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萌，周阿根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推理小说起源于美国，在英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日本迎来了推理小说的第三个创作黄金时期。日本推理作家以江户川乱步(えどがわ らんぽ)、松本清张(まつもと せいちょう)以及东野圭吾(ひがしの けいご)等人为代表，他们各具特色的创作对日本推理小说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东野圭吾掀起了中文翻译日本推理小说的热潮，其作品被译介至中国后得到读者喜爱。

东野圭吾是日本当代颇具话题性的推理小说家之一。东野圭吾的创作历程可以粗略地分成前中后3个时期：前期多为对本格推理的继承，中期转向社会派创作，后期将社会和人性主题融入推理，不断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写实本格派”风格。东野圭吾推理作品注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叙事结构多变灵活，在吸收本格派推理小说创作精华的基础上，融入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描绘，加以多元化的理念和更多关于人性的思考，引人深思。

除了著名的代表作《白夜行》之外，《恶意》也是作家东野圭吾大胆颠覆传统推理的一次成功的创作尝试。《白夜行》运用多条伏线，通过不同视角，展现了缜密冷静的推理。《恶意》采用双线叙述结构，随着情节发展层层深化，破开真相迷雾，揭露人性中的恶，将手记体叙述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东野圭吾的作品在为读者展现冷静缜密推理的同时，有意识地将时代背景融入作品，反映社会问题及社会矛盾，深刻剖析犯罪背后的动机，借以引起人们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反省。对日本推理小说而言，东野圭吾的推理作品不仅丰富了推理小说的创作技巧，更是赋予了推理小说更多丰富的内涵，从而提升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地位，为日本推理小说发展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一、东野圭吾与“写实本格派”

(一)“本格派” 的概念阐释

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推理小说起源于美国。19世纪中期，推理小说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彼时的“福尔摩斯系列”作品受到人们的极大喜爱，造就了世界推理小说史上以英国为中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以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等人为代表的美国作家再次将推理小说的创作推向高峰，推理小说又一次风靡全球，第二个黄金时代随之而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等多位推理小说作家的带领下，迎来了第三个黄金时代。日本推理作品最独特之处便在于，无论是语言风格或是所写内容，都带有日本色彩，各类推理作品经历了萌芽待发、大力引进、草创发展、停滞再兴乃至人气沸腾、高潮迭起的发展过程[1]。这一黄金时代离不开前人的开创与奠基，也同样离不开后代作家们努力的创新与探索。

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作家所创作的“本格派”作品最先登上了日本推理小说文坛，同时也是传统的推理小说形式。在日语中，“本格”意为正统和纯粹，“本格推理”也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规范形式。“本格派”推理小说基于悬念的设置，将解谜游戏作为中心，围绕破案展开，力求拨开层层迷雾寻找真相。“本格派”创作注重证据，强调客观性，力求全面真实地展现推理过程。其中也不乏惊险刺激的情节，借此来吸引读者阅读兴趣。总体来说，虽然日本的“本格派”推理小说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模仿西方推理小说的痕迹，但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后世创作提供了创作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推理派别“变格派”在实质上与“本格派”相同，二者都源自传统的本格推理，也同样都以解谜游戏为中心，但是二者侧重点不同，所呈现的风格也有所差别。“变格派”作家往往花费大量笔墨来渲染恐怖悬疑的氛围，以及加入一些血腥、鬼怪的内容，在惊险刺激之余，给予了读者不同于“本格派”作品的感受。然而这种猎奇的凶杀让人们得到了负面宣泄的途径，但是这之后却只剩空虚[2]。

(二)“社会派” 的概念阐释

二战以后，日本迎来经济复苏的同时，本格推理创作逐渐走向衰落。本格推理创作已经不能够满足读者的需要，甚至过分脱离实际而令人感到荒谬。比起追求新鲜刺激的阅读体验，人们期盼着看到更多涉及社会生活、触及内心的作品，于是“社会派”逐渐进入读者视野并为日本大众所喜爱。“社会派”反对“本格派”单一的解谜游戏，竭力把广阔的社会作为背景，重点放在追究犯罪的动机， 探索现代日本社会的复杂因素[3]。

