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组织合法性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是研究跨国组织全球发展问题常用的理论视角，对于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组织合法性通常被描述为“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支持和认可的状态”；(1)D.L.Deephouse,“Does Isomorphism Legitimat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39,No.4,1996,pp.1024-1039．被利益相关者认为具备合法性的组织不仅更有价值,而且更有意义、更可预测、更值得信赖；(2)M.C.Suchman,“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0,No.3,1995，pp.571-610．组织需要在其生存的环境中建立并维护合法性,(3)W.R.Scott，M.Ruef，P.J.Mendel，et 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From Professional Dominance to Managed C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而具备合法性的组织可以获取资源以及持续的支持。(4)B.E.Ashforth and B.W.Gibbs, “The Double-Edge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Vol.1,No.2,1990，pp.177-194．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作为中美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在美孔子学院原有的组织合法性也遭到了破坏。

美国是建立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在美孔子学院对于汉语国际推广、中国文化传播有显著成效。(5)崔建新：《美国孔子学院纵横谈——为孔子学院十五周年而作》，《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4-12页。在美孔子学院作为中美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是中美深入开展人文交流、推动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典例,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起,美国政界将矛头对准孔子学院,从舆论、资金、立法等方面对孔院进行全方位打压,迫使大学关闭孔院。自《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实施,2020年底美国有13所孔子学院宣布关闭,截至目前已有三分之一关停。(6)王丹、梁宇：《美国孔子学院文化活动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10-18页。数量的急转直下与负面言论飙升对美国孔院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对于孔院当前面临的问题，有学者从舆论角度分析媒体对孔子学院的污名化手段，(7)张未然：《新形势下孔子学院的舆情困境:特征、原因与对策》，《现代传播》2021年第3期，第20-26页。也有学者将之归结为政治和偏见造成的“选择性误读”，(8)刘志刚：《选择性误读下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三重困境》，《传媒观察》2021年第6期，第36-43页。所得出的相关结论往往聚焦于某一特定因素对孔院发展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孔院作为一个跨国教育组织，其发展受到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且彼此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已有研究对此缺乏系统讨论。基于孔院在我国国际传播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孔院在东道国的组织合法性构建不仅与其所进行的汉语教育效果息息相关，也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同。

202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开展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而美国孔院的现状可被视作跨文化传播组织合法性危机的典型个案，本文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以在美孔院为研究对象，为美国孔院重建组织合法性提出建议，对全球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提供可行参考，对孔院及其他文化出海组织应对国际关系与形势变化提供启示。

一、在美孔院组织合法性的三重维度

萨奇曼(M.Suchman)将合法性定义为，“在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建构的社会系统中，一个实体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合适的或恰当的一般性感知或假设”，这一定义目前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具备合法性的组织体现了其与所处文化环境的一致性，易于赢得外部信任以及成长所必需的其他资源。萨奇曼将组织合法性分为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种类型。(9)Suchman, “Managing Legitimacy,”pp.571-610.其中，实用合法性指组织的产出、程序、结构和领导行为得到东道国社会(尤其是关键利益相关者)认可的程度；道德合法性指东道国各利益相关者对组织及其活动是否道德的潜意识评价。与实用合法不同，道德合法不是基于某一行为是否会对评价者有利，而是根据该行为是否“正确”来判断。认知合法性则是指组织的结构、程序、业务、行为被东道国社会认为“理所当然”的程度，也是组织合法性的最终目标。三种合法性并非绝对独立，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总体来说，从实用到道德到认知，合法性获得难度加大，但一旦确立也更为持久。

