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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审美

2022-03-24陈守湖

媒体融合新观察 2022年1期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媒介

陈守湖

摘要:媒介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现代社会与媒介的结合变得越来越紧密。媒介化已经成为日常可感的现实。媒介深度介入当下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生成、传播与传承。依托无处不在的媒介而四处散溢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实践,形塑了人们的审美体验与自我呈现。

关键词:日常生活 媒介 文化 审美

2017年,《数字化生存》20周年纪念版在中国推出,封底印着这样一句话——“20年前读《数字化生存》,觉得是科幻书;现在读,觉得是历史书”。这可不是哪位学者的学术话语,而是普通中国读者真切的日常生活体验。

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10.11亿,其中手机网民10.07亿。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是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网民上网都在干些什么呢?报告提供了惊人的数据——8.88亿人看短视频,6.38亿人看直播,8.12亿人网购,4.69亿人叫外卖,3.25亿人使用在线教育,2.39亿人使用在线医疗。这不正是尼葛洛庞帝20多年前所预言的生活场景吗?——“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1]。

借助于不断提升的网络普及率和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媒介技术,以及几乎成了人体器官一般存在的智能手机,深度媒介化的时代已然来临。媒介不再外在于人这一主体,它几乎介入了我们的每一段时间和每一寸空间,政治、经济、文化,工作、生活、娱乐,媒介魅影重重、无处不在。在技术的加持下,社会生活不断加速,“流动的现代性”[2]触手可及。

深度媒介化必然“重写”社会交往,咫尺天涯或天涯咫尺的体验,既是真相亦是假相。尽管社交媒体无孔不入,但有时候我们依然不知道网络的另一端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狗,但我们已经不再纠结于那一端到底是什么的确切物证,我们想要的只不过是某种社交体验。说不定一只萌宠带给我们的欢乐比人还多呢,何必苦苦追问?“从文化相对性的角度出发,世界上并不存在脸书,脸书仅仅是区域性和独特性使用的集合体”[3],这话说得真好!

吃在媒介里、住在媒介里、行在媒介里、玩在媒介里、乐在媒介里……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当然会激发异于以往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体验。媒介化的日常生活,媒介化的文化实践,每一刻都在流动着甚至奔涌着,而我们却习焉不察,这就是时下我们身处的“文化现场”。

“美”这个字根在媒介化时代获得了高频组构,“美美哒”“美爆了”不只是一种美的评价,它更是媒介化时代无处不在的审美表达。自拍、美颜、分享成了网民们的日常生活审美行动。A4纸的腰、流瀑般的发、桃花般的瞳不再是美的狂想,而是社交媒体分享的显规则。无美颜则无分享,媒介化时代的审美表达,让戈夫曼的追随者们大可气定神闲地守株待兔,互联网世界满是拟剧理论的田野个案。

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4],不妨套用演绎一下——一代有一代之媒介、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有一代之审美,仿佛有粘贴复制之嫌,但仔细想想,其实颇为恰切。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文化、审美三者勾连、缠绕、互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深度溢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一、媒介与日常生活

在汉字的起源中,肯定找不到“媒”“介”两个汉字亲密地组合在一块的。《说文》言:“媒即谋也,谋合二姓者也”,这“媒”说的可是一段姻缘缔结的前奏。“介”是象形字,拟象于一个穿铠甲的人,“从八从人,人各有介”。毫无疑问,作为现代语用的“媒介”,还得从西文中去找源头。而且,雷蒙·威廉斯早就把这考据的事做好了:英文的media可溯源至拉丁文的medium一词,意指中间。[5]中间!“谋合二姓者”,不就是中间者吗?看来,不论汉字的“媒”,还是拉丁文的medium,强调的皆是“中介”。