“社会派”这一风格首创于作家松本清张。他思维严谨，描写真实，力图在展现周密推理过程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赋予了推理小说以真实感与社会性，为日本推理小说的繁荣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创作道路。“社会派”的推理贴近底层民众生活，真切地展现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某种程度上这些作品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彼时日本社会的记录。在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进程中，“社会派”推理小说站在社会立场上，扫描社会，聚焦人生[4]，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三)“写实本格派”的概念阐释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经济停滞，消沉绝望的氛围弥漫在社会每个角落，人们心中也充斥着不安和恐惧。“写实本格派”正是以彼时的日本社会为创作背景，将社会中的重大事件纳入写作范畴，使之更深刻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给读者以深思和启迪。

“写实本格派”以“本格派”为基础，加以对“社会派”的延伸。“写实本格派”虽然也注重推理技巧的呈现，却与“本格派”单一固定的推理模式有所不同。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写实本格派”作家力求创新推理模式，不断创新推理技巧。在叙事模式上，“写实本格派”少用单线结构，多使用灵活复杂的多线结构，既自然地为作品留下些许空白之处，又能增加更多信息以扩充作品容量。大多数“本格派”作品为读者展现一场只属于刑警们的推理，而“写实本格派”的推理视角运用外视角、内视角，试图将读者一同带进事件过程中，营造共同破案之感。“写实本格派”不再是为了破案而破案，也不刻意制造惊悚之感以刺激读者阅读感官，而是更深刻地剖析犯罪背后的动机，与人性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相联系，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空间。

“写实本格派”作家们在前人成果上不断创新，力图为读者展现缜密冷静推理的同时，也吸收借鉴了“社会派”中的有益成分。“写实本格派”作家有意识地将社会中的真实事件作为素材或背景，巧妙融入作品之中。除了结合讨论时代背景与环境所带来的问题与矛盾，“写实本格派”作家又将犯罪动机与人性中的卑劣之处相联系，给人以深思，给社会以警醒，影响更为广泛深刻。

(四)东野圭吾与“写实本格派”的关系

东野圭吾是一位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作家，从第一部作品至今，他从不拘泥于原有的写作风格，大胆融入新鲜的元素，因而他的作品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愈加为读者所喜爱，东野圭吾无疑是“写实本格派”的一大重要开创者和推动者。然而，“写实本格派”的开创也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它经历了漫长的准备和积累。东野圭吾本人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写实本格派”风格，而是从重视本格元素到偏重逻辑推理再到个人宣言[5]，在“本格派”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后成功转型，将推理与深刻的写实相结合，开创了独有的写作风格。

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创作风格大体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在初期，东野圭吾主要是在前人的影响下，进行模仿本格推理写作，以解谜为中心，对社会与人性几乎没有涉及，作品内涵较为单薄，以《放学后》为代表。

在中期，本格推理渐渐不再受到欢迎，东野圭吾也随之进入转型期。他意识到，只注重推理技巧的作品无法长久地吸引读者，因而开始尝试在创作中加入现实元素，涉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针砭时弊，震撼人心。《宿命》被看作是东野圭吾创作的一大转折，也是他尝试脱离本格推理的一次成功尝试。转型期间的作品无论在推理技巧或作品内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提升，为后期“写实本格派”创作风格的形成做了充足准备。

在后期，《名侦探的诅咒》和《名侦探守则》这两部作品标志着东野圭吾逐渐摸索出自身独特的“写实本格派”创作风格。“本格派”因过分注重推理技巧而不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社会派”的写作手法又较为单一，而东野圭吾的“写实本格派”作品真正做到了完美推理与深刻写实的结合，情节环环相扣、跌宕起伏，内涵丰富深刻、引人深思，是读者和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优秀推理作品。

二、东野圭吾作品的推理特点

(一)推理结构的灵活性

对于任何风格派别的推理小说而言，“悬念”都是最核心的存在。对悬念的设置是构建推理小说结构框架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传统的本格推理，亦或内涵深刻的写实本格推理，始终是未待解决的悬念促使读者继续阅读下去。以“悬念”为中心而展开的推理，可以表现为多种不同的结构形式。其中经典的破案模式就是单线模式，故事往往由一起命案的发生为开头，读者已知的信息十分零碎，只能随着警方或侦探的案件调查来获得更多信息，最终将信息整合，经过推理破解案件，解开谜团。在东野圭吾早期的创作里，大多数故事都是在单线模式下发展，集中表现在“汤川学”系列案件中。然而单线模式的弊端必将随着时间推移日益显现。一方面，单线模式中的人物固定，几乎都是由警察、侦探、死者、嫌疑人组成，导致情节单一，内容有限。另一方面，在读者熟悉了单线模式的破案过程后，作家设置悬念就变得困难，无法给予读者新鲜的阅读体验。东野圭吾意识到了这一点，努力在描述作案手法、破案方式上尝试创新，但仍难突破单线模式下固有的局限。

