板凳什么的，搞点副业。再说了，我娘家就住在林棵边，弄点木头不是很简单嘛！

我爸一脸严肃地说，田翠英，你知道不知道，光想钱会把人想歪的。再说了，庄稼人钻土，就像当兵的擦枪、当司机的擦车，不钻土还能钻矿钻石油呀？我不是没有想过发财的事情，但你说的那些是投机倒把，偷集体的林子是要蹲班房的。

我不是让你去偷，就砍几棵树呗。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要取财有道。你说得比唱得好，去做政府不让做的事不是偷是啥？我的老婆子，你别自欺欺人了好不好！

我妈说，你就做一回两回，就是偷呀？

我爸嘿嘿一笑说，就你姓田的聪明，做一回也是贼。老天爷是长眼睛的，满天星星是老天爷的眼睛，你以为老天爷是瞎子呀！

我妈不作声了，嘴蹲得像个油葫芦。

狗浇尿

秋分过后，我妈得了一场病。公社卫生院的阿拉大夫说是子宫瘤，早期。次年二月里，她在县医院做了手术，一直在家里静养，像个待嫁的新娘。三月里的一天，我爸在架子车里铺了白毡，铺了褥子，把我妈拉回家时，她的脸色在医院里养得有些白嫩，洋溢着弱不禁风的羞涩之色。村里的女人们认为在子宫上动刀子，不要命也够呛，就关切地问我妈，田嫂，你没事吧？我妈捂着肚子，冲她们憨然一笑。女人们问我妈，你不要紧吧。我妈冲她们难为情地笑。其实肚子上动刀子，等于是在生死场上走了一遭，哪有不要紧的呢？

家里有了病人，气氛沉闷起来。生活节奏一下变了，只要是晴天，我妈坐在我爸绷了几条帆布的马扎上，箍着头巾，整天晒太阳。我爸一改往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臭毛病，干上了我妈平时要干的活儿，我也不敢调皮捣蛋了，一放学就乖乖回家。我家的五朵金花在大姐的召集下纷纷从婆家不折不扣赶来，开了一个娘子军会，像班里的值日生一样，按时按刻给家里送干粮，让我们一家人吃上了现成饭。我爸说，还是养女儿好呀！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我爸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点自愧不如地蹲起了嘴。

每当这时候，我妈的脸上露出一些沙果般的笑容，好像她在这个家里的存在和偉大，全在于她的五个丫鬟一样听话的女儿，全然不考虑我的感受。

夜里，我爸跟我妈说话。

我这病啥时候是个好，尽给一家人添麻烦。

大夫说，三个月后就会好起来的。

一家人没人做饭，我着急。

急不得，跌打损伤还要一百天，何况这是手术呢！

去山神庙上个香吧。

明天一早吗？

一早走。

我去收拾香表。我爸去了厨房。

初春时节，无风的时候，天空明朗如镜，向阳处暖洋洋的。大片的田野和生产队的草垛边，麻雀使劲刨着滞留下来的垃圾，到处残留着去年的麦草、树叶。湟水两岸土黄色的冰块融化了，浸在水面上的柳树已经鹅黄嫩绿，密密麻麻的枝条垂下，芽苞含苞欲放，村里，堆满煤灰和草灰的水沟里，泛滥着春风。一刮风，天空一片苍茫。湟水谷地的天气拉起了倒春寒，刮了几场膛土乱冒的东风之后，村子里毫无征兆地飘洒着鹅毛大雪，银色的风雪在院子里翻滚。我爸去年嫁接的沙果和软儿梨树上，挂着一层毛茸茸的雪，风把雪吹落，飘散在空中，太阳一照，映出夺人眼目的五光十色来。屋顶上，冒着青烟的烟囱边的向阳处，因为比别的地方要暖和一些，七八只麻雀在那里取暖。它们被早起的人在雪地里“嘎吱——嘎吱——”的声音惊起，“噗”一下飞起，像几片树叶在屋顶上旋转，闪着银灰色的光亮，掠过晨空，向着山神庙那边去了。

