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融合：民国时期十三本旧著中档案分类思想比较研究

2022-03-27李宗富黄婷婷

档案管理 2022年2期

李宗富黄婷婷

摘要：十三本旧著作为民国时期档案学领域研究成果的系统展示，其中蕴含的档案分类思想体现出萌芽时期的特点与发展轨迹，对我国档案分类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著作中的档案分类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并从内涵、原则、标准、技术及程序等角度出发进行比较分析。其次总结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的时代特征，立足时代背景，分析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由借鉴学习西方理论到融合实践工作经验，实现进一步发展完善。最后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层面与实践应用层面分析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进步的价值与启发。

关键词：民国时期;档案分類;十三本旧著

Abstract： Thirteen old works are a systematic displa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Archiv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rchive classification thoughts contained in them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of the budding period，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archival classifi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classification practice. The article firs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archive classification thoughts in the works， and conducts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notation， principles， standards， technology and procedures.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of the archive classification though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value and inspiration of the archival classification though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my country's archival industry from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leve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level of archival science.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e classification; The thirteen old archival books

1 引言

民国时期十三本旧著作为我国档案学经典著作，其中蕴含的档案分类思想反映出民国时期档案分类理论的产生过程、发展情况、内容及特点，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梳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当前国内关于该主题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类是对十三本旧著中某一作者其档案学思想的研究，如结合相关著作对龙兆佛[1]、程长源[2][3]、黄彝仲[4][5]、陈国琛[6]等学人的档案学理论及其分类思想的内容系统剖析，研究其分类原则、分类程序及分类标准等，结合理论演进与时代发展思考其贡献与启示。第二类是从宏观角度出发对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进行综合性研究，如杨妍[7]立足时代背景分析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类是关于民国时期十三本旧著的研究，十三本旧著作为档案学经典著作，其本身也是研究的重要材料。如杨文[8]以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作者群体为例，对民国档案学人学术风格系统剖析。已有的相关文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目前有关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研究成果的数量与系统性还存在着不足。本文旨在借助民国十三本经典著作，以书中档案分类思想为中心，打破不同著作与学者之间的壁垒，通过横向及纵向的对比梳理，系统研究其档案分类思想的特点，分析其背后的时代特征，探究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的价值与贡献。

2 十三本旧著中档案分类思想比较分析

十三本旧著是对民国时期的档案分类工作理论的系统阐述，十三本旧著的作者群体一共涉及12位学者，著作内容涉及文书学领域与档案学领域。除了徐望之先生的《公牍通论》、许同莘先生的《公牍学史》以及梁上燕先生的《县政府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对档案分类较少涉及，其他九位学者在其著作中对档案分类都作出阐释，形成独具特色的档案分类理论。为系统研究十三本旧著中档案分类思想，本文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系统剖析其思想的特点与异同之处。

2.1 对档案分类内涵的认识。档案分类实践是建立在对分类内涵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民国时期档案学者对档案分类的含义及其意义已有了较为完整深刻的认识。

2.1.1 对档案分类含义的认识。充分科学地认识理解档案分类含义是开展档案分类研究的基础，民国时期档案实践工作日益复杂多样，学者对档案分类的认识也日益成熟，其对分类含义的理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前人著作及既有思想出发，档案学者对档案分类含义的理解普遍发端于对分类概念的宏观认识。龙兆佛先生在《档案管理法》《公文档案管理法》中以荀子“同其所同，异其所异”“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的论述入手，探讨档案分类含义，[9]其认为“档案分类就是将所有档案依据分类意义区分为若干类别，由此依次向下划分项、目、子目、分子目直至不能再划分为止”。[10]二是从实践角度出发，在实际工作中探讨分类含义。黄彝仲先生从利用层面出发对档案分类进行阐释，其认为档案分类即“将保管之文卷，依其性质内容，分门别类，编组成一定的合理系统，以便于检索获取与档案管理，从而实现档案在行政上及历史上之作用”。[11]

2.1.2 对档案分类意义的认识。除档案分类的含义之外，档案分类的重要性也逐渐受到学者及档案工作人员重视，学者对其认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档案分类与其他档案管理程序的关系出发，由于分类与档案管理中其他程序密切相关，且档案分类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高低，何鲁成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分类在档案管理中的重要性与艰巨性。第二，从档案分类工作自身独特性出发，龙兆佛先生指出由于图书与档案本质上的差异，我国档案分类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图书馆学分类方法，强调了档案分类的特点及研究档案分类思想的重要性。第三，从机关档案工作的需求出发，适应机关工作需要、便于档案整理利用也是民国时期档案分类工作的意义所在。黄彝仲先生认为档案本身数量庞大、情况复杂及便于利用的要求也决定了必须采取档案分类并必须注意提高档案分类的质量。周连宽先生主要从便于认识、便于记忆、便于检查、便于保管等角度阐述档案分类的重要性，说明档案分类这一流程不可或缺。