当前采用组织合法性理论的研究理路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制度视角分析社会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二是从战略视角分析组织对环境的回应。制度视角把合法性看作社会结构下的信念机制，组织通过构建合法性回应制度压力，组织的首要目标是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合乎常理并有意义。这种研究视角强调制度通过强制的方式对组织产生绝对影响，忽略了组织与社会系统的互动。战略视角则完全以管理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作为出发点，将合法性作为可控资源。(10)J. Pfeffer, “Management as Symbolic Action: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rganizational Paradigms,” i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dited by L. Cummings and B. Staw, Greenwich: JAI Press, 1981，pp.1-52.两种视角都反映了在合法性构建过程中存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萨奇曼也认为合法性的确立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因为它反映了合法组织实体的行为与某些社会群体共享信念之间的一致性，而合法性取决于集体观众，即在组织体系之下相关的利益群体。具体到本研究，在美孔院的利益相关者是多样的，且对合法性构建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组织属性来看，孔院属于具有教育和文化传播功能的非营利社会公益组织，旨在帮助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在办学模式上采取中国高校与东道国高校自愿合作的方式。为满足不同群体的汉语学习需求，孔院亦以合作大学为中心开展地缘社区活动，建立各类孔子课堂，因此接受孔院教育的群体包括大学学生及社会各年龄层人员。除了与孔院有直接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其余未与孔院有实质关联的社会公众也会通过媒体报道对孔院产生关注(如图1)。

图1 孔子学院合法性建构的利益相关者

上文描述的是孔院在各个国家与社会形态中普遍存在的相关者，美国孔院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随着中美两国关系变化，特朗普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对大学施压，同时利用政治话语制造污名，达到打压排斥孔院的目的。政府行为的介入，改变了美国孔院利益相关者的固有格局与属性。

基于此，美国孔院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可归纳如图2：

图2 在美孔院合法性建构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图

话语本身被认为是建构合法性的一种资源，合法化的过程是通过话语实践实现的。(11)L. Martín Rojo and T. A. van Dijk,“‘There Was a Problem, and It Was Solved!’: Legitimating the Expulsion of ‘Illegal’ Migrants in Spanish Parliamentary Discourse,”Discourse & Society，Vol.8,No.4,1997,pp.523-566.本研究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媒介话语作为研究对象，按照萨奇曼对组织合法性的三重维度划分制定了内容分析编码类目，以明确利益相关者对在美孔院合法性建构的影响。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评价与态度。判断话语内容是否涉及评价，若涉及，评价态度分为极好、较好、中立、较差、极差5个等级，分别标记为1～5。第二，合法性。下设四个指标，包括是否与合法性相关、正向或负向，涉及合法性层次如表1。为具体描述媒体对于孔子学院合法性建构的话语表征，我们从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提炼归纳出关键词，后续用于文本材料的分析与判断。

表1 合法性编码表

美国孔院的关闭潮主要从《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生效开始，因此孔院所面临的危机及随之产生的合法性变化主要起始于2019年，故本研究将媒介话语检索时间限定于2019—2020两年间，以网络媒体中的话语文本作为研究样本。其中，以社交媒体Twitter中与美国孔子学院相关的言论作为分析美国社会公众行为的根据，以谷歌搜索引擎检索出的与“美国孔子学院”有关的信息作为其余利益主体的研究样本。在实际操作中，谷歌搜索到的数据包括官员发言、媒体报道、大学网站公告等，社交媒体中除普通网民外还包含部分美国政府官员言论。研究通过筛选发言者个人简介上的身份标注将官员发言与普通网民发言进行了梳理，并将标注政治身份的官员社交媒体言论归纳至政府官员言论分类。

研究者综合前文梳理的利益相关者情况和实际的数据采集情况构建数据库，为进一步分析孔子学院的利益相关者行为倾向，降低样本误差，对数据进行了初步清洗，去除了网站与社交媒体内容中重复的官员发言和媒体报道，并对媒体转述而未经由其他途径发布的政治言论进行了提取。表2为最终数据获取情况，其中社交媒体言论中仍无法完全避免有少量官员言论与媒体言论，但该部分数据的分析意义主要在于评估孔院在社会中的整体合法性状态，最大限度保证了数据覆盖全面。研究针对篇幅较长、内容复杂的媒体报道、大学网站信息和政府组织公告样本采取了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结合的形式；针对单条文字较少、内容简单但数量庞大的社交媒体言论样本则主要采取语义网络分析和词频分析的方法，并综合利用语义分析系统Wordij对其进行语义挖掘和情感分析。不同研究方法的采用皆服务于对在美孔子学院合法性涉及主体的描述和具体问题的解决。

