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至发　

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陈至发

（嘉兴学院商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文章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因素、个体认知因素和组织因素三方面实证分析了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婚姻状况、年龄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社会资本、职业自我效能感、机会感知以及组织用人政策和薪酬激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章提出了分类激发和引导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职业自我效能感，提高农民工机会感知，引导和激励企业建立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体系等建议。

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影响因素

引言

职业攀升是农民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提高职业能力实现职业层次提升的过程，表现为职业能力提高、职业地位提升和工资收入增长。从职业流动角度而言，这是农民工不断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过程。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特殊群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农民工共计达29077万人，其中，本地（指在户籍地就业）农民工11652万人，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1]。由于职业能力较低，农民工就业质量远远低于城镇职工[2]。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初次职业流动中，农民工的职业地位实现了较大上升，而在频繁的再次职业流动中，大多属于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3]，甚至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4-6]。农民工在职业流动中，只有10%～35.87%的农民工真正实现了职业向上流动[7,8]。在新时代，农民工对于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获得稳定的高质量就业并实现职业攀升成为其当务之急。但是，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将会产生大量新的、更高层次的就业机会，并减少低层次就业机会，为此，农民工就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因而，促进农民工职业攀升既是新时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农民工职业攀升受到个体因素和企业环境因素等影响。研究表明，年龄与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负相关[9]，性别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10]，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民工能否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8,11,12]，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低端职业身份的获取，对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并无显著效应[5]，甚至对农民工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0]，企业的行业性、晋升机会、薪酬福利对农民工职位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企业所在区域对农民工职业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3]。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职业攀升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已有研究仍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1）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农民工职业攀升结果及其影响因素，较少关注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过程，很少从个体行为角度并结合时代背景来研究农民工的职业攀升行为问题；（2）在农民工职业攀升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较多关注农民工个体因素和企业组织因素，很少关注农民工个体认知因素。农民工职业攀升是农民工个体职业行为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农民工的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和行为努力，农民工个人的行为努力又取决于其职业攀升行为意愿[14,15]。因此，研究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政府引导和激发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从而促进农民工职业攀升更具指导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浙江省2020份问卷调查数据，并从个体特征因素、个体认知因素和组织因素等三方面实证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引导和激发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的建议。

1 数据来源、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1.1 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9年6月至8月期间对浙江省嘉兴市、杭州市、宁波市和湖州市的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关企业就业的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采用便利随机抽样方法，借助微信以问卷星形式定向发放和实地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共获得调查问卷2882份，通过审核和筛选，获得有效问卷2020份，问卷有效率为70.09%。

样本农民工来自于我国26个省区市，其中，东部地区占30.5%，中部地区占22.7%，西部地区占46.8%。男性占59.7%，女性占40.3%；已婚占76.0%，未婚占24%；1970年以前出生的占3.5%，1970—1979年出生的占20.7%，1980—1989年出生的占39.6%，1990—1999年出生的占33.5%，2000年及以后出生的占2.7%；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的占5.0%，初中占49.8%，高中占24.0%，大专占13.6%，大学本科及以上占7.6%；建筑业占9.7%，制造业占78.7%，服务业占11.6%。

1.2 变量设定及处理方法

本文以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是指农民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主动提升职业层次的行为意向。借鉴Rahman等[16]和Ha[17]的行为意向量表，设置了“我经常会产生提高自己职业层次的念头”“我已在认真考虑怎样提高自己的职业层次”“我打算将提高自己的职业层次付诸于行动”和“我正在为提高自己的职业层次做好准备”4个问题项，按照Likert-5等级量表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设计量表，量表Cronbach a 系数为0.911，信度良好。

