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凌斐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学界对其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尤以思想和文学角度进行研究为多，对于韩愈日常生活的探讨较少。黄正建从衣食住行及交游等方面进行论述，揭示了韩愈的基本生活状况，［1］但未对韩愈“穷困”中的“志困”进行探讨。殊不知韩愈的穷困经历对其诗文创作和道统思想均有一定的影响，“身穷”可解释为求食饱衣暖而不得的身体状态，“失志”则表现为求志达意满而未果的精神追求，也即“志困”。这正与韩愈所言“命穷”的含义一致，韩愈解释“命穷”为：“影与形殊，面丑心妍；利居众后，责在人先。”［2］637

有鉴于此，笔者欲在吉光片羽之中分析韩愈“穷困”的不同内涵、成因及其影响。

一、韩愈之“身穷”

韩愈三岁丧父，自小跟从长兄韩会生活，受到兄嫂的悉心照料。韩愈七岁时，长兄韩会应召赴长安任起居舍人，韩愈随兄前往。然而好景不长，韩会在韩愈十二岁时身故，一家生活突然陷入窘境，全靠嫂郑氏勉力维持。韩愈七岁始读书至二十岁参加科举，中间大概只有三年时间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至韩愈二十岁时，苦于家贫，迫切希望通过登入仕途来改变这种局面，韩愈在《答崔立之书》中说到：“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2］186

由于无名门贵族的推荐与资助，以及与士人风尚格格不入，他在长安应考的生活也倍加艰辛，最后沦落到食不饱、穿不暖的状态。其诗曰：“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3］1无奈之下，他只得拜访亡兄韩弇的故友北平王马燧。马燧不忍，资助其食物和衣物，第一次参加科举时的艰难局面有所缓解。韩愈回忆说到：“始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因得见于安邑里第。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2］600

虽然其后他也做出了一些合适的改变，开始参与社会交往，陆续求荐于名流，如《上张徐州荐薛公达书》《河中府连理木颂》《上贾滑州书》《上宰相书》等，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韩愈经济上窘迫的状态未有改变，他说到：“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资取，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2］199从贞元二年（786）离家前往长安始，至贞元十一年（795）离开长安，韩愈这十年间饱食次数屈指可数，其情之可悲，如其诗云：“汩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策名于荐书。”［2］3此时，韩愈已经二十八岁，人生也走完了一半，生活上“身穷”的局面成为前半生最突出的问题。

从贞元十四年（798）任董晋幕府推官始，至长庆四年（824）身殁，韩愈为官约二十八年。后半生为官虽然官阶升升降降、官职频繁变化且任期很短，但此阶段的生活有所起色，基本告别了“身穷”的局面。大部分时间里，可以确定韩愈不再因“身穷”而发愁，即使是因触犯上意，被贬至偏远的岭南，韩愈也未曾遭遇早年时“饱食有数”的状态。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作《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触怒京兆尹李实，遭其谗害，被德宗皇帝贬为连州阳山令。韩愈认为阳山是“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2］298-299，虽处此穷苦险恶之处，但韩愈远离了复杂的斗争、奔波的劳苦，且有区册、区弘、刘师命等人从远方来师从韩愈，韩愈与他们一起诗酒相伴，生活得滋滋有味。韩愈说到：“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时，既饱而嬉，蚤夜以无为。”［2］62两年“饱而嬉”的生活给韩愈带来了一个幸福的烦恼，那就是移任江陵法曹时出现了“腰腹空大”［3］35的情况。元和五年（810），韩愈任河南令，任上作诗曰：“还家敕妻儿，具此煎炰烹。柿红蒲萄紫，肴果相扶擎。芳荼出蜀门，好酒浓且清。”［3］63呈现出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图景，与前半生凄惨的自我描述已有显著的不同。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贬至岭南更偏远之地潮州任刺史，行走至湖广交界的乐昌时，忧惧地说：“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谿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布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时有作，掀簸真差事。”［3］99韩愈诗中描写的潮州环境虽有些夸张，但却反映了他对潮州险恶的印象。在到达潮州后，韩愈诚惶诚恐地向宪宗忏悔，他说潮州的环境“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2］690，这不禁给后人留下了韩愈在潮生活艰难的错觉，以及由此带来的身形消瘦的误会。实际上，韩愈莅潮时已是“肥而寡髯”的形象，今人曾楚楠作有《韩愈画像辨正》［4］，对韩愈身体形象进行探讨，可资佐证。而且，韩愈知潮州刺史时受到孔戣的资助，孔戣担心韩愈到任后“州小俸薄，虑有阙之”，于是“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使韩愈“身衣口食，绢米充足”［2］814。而且，韩愈将家眷全部留在韶州，由韶州刺史张蒙照顾，可以认为韩愈在潮州的生活基本无虑。

