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档案教育再探

2022-03-27黎飞

档案管理 2022年2期

摘要：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应始于1923年11月之前创办的南通文牍专修科，而并非是1934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按照实施主体，可将民国时期档案教育划分为以职业学校教育为主和多元教育主体并存两个发展阶段。从整体上看，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具有以职业发展为导向和浓厚的官方色彩等特点，同时也存在着学术色彩较弱和教育对象来源单一等不足之处。

关键词：民国时期;档案教育;档案事业

Abstract： The archival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start with the Nantong Wenshu Specialty Course founded before November 1923，rather than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archival management professorships in Boone Library School in 1934. According to the main body of implementation，archival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evelopment stages： vocational school education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education bodies. On the whole，archival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oriented and strong official colors. In this period，Archives education had weak academic colors and single source of education objects.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es education; Archives undertaking

1821年法国档案学院的创办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档案高等教育机构，中国的档案教育机构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比法国晚了一个世纪。但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为政府、机关、企业和档案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奠定了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基础。众所周知，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是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重要基地，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学界围绕文华图专从事的档案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此外，学界多从整体上对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起源、概况、贡献、启示，档案教育机构、课程设置、师资、著名档案学家与档案教育、地方档案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却很少讨论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发展阶段、特点等问题，并在民国时期档案教育产生时间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着眼于此，笔者通过挖掘相关史料探讨上述问题。

1 民国时期档案教育产生时间问题

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档案教育产生时间众说纷纭。王德俊和冯立华的《浅谈中国档案教育的起源》[1]一文总结了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档案教育产生时间的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1934年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特种教席，开设档案管理课程，中国近代档案教育由此产生，持此说法的有裴桐、吴宝康、冯子直等。第二种观点认为1939年教育部在文华图专附设档案管理科是中国近代档案教育的开始，持此观点的有邹家炜、赵越、任遵圣等。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部1940年在文华图专设档案管理专科开启了中国档案教育，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持此观点，作者同意第一种观点。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档案教育是“指为培养档案工作者而进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以及职业培训”。[2]首先，专业知识的传授通过专业课程讲授实现。从史料记载看，民国时期的档案专业课程非常丰富，包含档案经营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编目法、档案行政学、西洋档案学、公文研究、公务管理、公文程式、档案法规、档案管理、文牍（书）处理、档案制造等多种。其次，档案技能的传授和档案知识的传授是一个整体，通过知识学习、实习和档案工作实现。最后，档案职业培训同样包含档案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可以发现，档案专业知识是档案教育的核心。因此，笔者认为判断档案教育出现的标志应是档案知识的传授和档案课程的开设。

按照以上观点，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始于1934年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特种教席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通过爬梳史料发现，1934年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特种教席是民国时期最早开设档案管理课程的教育活动，而并非是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开始。从史料看，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应早于1934年。1923年《广州市政公报》上有一则史料记载到：1923年2月，云南省昆明市政府在昆明市大西城的警察忠烈祠成立昆明市立职业学校，4月21日正式开学。设园艺、印刷两科，后又添办文事科两班。文事科所开设的课程有市政概要、公文程式、文牍、统计、簿记、速记、学校管理法、英文等，[3]这是目前发现有关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较早记录。当期《广州市政公报》于11月26日出版，根据前后几期出版情況看，文事科的设置时间应为11月。对此，计宗型在1925年的《中华职业学校文书科招生简章》中指出：“在我国，则从前南通曾办文牍专修科，现在云南昆明市立职业学校办有文事科”，均为各机关培养“文牍之才”。[4]目前无法考证出南通文牍专修科创办的具体时间，但计宗型用“从前”一词，且将南通文牍专修科放在云南昆明市立职业学校文事科的前面，说明南通文牍专修科早于云南昆明市立职业学校文事科。所以，笔者认为1923年11月之前创办的南通文牍专修科是目前史料关于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最早记录。

2 民国时期档案教育阶段划分

2.1 职业学校教育为主阶段（1923—1936）。笔者通过梳理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30年代中期从事档案教育的机构后发现，这一时期开办档案教育的主体多为职业学校。如表1所示：

上表反映了1923年至1936年的档案教育的情况。表中统计的12所档案教育学校中，7所都为职业学校，超过一半。显然，这一时期档案教育明显有着职业教育的倾向。这是因为20世纪20至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更多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及各种受过现代专业教育训练的企业管理人才。”[6]所以大量职业学校设立，以培养技术人才，适应职业发展的需要。档案教育是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活动，注重专门技能的训练。因而在档案教育的起步阶段，职业学校首先成为档案教育实施的主体。