2.2 对分类原则的认识。档案分类原则作为制定档案分类标准的依据与准则，其为开展档案分类工作提供思想指导。十三本旧著中学者选取不同的角度对分类原则进行剖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档案实践工作的角度出发，程长源先生将档案工作的责任与要求作为档案分类原则，指出档案分类要给予管理人员参考利用的便利，同时要加以注释以备日后查考。第二，从档案分类工作本身的特点属性出发，黄彝仲依据档案与图书性质特点的不同，指出档案分类务必保持原系统之间的联系，在维持其原有的行政组织的前提下，适应本机构应用的需要。何鲁成先生在《档案管理与整理》中结合前人观点，提出了档案分类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科学合理分类、分类标准应当前后一致、分类系统应当详细、类名意义清晰且满足随时扩充的需要。同时为了适应机关工作发展的需要，类名需要使用简易明了的符号，以便于工作人员记忆与机关档案排列。龙兆佛先生则在《档案管理法》中认为档案分类表应该主要用于行政参考而非理论研究，且档案分类应具有伸缩空间，用以满足行政工作变化的需要，类名需为名词，同时分类表也应处理好类名精密详细与概括笼统之间的关系及档案分散分类与集中分类之间的关系。[12]

尽管学者在确定档案分类原则时侧重点不同，但总的来说其以方便机关操作利用为分类目的，要求档案分类系统及类名设置应当清晰明确，同时具备实现增添的空间。分类原则体现出档案分类科学化的发展进程，其提出的“务必保持档案原系统联系”的要求体现出我国早期全宗原则思想萌芽。

2.3 对分类标准的选择。档案学者依据自身的实践经验，制定出不同的档案分类标准，其思想特点具体体现在对分类标准的选择。第一，明确规定一、二级分类标准，通过主次分类标准的搭配实现对档案分类的有序管理。何鲁成先生在其全国统一分类法中提出以档案性质作为第一级分类标准，以地理分类和文件性质作为第二级分类标准，[13]在其之下设置分类表，在实际应用中自行搭配使用。龙兆佛先生提出以职掌为基本类别的系统分类法，将机关职掌设为主要分类标准，以地域、年代、机关、人名为补充分类标准，同时借鉴图书分类的经验提出九小类作为档案分类标准的特别补充，[14]从而使得分类标准更为细化具体。殷仲麒先生围绕着职掌，提出以职掌、以组织及职掌、以职掌及所属机关为主要分类标准，以地域、机关、人名、年度为补充分类标准，[15]在已有理论基础上进行补充。第二，有些分类法未明确规定主要与次要分类标准，要求分类人员依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傅振伦先生提出档案分类可以采取以事项分、机关分、职掌分、年代分、地域分、人名分、程序分、综合分等多种方式，以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其特点是未设置固定的主要分类标准，可由工作人员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增强分类表的灵活性，但未统一规定各个机构使用的分类标准，容易造成分类的无序混乱[16]，其分类标准如表1所示。

档案学者一般以档案性质作为主要分类标准，但由于档案本身性质复杂多样，多选取机关职掌为具体分类标准将同一机关档案加以集中。以文件自身属性如地理、年代等作为辅助分类标准。何鲁成先生提出较为宏观的分类标准，龙兆佛、殷仲麒先生的思想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具体细化的产物。而不区分主次分类标准由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合补充的分类方法，能够增强标准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但较难形成统一规范的分类方案。

2.4 对编表技术的选择。十三本旧著中不同档案分类思想所采用的编表技术也各有差异。具体而言可以将其划分为体系分类法与组配分类法。体系分类法又称等级分类法，它是将所有类目组织成一个等级系统，并采用尽量详细列举的方式所编制的分类体系。[17]民国时期编制档案分类表较多采用体系分类法，如程长源先生提出的档案十进制分类法，将档案划分六大类，类下设项，项下设目，目下设细目进行层层细分，采用阿拉伯数字为符号的层累标记法。[18]龙兆佛先生进一步提出在十进制表示各个大类的基础上，类下的各项使用更为灵活的非十进制号码表示，在保持档案分类规律的同时，适应复杂多样的档案实际工作。同样的编表思路，周连宽先生借鉴美国国会图书馆学分类法，提出类纲目档案分类法，划分类、纲、项、目、子目五级，大机关选用五级作为档案分类依据，小机关可以依据自身的需要划分两到三级，依据类纲目层级层层展开、依次划分。[19]体系分类法的优点是分类级层能够做到具体、清晰、明确，便于机构依据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执行，促进档案分类的规范化进程。但层级过多容易导致分类表标准复杂、分类编号过长、分类系统臃肿庞杂，不利于用户利用与分类法编订推广。