表2 利益相关者信息数据库

二、公众的孔子学院合法性认知状态

萨奇曼认为合法性是一种经过归纳而形成的普遍性认识和假设，是“被客观地拥有却被主观地创造的”。这一定义指出了合法性包含评价和认知两个维度，并明确承认了社会公众在合法性动态中的作用，(12)Suchman，“Managing Legitimacy,”pp.571-610.社会层面各行动者对其适当性和合意性的认可与否可视作其当前合法性状态的映射，同时也是其合法性建构的目标。(13)高淼、颜克高：《合法性视角下社会组织公众认知研究》，《中国非营利评论》2020年第1期，第181-200页。

《孔子学院章程》中规定，孔子学院的建立须由当地有汉语学习需求且符合条件的法人机构提出申请，中外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回顾当时美国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孔子学院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有二：不断高涨的中文学习需求和当地外语教育经费的相对短缺。“美高校深受预算削减的折磨，越来越依赖中国学生维持财政收入，越来越期待从中国获得财政支持，比如建立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接受孔子学院等”，(14)Oliver Staley，“Lure of Chinese Tuition Pushes out Asian-Americans，” https:∥www.ewa.org/key-coverage/lure-chinese-tuition-pushes-out-asian-americans.“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生活，我们的国家安全都需要中文”，(15)Jonathan Immerman，“Beware China's Role in US Chinese Classes，”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29750．“美国高校的外语项目经常处于资源匮乏的状态”，中方负担一部分经费的孔子学院“满足了不太可能用其他方法满足的一种教育需求”。(16)Peter Schmidt，“At U． S． Colleges，Chinese-Financed Centers Prompt Worries about Academic Freedom,”https:∥liye.info/doc-viewer.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学院在美发展迅速，高峰时期全美共设立了100多所孔子学院，显然其组织合法性在当时获得了普遍认可。

使用Wordij对两年间的网民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如图3)，可以大体发现在美孔子学院组织合法性的演变趋势。2019年，55.05%的美国网民对于孔院持中立态度，30.28%持较差态度，虽然Wordij系统标准中印象较好和印象较差两种态度不能完全代表对孔院的评价倾向，但可以证明在2019年美国网民对孔院的态度以中立为主，偏向负面但不极端。而2020年极端消极态度达47.29%，较差态度达21.18%。将两年间网民言论数量和网民态度变化结合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公众对孔院的关注度在提升，但评价态度却大幅下滑，并逐渐偏向负面极端，反映了公众对孔院认知合法性逐渐陷入危机状态。

图3 2019—2020年Twitter网民情感分析

使用Wordij进一步对两年间网民发言进行语义分析，可发现“Chinese”“China”始终处于两张年度语义网络词汇的中心位置，“propaganda”“ccp”也始终处于次中心位置，表明了在美国网民认知中孔子学院与中国、政治关联密切，有着“官方背景”。2019年网民对孔院的评价尚未形成一边倒态势，孔院在文化活动、汉语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仍有体现。该年度语义网络(图4)词汇度中心性较强，中心点“Chinese”(1971)“China”(1139)，其余处于中心的词汇既包括“culture”(254)“education”(119)这类指向正向实用合法性的词汇，也包括“propaganda”(284)“spying”(211)这类指向负向道德合法性的词汇。有关参与孔子学院相关活动的分享等对于孔子学院的正面信息与“宣传”“监控”等负面信息互相冲突，显示了美国孔子学院在2019年呈现出合法性与去合法性并存博弈的局面。