多线模式下的故事不再围绕着单一的线索叙述，而是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索共同展开。在进行破案的同时，作者往往会对主人公过去的成长经历以及生活轨迹进行补充叙述。这些信息看似对破案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数条线索也在无形中相互呼应。读者也只有将这些线索结合起来，才能解开疑惑。因而，较单线模式而言，多线模式下呈现的故事往往在时间和空间上跨度更大，并且人物繁多，情节复杂，所蕴藏的内涵深刻，能带给读者更新鲜的阅读感受。

东野圭吾的作品《恶意》和《白夜行》都是多线模式下成功的创作，也是东野圭吾本人大胆的尝试。在《恶意》中，故事以野野口修的手记和刑警加贺的办案记录为主体。在中间穿插着他人回忆的叙述，也就是被作者名为“过去之章”的部分。这一章节对主人公的性格和生活加以补充，展现主线中所缺失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主线呈现破案过程的同时，次线讲述野野口修与日高邦彦二人的成长经历，看似分开叙事，实则相互补充。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将两条线索串连起来，才能明白其中因果，最终解开疑团。这样的双线结构既造成了情节的迷离，从而有效吸引读者阅读的兴趣；又保持了结构的清晰、简洁明了。

在《白夜行》中，东野圭吾运用了更为复杂的多线结构，谋篇布局庞大而精细。《白夜行》由3条主要线索共同组成，其中唐泽雪穗、桐原亮司二人的两条成长线在故事中起到支配作用，刑警侦探的调查线穿插其中，3条线索各自发展延伸的同时也相互补充。

首先，在3条线索中，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的成长线看似交集甚少，线索的分离使人觉得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独立成长着，生活轨迹也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截然不同，优雅大方的唐泽雪穗和沉默阴暗的桐原亮司，在前期阅读时读者很难将二人联系在一起。而细看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事件就会发现，每到关键时刻，两条线索就由分离走向了重叠，比如中学时唐泽雪穗朋友的遇袭、桐原亮司成功偷盗游戏软件等。成长线的分离能够更清晰地呈现两位主人公的命运轨迹、更精确地刻画人物性格。并且每当读者认为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时，线索独立造成的分离感会再次令人心生疑惑，不得不重新判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也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继续阅读下去。

其次，刑警侦探的调查线配合着主人公的成长线而贯穿始终。调查线以刑警和侦探的查案进程为主，无疑对情节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促使真相的水落石出。除此之外，调查线也以第三方视角来展示他人眼中的主人公形象，为读者提供更为客观真实的信息。

最后，纵观全书，多线带来的阅读感受是无比震撼的。最开始，读者只能从孤立的线索中得到零碎的信息，而随着多线交叉带来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读者将碎片化的信息整合，补齐空白疑惑之处，在脑海中逐渐形成清晰的脉络，从而形成强烈的冲击感和震撼力。

(二)叙述视角的多样性

叙述视角是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事物[6]。关于如何向读者呈现案情信息和推理过程，运用不同的叙述视角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根据故事需要选择相应的叙述视角对作者而言十分重要。东野圭吾较少只采用一种叙述视角来构建故事情节，而是灵活运用叙述视角带来的多样性。他力求带领读者共同领略多方位的完美推理进程，而不是单方面地传输信息。

根据观察者所处的位置，叙述视角分为外视角和内视角两大类。相比而言，具有留白、自然设置悬念等优势的内视角更适用于推理小说的创作。前面已经提到，对于推理小说而言，设置悬念是重中之重。内视角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角度出发审视案件，在信息搜集上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全，在准确程度上更因主观判断而多少有失偏颇。这就造成了信息之间的空白缺漏和对案情把握的不确定性，从而自然地形成谜团，无需通过刻意隐瞒来达到这一目的，也在读者心中留下悬念。在东野圭吾的作品中，运用内视角的比重更大，但东野圭吾对内视角的运用十分灵活，思路宽阔，将这一类视角与具体故事相结合，不断尝试创新。

《恶意》中运用了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从几个人物各自的角度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事件进行观察叙述。比如在过去之章中，刑警对野野口修、日高邦彦两位主人公旧时的同事朋友等人进行询问调查，通过不同人的叙述，力图对当年的暴力事件进行还原，也在这一过程中间接了解二人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发现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些人物的叙述由于各自的主观性和时间的久远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些矛盾，并留下缺漏之处，而这些矛盾和缺漏正是促使读者进一步阅读下去、探索真相的动力。寻找缺失的信息线索并自行判断其中矛盾的真伪，这也是读者阅读推理小说的一大乐趣。

