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十三

多少年后，我重回电视台，又遇见师父。

那会儿，他正在电视台楼前小广场上看孩子。人家看孩子，手拿把攥，不敢松手，他却是不管不顾，由着孩子撒欢儿。仔细看，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在娃娃腰间系了根细绳，另一端牵在自己手里，好比平地上放风筝。

县电视台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那时候，在大城市找工作需要投简历、挤人才市场、搞面试，但在小县城，不兴这个。每年年初，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提报岗位需求，县人事局接了报告，向上一级打报告，批准了，再视当年报到的大中专毕业生实际情况制定招考计划。我上大学时修习的是新闻采编专业，听说同专业的还有一人，是名女生。寻常人眼中，电视台的位置稍好一些，谁去电视台谁去报社呢？问题不难解决，事先规定了，我只能报考电视台，那名女生只能报考县报社。我出身农村，没关系没门路，倒是听说那名女生的父亲在县财政局，怎么，难不成好事自己找上了门？

待上班一段时间后，才有些明白。

县电视台摄像记者，基本是个三分脑力、七分体力的活儿。那时候摄像机还处在“分体机”时代，通俗一点儿讲，即肩头扛的仅是大号摄像头而已，干活的时候还需在肩上加挎个录像器。“大号摄像头”大到什么程度，简单点儿说，上秤称，三十八斤。这还是底座黑海绵掉光后的分量。县级电视台能用的设备基本上是省级、市级淘汰下来的，不缺胳膊少腿就已经很好了。接上面话题说，缺海绵的那个位置本是要卡在肩头的，缺了海绵缓冲，机器内部铁质器件与人肩头的血肉直接摩擦，局面可想而知。我上班后没几天，有一次脱衬衣，顺带着把肩头粘连的一块皮肉给扯了下来。当然，因为干这活儿，也有意外收获，由于长时间肩上扛块铁，背上挎个包，导致臂膀力量大增。我家孩子还小那几年，下班回到家抱他，总感觉没什么分量，问母亲，这娃是不是不太吃饭，怎么老不见长肉？

很久以后才知道，那名女同志的父亲当时找过台长，但被台长挡了回去。台长说，我们就是想要个扛摄像机的，最好是庄户孩子出身，吃苦耐劳，皮实抗造。你们家闺女我知道，文文静静，让她去报社，拿笔杆子，写东西，不一样很好嘛。怕那位父亲仍不死心，又补充道，跟你说句到家的实话吧，我这里要招的，本质上不过是个壮劳力，自然要棒小伙，将来撒出去穿山越岭冲锋陷阵，放心！

这话说得，好像早有预谋，要推我们上战场当烈士似的。

话虽这样说，但以我这样的条件，能谋得这个位置，心里还是感觉幸运异常。初入职场，万事不会，需要有人带，组织上安排了师父。我干县城电视新闻那一套，无一不出自师父的传授。传授技艺就是赏饭吃，我对他很感激，与他在一起，从不敢直呼他名姓，甚至连姓氏都少带，直接称他“师父”。多少年过去，仍清晰记得当年他零零星星的一些教导，特别是关于日常注意事项的。师父说，干这行，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脑子里得时时绷紧一根弦，就是四个字：稍纵即逝！影像的东西嘛，记录下来是永恒，记录不下来只能称瞬间。我们直接跟县上领导打交道，领导不可能因为你没抓拍到而再来一次，把领导当演员吗？不管什么原因，一旦出现没记录下来的情况，就是事故。为了确保不出事故，每次出发前都得来一次常规检查，主要是摄像机状态、电池，还有录像带：看摄像机是不是能正常工作;看电池电量是不是充足——最好带两块，即使有备用电池，也要检查一下它的电量，因为也不是没出现过两块电池恰巧都亏电的情况;要检查一下录像带余量还够不够，最好捎上备用带，但亦要记得上面的内容是不是可擦，因为你可能经常会遇到一天出几个任务的情况，要是因为倒腾带，把还没发出去的东西抹掉，那你就找地方哭去吧。