图4 2019年Twitter语义网络

2020年，在政府持续施压、孔院大量关闭的情况下，该年度语义网络(图5)呈现相对去中心化的样态，大量与孔院合法性相悖的词汇均匀分布。2020年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孔子学院定义为“foreign mission”(787)，这一词汇成为语义网络中心词之一，与该词汇具有高关联度且突出孔子学院政治背景的词汇“center”(421)“state”(246)“department”(240)等出现频数增高，反映了孔院作为文化传播组织的文化属性在公众认知中被忽略，政治属性增强，实用合法性被进一步弱化。同时，“propaganda”(1231)与“ccp”(1446)在2020年的中心程度和相关程度较2019年明显提高，兼之新词汇“communist”(630)的出现，表现美国网民对孔子学院的负面评价提高且指向道德合法性。“close”(316)则指向美孔子学院关闭的讯息和网民要求孔子学院关闭的言论，表明在美孔子学院的认知合法性处于负向。

图5 2020年Twitter语义网络

根据语义网络分析的结果，两年间网民言论中与孔子学院相关的正面言论主要是“汉语教育”“文化交流”等，与孔院实际开展的工作相关，指向实用合法性，负面言论则主要是“间谍组织”“软实力工具”“中国威胁论”等，与政治相关，指向道德合法性。随着两国之间矛盾加剧，社交媒体中“关闭孔子学院”的言论出现频数增加趋势，反映了由于指向实用合法性的言论减少和指责道德合法性的言论增加，对孔院的存在持有不支持态度的美国公众数量增长。发表与孔院相关言论的社会公众实际上多数未与孔院有过实质接触，仅依据少数政府官员、媒体传递的信息和观点对孔院发表抵制言论。这不仅表明美国孔院的危急处境，“去合法化”的泛社会讨论也为更大的风险到来敲响警钟，在美孔子学院的认知合法性危机加剧。

三、在美孔子学院组织合法性危机的影响因素

在对孔子学院的政治话语建构中，各相关主体因自身行为系统的差别与孔院之间的关系陈述有所区隔：特朗普政府及媒体以“美国优先”为主要意义议程讨论中国问题，对华采取消极战略，孔院成为美国对华进行“文化制裁”的对象，孔院利益相关群体成为美国政治系统的卷入者，其话语属性也逐渐受制于政府的话语结构。而与孔院息息相关的受众群体、中方及孔院自身则是不断被困于美方的“不正当”话语网络下，导致话语权的丧失与话语的不可见，陷入合法性危机(如图6)。各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持续博弈，由于各方力量对比悬殊，在美孔子学院的合法性危机逐步形成、加剧，本节将逐一分析各相关者在危机中发挥的作用。

图6 孔子学院合法性危机网络演化

(一)特朗普政府：以道德指责为核心对孔院“去合法化”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提出危机是从认同危机中产生出来的，(17)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即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致使组织的社会道德失范。为达成政治目的，特朗普政府营造不利的制度环境限制孔院的汉语文化传播价值实现，同时通过政治话语在社交媒体中进行“数字煽动”，达成对孔院的道德指责。研究发现，美方政府官员的主要话语策略为强化“文化冲突”“外交冲突”“中国威胁”和为孔子学院贴上“政治”标签，并利用政治修辞来取缔孔子学院文化组织的角色身份。孔子学院道德合法性在制度性词汇如“宣传”“间谍”等识别词的嵌入之下被破坏。

特朗普政府以政策形式限制孔院活动，不断削弱孔院主体控制的可能。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18)《特朗普签署2019国防授权法案多方面遏制中国发展》，http:∥www.risk-info.com/details.aspx?id=1742，2018年8月17日。规定凡经过国防授权法拨款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国防部的任何资金，均不得用于承担或支付孔子学院所在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汉语项目。2019年2月27日，美国参议院就孔子学院发表两党报告，(19)“China's Impact On The U.S. Education System，”https:∥www.hsgac.senate.gov/imo/media/doc/PSI%20Report%20China's%20Impact%20on%20the%20US%20Education%20System.pdf.建议国会要求所有美国学校在网上发布与外国政府的所有合同，包括所有孔子学院的合同以供审查，限制中国政府在学校中的各项权利。一些与孔院建立合作关系的美国大学在政治压力之下关停孔院，孔院难以正常开展汉语教育、汉语文化传播工作。

