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夜

世人对南唐后主李煜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有人称其是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有人称其为眼界始大的词中之帝。其天赋异禀，作品沁人心脾，其逶迤坎坷的结局令人叹息。《图画见闻志》记载：“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既丰，尤精鉴赏。”正是其优异的天赋与广博的才学，使其词清而不浮，艳而不淫。李煜早期生活在骄纵奢华的南京宫廷中，令其词风清丽隽永;而晚期被囚禁于孤寂的汴京陋室，令其词风真切凄凉。

一、李煜词作中悲与愁的艺术特色

在李煜之前，其父李璟、冯延巳之词都体现过悲情与愁绪，而温庭筠、韦庄一派的花间词也是以写愁与悲为主。李煜之词之所以能在万千佳作中经久不衰，不仅因为其悲得真挚、悲得深沉，更重要的是其创作手法、着眼角度的独特。其前期词作之愁绪以含蓄、轻柔为美，内容多涉及闺中愁绪、宴饮后的空虚与寂寞。作词背景多为静谧的雨夜、喧闹的宫廷等。由于没经历过人生的大起与大落，其愁绪略显疏淡。国破降宋之后，其词作之愁绪以题材开阔、含义深沉取胜，在晚唐五代词中独树一帜、境界一开。

（一）寄情词作明志向

自古以来，“诗言志，词言情”。在后主之前，词人们大多以词作描写闺中之乐、思妇之忧，而后主早在其词作中就已经流露出“以词言志”的特色了，这与后主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李煜在青少年时期对治国安邦并无兴趣，《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曾经提到过：“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他整日陶醉于诗词歌赋之中。然而事与愿违，《十国春秋》中记载，后主“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这是广为流传的“帝王之相”，使李煜受到了长兄李弘冀的猜忌与排挤，因此也奠定了李煜词风的凄哀、清丽。

在受到兄长排挤时，李煜试图用《渔父》表明自己不问世事、不求功名的心志。上阕词中“一壶酒，一竿身”流露出其无意追求政治抱负的无人理解和以酒为友而孑然一身的清凉孤寂，也看出自己寻求安稳度日的心迹与不为人知的自在、快活与洒脱。“快活如侬有几人”一句，看似快活，实则悲伤。唯有自己在万顷波中黯然游荡，唯有自己能体味人生自由的乐趣。

李煜的词作中融入了人生的经历以及生命的体验，改变了词体的抒情方式和抒情功能，使词成了个性化、独特化的言志诗体。《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是后主在凉城被围困时的作品。其渴望拥有自由之身，奈何被家国重任所束缚;其渴望保护南唐之民，奈何被敌国势力所困扰。在这种境况下，后主词作逐渐走出以往直接描写儿女情长，而是将自己的心志以妇人之口道出。开篇由春天归去暗指国运不再，气数将尽;以粉蝶轻飞暗恨自己前期的无知与挥霍。而在寂寥的街巷之中，人烟散尽之后，他独自面对着低迷的景物。在江山危殆之时，美人憔悴之际，他将自己心中的愁苦寄托在思妇之身，进而以思妇的神态与口吻道出自己无奈的心情“回首恨依依”。这种真挚而细腻的亡国哀怨，格外令人动容。

这种“以词言志”的独特手法，使李煜的志向蒙上了一层清淡、哀婉的悲伤，同时也是其无可奈何的愁绪自带一种超凡脱俗的洒脱。

（二）勾勒意象渲悲伤

自从南唐灭亡后，作为亡国之君的李后主无事可做，只有靠咀嚼悲愁、回忆生活之苦度春秋。此时的词作便无时无刻不对故国表达思念之情与悔恨之心。其故国的快意生活与亡国的失意与悲戚，都在其词中有所体现。李煜在用景物渲染悲伤的氛围时主要可分为两种创作手法，一种是以回忆中的乐景或现实中的乐景突出自己的悲哀，另一种是以凄凉的景物奠定悲伤的感情基调。

《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与《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主要是以乐景突出自己的哀愁。

《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是典型的以回忆中的乐景突出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悲哀。这阕词中没有一字一句描写愁绪，只是对故国、对往事的追忆与留恋，然而其对故国抒发的怀想与感触却尤為浓烈。“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是后主对故国的回忆与哀思，他细数着南唐从开国到灭亡的日子，苦想着从前的繁华与今日的破败。“凤阁龙体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则描绘了昔日南唐宫殿的雄伟与繁华景象，此处即李煜回忆中的乐景。而下阕中“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诉说了他辞别庙堂时的仓皇无措，而教坊离别之歌的奏响与上阕的恢宏景象形成了鲜明而突出的对比，对着宫娥流下泪水更是对故国沦陷的无奈与对自身命运的悲哀。这阕词的特点在于全篇没有一个“愁”字，然而字字是愁、句句是悲，对故国的怀念与哀伤尽收眼底。