上班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每有外出拍摄任务，师父都带上我。我跟着，也就是帮着写写记记，偶尔拎拎话筒三脚架，当然，主要任务还是站在一边瞪起眼来好好看，看他是怎么干活的，相当于岗前培训。没几天，师父表扬我聪明勤快，说有我跟着，他轻快了很多，夸奖我说我比狼狗好使，还说如果他有闺女，一定聘我当姑爷。拍摄回来之后要撰写新闻稿，办公室只有一台一开机就轰轰响的奔腾586计算机，打印机还是针式的，干起活来吱吱响，尖锐的啸声三层楼都听得见。因为是新人，我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更遑论人前逞能了，所以尽管已经看出师父不会盲打，但还是抱了膀子戳在一边看。师父烟瘾大，一旦进入思考时更甚，一支接一支地抽。他打字用的是“一指禅”，即单指在键盘上砸，而且必须用左手（左手平常是专门用来夹烟卷的），右手却闲抚在大腿上什么事也不干，于是烟卷就只能歪叼在嘴唇上。烟雾呛得正上方的一只眼睁不开，师父竟能在不需要手帮忙的情况下，仅凭唇部力量就把烟卷倒腾到另一边。这只眼歇一歇，那只眼接着遭罪。

差不多三周后，师父跟臺里说，我可以独立执行采访任务了。得到“出徒”的消息，我给师父送去两条烟。他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有些尴尬。我解释说，上班第一天，人事科长把咱俩安排到一间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您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抽不抽烟。我说我不抽烟。您说那不行，我得每月给您烟钱。我问为什么。您跟我算经济账，说您每天一包烟，一个月三条，我跟您混一间办公室，不花钱就跟着抽了烟，不公平，得每月补给您一条半烟。听我说完，师父哈哈大笑，答说，亏你还记得，我那是为老不尊，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了真。我不退让，坚持说，您是我师父，您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送您条烟抽是应该的。师父说，都被你说得不好意思了，那却之不恭，我就收下了。我说，以后在这里混，保不准碰上什么事，还得仰仗您。

从小到大，父亲一再教育我，饭不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我说保不准将来碰上什么事。一语成谶，果然一张乌鸦嘴。

我独立完成的第一则报道是欢迎一位全运会冠军回校，县领导亲自到县一中开座谈会慰问的新闻。新闻播出后，收到不少热心观众来信。那个时代的人爱较真，有人在信里质问，报道通篇就是某某领导指出、某某领导强调、某某领导肯定和鼓励、某某领导提出殷切希望，一直看到最后，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得了冠军、得了个什么冠军、经历了什么过程、教练是谁。台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我这才知道，同样内容的另一封信还被寄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台长狠狠批评了我，要求我好好反思，举一反三，在以后的工作中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我低头耷眉回到办公室，师父却在一旁说风凉话，说这下好，拍领导马屁，用力过猛，拍马腿上了吧。我分辩说，我并没有另立路数啊，我这是仔细研究了咱们以往的报道之后，严格按照套路来的，大家以前都是这样报道的呢。师父不说话。我心累得不行，人坐下，脸伏到桌面上，额头枕着手掌，闭目养神。我听见对面椅子响，可能是师父调整了一下坐姿，听他在桌面之下、椅子之上放了一个汪洋而绵长的响屁。我赶紧抬起头来，躲避臭气。师父借着放屁的话题，又说，你也大可不必太放在心上，有些事看似严肃正经，实则不过是一个屁，放了臭一阵儿，过了就过了。