“中介”不仅是“媒介”的原初意义源起,更是“媒介”一词的人类学证据。从人类这个物种在地球上诞生之日起,“媒介”就是人类生存的支撑物。钻木取火、营巢而居、结网捕鱼,钻木、营巢、结网就是先民们日常生活的“媒介实践”。人类交往同样如此,鸿雁传书、秉烛夜谈、把酒临风、抚琴而歌,这雁、烛、酒、琴就是代代相传的社交媒介。不管是具身在场的交往,还是离身脱域的交往,因“媒”而交,古今皆然。“早在脸书出现之前,每个个体都是真正的社交網站”[6],人类学家的媒介观显然要诚实得多,在他们的眼里,可能并没有什么媒介神话。

现代传媒业诞生之后演绎的媒介神话,只不过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建构而已。媒介神话的创造者和维护者都极力地给人类媒介的集大成者——大众传媒赋魅。大众传媒仿如天启般的存在,而芸芸众生皆是等待启蔽的木头人。当然,现代传媒业的媒介神话依然脱不开“中间物”这一古老意涵,只不过是从原初的、带有自然朴素色彩的中间物,变成了技术驱动催生的中间物(如声音、视觉、印刷媒介),然后变成制度建构的中间物(即传媒机构及行业)。其实,基于技术与机构的“媒介”这一特定学术术语的日渐普及,仅仅是1960年以来的事情。[7]“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8],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媒介神话不是媒介自身的神话,而是人类自我话语的神化。

“原子时代”的传媒催生了媒介神话,“比特时代”的传媒则解构了媒介神话。诸多大众传媒机构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一蹶不振,就在于原子思维遭遇了比特思维的迎头痛击。媒介神话破灭之后,意味着媒介回到了日常生活空间,也意味着“中介化现实”向“媒介化现实”的渐变。媒介的工具属性当然存在,但媒介同样拥有“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9],拥有自己的特定逻辑,并日益向日常生活空间弥散,建构了新型的社会连接。如果说媒介神话中的传媒与社会是通过话语来连接的,那么媒介化时代的传媒与社会则是通过关系来连接的,这也是拥有海量用户的平台媒体如今江湖独大的重要原因。

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实践,与社会若即若离,大众传媒精英甚至把“守望”伦理奉为圭臬[10]。媒介化时代的媒介实践,则与社会相濡以沫,“不仅仅是社会个体寻求媒介,媒介同样也在寻求个体”[11]。媒介以一种几乎让我们无感的方式,潜伏于社会各个层面和人际的各个角落,诸如制度的运行,商品的交换,知识的获取,情感的慰藉,伦理的维护,惯习的形成……尽管媒介依然具有相应形态(如组织、平台、端口、渠道等),但媒介之于社会、之于使用者,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液态或气态,如同一条时而浮现时而潜伏的河流,在日常生活中日夜流淌,又或如一种气态物,有时氤氲而起,有时飘散无形,但确凿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日常生活的媒介化意味着新型社会关系的缔结,也预示着新的社会经验的凝结,更表征着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媒介是容器和环境,它容纳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锚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12],彼得斯的观点总是让人耳目一新。

二、文化与日常生活

不管是器物意义的文化,还是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文化,最终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相关,而文化的表达、存储、传承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媒介的支持,媒介就是文化生成、传播、留存的基础设施。但这只是媒介之于文化的A面,而在B面,媒介可不仅仅是基础设施,从莎草纸到互联网,媒介的革命其实皆是文化的革命,媒介的变迁就是文化的变迁。在许多西方媒介学者眼里,莎草纸仿佛是解读西方文明的万能钥匙。伊尼斯将其与帝国形态相联系[13],麦克卢汉把它看作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中世纪文化存在巨大鸿沟的重要因素[14],斯丹迪奇视其为古老的社交媒体[15],其间隐含的逻辑显然是:媒介偏向——传播偏向——文化偏向。这样的逻辑当然有着媒介决定论的浓郁色彩,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媒介与文化之间的耦合,本来就是人类文化的常态。媒介合于文化,文化合于媒介,媒介化时代漫溢于日常生活的媒介,毫无疑问会引发文化的更动。我们本就生存于媒介主宰的世界里,媒介主导了文化形式和场所自然而然。[16]