《白夜行》则采用了更为复杂的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即从不同的人物视角对不同的事件进行呈现，这一视角适用于像《白夜行》一样人物众多、结构复杂的小说。书中的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二人虽然作为主人公，可作者极少从其二人的视角做出陈述，整个故事几乎始终都是以他人视角来了解主人公的经历及案件进程。任何的主观评价都是必须回避的，作者只能隐藏在作品的背后，才能获得一种叙事的冷静和客观的效果[7]。其中主要视角是刑警笹垣润三的走访调查，由主人公人生中各个阶段的周围人来对他们的生活轨迹和性格特点进行描绘，从而逐渐深入了解。不同身份的人物与主人公所接触的时间节点不同，无可避免地造成一些混乱和偏差。而这些混乱与偏差为读者留下了自由的空间，它们推动读者主动梳理信息、积极思考，而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信息，实现了读者、主人公、作者的三方交流，丰富了作品内涵。

(三)推理空间的立体性

在推理小说中，时间节点往往是判案的一大重要依据，刑警通过调查嫌疑人与死者当天活动的时间节点，往往能够发现重大线索。而实际上，于推理小说而言，空间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空间中同样存在作者想要传递的重要信息。比如案发的现场即地志空间，在推理小说中多为受害人的家、废弃的楼房、火车的隔间等。围绕着这些空间封闭与否、与外界联系的方式等问题，往往也能够获取有利线索，甚至成为真相水落石出的突破口，因而不容忽视。

《恶意》中的受害者日高邦彦被发现于自己的房间，属于私人空间。房间并非全封闭状态，与客厅及后院相连。因而在排除了自杀可能之后，刑警便着手于这两个交界处，寻找嫌疑人的作案痕迹，推断作案轨迹。同时，受害人房间中的物品也为刑警提供了一些有利线索，比如日高邦彦的手稿、照片等。在本格推理中，案发现场局限于完全封闭的密室，虽然给人以惊悚悬疑之感，却不利于故事情节的拓展延伸。东野圭吾更多地将作案现场转移到半封闭的场合中，融入更多的信息，扩大情节脉络，开阔了推理视野。

与《恶意》相比，《白夜行》中的叙事空间则更为全方位。与受害者房间这样的私人空间不同，《白夜行》的案发现场位于一栋废弃的大楼，属于公共空间，凶手可以采用的作案手法更多更复杂，因而更具备悬疑效果。对于破案而言，在这一空间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条线索便是大楼中的通风道。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案发现场的大门是封锁的，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只有一条通风道。而许多孩子会在大楼的通风道中玩游戏，这一条线索对后期破案成功而言至为关键。东野圭吾多运用不完全封闭的地志空间，无需刻意营造恐怖阴森氛围，其中悬念的巧妙设置便足以促使读者进一步阅读。

除了地志空间之外，优秀的推理小说家也应该关注作品中更深层次的社会空间。东野圭吾将社会事件有机地贯穿于小说中，或成为故事背景，或用以表征时间，将案件置于社会空间之上[8]。除了精心布局地志空间以便展开推理之外，东野圭吾更注重呈现社会空间中的世间百态，就社会问题及社会矛盾，给读者以深思反省的空间，从而向读者传递正面的价值观。比如《白夜行》的案发地点，即废弃的大楼，给人以萧条荒凉之感。结合作品中的其他描写，不禁让人联想到泡沫经济下日本社会“失去的十年”中人们生活潦倒不堪的景象。东野圭吾有意识地将社会元素融入作品，为的是揭示社会中的真实问题，反映社会矛盾，剖析犯罪行为背后的社会根源，从而深化了推理小说的内涵，将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赋予作品更深刻的社会影响力。

在东野圭吾的作品中，除了感受作者高超的推理技巧之外，读者更是能够看到一个立体的、反映社会真实的微观空间，展现人间百态。立体性的推理空间不仅令作品更加真实、贴近读者，更体现了东野圭吾作为一名作家的责任感，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思考与反省。