我觉得师父这话说得很有水平。

据说，好情绪可以传染人，坏运气也同样可以。师父刚刚笑话完我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自己就不幸踩雷中了大奖。那是县上的一个建设项目调度会，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姓郑的副县长，尽管排名暂时靠后，但分管工程建设，加之年轻有为、风头正劲，平时很注意形象。那则短消息当天采制，当天播出，当天晚上就出了事，效率极高。郑副县长的秘书越过办公室，直接把电话打给了正在家吃晚饭的台长。秘书传达了郑副县长的意思，说刚刚播出的新闻已经看到，他很不满意，建议全体搞这事的记者再看几遍，挑出毛病，找准问题，搞好整改。临末了还一再强调，一定要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质量。台长哪敢怠慢，饭也不吃了，放下电话立刻往办公室赶。在全体摄制人员陪伴下，台长把短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终于找出问题，这问题既不属于政治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领导形象”问题：郑副县长本来就脸盘子大、脖子粗、身板魁肥，录像带又经线性编辑系统的多次复制，画面被放大，再加上当时尚有众多的球面电视，郑副县长的大脸在电视上播出时，看起来估计跟猪头差不多。台长火了，说事关领导形象，这还了得，要给处分。师父是事主，本来一直躲在角落抽烟不言声，想蒙混过关，这会儿不得不开口。师父争辩，说他是严格按照人像特写镜头占整个画面比例三分之二的标准拍摄的，有原始录像带为证。又说，郑副县长那人本来就长那样，他要是刘德华，再多复制三遍也还一样好看，有什么办法？

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师父的态度激怒了台长。台长对这件事的处理干脆麻利：在一级防火单位审片室抽烟，师父被罚款五百;至于是不是还留下继续在电视新闻部干，等回头看看郑副县长的指示再说。

师父遭此劫难，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第二天晚上，我请他吃饭，他答应了，师徒两人到一家小酒馆喝了点酒。恰巧当天晚上开职工大会，台长台上大讲，师父台下小讲。台长也喝了点小酒，脸红扑扑的，兴致很高，自卖自夸，说自己以台为家，勤俭度日，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好迎来送往，光这一项每年就得为台里省下十几万。师父酒后失德，忍不住嘀咕说，按你的正科级标准，只能坐普桑，你却买奥迪，结果被人告，只好把奥迪贱价处理，一来一去，就让台里亏了几十万。话说隔墙有耳，更何况大庭广众之下，便有好事者把他小声嘀咕的话传递到了台长耳朵里。

不久，台里人事调整，师父被调离电视新闻部，去工程队报到。那时候县电视台还兼有开发推广有线电视的职能，有线电视连接千家万户，铺摊子架线杆也是必须，而工程队就是干这个的。不过，这属野外作业工种，条件苦，没补助，不管严寒酷暑，基本上都是在野地山沟里打滚，正式工没人肯去。

人说师徒之谊，情同父子，但我们这对“父子”却变成了难兄难弟。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师父走后不久，我接了一个郑副县长陪同省领导来考察的报道任务，我是千小心万谨慎，当我觉得做好了一切前期工作，翻看录像带准备配画面时，却发现那盘新录像带上一片雪花——什么也没有！刹那间，我只感觉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人竟不自觉地出溜到了地上。这应该算是县电视台自创立以来发生的最大一起新闻事故，郑副县长晚上还等着看有关他的这则报道呢。人事科长找到我，让我先把手上的摄像机上交，人回办公室老实待着，未经允许哪儿都不准去。我偷偷问他，台里打算怎么处理我？人事科长面无表情地回答，台长已经亲自去县长那里登门解释了，研究解决办法，现在还不是讨论怎么处理你的时候。人逢喜事心情爽，忧上心头瞌睡多，当我一个人回到办公室，看着办公桌对面空荡荡的座位，不禁想起了师父，感到郁闷异常。我趴到桌子上，很快就睡了过去。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新闻结束之后马上就开始查找事故原因。正好有省台记者在县里采访，也被邀请来一起联合会诊。好几个专家围着我，问这问那。比如，当时你按下录制键的时候听见机器轰轰响了吗？比如，你从监视窗观察到上方红灯亮了吗？等等等等，均没有问题。又找来录像带看上面的防擦除按钮是不是被按了下去，也没发现问题。到最后还是省台记者有经验，他让我再扛起摄像机录一点儿东西让大家看。我照着做了，倒带回看的时候，一片雪花。省台记者说我来，接过摄像机自己调试了一番，然后录了点儿东西，大家倒带回看，上面仍然是雪花一片。省台记者最后确认了原因，他说，这种情况我们那里也曾经遇到过，不过极少极少，一般都发生在老机器身上。因为长时间不维护，磁头糊了，干起活来表面上看一切正常，但就是錄不上东西。