解释变量包括农民工个体特征因素、个体认知因素和企业组织因素等变量。个体特征因素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个体认知因素包括职业自我效能感和机会感知；企业组织因素变量包括用人政策、职业培训机会、职业发展机会、绩效评价公正性、薪酬公平性和薪酬激励性。解释变量中，性别、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年龄为分类变量；人力资本用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和培训经历来表示且均为分类变量；社会资本从社交网络规模、强度和效率角度设计了相应问题项，如“我喜欢结交朋友，有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我每天都会花时间与朋友联系”“我和朋友经常聚会，交流工作学习情况”“我能从朋友处获取工作信息并得到支持”，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构建Likert-5等级量表，量表的Cronbach a 系数为0.85，信度良好；职业自我效能感借鉴Chiesa等[18]的职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设置了“我能冷静地面对困难，因为我信赖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时，我通常能找到几个解决办法”“无论我工作中遇到什么，我都能处理好”“我过去在工作中的经历为我的职业未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实现了我在工作中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我对工作中的大部分要求都有准备”6个问题项，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构建Likert-5等级量表，量表的Cronbach a 系数为0.908，信度良好；机会感知借鉴Neill等[19]的机会感知量表，设置了“离开目前工作单位重新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难”“我觉得自己在组织外部的职业发展机会很多”“以我目前的技能和条件，重新找一份自己更满意的工作的机会很多”“离开目前工作单位，我有很多可选择的更好的其他工作机会”4个问题项，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构建Likert-5等级量表，量表的Cronbach a 系数为0.893，信度良好；企业用人政策、职业培训机会、职业发展机会、绩效评价公正性、薪酬公平性和薪酬激励性等变量设置了相应的问题项以及“完全不符合”“不符合”“基本符合”“符合”和“完全符合”5种选项。模型变量的定义、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的含义、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特征

续表1

1.3 模型构建

借鉴相关研究，本文建立了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此分析个体特征因素、个体认知因素和组织因素与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3 结果与分析

本文借助SPSS19.0统计软件采用Backword处理方法对2020个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是全部可能对被解释变量有影响的解释变量都进入模型，模型2则仅保留通过5%统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解释变量。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163.349和271.345，所对应的值均为0.000，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影响，回归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1和模型2调整R2均为0.552，表明模型1和模型2都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

表2 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估计结果

续表2

机会感知（X9）0.052***0.0170.045***0.017 用人政策（X10）0.199***0.0660.232***0.063 职业培训机会（X11）-0.0580.045-- 职业发展机会（X12）0.0510.050-- 绩效评价公正性（X13）0.0810.081-- 薪酬公平性（X14）0.0780.083-- 薪酬激励性（X15）0.186**0.0750.268***0.061 调整R2F统计量P值0.552163.3490.0000.552271.3450.000

注：*表示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2中模型1包含了可能对被解释变量有影响的全部解释变量，保留了一些与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线性关系的变量，并不是有效的回归模型，因而本文根据模型2的回归估计结果分析如下。

3.1 个体特征因素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的影响

（1）婚姻状况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婚姻状况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婚姻状况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未婚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显著高于已婚农民工。现实中，相对于已婚农民工，未婚农民工因年龄较小、外出务工年限较短和收入较低，面临赚钱结婚的生活压力，因而他们具有更强烈的职业攀升行为意愿。

（2）年龄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年龄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龄越大，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越低。一般而言，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工作经验和阅历越来越丰富，人力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在组织中职业地位越来越高。但是，随着年龄增加，农民工的职业理想和抱负却随之降低，越来越追求工作和生活稳定。

（3）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年限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培训经历无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年限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年限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受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年限增加，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随之提高。但培训经历回归系数为负，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培训经历对农民工没有显著的影响。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资历和经验等个人素质。理论上，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培训经历越多，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与之相应，农民工的职业理想和抱负越高，因而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和培训经历应该与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在本文中，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与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但培训经历对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无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层，职业培训机会不多，农民工培训经历具有同质性。

（4）社会资本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社会资本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社会资本增加，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随之提高。社会资本既有助于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机会和职业资源，同时由于社会网络中的榜样示范和支持作用，也有助于激发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因而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呈显著的正向相关。

（5）性别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无显著的影响。性别没有进入模型2，表明在本研究中性别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