地上落了一层二指儿厚的雪。雪还没有融化，天空里又要下雪的样子，云朵从两面山头上涌起来，向着天的中央铺张，雪是停了，风从黄河边的川垣吹来，顺着沟壑山谷呜呜地吼着，穿过了老鸦峡，略带着寒气，顺着湟水河道，在村里长驱直入，一个梦眼的工夫就穿越了村子。

我爸说，又要下雪了。

我兴奋地叫喊道，下雪啦！下雪啦！

我喜欢下雪！因为下了雪，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堆雪人，打雪仗。可大人们有着自己的心事。

早晨，我刚从床上爬起来，麻雀们一边吱吱喳喳叫喊，一边在树枝上弹雪，却不见了我爸和我妈。我拉开门向着远处一望，全是白寡寡的世界。雪地里，一大一小的两行脚印一直延伸到了村里的山神庙门口。庙管好像知道我爸要来，早早打开庙门张望着一望无际的雪原，门口里，扫出了差不多有五十步二尺宽的路。山神庙的青瓦是白的，庙里的五株高耸入云的云杉挂满了密集的雪挂，像赶早市的冰糖葫芦，泛动着耀眼的光芒，庙檐上的风铃有一下无一下响着。几只鸽子从山神庙头顶飞了过去，留下一串“咕噜——咕噜——”的声音。

不一会儿，我爸和我妈踏着嘎吱嘎吱的雪回来了。我爸哈着手说，我给你妈许了个愿，让你妈的病快点好起来。

也许是我爸许愿的结果，雪后的艳阳里天气只冷了一天，就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湟水两岸的杨树和墩墩柳，在凛冽的西北风里挺立了一个冬天，也在干涩的黄沙里渴望了一个冬天，等到春天来临，未暖还寒的东南风压倒了凛冽的西北风。从只有几十步远的河边弥漫过来的一些不好闻的淤泥的腥味，很快就被风里带来的丝丝甘草味儿赶跑了。钻天的白杨孤零零挂着喜鹊窝，叫声传得很远也很凄凉。举目望去，不远处又挂着一个，白寡寡的树皮上呈现出不留心还看不出来的淡青色。柳树最早感受到了春风的抚摸，风过处，身体不由得摇摆起来，好像脱了棉袄的女人们，一天天苗条起来。河里的几只水鸭子时而游水，时而把头扎进水里，两只红掌在空中舞动着。我爸知道，春天真正来到了。惊蛰过后不久，他把所有的农具从阴湿的墙角里翻拣出来，泡了一壶茶，坐在向阳的北房台基上，用破瓦片“哧哧——哧哧——”地打磨着一些紫红色的锈迹，完了，用一块破旧的麻袋片擦拭一遍，晒在向阳的北房台基上，望着坐在马扎上晒太阳的我妈，露出一丝微笑来。那些铁锹、板镢、锄头、耙子反射出一些暖和的光芒。

我妈说，还早呀！

我爸说，不早了，大后天就是春分。

我爸的脸上一派祥和，我不知道春分会给我爸带来什么，会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什么。

阳光一天天明媚起來，我妈陪着我爸，坐在马扎上没事人似的晒太阳。还好，由于我爸曾经勇敢无畏的一杈扬在村里奠定了坚实的威望，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情和帮助，队长让我爸去守队里的菜园子。

我爸有点心虚地说，不好吧，村里人说闲话咋办？往年都是七老八十的老汉们轮着守园子，我才五十出头，咋能享受这般清闲福呢？

队长说，你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在自留地里弄出了大动静，社员们服你;二是谁都知道，今年你的女人动了手术，需要照顾。你一边守队里的园子，一边操心女人，这是合情合理的，我跟村里的几个头头脑脑已经碰过头了。再说了，你务劳菜园子比别人有经验。几分地的自留地，就让村里的十几号人穿上了翻毛皮鞋，这八亩地，还不让村里人添上自行车和缝纫机呀！就不要推辞了，社员们也是这个