事故原因查到了，余下的事情就是研究如何处分我。但事故原因让台里有些尴尬，于是派人事科长来征询我的意见。这是什么道理，过年杀鸡，事先还要在鸡面前摆下匕首、毒药、上吊绳，让鸡自己选死法？我抬头望了一眼人事科长，竟还忙里偷闲研究了一下他的脸，他面皮细嫩白净，胡子茬刮得干干净净，不过因为上了年纪，脸上沟沟壑壑的褶皱挺多。我无法判断人事科长的来意，试探着问他，还有命不？人事科长不笑，摇了摇头，回答说不会判刑。我又试探着问，饭碗能保住吗？人事科长干脆麻利地回答，不知道。

电视新闻部是不能留了，我等着台里给我另安排科室。却没想人事科长再次找到我，让我自己挑选科室。不想让组织为难，我想都没想就说，我还是去工程队吧。听我这样说，人事科长很惊讶，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俩还果真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货。

等到第二天，师父打来电话，劈头就说，你小子真精啊，知道我在工程队吃好饭，削尖了脑袋往我这里钻！我说屁啊，我是混不下去了，主动投奔您呢。他说，来吧来吧。

我觉得师父被发配到工程队，应该郁闷异常才对，但当我来到工程队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不过十来天不见，师父胡子见长，膀子见长，酒量见长，嗓门儿见长，身板更加硬朗，面色愈加红润，给人感觉，整个人一下年轻了好多岁。那是我参加工作后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尽管累，但没什么精神压力，每天身子一沾到床，马上就能睡着，跟死狗一样。我一度认为，以后的日子就这样了，师父却不这么想。老早以前，他见我有事没事老爱端本书看，就给我取了个外号“秀才”，师父说，秀才，你年轻，有学历，很快还会再回去。我不以为然。师父也不急，继续开导我说，有机会，你还是要考，考出去，离开这里，离开县城，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我知道你也是庄户孩子出身，觉得能在县电视台谋得这么个位置不易，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当初你曾经觉得多么幸运，后来你就会觉得多么无意义。我不说话，但心还是被师父说动了。

事情果然跟师父预言的一样，台里并没有让我在山野里永远待下去的意思，我很快被召回，重新扛起了摄像机。接到通知的那天，我们十几个人正在南部山区忙着架杆扯线，那天中午，师父跟几个哥们儿给我送行。师父喝醉了，跑到野地里四处逛荡，看他醉眼蒙眬的，我们怕有闪失，都紧跟了上去。师父来到一根线杆旁边，突然一把紧紧抱住了它。这是一根早已废弃不用的木质电线杆，表面为防腐烧成了炭黑色，也就是在这种荒凉落后的山乡还能见到这种东西。我们见师父的脸紧贴在线杆上面，努力想把它连根拔起，一边用力，一边还喃喃自语，看俺老孙给你们耍耍如意金箍棒！但电线杆根基深着呢，尽管他姓孙，却不是孙悟空，没把金箍棒晃动分毫，倒把自己蹭了一鼻子灰。