自此之后，韩愈官职越来越高，元和十五年（820）九月，迁为国子监祭酒；长庆元年（821）七月，任兵部侍郎；长庆二年（822），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任吏部侍郎。俸禄也随之提升，而且随着名气的增高，韩愈还依靠撰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韩愈也不再为生计发愁，甚至还短暂地过起了衣食无忧的生活。韩愈说到：“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2］216他感到如此的心安与满足，甚至在与张籍的诗中兴奋地说到：“仆射南阳公，宅我睢水阳。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3］8经济上不再有窘迫的局面困扰着他。

二、韩愈之“志困”

韩愈早年经济上的窘困在贞元十四年开始出现改观，食不饱、衣不暖的状态终于不再是常态，虽然此后也曾遭遇动荡与困境，其后诗文中仍旧出现有“饥”“贫”“寒”等字眼，但是与前一阶段相比，却增添了新的含义。韩愈“身穷”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新的烦恼却接踵而至，“失志”更加严重地困扰着韩愈，甚至成为其后半生最大的困扰。

其实，早在韩愈应试科举时，“志困”的局面就已露出苗头。韩愈初次科举就遭遇无人引荐的尴尬局面，造成他当时生活的艰难，韩愈言及“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2］215。在《上考功崔虞部书》中也讲到：“凡在京师八九年矣，足不迹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大夫士之口。”［2］737他和孔孟一样，都想从实际的政治参与中去实现政治抱负，去实现政治理想，所以学成之后，便急于应考、从政。从三封上宰相书来看，情感态度愈发激烈，第三书虽有求汲引之意，韩愈却将他的仕进上升到为君为民的高度，且以古圣贤做依托，使人丝毫感觉不到他的乞求之意，更甚的是他将宰相不爱才之过数落殆尽，这从侧面也体现出韩愈高远的志向受到时局所限。

这些挫折只能算是韩愈“志困”开始显露的序曲，韩愈为官之后所经历的斗争、升降才能算作“志困”的集中体现。贞元十四年，好友孟郊离开汴州，韩愈作诗与孟郊惜别，在《答孟郊》诗中说：“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3］6事实上，不得饱之人同样包括韩愈。韩愈此时已三十一岁，辅佐董晋已一年有余，却迟迟不能在仕途上大展伟业。约一年后，黄河决堤于滑州，韩愈心忧百姓，连美酒佳肴也觉得索然无味，其《龊龊》诗有云：“酒肴虽日陈，感激宁为欢。”［3］9但他却无处施展才能，为此发出强烈的不满：“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闻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3］9可见，韩愈的“饥”与“寒”并不是身体的感受，而是不得太守举荐的精神状态，韩愈“不得饱”的志向受限与早前“饱时有数”的残酷现实已有本质不同。

纵观韩愈仕途之路，我们可以发现其贬官原因皆非失职，而为秉公履职却遭奸人嫉恨，这无疑让具有金石一般志向的韩愈备受打击。贞元十九年，韩愈由国子监四门博士迁为监察御史，由学官转为监察官，政治上施展抱负机会显著增加，却因正直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详细揭露关中亢旱、粮食歉收、百姓饥苦的真相，遭到李实的反击，随即被贬为阳山县令。元和七年（812），韩愈因替华阴县令辨白有失，下迁为国子博士。该事件中，柳涧贪污有罪为实，韩愈未明真相而辨确有过失，但他提出需由御史监察坐实后再行处置，并非无理。同时，贬官至国子博士的处分，未免过分。韩愈好友卢仝也因其受奸人谗谏而屡迁学官而不满，其诗云：“忽见除书到，韩君又学官。死生纵有名，人事始知难。烈火先烧玉，庭芜不养兰。山夫与刺史，相对两㠝岏。”［5］元和十一年，韩愈任中书舍人，掌管侍奉进奏，参议表章。任期不满半年，因平蔡事与宰相意相反，即被降为太子右庶子，虽官阶上升至正四品下，却为一闲官，掌侍从、献纳、启奏，无参议职能。元和十四年，出于为国计民生的一片热忱，韩愈上《论佛骨表》，竟从刑部侍郎被贬为潮州刺史，其女韩拏也死于赴潮途中。这一系列的遭遇足见韩愈的仕途颇为坎坷，对比韩愈的前半生主要致力于解决“身穷”的问题，韩愈的后半生则为“身已饱，志未满”的状态。