在国破家亡之际，李煜遭到了世人的冷嘲热讽与人格自尊的践踏，在经历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磨难之后，李煜词中的愁从一种高高在上的想象出的闲愁，转而渐渐过渡成一种直面现实的愁绪。这种愁绪，似陈酿多年的酒，浓烈而不刺鼻，深沉而不虚幻。其愁绪的深沉与现实中乐景的鲜明对比，在其绝命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该词充分体现了对故国之思，对佳人之念，对人生之问。而这首词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乐景写哀愁，既有对故国的依恋，更有对失国的反思。以“春花”“秋月”为首，发出对人生的提问，并引发其对往事的无限思索。这问题在后主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只是太过痛彻心扉、太过刻骨铭心，家国沦陷在自己之手，看到美景后的纠结与哀伤可想而知。“又东风”中的一个“又”字，则道出了东风相似而人非之感。同样舒缓拂面的东风吹进词人的心间，而国却已经成为故国了，同样的景物，同样的触感，但此刻的心境已然不同了。独自一人面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美景，其悲伤与哀愁体现得更为明显，在体会人生的起伏之苦后，更能彻悟人生的真谛。

相比于以乐景突出哀愁，以凋败不堪的景物烘托悲伤则更令人动容。两首《相见欢》：《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与《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更为突出。

相比《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而言，《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则体现出对故国语浅而情深的离愁别绪。自李煜之后，许多词人的“愁”都是与“高楼颙望”或“登高望远”在冥冥中产生了诸多的联系，比如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中在大雁归来的悲凉时刻，看见了西楼上高挂的明月，进而产生了对离人的闲愁;又如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中在雨后清秋的傍晚，登上高楼，望向远方，遥想故乡，进而产生了思归的乡愁;再如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在清秋之际，登上高楼，极目眺望远处的山岭，进而表达了对国家的忧愁。而李煜，则是默默无言，独自登上西楼，在凄冷的夜晚产生了对故土故国的思念之愁。残缺如钩的月亮与孤单寂寥的梧桐映入词人的眼帘，愁绪在这深冷的院子与清凉的秋天格外醒目。当真是凋败入人眼，悲景浸文情。

能渲染悲伤的不仅是高楼上的残月、孤独寂寞的梧桐树，在春天凋败的花朵则更能体现出词人的悲伤。《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也是李煜的后期词作，词人在此阕词中没有用乐景衬托哀情，而是用了比《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更凄美的景物来续写自己对家国的思念与人生的不解。词人留恋着美好的春光，无奈姹紫嫣红的花儿已经纷纷凋落。词人无常的生命亦如春天的花朵在早上经历寒冷的雨水，在晚上经历刺骨的寒风。词人正是以凋谢的花朵与自己无常的人生对比，在已经悲哀至极的基础之上再添一抹悲哀，更加叫人心伤，为之动容。可见词人信手成意象，万物入文章。

（三）开阔意境现愁绪

李煜在做了亡国之君后，其词中的题材愈加广阔，不再沉溺于儿女情长，不再向往于隐居世界，而是多数运用白描手法，间接采用时空变化、比喻等手法来直抒胸臆。其中，李煜词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用景物将悲伤推进到极致后，再用比喻等手法把无形的、抽象的愁绪有形化、具象化。开阔意境现愁绪，《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与《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就是代表。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在经历了无尽的春花与秋月，回忆了故国的玉砌与朱颜后，词人用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试图细数自己那无法丈量的愁绪，他不知是否能将愁绪一一细数，但“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则将无形的悲情与哀愁有形化，将痛苦的、无尽的愁绪与奔腾的、不断的春水联系在一起，这种对故国的怀念，对人生的追问之愁之悲尤为真挚，让词的意境更加跌宕。

自从南唐灭亡，作为亡国之君的李后主便无时无刻不对故国表达思念之情与悔恨之心。《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中词人在慨叹完景物的薄命后，一如既往地回首人生，将从前的遗憾与哀愁细数，正因为一“愁”未平，一“愁”又起，才把愁比作流水，向东奔去，源源不绝。如果说柳永擅长从此刻的光景写向未来的时空，从自己的愁绪联想到对方的内心，那么李煜最擅长的就是把无形的愁绪有形化，把原本局限于儿女之间的愁绪写得深沉自然。正是这深沉自然、真实切心的离愁使李煜在词坛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二、李煜悲与愁的形成原因

（一）动荡不安的政治背景

李煜虽生长于帝王之家，却对治国安邦、统领天下毫无兴趣，反而继承了父辈们对诗词歌赋的热爱。李煜即位之初，为政宽仁勤勉，但同时有着历来帝王的骄奢淫逸。陆游《南唐书》中记载：“后主天资纯孝，事元宗尽子道，居丧衰毁，杖而后起……专以爱民为急，蠲赋息役，以裕民力……论决死刑，多从未减，有司固争，乃得少正，犹垂泣而后许之。”可见后主性格敦厚宽仁，关爱百姓。然而，其宴会的奢华，后宫的放纵也在史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五国故事》中：“尝于宫中以销金罗幕其壁，以白银钉瑇瑁而押之。又以绿钢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可见其早期生活奢华丰裕，无忧无虑。在其后期词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中：“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可见其奢侈靡费，对战争军力不甚了解。

