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娱婷

【摘 要】 本文认为《文心雕龙》对柳宗元文论观的影响主要是六个方面：一是文章要反映现实，反对偏重形式，忽视内容的不良文风;二是从“镕钧六经”到“五经”为本而旁及子史;三是从“情采”到重道不轻文;四是从“通变”到文章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五是从“叙情怨”到“感激愤悱”;六是道德修养对文章写作的影响。并对这六个方面作了具体的论述。

【关键词】 刘勰;《文心雕龙》;柳宗元;文论观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02（2022）01-0084-02

刘勰《文心雕龙》按《序志》可分为文学本源论、文体论、创作论、文学批评论、文学发展论等五大部分。其对柳宗元文论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章要反映现实，反对偏重形式，忽视内容的不良文风;二是从“镕钧六经”到“五经”为本而旁及子史;三是从“情采”到重道不轻文;四是从“通变”到文章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五是从“叙情怨”到“感激愤悱”;六是道德修养对文章写作的影响。

一、从“矫讹翻浅”（《通变》）到“辅时及物”

诗歌至齐梁，出现了片面追求形式主义的诗风，这些作品内容空洞、情感浮夸。刘勰《序志》篇予以揭露，“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时人爱好奇异，崇尚浮华怪诞。刘勰承继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精神，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通过史实论证文章的实用性，将文章同“五礼、六典”，乃至君臣关系和军国大事联系起来，意在强调文章当有用于世。一味追求讹滥浅显就背离了为文之道。

这一观点在柳宗元这里得到进一步发挥。骈文发展至中唐，弊端尽显，如对偶惟求其工，篇章晦涩难懂，内容空虚浮泛。于是他与韩愈领导了古文改革运动，其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辅时及物”，文章要“有益于世”，重视文章社会功用。“文以明道”的“道”并非抽象空洞之物，而是立足于现实之“道”。“仆之为文久矣……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强调文章的实际运用，注重文章的现实内容。“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好的文章不仅有益于时代和社会，更能名垂后世。韩愈《毛颖传》把毛笔作为传记的主人公，世人“大笑以为怪”，柳宗元却极力赞扬，“俳又非圣人之所弃……《太史公》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柳宗元还强调，“《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五经”是“取道之源”，是文章的典范，更是治世之文章。

二、从“镕钧六经”到旁及子史

劉勰认为学习经典是矫正当下文风弊端的途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作者明确了“道”“圣”“文”三者的关系，写作以儒家的经书为标准，效法五经来作文。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把儒家经典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阐述“五经”的特点。《周易》主在谈天道，但目的是“致用”。《尚书》记录各种文告宣言。《诗经》主言志，通过起兴、比喻，运用辞藻。《礼记》是用来制定规范，章程条款周密。《春秋》辨析事理，叙事严谨。“五经”不同的写作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场合，从而构成了各种问题的渊源。通过效法五经来作文，最终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可见，刘勰的宗经观念侧重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反对浮夸、芜杂等浮靡文风。

柳宗元以复古革新古文，纠正重形式轻内容的文风。在刘勰宗经观的影响下，提出了学习经史的必要性。其《杨评事文集后序》言《书》之谟、训，《易》之象辞、系辞，《春秋》是古文著作的源流;古代诗歌作品，渊源于虞、夏两代之歌谣，殷、周之风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柳宗元学古，以经为本源，旁及子史，肯定了先秦古文，还重视两汉古文，尤其是司马迁的文章。可见，其古文理论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模式。此外，柳宗元还指明了学习文章的先后顺序，“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

综而观之，刘勰、柳宗元皆以效法“五经”为本，但柳的宗经观更具开放性、灵活性，在当时的影响更大。

三、从“情采”到重道不轻文

《文心雕龙·情采》主要讨论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詹锳引纪昀评：“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刘勰认为文章的内容决定形式，二者有主次轻重，“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理成，理定而后辞畅”。内容决定形式，这是立文的本源。但是刘勰并不否认文采，相反，只有借助文采，文章才能名垂后世。《附会》篇：“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征圣》篇：“情欲信，辞欲巧”“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言巧”。《镕裁》篇：“万趣会文，不离辞情。”等等，好的文章必定是“为情而造文”，为文而造情理，就违背为文的本道了。

柳宗元提倡“文以明道”，但他并不否认文采的重要性。“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泥”即难行意，说明文采是文章之必不可少，其《杨评事文集后序》云：“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文采能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为自己树德建名。其《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强调内容和形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片面追求文章的形式而没有实时性的内容，就像是设置陷阱坑害他人。有内容而无文采，就如焚毁璞玉一般。只有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才能“文质彬彬”。

四、从“通变”到文章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文心雕龙·通变》专论写作中的会通与适变、继承与革新问题。《周易·系辞下》载：“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刘勰主张学习“五经”以纠正浮靡、芜杂的文风，《诗》《书》《礼》《易》《春秋》涵盖各种文体，此即“设文之体有常”。为文或确定文体，就必须“资于故实”，借鉴前人不可师心自用，任意“跨略旧规”，“会通”与“继承”。刘勰通过例子予以论证，“楚之骚人，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但刘勰意识到文章发展有自身规律，又说“通变五方，数必酌于新声”，这样才能在写作中“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在继承经典作品的基础上，要进行变通、革新。

文章继承与革新在柳宗元的古文理论中是很值得注意的。学习为文之道，主张以儒家经典，尤其是“五经”为主，借鉴子史。他认为“师其意，不师其辞”。学习经典并非等于抄袭，如学《书》是为得其质朴，学《诗》是为求其永恒的感染力。又借鉴《谷梁传》《离骚》《太史公书》的文章风格，吸取各家散文的文章特色，从而达到学文的目的。

柳宗元十分注重创新，学古而不惑，对抄袭等行为深恶痛绝，其批评杨晦之文章“但用《庄子》、《国语》文字太多，反累正气”。对时人剽窃前人作品之恶劣行为极为痛恨，认为“为害已甚”。柳宗元提倡学古，又不为古文所拘束，要有自己的创见。因此，他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可知柳宗元学古而不泥于古，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这正与刘勰之“为文之用心”相通。

五、从“叙情怨”到“感激愤悱”

《离骚》上承《风》《雅》，下开辞赋之先河。司马迁高度评价屈原及其作品，《屈原传》《离骚》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之特点。他认为屈原创作《离骚》，是因为忠心却遭陷害，“自怨生也”。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影响巨大，后世因之。刘勰认为《离骚》“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具体表现为“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

“叙情怨”之说至柳宗元时，将“感激愤悱”视为创作的动力，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在《与友人论为文书》说：“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高度评价韩愈的《毛颖传》，认为韩愈是为“发其郁积”而创作的。柳宗元将“感激愤悱”视为创作的动力，上继司马迁之发愤著书说，刘勰之“叙情怨”，近于韩退之“不平则鸣”，下启欧阳修等“诗穷而后工”，影响深远。

六、道德修养对文章写作的影响

《文心雕龙》对柳宗元文论观的影响远不止这些，诸如《程器》篇讨论了品德与创作的关系，“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藏器即具备才德，君子积蓄素养、才德于胸中，散播文采以显耀于外。柳宗元亦重视人品和文品的统一。内心真诚，文章才更加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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