2.2 多元主体并存阶段（1937—1949）

2.2.1 学校教育继续发展。1937年以后，学校办理档案教育的规模继续扩大，包含普通学校教育和函授学校教育。在普通学校教育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文华图专扩大办学规模，为档案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从1940年开始，文华图专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下开始大力推进档案专门人才培养工作。一是添设档案管理科。1940年9月26日，文华图专上呈教育部，拟请添设档案管理科。10月17日，教育部同意文华图专添设档案管理科，并将1940年开办的两期档案管理训练班改为第一、第二届档案管理专科。从1940年至1947年，文华图专共招收6届档案管理专科，培养档案管理人才51人。[7]二是开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因为各机关、部门对于档案人才的需要增加，所以教育部从1942年开始指定文华图专办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意在养成档案管理之中级人才，以适应各机关之需要”。[8]由教育部提供经费，开设课程为档案经营法等15门课程，一年招收两期，学习3至4个月。从1942年到1945年，文华图专共办理7期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培养档案人才200余人。[9]三是开办图书馆学研究生班，设档案学课程。如1948年文华图专开办图书馆学研究生班，开设有档案学、资料管理等档案专业课程。

一些高校、中学或职业学校设置档案课程，培养档案人才。如1940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选修课程中设有档案管理法。同年四川省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开设高级图书馆管理科，开设档案管理法课程。1941年8月1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正式成立，设有图书博物馆学系，图书馆学必修课程中开设档案经营法课程。此外，江苏省立江苏学院设行政管理科文书管理组、陇东中学开办乡文书训练班、江西南昌中正大学开设有文书课程、江西私立剑声中学职业部开办高级文书科、无锡国专文书科等都开展档案教育，成为民国时期档案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普通高校开展档案教育外，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是民国时期唯一的档案专门教育学校，也是影响最大的档案函授学校。1946年3月，殷钟麒先生为了“研习文书档案学术、增进科学管理技能，用函授方法，极短期内，培养专门人才，以应政府机关之需要，而达改革文书档案之目的”[10]667在重庆设立该校。次年改名为崇实档案学校，增设文书处理科，档案管理科与文书处理科分别设初级、高级班。1948年12月，崇实档案学校停办。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该校共招生294人，其中档案高级班208人，文书高级班76人。[11]该校为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重要力量。

2.2.2 政府机关开办档案训练班。国民政府是“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倡导者，通过举办档案训练或讲习班，培养档案人才。1937年6月23日至29日，江西省政府秘书处在江西省教育厅举办各厅、处、会文档人员训练班，参加培训的共有67人。课程内容分为知识学习和实习，学习课程知识有档案规则、档案办法、文书档案连锁法等。[12]

从1940开始，地方政府举办文书培训班或档案训练班的频率明显增加。如1940年，江西省政府秘书处在江西省泰和县举办文档人员培训班。1941年，云南省行政干部训练团第六期开办档案干部训练班。1942年5月，社会部贵阳社会处成立，举办文书讲习班，讲授文书处理、公牍常识等课程。[13]1942年，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与内政部要求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开办档案人员训练班，每期2个月。此后，江西、四川、安徽省、山西、陕西、贵州、湖北、广东、绥远、浙江、青海等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先后开办档案训练班。到1944年，共计有学员1500余人，[14]為地方机关培养了大批档案人才。可见，国民政府主办的各种档案训练班分布范围较广。这说明了政府对档案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具有明显的官方因素，这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开展的“行政效率运动”。

除地方政府开办档案训练班外，其他地方行政机关或军事机关也偶尔举办档案训练班或文书训练班。如1944年10月27日，重庆市教育局在重庆市区大阳沟中心小学开办重庆市立实验补习学校，设有档案管理课程。1948年2月，北平市警察局举办文书讲习班。9月，国防部在南京中央训练团开办文书讲习班。11月，国防部副官局在中央训练团开办档案管理讲习班等。[15]

2.2.3 职业教育团体开办文书训练班。1917年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在我国的兴起，促进了全国职教事业的发展，引领了当时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时代潮流”。[16]

中华教育社通过开办文书训练班，培养文书档案人才在民国时期档案教育中发挥着作用。1939年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广西办事处举办文书训练班，招收学生50余人。[17]234中华职业教育社也与地方教育机关合作办理文书档案训练班。如1942年8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四川省教育厅合作设立的四川职业指导所开办文书人员训练班，招收初中毕业生40人。[18]235从史料看，1937至1949年期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办文书训练的情况不多，培养档案人才的数量有限。但是，职业教育组织开办文书档案训练班或补习学校成为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组成部分。

2.2.4 其他单位开办文书训练班。1939年4月1日至5月2日，成都市各业同业公会举办文书训练班，主要学习公文程式科目，任课教师为刘云樵。每日上午8时至12时为学员训练时间，学习期限为6周。期满考试合格者，由该班发给成绩证明书，仍回原公会服务。[19]1940年12月，四川省图书馆和民教馆举办讲习班，殷钟麒受邀主讲档案管理法课程。