公元975年3月，宋军渡过长江兵临金陵城下，对南唐展开了为期9个月的围城之战。而本来国力不济的南唐最终弹尽粮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李煜被迫打开城门，肉袒而降。山河的破败、国都的沦陷，常人经历已是悲痛不已，不必说此时作为一国之君、一代词人的李煜的心境了。在受到嘲讽与屈辱之后，后主被押解到汴京囚禁，从此开始了俘虏的生活。囚禁生活中，昔日的南唐旧臣因惧怕赵匡胤而不与之亲近，李煜在陋室的生活尤为孤寂凄苦。而比起众叛亲离的孤苦，挚爱被夺的耻辱更令其心痛不已。王铚在《默记》中记载道：“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后主多婉转避之。”旧日的小周后被赵匡胤封为“郑国夫人”，每每被召去侍奉左右。经历着俘虏生活的艰辛苦楚，还要忍受昔日爱人的责骂，此时的后主感受到了无能为力与悲痛欲绝。而正是经历了常人未经的苦难与折磨、痛苦与纠结，使李后主的词风由“凄凉清丽的愁”转向“人生深沉的悲”。

（二）重佛轻儒的文化背景

南唐处于一个特殊的文化阶段：儒学衰微，佛教兴盛。而南唐三代君王对佛教无不信奉，其中以后主最甚。李煜对佛教的仰慕不仅促进了整个社会的佛学进步，而且佛学也反作用于后主的人生，进而丰富了其词风的空观无常。

李煜在生前对佛教是尤为崇尚的，《宋史纪事本末》中曾经记载过李煜动员万人举办法事的这一史实。南宋词人陆游也曾经评论道：“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算。罢朝，辄造佛屋，易服膜拜，颇废政事。”由此可见，李煜不仅崇尚佛学，还大力修建了佛寺，请来了僧人。或许是因为李煜一生的经历较常人苦痛百倍：少年渴望隐居江湖、自在生活却被迫继承帝王之位;青年渴望伉俪情深、白头偕老而大周后英年早逝;中年渴望家国安定而国破家亡，不得以才潜心研究佛学，乞求自己的灵魂在现实的苦难中超度重生。

李煜的词作悲得真切而非做作，正是因为其多次经历佛家的苦谛。李煜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与痛，人生七苦中的后三苦：怨憎恨、爱别离、求不得在李煜的人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少年时期寻求安稳自在的人生却偏偏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此乃求不得苦。李煜以“钟隐居士”自居，意在摆脱皇族内部的明争暗斗，有意追求偏安一隅的生活。而世事无常，最终在阴差阳错下做了一国之君。帝王时期与大周后的琴瑟和鸣却阴阳两隔，此乃爱别离苦。《十国春秋》中记载“（娥皇）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与李煜凭借残卷，按律寻音，复原出唐代失传多年的《霓裳羽衣曲》。然而好景不长，娥皇终究撒手人寰，自此李煜大为伤神，以“呜呼哀哉”为基调作出了悼念亡妻的《昭惠周后诔》，同时也发出了“爱而不见，我心毁如”的苦痛哀伤。在宋兵攻城之际，有心保家国而最终国都沦陷，此乃求不得苦。“长围既合，内外隔绝”之时，城内无人不惶恐，而李煜投身佛学，祈求神佛显灵以保家国平安，终究事与愿违。正是这样刻骨铭心的经历与众生皆苦的真谛使李煜的词风中的悲哀变得真挚且深沉。在国破家亡，沦落为亡国之君时，其爱也不敢，恨又不敢，以此弄来弄去，只能落到这么一个人生的下场。或许如刘禅彻底忘掉忧愁，寻欢作乐了此残生;或学勾践痛改前非尝胆而行，奋起还击，轰轰烈烈，壮士断腕！人生何其快哉！而李煜皆不能如二人。所以，留给他的只有忍气而不吞声的无限悲苦，只能是欲说而不能呐喊的心境度春秋！

李煜所受的悲傷与体悟的经历使自己词作中的悲与愁尤为真挚。其中，政治上，其早期寻求安稳度日，最终事与愿违;其后期寻求家国平安，最终求而不得。爱情上，大周后的英年早逝与小周后的性情大变，都让后主体会到无尽的苦楚与酸痛。而个人性格的懦弱、不刚烈与其人生的悲苦经历，以及佛教的不断熏陶，使后主内心的纠结与伤痛渐渐变得伟大与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