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媒体技术以锐不可当之势主导了现代人类的生活与思维方式，政治、经济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新境遇和挑战。作为一种原始媒介，中国语言文字从最初构建到相对成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间所创造、积累的文明是中华民族赖以延续的精神源泉。进入新世纪后，具有高度数字化和互动性特征的新媒体形态迅速冲击了传统媒体的运行轨迹，如何保证新媒体环境下现代文化浪潮对古代文明的传承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费君清教授所编的《媒介融合与文化传承》（2016年5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新变精神，集合了16位专事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根据互联网浪潮下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文化、新媒介融合关系作出的研讨而成书。既有对当前文化现象的新观照，又以闳通旷达的史学观念爬梳剔抉了传统文化对新媒体变革提供的深厚养料，并结合中西方先进理论擘肌分理地阐释其形成的表层原因及背后的深层次心理，尤以重点笔力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当今时代的存在、传播与新变，对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着发散性的启示作用。

一、古代文学思想史与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型

与传统史学视域常见的纵向分析不同，该书作者中西会通的意味浓郁。开宗明义的一点是，作者清晰地看到文学思想史与古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学术资源路径上的本质区别，即并非“从传统的文论、诗话、小说评点”中获取，而是与“从西方输入的现代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见，虽然沉积酝酿了数千年，但就实际“亲缘关系”来说，中国文学思想史这门学科并非仅诞生于故纸堆中，反而是西方科学的春风唤醒了它最初的混沌状态，逐步构建了它的学理依据。

一方面，通过将19至20世纪西方的卓著学术成果如康德自然科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结构主义批评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作对比，作者挖掘出这样一个惊人事实：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虽丰，却因受到古代文学历来的“感悟式”影响而不成系统。完整的文学史构建，亟须吸收进化论精华，并以“民族国家意识、文学观念、史识为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对科学的实证精神似乎并不陌生，清代皇权专制的强化和封建人才选拔制度的落后虽严重束缚了士人的思想与表达自由，但由此产生的稽古右文风气却衍生出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单纯求知欲，朴学的征实精神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早已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埋下“科学性”的种子。在两方面的结合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一经新时代风潮浸润，便轻捷地“从知识层面跃升到系统层面”。

如今，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古代文学思想史又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新的困境。对其质疑主要来自“国家民族特征的消解”“从事实中探究规律的史识”“坚守文学的固有属性”三方面。对此，作者不仅爬罗梳理前两方面的思想源流，考察了其所蕴含的复杂交互作用，更以详尽细腻的论述辨析了纯文学写作难以调和的矛盾，即如王国维“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盛”论断，中国古代文学史按照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轨迹发展，文体特征的突出似乎暗示了文学史约等于文体兴衰，既如此，文学就是融合了审美本体系统与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复合体。由此，古代文学思想史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现实要求，“揭示文学系统的复杂解构，显示文学发展过程的诸多复杂因素，以此来体现出一种整体的文学史观”。

当然，20世纪中叶受到巨大震荡的不只是思想史，就古典文学本身而言亦是一场严酷考验。以电子传播、数字通信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网络时代改变了以接收信息为主的生活方式，与快节奏的社会环境协同并生的是“碎片化”的阅读方式。“读图时代”显然与长久固守精英文化阵营，以崇尚典雅深婉的美学风格，理趣韵致的语言表现，寓教于文的深远意味，并需要通过博闻强识养成一定的理解能力和鉴赏水平为基本特征的古代文学格格不入。

作者开篇就将古代文学提升到了“永不凋谢的经典来源”的高度上，更意识到了文学发展的命脉与传播媒介的紧密相关。通过探求古代文学衰落成因、于网络时代寻找契机、纠正大众传播之下的异化与误读等一系列问题，重申古代文学的艺术与文化价值，从而凸显出古代文学发展与传播的关联性。那么，为适应信息时代，古代文学是否要走下“雅文学”的神坛，结束“曲高和寡”的尴尬局面；在直观的听视觉冲击下，经历“祛魅”的语言文字又是否会消解其真正的“文学性”？通过考察新媒体带给文学传播的便利，再结合美国现代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理论（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传播媒介的改变，不会改变文学的本质，更不能阻断文学发展的精神命脉。”遑论古代文学与生俱来的强劲文化生命力与深广的民间根基。