社交媒体中的政治明星、政治网红通过煽动性言论鼓动网民，并通过制造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冲突激发网民对孔院的抵制；主要话语表述形式包括“侵犯学术自由”“宣传机构”“软实力工具”“国家安全威胁”。蓬佩奥发表的推文中将孔院定义为“外交使团”，这在社交网络中引起巨大反响，并获得一些州议员的回应。美国政府官员体系自上而下在社交媒体中的无端指责、诋毁、号召抵制，对孔子学院的认知合法性产生了巨大打击。

(二)美国媒体：追随政治话语强化负面认知

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所属利益集团话语权的延伸，(20)蒋建国、许珍：《美国利益集团对媒体话语权的影响与控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3-124页。所以美媒更多是从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角度出发去选择报道倾向，更多选择符合利益的话语形式进行看似“客观”的传播。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更加善于通过与政府间双赢的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利益，(21)张国庆:《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法制》2011年第30期，第13页。因此在针对孔院的报道中，美媒对美国政府的行为做出配合，将媒体话语嵌入政府话语中以获得自身传播的效力，延展政府破坏孔子学院“道德合法性”的逻辑，从而建构“认知合法性”层面对公众的误导。

对比此前一项针对2004—2013年海外媒体对孔子学院态度的研究，通过对101篇报道的分析，研究者得出“在外媒的报道中，对孔子学院的肯定多于批评，从总体上看，西方社会对孔子学院的肯定和欢迎超过对它的质疑和戒惧”的结论，(22)叶英：《从外媒报道看孔子学院的海外形象》，《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48页。而2019—2020年共有104篇关于孔子学院的报道，美国主流媒体整体态度转向以负面为主。通过内容分析发现，媒体主要报道孔院关停的相关新闻，同时插入包括官员言论、政策变化、涉及敏感议题等负面信息的相关新闻。媒体将合法性看作是一种认知过程，将孔子学院的组织形式嵌入到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中，(23)R.Suddaby and R.Greenwood,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Legitimac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0,No.1,2005,pp.35-67.将合法性与认知的“客观性”相结合，即将孔子学院和中国政府的既有关系不断强化来形成美国民众对于孔子学院的政治属性认知。从数据上看，涉及孔子学院的报道中与政策变动有关的41则，涉及孔子学院关停的52则，既强化了政策带来的道德合法性危机效果，又扩大了孔子学院本身的认知合法性负面影响。在话语策略上，美国主流媒体多将孔院与有争议的政治信息关联，并将孔子学院关停的原因归结为“资金来源受到质疑”(15次)、“宣传工具”(19次)、“干涉大学事务”(3次)、“侵犯学术自由”(27次)等因素，有研究用词汇触发理论对这一策略进行了解读。(24)张未然：《新形势下孔子学院的舆情困境:特征、原因与对策》，《现代传播》2021年第3期，第20-26页。

出于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遵守以及“客观性”展现的需要，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会平衡两方面的态度，少量披露有关孔子学院的正面信息，如以直接引语的形式转述中方领导人回应等，部分媒体提供了孔子学院合法性的正面因素。多篇教育媒体报道对孔子学院持暧昧或中性态度(8次)，少部分展现了对美国政府政策压迫的抗争(3次)。教育类媒体在报道中也更乐于承认孔院在汉语教育和文化传播上起到的积极作用。地方媒体对孔院的报道呈现差异化，其态度与当地开设孔院的大学相关联，但正面评价总体而言仍处弱势(2次)，这体现了在孔院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中不同主体的话语可见程度不同。

(三)积极行动者：高压形势下隐藏的意见表达

孔子学院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中，各主体是否在孔院合法性构建中扮演积极行动者与政治形势变动密切相关。