想法。

队长坐在我家的炕头上，说，八亩地，西瓜用什么沙子，辣椒用什么沙子，你看，还要啥，我让社员们早做准备。

夜里，我爸拉好了单子，早上就交给了队长。队长接过单子瞧了一眼说，你做事我就是放心。

往日里，洗衣服做饭煨炕，都是我妈任劳任怨的事情，她是知道女人该做女人的事的。手术后的我妈，干不了生产队的农活也干不了家务，可怜兮兮的像个小女人一样依赖我爸了。往日里，我妈那么勤快的一个人，她的生活就剩下坐在马扎上安安静静晒太阳，看太阳红艳艳从东山朝气蓬勃爬上来，朗照我们的村子，看太阳红霞朵朵从西山疲疲沓沓落下去，炊烟袅袅里弥漫出五谷的香气。太阳落下去之后，我妈还要坐上一会儿。我发现阳光是流进母亲身体的牛奶，也是灵丹妙药。太阳公公真灵，我妈苍白的脸色一天天红润起来，她可以做一些扫地抹桌子的事情了。

听说我妈病了，外公心事重重从三十里外的北山背着一褡裢杵了清油的锟锅来到我家。外公一看我妈的脸色还不错，给我爸说，干脆把锅碗瓢盆搬到菜园子吧。

外公的这个建议正合我爸的想法。

外公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建筑师，他手里的瓦刀和泥铲运用自如。他用手腕撑着硕大的泥铲，把长长的把柄顶在腋窝里，能在泥铲上掂起来放下去，掂起来又放下去，反反复复调泥，把草泥和成他满意的程度，然后“哗”一下贴在墙上，这是我从未见过的。

我爸不无吃惊地说，大，你的手艺是在哪儿学的？

外公说，六〇年在新疆当盲流学的。

当盲流还能学出手艺，我对外公高超的手艺羡慕极了。

我爸和泥，外公当大工，盘了一个锅灶，搭了一个鸡窝，修了一个猪圈，挖了一个小窑窝，搭了一个鸡儿架，就成了一个简单的家。外公还在瓜棚门口泥了一个土台，放上去一块石板，就成了一张桌子。那些日子菜园子周围一天一变。

外公好像是为劳动而生的，他一刻也不闲着，在猪圈里搭了几根木棍，上面盖了一片油毛毡，毡上面架上了一束一束从地头砍来的白刺、黄刺、猫儿刺，他在圈墙上用白灰画了三个架子车轮子大的圆圈，说是挡狼的。

我爸说，就三个白圈圈，管用吗？

外公说，如果写上字，就更管用了。

因为是在猪圈的墙上写字，他就没有去请我们村小学的校长。我爸在外公的指导下专心写字。每个白圈里写了一个“狼”字。一边写，一边说，不会吧，前些年闹过狼，这几年不见了，许多枷闹都生锈了。

外公说，你不懂，那是因为村里的圈墙都搭在庄廓里，庄廓墙太高了，进了容易，出来难，狼不敢冒险。再说了，狼怕人，才不敢来。这里离村子比较远，狼在很远的山沟里就能闻到猪的气味，什么时候吃谁也说不准。

修好了猪圈，外公说，还是有一面火炕好，天阴下雨就不怕凉了。于是，我爸和外公又盘了一面火炕。

几天时间，队里的菜园子就成了我们的小家。

这天中午，我妈麻利地下炕，看得出她的病明显有了好转，她给外公烙了两张黄澄澄的狗浇尿油饼饼。厨房里，开始有了“滋滋啦啦”的沸油与面饼亲和的声音。就在香味无孔不入诱惑我脆弱的鼻翼，把我弄得口水叽叽直流时，我爸一把将我拉在一边，一脸严肃地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地说，听着，狗浇尿油饼饼是给外爷吃的，外爷吃馍的时候千万不要像饿死鬼一样守在门口张望，等他吃剩了再吃。

我已经多半年没有吃过狗浇尿油饼饼了，你想，就我的臭毛病，能随便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吗？我说，爸，若是外爷全吃光了呢？