从这些著作对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发掘、学理性的肯定以及所制定的一系列发展策略可以看出，在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和创新下，适应网络时代的新型文学观正不断构筑，体现为：瓦解雅言的话语中心权，回归历史上文学的本原；发挥理性的甄别能力，祛除与时代发展相逆的糟粕，为文学与人文精神搭建桥梁；以宽容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网络对古代文学的新塑造，同时建立约束机制以规范文学的传播行为等。此外，对文学批评而言，“生产和评判艺术作品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古代文学必须接受新的认知与评价，这就涉及了研究方法转变的层面。

二、信息技术下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变与展望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现代社会的变化远不止思想史与传播方式，其所创辟的人文学科研究的广阔前景是更值得展望的。在历史文明的沉积下，古代文学典籍浩如烟海，传统印刷技术纵然能够保证基础阅读，但对已不再满足“传统的点滴考据、表象评析与印象感悟”而希望建立有系统性文学史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海底捞针。信息时代赋予了古代文学研究者广阔的研究视野与多种有效的技术手段，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书中几位作者分别从数字文献、信息数据统计手段、文学接受史转型等角度入手，逐一介绍了信息技术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影响。

第一，现代研究工具与传统方法论的结合极大拓宽了古代文学研究空间。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总是掺杂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个人才华与学识积累固然是必然要素，但在人生际遇、时代语境这些非人力因素映衬下，才学又显得相对渺小。这种历史局限有积极的一面，即对文学作品作出了删汰淘洗，但又无情埋没了一些特殊身份群体所创造的文学价值，严重影响了文学史判断。历史既已无法改写，挖掘保存珍贵文献，利用科学研究手段弥补空白，还文学史真相就是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紧迫任务。

书中所例举的“女性诗人作品传播”就是极具典型性的论题。作者通过将现代研究工具与传统文献梳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先还原了传统性别等级制度与古代女诗人的历史存在，再通过搜索专门的诗词网站，收集、汇总了众多女诗人的相关资料并归纳分析。这些基础工作又促成了主题思维的延伸，即古代女诗人网络传播后的时代语境、话语权和性别意识。古代缺乏性别平等的观念，而今所有诗人的作品在网络传播大背景下以同一标准进行比较，数量、优劣、出版情况甚至文化商业吸引力等因素皆一目了然。可见网络作为技术支持平台，可提供完全颠覆古代文学研究传统的新模式。但凡事皆具两面性，商业话语模式支配下新媒体传播力量的不均仍可能造成新的舆论困扰，由此对新时代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审查、辨别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第二，向社会科学借鉴的研究手段有助于传统学科的现代化建设。严迪昌的《清诗史》有一个重要论断：“清代诗歌作为文化集合的一个高层分支，它的认识价值表现在文化性格上还应提到地域性特点和文化世族现象。”地域与家族已成为清代文学研究的两大主要切入点，然而就有清一代诗歌“质若豹尾，量如螳肚”的现状而言，穿透表层信息，保证学术的深广度与精确性仍是研究者不易实现且毕生追求的目标。作者注意到“虽然计量分析方法的优势显而易见，但在清代浙江诗人的区域分布这一议题内，却至今尚未获得充分运用”。面对庞杂的诗人区域分布情况，作者根据人物籍贯的静态性质与文学活动的动态性质分为两大类，再以计量分析方法为基础作出考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地域性总集的数量不少，作者却先通过比较样本，选出最能体现清代浙江诗坛整体面貌的《两浙輶轩录》与续录，这是现代科学方法与文献学的理性结合。随后，作者按诗人性别和身份，如男、女诗人，方外、八旗诗人分别作出了统计与分析。分析的结果自然是极具说服力的，学界也一度有“当把详实的文献资料摆出来，结论便不言而喻”的说法，可见这样的研究方法已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广泛接受并运用。

第三，相比专门的文本探析，古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显得更加宽泛，这正与新媒体技术呈现出的多样性特征桴鼓相应。新媒体带来的全球信息共享使一些传统文学资源如南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异彩，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无形地实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外交通”，探究这类信息全球化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都将深深触及本土古代文学和中外比较文学的精神层面。此外，李白形象在网络中的新变化是与信息时代伴生的新研究题材，艺术形象演变虽关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陌生化效果”，但更多汲取了古代演义小说依傍史传，再现成文；人物形象类型化等创作特点，正是在古代文学研究“古今交通”的心理机制下形成的，这些都将为未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