为了弥补体系分类的不足，档案学者借鉴图书馆组配分类法，结合档案工作特点提出档案组配分类法。组配分类法是一种分析—综合的分类语言，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基本类目进行组配所得的结果。组配分类法典型的代表是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的“冒号组配分类法”，借助符號将基本类目组合在一起，通过有限的基本类目的组合搭配实现对复杂新颖类目的无限表达。档案学家将类目组配的理论应用到档案分类的实践之中，如何鲁成先生提出的全国统一分类法，依据不同分类标准划分四种分类表，根据具体工作的需要进行组合搭配，从而适应复杂多变的实践工作。该种分类方法适应档案分类工作追求简洁高效、灵活便捷的需要。

2.5 对制定程序的选择。档案学者在对档案分类的内容和方法进行规定的同时，也对档案分类表的制定程序进行规范，其制定程序的共同特点是尊重原有机关分类方式，在其基础上进行完善补充，如何鲁成先生在制定全国统一分类表时提出在收集各个机关分类表的基础上，依据理想分类表的五项条件对原有分类表进行修改完善，将修改完善之后的分类表试用为全国统一分类表，最终根据效果逐步修订直至成为理想的全国统一分类表，即在原表修改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新表的制定。这种编表程序体现出渐进的特点，有助于维持原有分类体系的稳定。龙兆佛先生也指出新表编订应当尊重本机关旧档案的分类方式。

此外，不同学者提出的制定程序也有所侧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依据政府机关工作流程，周连宽先生提出从机关事务处理的角度出发对档案分类表的编著流程进行规定，要求由总机关档案室编制草案之后交由各单位审核修订，体现出总机关档案室的作用职能。第二，依据实际工作的需要，从制定分类表所需的资料、方法入手，依照各个组成模块逐步确定分类表。龙兆佛先生指出编制分类表需要收集参考文献，既包括机关的规章制度、法规命令，也有相关的论文学术资料以及图书分类法和各种检字法，实现全面考虑。规定档案分类表制定程序有利于统一标准，破除各个机关档案分类工作的壁垒，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公开化、规范化进程。

3 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的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现状促进了档案分类思想的诞生，同时其思想也反映出当时时代特征。民国时期社会各界积极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档案分类思想也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但由于档案工作本身的独特性与我国社会实际的需要，照搬西方理论存在不合理之处。在此基础上档案学者结合我国档案事业的需要，逐步实践探索，最终构建出符合国情与档案工作特点的分类思想体系，为日后档案理论的完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3.1 借鉴与学习。受国外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深远。民国时期的档案分类思想吸收借鉴较为先进的图书馆学分类理论，西方图书馆学分类理论为民国时期档案分类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法指导。如档案学家在编制档案分类表时借鉴较为系统完善的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学分类法，以及冒号分类法的分类理论、分类原则以及类目设置方法。结合时代背景，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以下方面。

第一，民国时期我国与欧美的关系。自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下，晚清经世之学潮流兴起，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积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政治与思想，西学东渐的思潮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开放思想的知识人才。伴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深入，民国时期我国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的磨难，但是思想文化界却更为开放繁荣，学者们通过留学海外，学习欧美先进的技术与思想，寻找提升国力的路径，希望借以改变国家危亡局势。[20]对西方知识文化的崇尚与学者的大力宣传为西方分类思想的引入奠定了基础。

第二，民国时期档案学课程与图书馆学的关系。民国时期近代档案学教育的兴起，为档案分类思想的产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一批档案专业教育机构成立。如韦棣华女士创办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其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借鉴美国纽约州公共图书馆学校，开设中英文课程与国际接轨，[21]为西方档案学思想及图书馆学分类理论的传播提供教育平台。文华图专早期档案学课程作为图书馆学教育的附庸，教学活动以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为重要内容，教师也多具有图书馆学背景，档案学专业教育未形成独立体系。随着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完善及档案管理讲习班与实践班积累起的教学经验，档案学才逐渐从图书馆学教育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课程体系。[22]民国时期档案学课程与图书馆学长期交融的教育背景下，图书馆学分类理论对当时档案学者的分类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档案学者更容易接纳图书馆学分类方法。黄彝仲作为文华图专的第一批毕业生，其毕业论文以《编制档案分类表之研究》为题详细探讨档案分类原则、分类体系、编号制度等，主张档案分类借鉴图书馆学思想，提出“图书分类三法则”在档案学领域同样适用，对档案科学分类进行初步研究探索。[23]