三、韩愈穷困的原因

本文认为，韩愈早年“身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韩愈早年时，家庭成员相继离世，族内晚辈大量投靠，造成经济压力增大。韩愈祖父韩叡素生有四子：长仲卿，次少卿，次云卿，季绅卿。韩愈与韩会、韩介为仲卿子，韩俞、韩弇为云卿子，韩岌为绅卿子。韩会膝下无子，遂将韩介次子老成过继来，老成有二子：湘、滂。大历三年，韩愈母卒。两年后，韩仲卿身故。九年后，韩会身故。贞元九年，嫂郑氏卒。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韩愈侄韩老成卒。此外，韩愈从兄韩弇贞元三年遇害、韩岌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说到：“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2］379妻家方面，韩愈妻高平君卢氏，有姐妹三人（一人早逝），兄弟二人。卢氏长兄卢于陵于元和二年五月卒，长姐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幼弟卢浑不知卒于何时。兄弟姐妹五人，只剩卢氏一人。同时，韩愈与卢氏还育有二男五女，除了第四女早逝外，剩有六子，再加上数十口同族子女需要抚养，这无疑给韩愈增添了许多压力。从韩愈在徐州时作《赠族侄》可见此情景，韩愈从衣食充足到“萧条资用尽”，韩愈云：“击门者谁子？问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3］9韩愈在《与李翱书》中也讲到：“仆之家本穷空，重遇攻劫，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2］199在贬潮州时曾作诗《过始兴江口》也有“目前百口还相逐”之语描述家庭成员众多，“百口”“三十口”皆为虚指人口之众，结合韩愈家族成员大部分离世的情况，可推知其族侄追随者众多。

其次，韩愈早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动荡、奔波之中，无暇治理产业。借用韩愈之语为“四海失巢穴”。韩愈于贞元十一年所作《感二鸟赋》就曾说到：“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2］2加之韩愈为官清廉，官俸之外，不谋取私利，因此其前期经济状况较为窘困。

韩愈“志困”的原因，其一在于受当时士人引荐之风的影响，韩愈家族主要成员的离世，使其无法从家族中得到帮助。如韩愈祖父韩叡素曾任桂州刺史，父亲韩仲卿曾任武昌令、尚书右仆射，从父韩云卿曾任礼部侍郎，从父韩绅卿曾任泾阳令、扬州录事参军，长兄韩会任起居舍人，次兄韩介任率府参军，从兄韩俞任开封尉，从兄韩岌任虢州司户。他们皆较早离世，无法为韩愈提供更多的政治资源。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韩愈自身性格刚正、不趋世俗，他希望自己如金石一般坚固，虽在浊乱而不能污。他多次将此志向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他在《北极一首赠李观》中说到：“所尚苟同趋，贤愚岂异伦。方为金石姿，万世无缁磷。无为儿女态，憔悴悲贱贫。”［3］2他歌颂伯夷的特立独行，为万世之标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为人准则，他说：“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2］72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势必会触犯许多人的利益，韩愈历次贬官皆缘于此。韩愈也曾因此自嘲：“仆见险不能止，动不得时，至于颠顿狼狈，失其所操持；困不知变，以至辱于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悯笑，天下之所背而驰者也。”［2］185

四、穷困对韩愈身体的影响

从韩愈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穷困无疑带来了沉重的现实问题，即韩愈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及至中年就已出现严重的身体问题；仕途上的不如意，也加剧了韩愈身体状况的恶化，韩愈往往藉助酒来缓解忧愁。韩愈身体问题主要表现为眼疾、脱发、软脚病及牙齿脱落。