多数合作高校始终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但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部分曾与孔院合作密切的大学态度发生转变，成为消极的一方。在所采集的24则大学公告中，15则持中性态度，将孔院的关闭描述为正常的程序流程，而未直接说明关闭原因，有6则对关闭孔院表示了明确的遗憾，将关闭原因表述为政策压力，并提出了将孔院转至社区开设的措施，有3则和政府发言态度一致，明确表示了对孔院的批判。

除大学外，接受孔院汉语教育的学员、孔院的教职群体也应被视为正向利益相关者。因技术条件限制，Twitter中发表与孔子学院相关言论网民的现实身份难以确认，为探究上述群体的话语呈现，笔者研究分析了社交媒体中的“显性文本”，即按月份分层抽取了数据库内社交媒体言论中的高点赞量发言共769条，并对此部分样本进行了内容分析。结合前文孔子学院合法性状态分析，研究发现与孔子学院具有实质性关联群体的话语实际处于遮蔽状态。抽取样本中言论来源最多的是政治评论类意见领袖(166条)，其次是官员发言(126条)，而教育类意见领袖作为其中相关度较高且有一定关注度的群体却很少发言(14条)。另一方面孔子学院作为公益教育组织，曾修读过孔子学院课程的学生或在孔子学院任职的教师属于高相关性群体，但这个群体所发表的言论在提取的样本中仅有1条：

@R_Mc_Lean：In 2018, I attended a 2 week Mandarin language course run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Not once did the teacher (or any other members of staff) even mention politics, never-mind try to indoctrinate the class with “Beijing's propaganda”.McCarthyism is alive and well in US.(2018年，我参加了孔子学院举办的为期两周的汉语课程。老师或任何其他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提到政治，更别提用“政府宣传”在课堂灌输了。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是活生生的。)

负面话语的显现和正面话语的不可见反映了孔子学院的运营环境和认知情境在特朗普政府恶意污名下不断恶化，与孔子学院相关的积极行动者不仅在话语权力上不占优势，且伴随孔院的认知合法性危机发展进一步被主流话语排斥。与此同时，其他社会公众不是孔子学院语言教育和文化传播利益相关者，并不真正了解孔子学院的情况，被政治话语裹挟进入话语的生产编码中成为政治话语的附庸。

(四)在美孔院：正面回应造成合法性负向溢出

“合法性溢出”(Legitimacy Spillover)是指观众在判断某一组织的合法性时, 往往会基于与其类似或相关的组织, 将他们归于同一认知类别 (cognitive category), 如果一个基本主体 (源头) 在保持自身合法性不发生剧烈变化的前提下, 改变了另一个与之在认知上相关的次级主体 (接受者) 的合法性, 那么合法性溢出就发生了。(25)T.Kostova and S. Zaheer,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under Conditions of Complexity: The Cas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4,No.1,1999,pp.64-81.而合法性溢出可以是正向也可以是负向的。(26)魏江、赵齐禹：《规制合法性溢出和企业政治战略——基于华为公司的案例研究》，《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651-663页。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境外组织，在美方看来自然而然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政治统摄，美方单方面强制的政治话语导致了孔子学院严重的外部合法性赤字，致使在美孔院和中国政府的话语回应策略未能改变局面，反而在“合法性负向溢出”机制之下加深了危机。由于美国政府所占有的东道国优势和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跨文化沟通障碍等问题，对于破坏孔子学院组织合法性的行为，孔子学院中方话语在网络中多处于不可见状态，“来源国劣势”也愈演愈烈。(27)“来源国劣势”是指东道国对于来自特定区域的组织具有歧视和刻板印象，随之带来的对于来源国的负面产品认知和负面国家形象。Joseph Amankwah-Amoah and Yaw Debrah,“Toward a Construct of Liability of Origi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Vol.26,No.2,2017,pp.211-231.

