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一带一路”为我国企业跨国营运打造了良好局面，数字经济推动中国企业来到了新风口，但我国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形象欠佳、人才缺口巨大，跨国营运道路坎坷。面对跨国营运种种风险，我国企业应当完善风险防范措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多元渠道公开信息，系统构建企业形象，并打造知名雇主品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从而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给我国企业跨国营运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跨国营运;一带一路;数字经济

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各国市场监管与要求越发严格，同时数字技术飞速发展背后暗潮涌动，知识产权、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企业跨国营运是指在企业在母国以外的国家建立子公司或办事机构以便于在东道国开展贸易、投资、研发、并购等活动的商业行为。在世界局势日益复杂情况下，我国企业如何实现跨国贸易营运稳定发展，令人深思。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跨国营运环境基础上，针对后疫情时代其所面临挑战提出对策建议。

一、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跨国营运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

（一）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挑战

在世纪疫情冲击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交织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跨国营运环境更趋严峻复杂。首先，新冠病毒持续变异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仍是各国头顶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各国政府防控力度加大，全球经济稳定复苏，根据WTO公布信息，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量下降0.8%，但得益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贸易额仍保持稳定增长，且在宽松财政政策刺激下可能会超出预期。但政策高度扩张也带了通胀压力，导致需求过剩与流动性过剩情况出现可能性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更大冲击与风险，全球经济复苏呈分化态势。其次，疫情加速了技术改革，为了减轻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数字技术发展一再提速，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5G网络构建等领域，生物医学技术以及新能源领域也有了颠覆性进展。这些技术进步对企业跨国研发投资产生深远影响，市场需求进一步细化，部分市场开始萎缩，以创新为核心点的新市场正快速开疆拓土。最后，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危机集中爆发，妨碍了经济复苏。一是由于原材料生产国恢复慢于需求国，原材料价格高涨，产生供需错配;二是复工受限使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加凸显，主要港口堵塞，国际货运能力受损;三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贸易壁垒高筑，企业跨国营运面临更高标准、更严苛法律法规。

（二）“一带一路”稳中有进，发展势头良好

自2013年我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宏伟倡议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各国纷纷敞开胸怀接纳中国企业，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研发等领域，中国企业锋芒更显。2020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双循环”布局，并对“一帶一路”提出建设性意见，强调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对沿线国家投资，延伸现有产业链，坚定不移地实现“走出去”。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对沿线55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高达62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6%，同时与沿线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达2508份。大量中国企业坚持“走出去”，为东道国民生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拉动了当地经济与就业。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多元化发展、本土化经营等跨国营运战略积极融入东道国，与东道国政企民友好互动，打开了发展共赢的良性局面。

（三）数字经济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转型

疫情凸显了数字经济韧性，加速了后疫情时代全球数字化进程。得益于全球范围内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与支付制约逐步消除，数字支付迅速渗透不断创新，区块链技术也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想象空间，数字娱乐日益扩张，线上娱乐与社交场景加速融合，社会数字化行为呈几何式增长。全球数字经济浪潮势不可挡，亚太地区表现突出，根据德勤2021年度《科技赋能下的亚太数字贸易》，随着亚太地区通讯条件改善、智能手机普及以及物流水平提升，近年亚太地区电商市场发展迅猛，Shopee、Lazada等东南亚地区跨境电商崛起。此外，得益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我国企业在部分协定国家的跨国营运甚至实现了零门槛，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已来到了新一轮风口。

二、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跨国营运中面临挑战

（一）跨国经验不足，各类风险丛生

我国“走出去”如火如荼地开展，对外投资规模日渐扩大，然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起步相对较晚，又正值世界格局前所未有之大变革时期，加之我国在制度、文化以及历史发展等方面与他国存在鸿沟，我国企业跨国营运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风险丛生。

第一，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法律风险突出。具体表现在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在签订跨国贸易合同时更多采用邮件，对东道国营商环境、对合作对象的了解不够直接全面，对具体条款把握不足，可能会造成缔结条款有失公允，引发经营风险。还表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对地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了解不多，对企业创新产出缺乏应有重视，招致不必要的知识产权纠纷。此外，我国企业在劳资关系上照搬国内做法，下意识地将国内劳动法与企业文化代入，忽视了东道国劳动保障体系，劳资纠纷频发。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新发展鼓舞了一大批中小型企业跨国营运，但这类企业易忽视交易的标准程序，且风险承受力较差，一个法律风险便可能令其倒闭。