(四)推理结果的前置性

在传统推理小说中，凶手身份作为推理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一个十分神秘的谜团，通常被放置于故事尾声。然而在东野圭吾的部分作品中，作者却刻意将推理结果前置，提前公开了部分悬念。可推理结果的前置不但没有让故事情节失去吸引力，反而带给了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使得真相和华丽的轨迹被抛弃，读者抽丝剥茧般还原出犯罪细节，这时迷雾背后的动机才是最为惊心动魄的[9]。在作品《恶意》的前半部分，凶手即为野野口修这一既定的推理结果就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可对于读者而言，案情仍然充满谜团，故事发展也是不明朗的。即便凶手的身份已经被揭晓，读者仍需跟随刑警进一步推理来确定其中缘由，在数次反转中获得无比惊奇的阅读体验。这与作家东野圭吾在作品中所运用的叙述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恶意》这部作品的主体由凶手野野口修的手记和刑警加贺的办案记录组成。其中野野口修主要通过手记写作来叙述自己的作案过程及犯罪动机，刑警加贺站在阅读者的角度审视案情，对其中疑点逐个侦破。二人看似都是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客观叙述，而有一点却极具迷惑性，也是作者在构思时的一大叙事陷阱。作为犯罪参与者的野野口修，他的手记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其中往往加入了他个人主观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读者在阅读时容易遗忘这一点。作为手记的“真实作者”，野野口修在文字中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终日受日高邦彦压迫的背后作者，试图让日高邦彦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负面形象植根于众人心中，并借此在无形中赢得信任。因而即便凶手身份这一结果已定，加贺对于野野口修犯罪动机的判断也一直没有找对方向。这样的叙述方式不仅迷惑了书中的“手记读者”加贺，更是使得故事之外的小说读者们错认为野野口修值得同情。

在《恶意》中，东野圭吾虽有意将凶手身份这一结果前置，却通过灵活运用手记体叙述、不可靠叙述等方式，完美掩盖了凶手作案的真实动机，使得整个故事扑朔迷离。东野圭吾利用野野口修与加贺二人不同的叙述视角，为读者呈现了带有矛盾性的话语体系。双线交替运行，相互作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积极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直至真相大白。

三、东野圭吾式推理艺术的魅力

(一)高智商性的解谜模式促进读者思考

本格派的推理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发现案件—搜寻线索—推翻假定—再次搜证—真相大白。而这样固定不变的推理模式在被读者熟悉后，读者便不难猜到故事情节发展的走向，因而极易失去新鲜感，这种模式也就渐渐不再具备竞争力。东野圭吾式推理艺术的最大魅力便在于作品中高智商性的推理模式，作案手法不断翻新，破案方式也更为缜密严谨。

在《白夜行》中，信息呈现碎片化，线索之间看似少有交集甚至毫无关联。这是一部布局宏大、人物繁多的作品，同时由于情节设置的时间跨度大，视角变化也十分频繁，无形之中又为读者寻找真相增加了难度。放在角色与读者面前的全部线索和疑点都是均等的，但对事实的真相却绝不揭露点明[10]，因此将所得到的零散信息进行拼接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活动，不仅要求读者在阅读时留心每一个细节，更需要读者能够梳理众多线索的因果关系，解谜模式的高智商性也正体现于此。因而于读者而言，要熟悉《白夜行》中的解谜模式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于作者创作而言，也必定耗费心力。在阅读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时，读者极少有局外人感，更多的是作为参与者被代入情节中，在悬念的牵引下主动寻找有利线索并积极思考，如此才能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锻炼思维、增强理性判断能力。

东野圭吾是一位敢于突破自身、突破固有模式的作家。他致力于创新高智商性的解谜模式，力图呈现冷静严密的推理。这既展现了他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更提高了读者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这无疑也是东野圭吾笔下的作品能够在读者群体中保持新鲜感、热度不减的关键原因。

(二)全景式推理进程彰显时代色彩

东野圭吾的作品多以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社会为背景，在他的多数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彼时的日本处于泡沫经济时期，经历了经济繁荣之后，迅速而来的是大批企业倒闭、大量人口失业，人们甚至来不及反应，社会已经由好景一片转变成经济倒退、道德沦丧的萧条荒凉之景，成为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灰尘满天，一些老百姓像虫子一样蠢蠢欲动[11]；人群中开始缺失温暖的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冷漠的情绪和疏远的距离，一股隔阂感绝望感笼罩在人们心头，也覆盖着整个日本社会。东野圭吾有意识地将彼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作为背景或素材融入推理之中，也将担忧之感、迫切之情代入作品。这些社会性描述无疑将泡沫经济的特征展现于作品的字里行间，扣紧社会发展[12]。