3.2 个体认知因素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的影响

（1）职业自我效能感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自我效能感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职业自我效能感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职业自我效能感提高，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也随之增强。职业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实现职业目标的职业行为施加控制能力的信念，它反映的是个体对自己执行某些职业行为实现职业目标能力的评估和信心，可以调节个体职业行为的选择、投入努力程度，并且决定其在实现职业目标的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因此，农民工职业自我效能感越强，对实现职业目标的行为能力信心越强，相应的，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也越强。

（2）机会感知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会感知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机会感知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机会感知增强，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随之提高。机会感知是农民工对在劳动力市场中可获得的替代性工作机会多少的认知。当农民工感知机会越多，农民工职业选择和发展机会越多，越能激发个体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因此，机会感知对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感知机会越多且对自己职业发展越有利，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也越强。

3.3 组织因素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的影响

（1）用人政策对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用人政策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重视职业技能的企业用人政策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企业用人重视职业技能的程度提高，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随之提高。企业用人政策对农民工的职业行为具有引导和激励作用，重视职业技能的用人政策有助于激发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的动机，激发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

（2）薪酬激励性对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薪酬激励性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薪酬与员工工作绩效挂钩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薪酬与员工工作绩效联系越密切，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越强。薪酬既反映了企业员工对组织的贡献，也彰显了企业员工的职业地位和能力。当企业薪酬与工作绩效挂钩时，会对农民工的职业行为产生较强的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因而薪酬激励性与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显著正向相关。

（3）职业培训机会、职业发展机会、绩效评价公正性和薪酬公平性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培训机会、职业发展机会、绩效评价公正性和薪酬公平性没有进入模型2，表明在本研究中职业培训机会、职业发展机会、绩效评价公正性和薪酬公平性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农民工由于自身素质较低，大多处在组织的最低层，职业培训机会和职业发展机会不多，相互间差异不大。同时，农民工大多处于企业生产和服务第一线，基本上都是基于实际工作数量和质量进行绩效评价，并且直接与薪酬挂钩，如制造业农民工基本上根据完成合格产品的数量进行绩效评价，并实行计件薪酬制度，农民工之间在绩效评价公正性和薪酬公平性评价方面也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正因为此，职业培训机会、职业发展机会、绩效评价公正性和薪酬公平性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无显著的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浙江省2020个调査样本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个体特征因素中，婚姻状况、年龄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年限以及社会资本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性别和人力资本中培训经历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无显著影响。

（2）个体认知因素职业自我效能感和机会感知均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组织因素中，组织用人政策和薪酬激励性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组织职业培训机会、职业发展机会、绩效评价公正性和薪酬公平性对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无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引导和激发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以促进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的角度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分类引导和激发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政府必须根据农民工代际差异对农民工就业及其职业生涯实行分类指导和分类管理，尤其要重视引导和激发“80后”“90后”和“00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意愿，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2）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职业自我效能感。采取切实措施，建立有效的政府、企业组织和社会机构协同的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增加农民工职业培训供给数量和质量，提高职业培训的有效性。既要注重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要注重提高农民工职业自我效能感。

（3）提高农民工机会感知。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农民工就业中的就业信息服务和咨询作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有效的政府相关机构与农民工之间的就业信息沟通渠道，及时向农民工传递用人单位的用工信息，提高农民工工作机会感知。

（4）引导和激励企业建立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体系。通过相关法规和政策进一步规范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对农民工的用工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建立和完善基于职业技能和职业能力的用人制度，强化薪酬与工作绩效的联系，建立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的组织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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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reer Advancement Behavior Inten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New Era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data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career advancement behavior inten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ree aspec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factors, individual cognitive factors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rital status and age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areer advancement behavior inten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new era, and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ducation, migrant years, social capital, career self-efficacy, opportunity perception, organizational employment policy and salary incentiv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stimulating and guiding migrant workers' career advancement behavior intention, improving migrant workers'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career self-efficacy, improving migrant workers' perception of opportunities, guiding and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migrant workers' career management system.

migrant workers; career advancement; behavior inten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F323

A

1008-1151(2022)01-0127-05

2021-09-29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新时代农民工职业攀升行为机制与促进政策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2018GH032）。

陈至发（1962－），男，江西奉新人，嘉兴学院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组织行为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