综上所述，1937年至1949年是民国时期档案教育实施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档案教育是在国民政府主导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背景下开展的，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同时，各学校、机关、单位、组织的积极参与也显示出档案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而，这一阶段的档案教育较前一阶段的档案教育有很大的进步。

3 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特点与不足

3.1 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特点。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档案教育从产生之初便显现出独立性与非正规性、从属性并存，教育多层次性与教育结构的随意性相结合，档案专业教师的高水平与师资人员的极度匮乏形成强烈反差，档案课程设置的丰富性、实践性、非系统性及舶来倾向等四个特点。[20]也有研究者认为民国时期档案教育呈现出“档案教育以普及专业知识，培养实用管理人才为目标”“教员多以政府机构档案主持人担任”“档案教育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甚至实践课比例要超过理论课”“课程设置注重把文件管理与档案保管相联系，体现了文件与档案一体化管理的思想”“继续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形式更加丰富，内容更贴近时代”等特点。[21]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分析史料，从整体上把握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特点，展现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另外一面。

3.1.1 以职业发展为导向。应该说，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产生是伴随着职业教育而出现的。从教育实施的主体上看，民国时期档案教育起始阶段，实施教育主体几乎全为职业学校。通过职业教育的形式，培养文书档案方面的专门性人才。到了我国档案教育快速发展时期，情况依然如此。1937年至1949年，档案教育实施主体开始增多。但是，其中仍有不少的职业学校或普通学校以职业教育的形式培养档案人才。如1942年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培养了大量档案人才。从课程设置上看，各种档案教育课程也多具有实践性，培养专门技能。如档案点收、档案分类、档案登记、档案立卷、档案归附与装订、档案设备与典藏、档案出纳等，这些课程都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再如1941年6月，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和内政部颁布的《县管理档案馆人员训班业务练课程讲授要点及时数分配标准》中规定专业知识课程50课时，实践课程80小时。[22]675-679说明了民国时期档案教育注重实践，具有职业导向，目的是培养档案从业人员。这就决定了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在理论研究方面有限，与同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

3.1.2 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一方面，国民政府大力支持档案教育的开展。如1934年，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特种教席就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助下实现的。1940年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管理科也是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开展的。由于档案人才缺乏，1942年教育部给文华图专提供经费，支持该校开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加入到档案教育的行列，通过各地方政府干部训练团开办档案训练班，为各机关培养档案人才。为了规范档案训练班的课程、课时的分配，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和内政部颁布了《县管理档案馆人员训班业务练课程讲授要点及时数分配标准》。另外，档案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国民政府开展的“行政效率运动”。如1946年3月成立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是为了呼应国民政府开展的“行政效率运动”。同时，政府官员参与学校管理也是不可忽视的。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共有校董会9人，只有傅振伦是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其余皆是清一色的政府官员。[23]669以上说明了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中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这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情况显然不同。当时，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虽然得到官方的支持和管理，但教育活动由图书馆界主持。

3.2 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不足

3.2.1 教育对象相对单一。从教育对象看，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对象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档案工作人员中，这就决定了档案教育的对象来源相对单一，限制了档案教育和档案事业的发展。因为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主要是为各机关、部门培养档案人才，所以教育对象主要是各机关工作人员。自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文书檔案改革运动”后，文华图专档案教育的对象集中在各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同时，由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开办的档案训练班的学员均为地方机关的工作人员。当时一些学校也曾开设档案管理、公文程式等课程，但多将其列为选修课，且受教育人数较少，效果有限。所以，民国时期，特别是1937年后的档案教育对象主要集中在各单位、机关人员，其他人员较少。由于档案教育对象多为政府机关的人员，学习时间较短，且学习内容多为实践性的课程，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专业知识和理论不足，不利于档案事业的发展。这与同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的情况不同。事实表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对象主要来自于各高校学生、高中毕业生、图书馆职员，生源多元化。

3.2.2 学术色彩较弱。从教育目的看，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国民政府开展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进而提升行政效率。所以，档案教育偏向于档案技术的训练。从档案教育的课程安排就可以明显地发现，实践性的课时远多于专业知识课时。当然，这和档案较强的实践性是分不开的。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提升教育对象的专业技能，也就造成学术训练不足，学术色彩较弱。有文章指出：“当时档案教育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文书档案改革迫切需要有关人才，以提高政府办事效能的产物。……因而档案教育作为政治的从属物出现并发展就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特点、一种必然。”[24]这样的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档案教育的浓厚官方色彩。这说明了民国时期档案教育是官方主导下的活动，严重削弱了档案教育的学术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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