如果从某一个角度、运用某条单一的线索，必将无法将跨度如此之大的社会变化呈现给读者，这需要由具备水平的作者、宏大的布局、众多人物和巧妙的情节共同完成。东野圭吾本人高超的推理技巧毋庸置疑，他将社会事件与其推理艺术结合，全景式推进，从多方面展现了特殊的几十年时光中日本社会的复杂状况，彰显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以《白夜行》为例，作品中许多细节之处都对真实的社会景象有所体现。比起直接标明时间，东野圭吾更擅长运用具有时代特色的词汇来提示读者，或从书中人物的对话中间接表明时间。在《白夜行》中，案发现场是一栋废弃的办公大楼，却已然沦为了孩子们的游玩场所。如此废弃的大楼必不止此一栋，泡沫经济下社会景象的萧条与人们生活的窘迫可以想见。成年后没有正经工作的主人公桐原亮司便开始以非法手段谋生，作品中所描述的桐原亮司盗用他人研发的高科技项目以赚取钱财，也是对彼时日本社会高科技偷窃案件频发的真实反映。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两位主人公在孩童之时，因家庭亲情的缺失和人性的扭曲而走上一条通向黑暗的不归路，从此失去人生里的温暖与阳光。在作品外的日本社会，青少年犯罪时有发生，令人痛心的同时，背后的犯罪根源更值得关注。作家东野圭吾无疑想通过作品中主人公这样极端的个例来引起读者的深思与社会的反省，并表述他本人的想法。

以上列举的细节在东野圭吾作品中还有更多体现，它们无不从多个方位，全景式展现出在东野圭吾的精心构思下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社会状况。这些细节真实反映着特殊时期下一个社会的状况，更表现出东野圭吾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对社会的忧思与关切，更进一步引发读者的思考。

(三)颠覆传统的悬念设置满足读者阅读期待

在推理小说中，故事情节呈线性发展，其中存在许多谜团需要解开，这些谜团也可以理解为悬念。于任何推理小说而言，悬念都是其必不可少的灵魂。促使读者不断阅读下去的动力，也唯有亟待解开的悬念。因而如何巧妙设置悬念，是推理作家在创作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一直以来，在大部分推理小说中，凶手的身份便是最大的悬念。按照传统的推理思路，凶手的身份作为最大的疑团，作家们通常将大量篇幅都围绕这一谜团展开描写。读者往往跟随刑警一同进入侦查过程，一旦确定了凶手身份，就意味着真相水落石出，故事往往也接近尾声。

在东野圭吾的众多作品中，《恶意》并不最为读者们所熟知，却是东野圭吾颠覆传统、大胆创新、设置悬念的一次成功尝试。这部作品的最大魅力便在于颠覆了传统的推理小说思路，满足了读者的悬念期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在《恶意》中，凶案发生的一开始，野野口修便已经作为嫌疑人身份进入读者视野。甚至后来在作品篇幅不到三分之一处，刑警便确信并锁定野野口修为凶手。当读者不必再费力猜测凶手的身份时，便自然而然地对凶手的犯罪动机产生了阅读期待。因而在《恶意》中，东野圭吾更多地将故事围绕着犯罪动机这一中心悬念而展开。

这个故事里，野野口修凶手身份的公开不但没有使读者失去阅读兴趣，反而令案情更加扑朔迷离。日高邦彦与野野口修既是旧时同窗，也是十分亲密的好友，而此时二人关系却演变为受害者与凶手。野野口修的所作所为让人疑惑错愕，他的犯罪动机也就变成了读者最想要了解的内容。野野口修十分坦然地承认自己是凶手，可在刑警追问其犯罪动机时，他的态度便十分抗拒。由最开始的“影子作家”，到日高邦彦前妻的意外死亡，野野口修对于自身犯罪动机的陈述在刑警的推理下呈现多处破绽，他也随之不断改口。在这一系列不断反转的推理进程中，读者的阅读期待被一次次提升，获得了极富惊奇感的阅读体验。这样的惊奇感不同于恐怖血腥情节所带来的惊悚感，它来自读者阅读期待短暂的落空，犯罪动机不断反转后，读者心中产生的更强烈的阅读期待便自然使作品更富有悬念效果。当反转结束，读者将脑海中碎片化的信息拼成愈发清晰的图景时才恍悟，真实的犯罪动机之所以是野野口修始终都极力隐瞒的内容，是因为这一切仅仅萌发于名为“恨意”的种子。