第二，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政治风险警觉不足。后疫情时代，数字技术进步的同时加剧了恶意信息操纵行为，诸多东道国政府打着“安全”旗帜宣扬中国威胁论，抑制我国企业跨国发展，尤其是国企在进行跨国贸易、投资、研发、并购时，其国企背景往往会引起东道国的猜忌，使得原本单纯的经济活动蒙上政治阴影。后疫情时代政府摩擦更加频繁，部分东道国采用更为严格的准入规则、更高税率以及歧视性法律政策进行贸易保护，转移政治摩擦成本，华为“孟晚舟事件”便是警钟。然而，我国企业缺乏完善的规避体系以应对政治风险，在双边政治关系发生冲突时往往首当其冲。

第三，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文化风险不容小觑。一方面，我国企业跨国营运往往遵循经验主义，忽视当地文化习俗与生活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不足，以“一带一路”为例，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技术、资金、项目以及就业机会，但企业在生态污染、能源浪费和主动融入东道国社会文化方面仍具有很大改进空间;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惯性采用“家长式”管理模式，注重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较大，而部分东道国高度倡导自由平等，两种文化冲突会降低员工积极性与归属感。我国率先摆脱新冠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业状态，为我国企业跨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企业跨国营运势头迅猛，为确保跨国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企业有必要投入更多精力消减文化差异，增强企业文化适应力。

（二）企业形象欠佳，遭受多方质疑

企业形象是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企业的重要途径之一，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既能帮助企业跨国营运增速提效，也能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中国气象，是我国对外传播的有力手段。但就跨国营运而言，我国企业市场经验不足，企业形象模糊单一，受到多方质疑。

首先，我国企业影响力有待提升。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消费者数字体验有了质的飞跃，也对企业形象更为关注。企业受众越来越关注企业透明度、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履行，企业亟需建立品牌信任以适应不断变化和前所未有的跨国营运环境。但我国大部分企业开展跨国营运时有强烈的规模扩张偏好，将大量资金优先注入企业规模建设，做大规模却不重口碑，埋头苦干却不重宣传，忽视了企业形象建设。且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公司相比，我国企业的跨国研发投入占比仍旧落后一大截，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弱化了企业盈利能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品牌仍是凤毛麟角。

其次，我国企业可信度亟待提高。“可信”是企业形象的关键指标之一，目前，我国大多企业跨国营运过程中未能进行良好的本土化管理，组织合规性问题凸显，遭受东道国政府排斥、竞争企业打压以及消费者抗拒等情况屡见不鲜。跨国营运经验不足使得企业频繁卷入劳资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中，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形象可信度。此外，疫情期间，一大批外媒将矛头直指中国，我国大多跨国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关战略导致发声不及时且有限，可信度一再遭到质疑。

最后，我国企业形象较为单一刻板。疫情期间西方媒体一再鼓吹“中国源头论”，给中国企业带来严重的来源国劣势，加之我国企业形象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多由“他塑”，存在严重的刻板印象，提及中国企业，“新的”“全球的”“威胁”已成为国际社会评论中国企业形象的高频词。尽管已有一批以创新为主的多元化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如华为、阿里、字节跳动等，但我国大多数企业形象塑造仍流于平面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单一刻板的企业形象易造成贴标签现象，不利于跨国营运过程中消费者或合作对象对我国企业全面了解与精准定位。

（三）人才缺口巨大，人才竞争激烈

后疫情时代，全球目光聚焦于亚洲，中国“世界工厂”地位愈加凸显，全球人才管理得到广泛关注。得益于“一带一路”、RCEP带来的政策红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稳健，但疫情也使诸多风险提早显露，人才问题无疑是最大拦路虎。人才作为企业稳定发展的基石，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然而目前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跟不上环境变化，难以满足其跨国营运需求。

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人员留存问题不容小觑。在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前，企业业务收缩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许多核心团队与骨干成员被迫离开，而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形势大好，我国企业跨国贸易业务量激增，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均无法与之匹配，特别是跨境电商，运营、跟单、采购等外贸岗位均出现不同程度人才缺口。此外，进入后疫情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对于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安全提出新要求，并开始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权重关系，在进行工作选择时更为谨慎，企业如何吸引并留住跨国营运人才是关键问题。

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人才本土化程度较低。在过去数十年间，我国企业跨国发展势头迅猛，但我国企业，尤其是早期民营企业创始人大多缺乏国际经验，自身对于国外营商环境、制度文化等存在知识盲区，在开展跨国营运时缺乏指导。同时，不同于西方企业进行跨国营运时注重吸纳当地人才为我所用，我国企业跨国营运的团队建设仍是以我为主状态，易发生因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以及价值观差异等造成的冲突，疫情期间，企业海外人员在稳定东道国业务发展方面作用突出，人才本土化成为企业跨国营运绕不开的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的重心向人才竞争转移，我国企业人才缺口明显。疫情期间企业间竞争更为激烈，诸多高新技术公司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赢家，这类公司利用技术型人才优势推动企业创新，增加企业竞争力，减少了疫情冲击，保持公司在部分区域的稳定增长。该类企业还积极利用技术优势参与到国际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让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进一步降低其跨国营运成本风险。然而，我国多数跨国营运企业技术人员占比普遍较低，具有技術背景的高管更是少见。

