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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绳索

2022-03-24钱晖

金山 2022年3期
关键词:张悦然失败者女作家

钱晖

当80后作家小说里的年轻女性不再沉溺于荷尔蒙泛涌的情爱之潮,而是与中年男人温存后算计着冒险后的收益与风险时 ,我们看到80后女作家借助小说人物的行动完成了“青春文学”的告别式,并以僭越性的姿态展开了向严肃文学的突围进攻。80后女作家们,如张悦然、霍艳、蔡东、马小淘、文珍等是一群既早慧又晚熟的人,她们在创作方面秉着天赋提前进入写作的青春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从出道到现在的创作有着明显的转向痕迹。这群女作家走出空想的阁楼,重新进入时代的规约和社会的结构中去,与社会产生联系,并注重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审美的意义。而在人生的选择上她们又拒绝与世俗意义的生活趋同,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矛盾的精神对抗中,我们从她们的小说中发现了一条共通的隐秘的主题,即书写生活失败者如何逃离日常又如何拯救自我。这股绳索凝聚着女作家们未曾预期的文学力量,撞开了都市现代人内心坚硬的保护壳,展现出当下人们真实的精神图景。

她们的创作多以短篇小说为主,通过书写生活的他者,介入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家精准地捕捉这些漂浮在现代生活中和情绪中的灰尘——疲倦、厌恶、可怖、低微、琐碎与绝望,小说中写到居住在城市中的中年人,日常生活普通人的处境,大多处在一种活力的丧失、激情的衰减、语言的重复等等令人乏味的循环状态里,为历史留下关于这个时代的情绪清单。而选择这些作为书写对象的原因是作家们意识到在这种看似安全与稳定的日常生活背后具有相当的不可靠性。人们在整个浮躁的时代氛围下树起的价值观念和奢华生活是不坚固的,随时可能在意外的到来中瞬间坍塌,正如张悦然在《我循着火光而来》思考的那样,女主人公周沫因第三者顾晨的插足而与庄赫离婚,成为每月拿着丰厚酬劳的前妻,因为庄赫与另一个女人再婚,她从顾晨的痛苦与折磨中获得快感,并在自己得到新欢后慷慨地把庄赫的地址给了顾晨,而得知庄赫走向死亡的结局时,她体面的生活和对画家的物质支持瞬间消失,我们看到欲望和利益对人性善的吞噬过程以及依赖他人维持的现代生活的不稳定性。文珍《寄居蟹》里的军军也是这类典型,表面上见多识广,实际上是需要依附于别人才能生存。马小淘的《失重》写到女性减肥失败而责怪自身的失控,其实也在反映人的消费观念被物质时代的掌控从而失去自我的重心。小说中呈现的资本导向市场秩序,社会结构的固化,人文精神的衰落,都“在最大程度上证明了中国资本时代的庸俗和空虚” 。

而这个空虚资本时代的基座是生活在底层无法发声的大多数,这些努力维持日常又千疮百孔的人群成了作家书写的对象,如霍艳笔下面对灾害还哼着歌的父亲,张悦然笔下的失去灵感的青年艺术家,蔡东笔下走不出道德困局的普通居民,文珍笔下的安翔路下挣扎求生的底层人物,这些日常的人物如果归结为一类人的话,那就是生活的失败者。他们是被生活放逐在主流价值之外的一群人,他们精神枯竭,困顿孤绝,厌倦了世俗社会带来的规约,又不得不顺应这种生活的惯性,如同地震来临之前四处逃窜的蚁鼠。作家们书写当下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呈现了失败者跳出困境的两种姿势。一种是在密不透风的庸常生活被挤压出去,霍燕《失败者之歌》里的父亲张功利,他是无业游民,在社会规则下被淘汰出局;文珍《你还只是一个年轻人》中“房子”“孩子”的话题牵动着年轻人情緒的神经,即使顺从世俗秩序也会在某个环节失控,产生挣扎逃离现实的想法。这种想法源于内心反抗的冲动,他们逃离不喜欢的一天,精神处于崩塌的边缘摇晃,产生纵身一跃的冲动,所以另一种逃离的方式是毁灭式的。蔡东的《往生》患有心脏病的老年妇女康莲照顾八十岁无法自理的老公公,对琐屑而没有生机的日常无比厌倦,甚至生出同归于尽的想法;《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周素格完全被日常生活捆绑,想摆脱丈夫乔兰森的束缚,乞求钟点工多待几个小时换取自己得以自由喘息的时间,策划一劳永逸的“海德格尔行动”,烦闷疲惫的普通日常,心理的屈辱和生理的病痛之下潜伏着人性危险的一面。逃离是厌倦或者对失败的躲避,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意味着回归,因为它看起来是一次自由而勇敢的行为,但其实是在陌生的远处寻找崭新又熟悉的归属感,再将不被接受的个性安放在另一个安全的秩序中。然而,他们厌倦了此时此地,依然也会在彼时彼地的滞留中再次陷入虚无中,因为生活的失败者根本无法控制那些阴性情绪的发生。如果小说没有设定一个精神上类似支架作用的目的地的话,小说的结尾将变成弥漫的雾霭,作家的终极意图也很难看清和实现。所幸这群女作家是仁慈而柔软的,虽然许多小说的情节本身相当灰暗,但她们没有把故事灰暗化,而是在结局呈现出一些温暖的底色,并非刻意增添戏剧性的人生高光时刻,而是在保持生活本来样貌时不期然地意识到某些温情的细节,她们处理得很诗意,为人物设计了一个精神上的远方。文珍《衣柜里来的人》去了拉萨;蔡东《净尘山》母亲劳玉压抑了大半生,离家出走去了净尘山;《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周素格在“保洁日”这天用金钱从钟点工那里换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实现短暂的出逃,去公园欣赏蓝花楹,去博物馆看化石,给自己失去了自由的生活腾出一个可以抵达的空间。到远方去放空是一种快捷而简单的方法,因为他们在投身于自然山林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某种天然力量的治愈效果。