在美方看来，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的关联使其在美的组织定位及其组织行为都被卷入了高度的政治互嵌网络中。与来源国政治环境的深度相关性给在美孔子学院带来了严峻的合法性挑战，这种来源国政府的合法性负向溢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美方认为孔子学院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组织，还扮演更深刻的政治角色。2019年2月27日美国参议院发布两党报告，声称孔子学院“试图输出中国对政治辩论的审查，并防止讨论潜在的政治敏感话题”。第二，美方认为孔子学院背后的体制“缺陷”会溢出到本国教育、政治等日常实践中而产生利空影响。美国国务院称孔子学院是一个在美国校园和K-12课堂上进行恶意政治宣传的实体，一些媒体则强调孔子学院会影响美国高校的学术自由和透明度等。

为了应对来自美方政府政策压制带来的合法性负向溢出，我国采取了政府背书、建立联系、体制脱离、形象塑造等回应策略，具体案例与表述如表4所示。但目前尚未能有效重塑合法性。2019年2月27日，对于两党报告将孔子学院政治化的声明，中方回应未得到任何注意。2020年7月6日，面对美方对孔子学院资金来源的质疑，“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全面负责运行全球孔子学院品牌，而美媒将此举评价为“掩耳盗铃”(5次)。2020年8月13日，针对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布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指定为外交使团，中方的及时回应在美国媒体未得到任何提及；“外交使团”却成为美媒的话题中心(554次)。总体观之，我国的回应一方面由于话语权的弱势难以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强化合法性负面溢出机制。

表4 针对美方行为的中方回应

四、重建在美孔子学院组织合法性的对策

在美孔院历经十余年发展，对美国的汉语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组织合法性逐步陷入危机状态。总体而言，这种危机的形成源自政治话语的征召。美国媒体话语在征召之下配合政府的污名化行为，使社会公众的认知受到媒体和社交平台政治明星的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消极利益相关者刻意忽视、掩盖了孔院作为文化组织的实用性，通过道德指责使公众认为孔院侵犯了社会价值观。在政策限制与话语污名的围攻中，美国社会公众对孔院的关注度提升，负面情绪也大幅度提升，孔院的认知合法性逐步弱化。此外，对于孔院问题我国虽然多次正面回应，但是由于话语权力处于弱势，固有的负面合法性溢出等原因，未能真正改变危机局面。尽管美国政府将两国经济问题扩大到文化交流领域的这一行为应受指责，但这也反映了在美孔子学院在组织运营方面有可改进之处：其发展注重规模上的扩张，在合法性的维持和巩固上却存在缺口，以致在国际局势带来的危机和博弈中处于弱势。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成为美国部分政府官员和媒体用以质疑其结构机制和信念体系的把柄，孔子学院主办方对此缺少预警，在危机到来时的被动回应效果有限。对此孔子学院应主动应对目前在美国的发展处境，积极重塑合法性机遇，在国际战略布局和规划中做出调整。

(一)以文载道，以文传声：再造孔院实用合法性的文化内核

在特朗普政府高压政策下，孔子学院的汉语教育和文化传播组织实用属性难以发挥作用，对此应从策略上做出调整。实用合法性的获取取决于组织和最直接受众之间的直接交流，从而构建两者的互依关系。(28)Suchman,“Managing Legitimacy，”pp.571-610.因此，孔子学院应不断发挥自身核心文化职能，让受众对组织行为带来的实际影响产生自利依赖，并将由此形成的积极评价不断内推到孔子学院组织合法性的普遍认知中。目前已有美国大学将孔子学院转移至当地社区，这不失为在美孔子学院发展的可行路径——就现有大学孔子学院地缘社区开展汉语教育、汉语文化活动，将目前在高等院校中的汉语教育下沉。社区合作可作为一种本质的道德战略，(29)R.Kumar and T.K.Das, “Interpartner Legitimacy in the Alliance Development Proces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Vol.44,No.8,2007,pp.1425-1453.使孔子学院在其他合法机构网络中嵌入自己的结构和实践，将组织行为与受尊重的实体联系起来，使受众真切感受到孔子学院教育责任行为的真实性。此外，可把握互联网风口，打造网络化、数字化全球汉语教学平台，利用云平台进行教育资源共享、整合，分享汉语水平考试信息和来华交流等信息，为更多海外汉语学习者提供便利。