台长不知怎么回事，跟师父杠上了。可能听说师父在工程队待得很滋润，不久以后把他也召回来了。这次是让他去物业科。物业科没什么技术活，无非就是打扫打扫卫生，明摆着是给他小鞋穿。不过师父也够绝的，不知道是无心还是故意，他很快又惹出了故事。这次是接电话。那天办公室大忙，有人见师父拿着把大扫帚兜兜转转闲得蛋疼，临时抓差，让师父帮着守守电话。师父很爽快地答应了。不长时间，一个电话打来，开口就吩咐让赶紧找台长，态度生硬，口气霸道。师父不吃这一套，问对方姓名。对方很不耐烦地回答，你不用管我是谁，你赶紧去找你们台长接电话！师父不示弱，说你不说你是谁，我就不给你找。还啪一声扣了电话。师父平生最瞧不起官场人物，官稍大一点儿就拿别人不当人，官小一点儿又拿自己不当人，为巴结讨好，屁股上恨不得变出根尾巴来摇啊摇。师父很痛快，自己这回好赖硬气了一把，尽管他隐约觉得对方来者不善，但管他呢，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讲，还当领导呢，不妨教育教育他。电话铃声很快再次响起，师父拿起电话，对方一开口，仍是那句话，喂，赶紧找你们台长接电话。师父一听还是那个人，干脆麻利地又扣了电话。很快，电话铃声第三次响起，对方这次学乖了，未等师父问即赶紧自报家门，喂，我是郑安民！我找你们台长。郑安民就是我上面好几次提到的那个郑副县长。师父答说，好，你等着。说完把电话听筒放到一边，找台长去了。那是固定电话的时代，大家都没手机，找个人确实很麻烦，但也没有他那样找台长的，拿着大扫帚满院子转，台长又不是落叶，躺在地上等着他去扫。郑副县长干等了半天，最终气得扣了电话。本来他从不亲自操刀干这等小活的，但恰巧那天秘书请病假，结果被闹了个大花脸。郑副县长电话也不打了，他找了司机，直接坐车来到县电视台，就在台长办公室把台长没鼻子没脸好一通训。官大一级压死人，台长大气不敢出，被训了许久，才闹明白是台里有人接电话得罪了縣长。

当年的腊月，台长退休。一听说台长不干了，立马有人在办公楼前放起鞭炮。师父正好路过，不知道一群人聚到一块儿想干什么，见人事科长也在，上前问，才知道是庆祝台长滚蛋。人事科长把师父当同志，说，老孙，你也应该受够了吧，来来来，跟大家一起庆祝一下。闻听此言，师父上前一把扯下杆子上还正响着的鞭炮，扔到地上，拿皮鞋跺灭了，回答人事科长说，就这点儿出息了吗？他在台上的时候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人家不干了，手里没权了，这会儿欺负死老虎显你能耐吗？

台长走，我也走。我考上了公务员，从此离开县城，离开了电视台。在省城，尽管相距遥远，但仍能零零星星获知台里的一些消息。听说新台长到任后，师父咸鱼翻身，混得风生水起。新台长是师父的老相识，当初在部队的时候，师父已经当了连长，新台长还只是普通一兵。行伍重乡情，师父曾经很照顾他，他自然要投桃报李。师父像换了个人一样，一向不修边幅的他开始穿西服打领带，胡子茬刮得乌青，头发梳得油光，还打发胶定型，昔日的模范丈夫开始一天到晚不着家，仿佛总在忙。师父还一天两顿喝，大老远就能闻到他身上浓浓的酒气。面对人们诧异的审视目光，师父主动申辩加诉苦，常跟着领导，得注意形象，得有眼色，得替领导挡酒，即使豁上这条老命，也得护得台长周全。对师父的这些行径，也有不少人看不顺眼，有人说师父下贱，没几年就要退休、头发都白了的人，跑前跑后给一个小年轻当全职服务员，也不知道图什么。不长时间，师父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儿子一路绿灯被招进了县电视台，大家才恍然大悟。

至今我还记得师父当年说过的一些话，他说县电视台这种地方就是个亲戚窝，看似云淡风轻，实则盘根错节。我去的那年正好是县电视台成立十周年，台里搞了一次大合影，各种身份的职工合起来数一数，正好一百零八位。师父指着照片上的某某某和某某某，告诉我，这人是这人的姑父;又指着某某某和某某某，说，这人是这人的二舅;再指着某某某和某某某，说别看这俩人不是一个姓，却是兄弟，俩人一个爹。说实话，我一直不太明白，师父当初一再动员我考出去，但却又把自己的儿子安置回县电视台，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次见面，想问问，又觉得他会尴尬，还是不问了吧。正是个冬日的正午，阳光照耀下，已经掉光叶子的法桐伸出枝枝丫丫的阴影，在水泥地上倒映出了水墨画的样子。我朝师父走去，多少年不见了，这次一定要多喝几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