三、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跨国营运对策建议

（一）完善风险防范措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针对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面临的诸多风险，国家应当出台专业的风险防控指南，协助企业更安全稳妥地开展跨国业务。企业自身也要做好防范措施，多渠道做好东道国风险评估工作，从法律、政治、文化等多维度进行调研，在深入了解营商环境与风险评估基础上，坚持合规建设，制定符合本土化发展模式的企业跨国营运战略与治理体系。企业需与东道国法律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或可将企业跨国业务相关法律事务外包，交由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士处理，不断加强企业法律建设，减少法律风险。随着数字技术高速发展，企业还要强化组织敏捷性建设，开辟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根据市场环境与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企业跨国营运目标与策略组合，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动性，避免双边政治关系冲突波及，实现平稳发展。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规避跨国营运中文化风险的重要途径。后疫情时代，“社会企业”理念重要性愈加显现，使命、潜能与展望已成为诸多企业跨国营运需实际践行的全新主题，在积极主动融入东道国过程中，我国企业不仅要充分尊重当地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等，还要充分关注除东道国除政府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商业逻辑来进行社会创新，例如利用社区团购模式增强社区互动与治理、建设心理健康保障体系保证员工心理健康、坚持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发展等。企业跨国营运时还应适时适当披露企业信息，参照国际通用的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准确、全面、具体地展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等信息，尤其是要主动客观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尽可能定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二）多元渠道公开信息，系统塑造企业形象

疫情极大促进了全球信息的加速流通，我国企业当合理利用越来越宽泛的发声渠道。首先，中国企业要加强与外宣媒体及中央媒体驻海外机构间的联系，为其提供新闻素材，准确阐述后疫情时代中國企业在进一步加强防疫防控、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以及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展示中国企业稳步推进全球协同发展的决心。其次，中国企业要重视第三方新媒体平台官方账号的运营，可利用优兔、推特、脸书、微信等社交平台，以当地居民喜闻乐见的展示形式，讲好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故事，积极主动地分享其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匹配的企业愿景、企业目标、企业价值观等，做好企业文化输出，争取丰满企业形象。最后，中国企业要加强与东道国媒体和其他外国媒体的联系，例如召开线上线下新闻发布会、主动邀请记者参观企业工作环境等形式，加大宣传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努力提高创新水平、坚定落实本土化管理、稳定开展跨国营运活动的良好局面。

除了利用媒体力量，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还可通过具备“共通议题”特性的体育赛事来系统塑造企业形象。一方面，体育赛事为企业跨国营运提供了多元传播场景，特别是国际性顶级赛事，往往跨地域、跨文化、跨民族，聚集了大量运动员与线上线下体育爱好者，企业可以获得一个多元多触点场景，将企业产品或企业宣传巧妙嵌入，有助于其丰满形象，减少来源国劣势。另一方面，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如奥运会等已不仅是比赛活动，更是各国展示实力的重要途径，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带动游戏产业高度活跃，电子竞技有望成为下一个塑造企业形象的重要平台，我国企业可通过赞助国际体育赛事、游戏赛事，提升其全球知名度、美誉度、认可度。

（三）打造知名雇主品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企业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全球人才管理体系的前提是雇主品牌的塑造。根据2021年福布斯全球最佳雇主百强榜，中国企业仅有华为、腾讯与京东三家公司上榜，我国企业跨国营运过程中应当注重企业文化塑造，给予员工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要通过信息披露、媒体报道等渠道全方位展示其工作环境、薪资待遇、技术创新、与当地政企合作成果、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相关信息，打造更具吸引力的雇主品牌，从而实现技术型与管理型人才聚集，实现创新稳步推进我国企业跨国营运。

企业的人才获取渠道包括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一方面，我国企业跨国营运需要引进更多海外背景的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推动企业人才体系多元化，如企业可通过吸引在华优秀留学生或利用猎头招揽更多具备国际视野与跨国工作经历的中高端人才，这类背景人才具有更强的跨文化适应力，有利于加强企业内部认知冲突，减少跨国营运风险，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另一方面，企业跨国营运要重视本地化人才培养，尤其要重视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的培育，疫情期间，企业海外人员在稳定跨国营运发展方面功不可没，我国跨国企业逐渐意识到在本地获取并留住人才的重要性，企业应当完善在当地的招聘体系，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开发适合于本地人才成长的培养体系，同时，要做好人才激励留住具有成长性的本地人才，打造适合跨国营运的本地化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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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273136），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0_0613）。

[作者简介]戴令羽（1997—），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上市公司管理与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