就没有你的份。

你给外爷说一声，给我留一块行不行？

不行！你给老子乖乖滚一边去！这是我的决定，跟外爷没有一点关系。

我从门缝里望一眼行不行？就一眼？

不行，要守规矩！

我爸就是规矩多，我把嘴蹲成一个油葫芦，我爸也没有改变他的规矩。我妈的动作也太麻利了，我爸给我的指示还没有完，就给我爸发出了让外公吃馍的

信号。

我爸把一碟热气腾腾的狗浇尿从厨房里端了出来，我想，我爸给我走个后门儿，就偷偷给我一小块，外公怎么会知道呢？我爸不仅没有给我，还用眼神又一次狠狠地叮嘱了我。我依稀听见我爸端着碟子走出厨房门口时，沸腾的清油还在狗浇尿油饼饼上发出叽叽的声响，好像庄稼拔节，好像鸟儿唱歌，我的肠子里也好像在急不可待地唱歌。一股冲天的香气让我有些眩晕，我抿了一下贪婪的嘴唇，不免咽下噙了很久的口水。

不是我不听话，是我的肚子跟我作对。不是我缺少教养，是狗浇尿太诱人了。

外公吃完了一块又一块，吃得已经所剩无几。咋办呢？再不做出点引人注目的举动来，眼看外公就吃光了。我从门缝里瞧得真切，被我妈切得棱角分明的狗浇尿只剩最后一块了。炕上的猫望着外公蠕动的嘴巴，叫了好几回悠长的“猫咪”，它也明白了这个老头的贪婪与霸道，觉得再不能等下去了。它的两只前爪搭在炕桌上，充满了贪婪的欲望，“猫咪——”发出一声最后的绝望。外公“叽——”地喝了一口茶，打了一个饱嗝，把他舒服得像个腾云驾雾的神仙。我在想，外公一定是吃饱了，剩下的一块无论如何归我了。不料，外公喝下去第二口茶，好像食欲未尽，他舔了一下牙缝，给猫了一巴掌，有点儿吃力地掂起屁股把手又伸了过去。

我的爸妈呀，我的循循善诱的老师呀，我的德高望重的外公呀，你们千遍万遍给我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但这会儿，不是我不懂规矩，不听长辈的话，都是我的肚子不争气，都是外公实在太那个了。再说了，老师也给我们讲过尊老爱幼，在这个家里，我难道不算幼崽？这时候，我就是把毛主席的“老三篇”背上三遍，也无济于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哇”的一声大哭，一个箭步冲进去，喊了一声“外爷！”带着一些蛮不讲理的神情站在外公面前，满腔的委曲和眼泪夺眶而出。

外公受到了惊吓，颤抖的手慌乱之中把碟子弄得发出很大的响声，差点从炕桌上弄下来。他的脸色先是窘迫，然后是羞愧，再然后是大怒。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吃独食的真相，把最后一块狗浇尿给了我，大声喝道，人有大小，嘴没大小，你们两口子咋这样做事呢？外公说，男子汉不流泪，把眼泪擦干净，都是外爷做得不对。

我爸气冲冲地走进来，一把揪住我的耳朵不由分说地吼道，我是给你咋说的，你就是不听！我爸气哼哼地还想把我怎么样，外公毫不客气地一把推开我爸，说，是你们大人的不对，咋怪娃呢？你给我

走开！

我爸乖乖松开手。那个下午，我爸和外公在生产队的菜园里做活儿，我爸背着外公对我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惩罚，把我锁在家里，说，写检查，不写够两页不算数。

我唯唯诺诺地说，是大楷本还是小

楷本？

我爸说，大楷本！

我写呀，写呀，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就写了许多毛主席语录，最后写了几句最高指示，才把两页纸写满。

李明华 1964年生于青海乐都，1982年发表习作。鲁迅文学院第十三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究班学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青海省作协委员。出版《家园之梦》《平常日子》《默默的河》《夜》《泼烦》《马兰花》《路》《鲁班的子孙》《彩陶的故乡》等作品集。

责任编辑 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