(二)话语引导，形象亲和：重塑孔院道德合法性的在地传播

萨奇曼指出道德合法性反映了一种“亲社会逻辑”，即在社会集体结构下有效促进社会价值体系的构建。那么重塑在美孔子学院道德合法性的着重点就在于强化公众对于其社会价值的正面认知，改变其“官方属性”“政治属性”，加强其“文化属性”。在此前美方对孔子学院的质疑和打击中，我国政府和孔子学院虽有回应，但是未能引起美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重视。这一方面源自国际话语权分配不均导致的被动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孔子学院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仍有很大的建设空间。孔子学院应主动利用社交媒体、网站等提升自身话语平台的影响力；或与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媒体积极展开合作，多语种、多媒体、多渠道正面对焦舆论热点问题，及时做出回应。

2020年7月6日，“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全面负责运行全球孔子学院品牌，同时，教育部设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语言教育交流合作，为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与促进中外语言交流合作提供服务，统筹建设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体系。将基金会作为孔子学院组织形式的结构特征，改变了政府背书的官方背景，强调其社会组织属性，从而将孔子学院定位于更大的传播生态结构中，以获得在地支持与社会适宜性，塑造接地气、具亲和力的民间公益文化组织形象。该举措有利于回应美国对于孔子学院“官方背景”的质疑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污名话语。尽管这一举措不能立刻改变西方少数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态度，但有利于孔子学院的长期发展。为尽快使其发挥作用，应着重强调基金会为民间教育机构，塑造孔子学院的市场性质，赢得在地受众信赖。各孔子学院应与基金会合力改革自身管理模式和教学观念，加强国别化和本土化再造，尝试在各国既存制度体系的大背景下进行机制创新，最大程度避免同已建立的制度逻辑产生冲突，获得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内部人”优势以减少受众的逆反心理。

(三)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整合孔院认知合法性的生态理性

在萨奇曼看来，组织的合法形象来源于文化模型的可用性，即模型必须与受众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密切结合，并为组织及其行为提供合理解释从而淹没异议。(30)Suchman，“Managing Legitimacy,”pp.571-610.对孔子学院而言，必须不断加强相关受众的感知体验并展示与组织行为相关的现实经历，从而将无序变得可控，实现内在实用合法性与外在认知合法性的有效结合，扩大知华友华国际舆论朋友圈。一方面，动员与孔子学院有实体联系但被忽视的群体力量，如构建各孔子学院的社交账号矩阵，为孔子学院相关的办学状况、教育教学等话题建构形成网络聚合力量；增加师生自有社交媒体账号推广，积极发布分享孔子学院内部的教学场景和师生互动时刻。另一方面增加以网络为平台的汉语文化活动，吸引有兴趣的网民参与，聚合汉语学习者网络粉丝群体；增强对孔子学院声誉的打造，通过宣传“汉语桥”“新汉学计划”等文化交流项目塑造孔子学院教育品牌的魅力；通过提供社区交流、志愿服务等活动帮助受众了解孔子学院的日常业务，从而让受众基于理性建立对孔子学院的认知合法性——孔子学院是一个民间文化组织而非政治宣传机构。同时也可以尝试凭借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或中国名人来为孔子学院进行宣传和介绍，从第三人的视角入手改变孔子学院的刻板印象，构造受众对于孔子学院的理性认知。

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公益性文化传播组织，随着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加强与深入，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在国际上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的代表性组织之一。然而在政治压制与文化暴力下，意识形态对立加剧，孔子学院被动陷入实用、道德、认知三重维度的合法性危机网络中，其形象的再建和声誉的重塑都面临着更为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重场域审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播工作也面临严峻挑战。孔子学院要突破现有的组织合法性困境，必须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正确态度和原则，在文化实用、道德在地、理性认知三个方面不断进行自身优化升级和舆论环境再造，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与国际传播效能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20级硕士于美琦对本文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