早在贞元五年时，韩愈即患有“负薪之疾”。及至中年，健康问题愈发突出，在他三十三岁时眼疾加剧，《与孟东野书》中说到：“愈眼疾比剧，甚无聊，不复一一。”［2］154约两三年之后，韩愈又开始饱受掉牙之痛，据《落齿》诗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余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3］16我们可以据此诗了解到韩愈还剩二十余颗牙，大约还在以一年一颗的速度掉牙。至韩愈四十七岁时，牙齿便只剩十九颗了，有《寄崔二十六立之》诗为证：“我虽未耋老，发秃骨力赢。所余十九齿，飘飘尽浮危。玄花着两眼，视物隔褷䙰。”［3］73韩愈更有诗对比年轻时的身体状况：“君颐始生须，我齿清如冰。尔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一别讵几何？忽如隔晨兴。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3］59可见韩愈二十五岁至四十七岁的黄金壮年期间，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的情况。

伴随着眼疾、掉牙之苦，韩愈头发也开始发白。约在韩愈三十五岁时，对老成信中说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2］380一年之后，问题更加严重，韩愈在与崔群的书信中说到：“近者尤衰惫：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闲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仆家不幸，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2］211至三十八岁时，白头发问题更加严重，《五箴》曰：“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2］62至四十岁，白发也即将掉尽，其诗云：“冠欹感髪秃，语误悲齿堕。”［3］33

仕途上的不如意养成了韩愈借酒消愁的习惯，更加剧了身体问题的严重性。贞元十九年，韩愈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为阳山县令，即使遇到献宗大赦，也只是迁任江陵法曹参军，失望之情溢于言表，韩愈只好通过频繁地饮酒，来抵消这壮志未酬的烦恼。其诗云：“三杯取醉不复论，一生长恨奈何许！”“平明出门暮归舍，酩酊马上知为谁？”“百年未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3］33

五、穷困对韩愈思想的影响

从诗文创作角度来看，穷困带来的忧患之思容易爆发出思维的广度、深度与力度，产生极于精思下的感激奋发之作。关于士人穷困的问题，过往研究多以文学创作角度进行探讨，如童庆炳和巩本栋则主要分析了“穷而后工”思想的历史发展，［6-7］王向峰以唐代重要历史事件为线索，探讨国家不幸对诗人、诗作的影响。［8］但这些文作皆存有片面之言，对穷的状态未有阶段性的具体分析，对文学创作中“工”的原因未作出全面的分析。陈云松认为诗人之“穷”多在“道穷”，而非“家贫”。［9-10］实属真知灼见。

对于韩愈而言，生活的贫困与身体的疾病交替困扰，都未磨灭其志向，反而使其更加坚定。韩愈常在赠友人诗文中有劝勉之语，这也同样是对自己的劝诫。如韩愈赠李观诗云：“穷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况天地间，大运自有常。劝君善饮食，鸾凤本高翔。”［11］17可以看出韩愈对生活间的疾苦不以为意，认为万物自有其运行法则，唯有翱翔于空、不流于俗才是应当坚守的品行。人愈穷，志愈困，情愈不平，而激发出的文章之作，更能将个人的穷困忧思与国家兴衰灾难结合起来，韩愈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2］294穷苦之人易觅，但并非皆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失志之士皆在，却无几人如韩愈般产生不朽的艺术魅力。“身穷”则能穷而后工，人愈穷，辞愈工。“志困”则能兴愁思，志愈困，其思愈深。穷苦与愁思的相互作用，再加上对社会生活、政治斗争的切实体验，成就了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历史地位。由此观之，穷困对于韩愈进行诗文创作而言，实则有促进作用。

另外，身穷志困的现实遭遇，使其能敏锐地揭示出唐代中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其“道统”思想的滋养提供了充足养分。韩愈为摆脱贫困的生活而力求科举，进而在阅读三代两汉之书的过程中培养出圣人之志，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其《县斋有怀》云：“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3］21《岳阳楼别窦司直》云：“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少年气真狂，有意与春竟。”［3］28《赠族侄》云：“我年十八九，壮志起胸中。”［2］9甚至在怀才不遇之时，敢于上书宰相，将宰相不爱才之过数落殆尽。即便栖于董张二人幕府时，也丝毫不改其志。圣贤理念中的“士志于道”固然重要，但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操作同样重要，韩愈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边。”［2］227可见，当世的得失作为韩愈重要的思想来源，表现在他因为民请命、谏迎佛骨等而多次被贬之后的思考，而他志困的重要原因也即未能处理好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操作。韩愈将自己强烈的主体意识注入诗文之中，通过对仕途坎坷的反思，对“仁”“义”“道”“德”的内涵形成清楚的认识，从学理上排斥佛老，促成“统”的观念的形成，最终作有《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