同时代人面对相同的精神困局,逃离现实确实成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退路,不仅中国80后女性作家在探索这一命题,世界文学,如韩国80后女作家金爱灿在《你的夏天还好吗?》小说集中也写到面临绝境暴露在现实重压之下却依然寻找生活里渺茫的希望的人群。她们从个体生命经验中写出人类生命的普遍性,某种程度上小说的个人悲伤被隐匿起来,达到的是全球普遍情感的共通互换。她们所展现的不只是具体的女性的生命经验,并且触及了世界整体生存境遇的真相。这批作家执着于对逃离主题的书写,一定程度上反映她们对西方文学的汲取以及西方文学大师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作家们产生创作主题一致性的原因,是创作思想来源的相似性。80后作家在访谈中常提到几位作家的作品,张悦然在《顿悟的时刻》中反复提到艾丽丝·门罗的小说集《逃离》和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蔡东在她需要的电影和文学中也提到了《革命之路》,雷蒙德·卡佛《大教堂》。相似的学养和创作兴趣引来共同的思考。与此同时,80后作家也在反叛和挣脱前辈作家的范例,小说的结局体现出他们创作焦虑的转移,并扎根在中国现实的土壤中完成了属于他们的飞跃。

当然,作家们并非止步于逃离的发现,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她们同时提供了几种拯救的方案。一是用精神信仰的追求来抵抗无处可逃的人生境遇,例如蔡东在《净尘山》里塑造张亭轩,一个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叠加在一起的父亲形象,他的林下风度能够成为逃出生活的围困和生活规则的理由,他与母亲劳玉是一类人,遁入老庄哲学中,即使是内心溃败的失败者形象,屈辱中坚守的无为观念是支撑他生活下去的底气,实现自我拯救。马小淘《毛坯夫妻》提出中庸之道的避世选择,精神胜利法与道德自信能够超越和拯救一切。但这也容易走向相反的方向,陷入自我反思构建意象生活无法区分现实。还有文珍《衣柜里来的人》中“我”去拉萨证明真实的世界,本质上却是思想美化过的一个镜像;张悦然小说《茧》中李佳栖的逃离,陷入自我虚构的想象中去。针对这类精神困境,作家们在存在的虚无中找到萨特提出来的药方——“选择自由也是承担责任”。他们从生活细微处通往时代的内心,打开生活秘密的匣子,学会了与生活共处。张悦然《家》中裘洛和井宇去汶川做志愿者,从社会实践带来的价值实现来填充空洞的精神生活,写出人在社会集体中寻找个体价值;蔡东《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周素格在伦理道德给肉体带来的危机中看见一只猫摔死在天井里,思考人的伦理道德变得具体起来,重新寻找生命的出路;蔡东《往生》中儿媳妇压抑的日常生活彻底的逃离即死亡,但在衰老逼近死亡的终点的时刻,生命的消耗体验获得生命的力量和感受悲伤的能力。在他们的小说中,个体生命的悲哀里总是回荡着田园牧歌般的竹笛声,这是大自然亲近的呼唤,也是中国人古典情怀和遁世精神的回蕩。作家提出拯救的方式也围绕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根源进行挖掘和书写,写出在同一归属的出口和如迷宫般的不同路径。从这一点来说,作家们是宽容的,为那些失败者委顿的灵魂找到了熟悉的栖息地。作家在虚构的创作中得到思想的释放,又与当下的读者的回应产生共振,证明了这种反思与介入意识是生效的。

80后女作家融入到社会现实中,在这片疆土上铺建另一条创作的轨道,创作主题的版图不断地扩张,叙述的力度逐渐深厚,文学表达的纵深感和立体感更加强烈,都证明着作家们已经走出封闭而自我的私人创作习惯,摒除过去叙事时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而转向了成熟厚重的“中年写作”。她们的作品修复了我们已经被喧噪的时代损坏了的感官,让读者听见来自精神深渊处的呼喊,也正是这种对逃离日常生活主题的集体挖掘让她们的书写走向更远。小说中那些失败者在庸常生活中绝望并产生逃离的心理,最后走向了一个具有归属感的终点,他们在情绪崩溃时、情感断裂处和生命挣扎的过程中,始终有一条无形的绳索拉扯着,不至于坠入绝望的深渊,如蔡东笔下有人性中的悲悯情怀浇灌着他们枯萎的心灵,像张悦然发现了生命中还有能够照亮灰暗生活的微光。这群作家的小说内外拥有两股麻绳,一条是小说内作家给人物的希望,一条是小说外作家群体创作呈现的文学力量,藏在文本中的隐秘链条将他们的创作串连成一个整体,我们沿着这条坚实的绳索不仅看见当下掩藏在我们精神深处的葳蕤风景,也看到了80后女作家转向成熟后正在自觉担负着文学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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