确定凶手身份并不等同于真相破解。寻找真凶这一环节必不可少，但只有领悟了凶手真正的犯罪动机，真相才算是水落石出。在《恶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悬念构成的方式，以及它如何蓄势[13]。东野圭吾以如此颠覆传统的推理思路最大限度地给予了读者惊奇感与参与感，在重重反转中不断提升读者的阅读期待，并最终满足以上种种期待，可谓独具匠心。

(四)多层次的人性剖析凸显创作深度

在创作风格上，东野圭吾多继承于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而东野圭吾推理艺术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推理之余，东野圭吾在作品中融入了许多现实元素，并且不断摸索、大胆尝试创新，最终开创了其独具一格的“写实本格派”创作道路。较“社会派”而言，“写实本格派”作家东野圭吾在创作中时常涉及到现实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并且更多聚焦于作案背后的犯罪动机，尝试多层次地深入剖析人性的复杂之处。

在泡沫经济的冲击下，日本社会不断遭受重创。无论是经济的滞后不前，还是自然灾难的频发，短暂10年内所发生的一切几近令日本民众窒息。在此背景下，经济迅速萧条，社会变得冷漠，很多家庭面临着支离破碎。人性的升华或堕落往往是一念之间。

在东野圭吾笔下塑造了许多看似无恶不作的反面角色，例如《白夜行》中的男主人公桐原亮司。然而东野圭吾所要传达给读者的，并不总是他们的丑恶与罪不可赦。人性是一个极为复杂艰深的话题，他们之中也并不存在极善或极恶之人。这是一场个人面对社会的抗争。在东野圭吾笔下，书中的人物就如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个人都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挣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背负着罪恶与愧疚，或是在通向光明的路上蹒跚而行，或是在黑暗的沼泽里苟延残喘。

《白夜行》中的男主人公桐原亮司是一位沉默阴郁的少年，弑父后与少女唐泽雪穗一同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在人性堕落与丧失的背后，东野圭吾所要展现的更多是个人在面对冷漠的家庭、残酷的社会现实时的无奈心酸与不由衷。在日常起居和教育问题上，桐原亮司的父母从未给予过他应有的照顾与关怀。在桐原亮司的童年里，他不仅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关爱、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馨，甚至目睹了一次次丑陋不堪的画面。这些痛苦如同烙印刻在桐原亮司心中，麻木之余他变得扭曲，走上了一条从此没有光亮的人生道路。这一切就如同一双双无形的手，将桐原亮司的灵魂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东野圭吾并未花费大量笔墨描写桐同亮司家庭的破碎与亲情的疏离，而是着重强调这些因素在无形中带给桐系亮司的伤害与改变。

对于如桐原亮司一般的反面人物，东野圭吾没有单一描写他们的残忍冷酷，而是进一步剖析其所作所为的动机，探究其背后的根源，从多方位、深层次地剖析人性的复杂之处，力求挖掘出他们灵魂深处的闪光点，并将其呈现到读者面前，极大程度地凸显了作品的创作深度。

四、东野圭吾推理艺术对当代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

(一)丰富推理技巧，促进推理小说创新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推理小说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许多不同类型风格的推理模式。如果按照某种现成的推理模式进行创作，即使能够完成一部推理小说，却注定失去读者和市场。在东野圭吾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坚信“读者至上”这一原则，一次次勇敢尝试不断突破固有模式的禁锢，不仅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也为推理小说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活力，促进推理小说的创新发展。

东野圭吾推理艺术较“本格派”创作而言所取得的突破，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3点。首先，东野圭吾改变了“本格派”为了破案而破案、单一追求破案结果的创作思路。在东野圭吾笔下，除了找到凶手、揭开谜团之外，凶手的作案动机也备受作者关注。在《恶意》中，在阅读进程不到一半之处，凶手已经可以确认为野野口修，可悬念并未就此终结。随着阅读的深入即可发现，比起揭露凶手身份，作者力图做到的是剖析作案动机背后复杂的人性，揭示更深刻的内涵。

其次，在初期模仿本格推理的单线模式创作遭遇冷落后，东野圭吾开始运用灵活的多线结构进行创作，并为故事设置多重难点。所谓多重难点，即小说中设置两个以上的难点，它们互相牵连，互为条件[14]。对作者而言，随着读者对单线模式的熟悉程度加深，即便在手法技巧上有创新，都很难再带给读者新鲜感。多线模式所具有的优势便巧妙弥补了这些缺陷。一方面，线索的分离无形中留下一些空白，这些空白也就成为读者心中亟待填补的悬念，促使读者进一步阅读。另一方面，多条线索的信息量必然大于单线结构，于结构宏大、人物繁多、需要扩充容量的作品而言，无疑是最佳选择。