第三，民国时期档案学人与图书馆学界的关系。档案学形成初期，档案学人队伍与图书馆学界多有交叉，图书馆学知识背景作为铺垫，对其档案学思想起到影响作用。如时任文华图专教务主任的毛坤先生作为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档案学家，其对我国近代档案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毛坤先生在教授文华图专档案学课程的同时，参与专业教材的写作编订工作，积极翻译引进西方图书馆学理论著作，拓宽学生研究视野。[24]受外部环境、学科发展等各个因素的影响，早期档案学的发展与图书馆学是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的。

3.2 应用与融合。注重满足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受行政效率运动的影响，民国时期档案分类理论主要为实践工作服务，其目的在于协助政府部门提高行政工作效率，龙兆佛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提出“编制档案分类表应注重实际应用，而非对其理论体系研究”。[25]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档案学者的理论思想较多服务于机关政府部门工作，长期以来的实践工作经验也为其分类思想的发展完善提供指导。如程长源先生指出档案分类应当便利管理人员利用，同时添加注释方便理解;何鲁成先生提出分类系统应当合理详细、类名设置应当清晰并适合后续补充，方便工作人员使用;龙兆佛先生也指出分类系统应当具备增补的空间，从而适应实践工作的需要。档案分类思想体系为机关档案实践工作服务的现实需要，使得档案分类思想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逐渐适应我国实际。

西方理论与我国档案实践工作经验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逐步走向融合协调，由于档案本身的独特性使得西方图书馆学思想难免存在不适用于我国实践工作之处。黄彝仲先生指出“档案分类与图书分类不同之点，即档案分类必须尊重档案产生之历史”，[26]黄彝仲先生由档案与图书的差异入手，提出档案分类需尊重机关组织职能，以机关职掌为标准进行档案分类。这种分类策略有利于解决档案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提高机关档案工作效率，也为如今的档案分类思想奠定基础。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西方图书馆学体系分类法內容层级较为繁琐，档案种类复杂多样的特点使得体系分类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困难，为了适应机关工作的需要，龙兆佛、傅振伦等提出了档案编号制度采取十进制、非十进制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优势互补，兼顾分类的规范性与使用的便利性。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与实践工作经验的结合促进档案分类理论向着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向发展，有助于形成具备中国特色的分类理论体系。

4 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的价值与启发

十三本旧著中体现出的档案分类思想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出现时间较早还存在一些不成熟之处，比如前期过多借鉴西方理论缺乏独立性、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相互交织及重视实践工作缺乏对于理论体系的研究等。[27]但其作为我国档案分类思想的起源，为日后档案分类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发展完善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作用。

4.1 理论研究层面。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档案学者对档案分类工作的重视促进了当时社会档案分类意识的觉醒，结束了之前档案分类管理工作的混乱无序状态，适应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日益复杂多变的档案工作，为日后档案分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学者指出档案与图书本质差异，为在分类过程中保持档案体系的完整，提出具有早期档案全宗原则特点的思想，促进了档案专业基础理论的进步。系统总结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不仅能够充实档案学基础理论和档案学史的研究内容，而且对我国档案分类理论的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补充。自1983年《中国档案分类法》编制完成以来，有关档案分类研究的著作数量多、专业程度高、涉及面广，档案分类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都朝着更为成熟的方向发展。[28]

4.2 实践应用层面。技术背景下对电子文件分类的启发。20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档案数量和种类急剧增加，当代档案事业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面对当代档案分类工作的特点与需求，研究民国档案分类思想仍具有新的时代价值。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档案数字化水平提高、计算机系统研发能力进步对档案分类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用户在获取档案信息时，利用检索平台实现快速简便检索的意愿增强，驱使档案实体与数字化信息分类的走向简化。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细化，档案数量种类急剧增加。为了提高档案工作處理的效率和水平，产生出档案分类自动化的需求，而信息系统实现档案分类自动化依赖于档案分类标引的深化。

民国时期档案学者编制档案分类表的尝试，为实现档案自动分类操作、建立统一标准的分类规则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分类原则层面，面对电子文件分类新的诉求，民国时期档案分类思想中依照职能划分的原则，能够实现从业务活动出发对电子档案的分类管理，从而实现对海量电子文件及数字化信息的科学分类与有序管理，顺应业务驱动的文件管理理念[29];分类方法层面，民国档案分类尊重档案原始特征的同时采用多种分类标准的做法，体现出逻辑主义分类思想，有助于指导分类系统依照电子文件与数字化档案自身特征进行文本识别，方便用户利用关键词进行自由检索，[30]简化分类工作的同时方便用户利用。统一科学的分类原则与分类标准有助于信息系统在科学的分类标准之下，实现分类过程的全程统一，建立起适用于电子文件生命周期的分类方案。[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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