最后，对于作品中的人物、作案场所，东野圭吾都尝试进行改变创新。在“本格派”作品中，人物常是由固定的几位组成，即刑警、受害者、嫌疑人、证人，作案场所也多局限于全封闭的阴森密室。固定的人物不利于信息的完善，全封闭的作案场所更是很难做到作品创新，因而本格推理在为读者所熟知后逐渐失去市场。而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加入了大量人物，往往是随着主人公生活场景的切换来增添新的面孔，不仅能够带来新鲜感，也能容纳更多信息，提供有利线索，丰满人物形象，丰富故事情节。在作案场所方面，东野圭吾更是大胆选择了多种不同的场所，或是受害者房间之类的私人空间，或是如大楼、聚会别墅一般的公共空间。非全封闭的空间为作案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利于作者充分地施展推理技巧，创新破案手法。

除此之外，东野圭吾还在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他坚实的理工科知识基础，从而使得作品更加严谨，富有理性色彩。综合以上几点，结合东野圭吾在创作过程中所作出的成就，充分表明他作为一名推理小说作家，既敢于突破固有模式，又拥有过人的书写天赋。东野圭吾推理创作艺术极大地丰富了推理小说的技巧，促进了推理小说的创新发展，为日本推理小说文坛带来了新气象。

(二)深化推理小说内涵，提升推理小说地位

很长一段时间里，推理小说都只是作为人们闲时消遣的一种娱乐方式存在，并未被赋予重要的地位。因而日本的推理小说前期创作也多为对本格推理的模仿，作家们为了调动读者阅读兴趣而费尽心思，后来甚至演变成一味追求刻意营造阴森恐怖的氛围，以带给读者刺激的阅读体验。

文学作品应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推理小说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社会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经济停滞不前，道德和规则的约束力急速下降，个人和社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面对如此情形，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作家，东野圭吾尝试为推理小说增添更有意义的内容，赋予它更深刻的内涵。在东野圭吾的推理作品中，许多案件都以社会中的真实事件为背景或素材，也有许多社会问题在其中得以反映。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东野圭吾以客观冷静的口吻对社会矛盾的尖锐、社会风气的冷漠、人性的扭曲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叙述分析，向读者传达他本人的态度与见解，也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

揭露阴暗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光明，而并非要永远深陷黑暗之中。东野圭吾极少刻意营造恐怖血腥的氛围来刺激读者的阅读感官，他的笔调大多是轻松平实并充满温情的。情感缺失导致人性的扭曲，因而在社会中恶劣事件频繁发生。因而在推理小说的创作中，东野圭吾除了强调理性，更没有忽视真诚的情感。在作品中他时常刻意放慢推理节奏，穿插些许议论，虽然看似反推理之道，实则体现着作者试图去慰藉读者迷茫绝望的心。

真实性与艺术性并重，以读者与社会为己任。东野圭吾凭借这样的信念坚持创作，不仅为读者带来许多耳目一新的作品，使得其自身在推理小说的领域大获成功，更是丰富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内容，深化推理小说内涵，提升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地位。

五、结语

东野圭吾始终坚持创新，在继承前辈作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推理技巧，提高创作水平，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写实本格派”创作风格。通过深入剖析东野圭吾的代表作品，可以发现他独特的推理艺术特点，即推理结构的灵活性、叙述视角的多样性、推理空间的立体性和推理结果的前置性。其作品能够保持热度不减，与东野圭吾推理艺术的独特魅力分不开的。东野圭吾在作品中呈现出了高智商性的推理模式，同时他不断颠覆传统的悬念设置，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促进读者积极思考、理性判断。同时，东野圭吾对读者与社会也比较在意，将作品与时代背景结合，深入剖析人性，展现人间百态，彰显时代色彩，使小说兼具艺术性和真实感。

东野圭吾式推理艺术无疑对日本推理小说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对东野圭吾作品的仔细研读，不仅能够加深对其推理艺术的了解，也为其他国家推理小说的创新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推理小说的创作会在历史的变迁中成长，在新一轮推理热潮到来之际，我们应对他国优秀推理作品多加参考借鉴，积极进行推理艺术的研究创新，努力为中国推理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