将媒介视为日常生活环境,这样的判断已成共识。前现代社会的媒介具有极强的在地性,为一定区域的人们所共同拥有,且带着浓重的人种学特征。现代社会的媒体则是向着去在地性、去人种学色彩的趋势发展的。报刊、广播、电视作为曾经无比强势的媒介,它们创造辉煌的基础就是尽可能地抹去受众差别,并赋予他们文化接受上的共同仪式感。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这样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作为日常生活容器的媒介无远弗届,在这个虚无与实存二律背反的空间里,媒介化的人如何生存?显然只能将自己作为网络世界的一个节点,通过连接、关联来获得“准入证”。在线,持续的在线;分享,持续的分享,因此成为媒介化社会的群体需求和个体响应。

我分享故我在,我既因“我”而在,更因“他”而在。以分享作為基础的自我建构,造就了以分享为特征的文化建构。媒介化时代,可谓无分享则无文化。当然,共享本来就是文化与生俱来的属性之一。只不过,在媒介化时代,基于海量聚集的媒介化表达,使得共享属性在分享这一环节体现得更为充分而已。前现代社会,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共享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文化体验沉淀,而媒介的日常生活化则使得这一过程大大压缩,文化的分享体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文化的共享体验。分享是媒介化时代的媒介仪式,也是媒介化时代的文化仪式,愈演愈烈的“媒介化的自我表露”[17]即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我们本就生活于愈演愈烈的“媒介化的自我表露”之中。

媒介化时代是加速的时代,加速的动力来自于媒介技术。媒介技术改变了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因而使得我们感受到了速度的逼迫。即使沿着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数字媒介这样一条简单粗暴的媒介技术史路线,我们也能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人类的媒介史就是技术重置时空逻辑而不断加速的历史,因为,“每个媒介域都会产生一个特有空间——时间组合”[18]。这种加速并不仅仅体现为信息流动的加速,更为重要的是对注意力的肢解。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专注”始终是文化生产与文化接受的标配,人们笃信:专注方能进入文本、领受文化。但不断加速的媒介技术解构的正是专注这一禀赋,这是技术所携带的特定的时空逻辑决定的。如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慢性的和弥散性的认知层面的注意力分散”[19]循环往复。不过,大可不必对“注意力分散”痛心疾首,注意力分散恰是媒介化时代的文化体验之一。作为文化体验的“专注”体现了人类对于时间一维性的恐慌,一维性的时间观使得文化生产与接受尤其注重文化的历时性(“法古”的集体无意识至今仍然持续影响人类),而媒介化社会中加速感的不断挤压,使得媒介技术的可供性必须对一维性的时间作出应对,即以空间生产的加速来切割时间(新冠疫情爆发后越来越普遍的在线会议即是如此,参会者可以同时参与多个会议),一维的时间也就具备了“多维”的可能,而基于一维时间的历时性、单线程的文化生产与接受,向共时性的、多线程的模式递变在所难免。

潘忠党教授论及新媒体时曾提出三个标准: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20]其实,仅仅用“社交可供性”来统筹亦无不妥。因为,时下媒体生产可供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用户的可参与度,而移动可供性对接的其实主要是已经成为当代社交支撑的智能手机。文化中沉积下来的人的社会特性,正是从交往活动的媒介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媒介应用中社交可供性的持续扩张,使得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持续处于社交共在状态,文化产品的社交属性日益彰显,众筹文化生产就是生动的案例。许多爆红于网络的文化产品,都具有强烈的众筹特征。备受追捧的《明朝那些事儿》,其内容生产与流量聚积,天涯社区“煮酒论史”这一同人论坛在当初就贡献颇大,众多“明矾”(“当年明月”粉丝们的自称)以自己的史学知识参与论坛讨论,对作者的写作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近年兴起的粉丝电影,则比同人的知识生产众筹更向前迈了一大步,这种类型片不仅基于粉丝而拍摄,还通过预售方式解决资金筹措。相对于作为文化生产模式的众筹,作为文化体验的众筹影响更广泛。“粉丝文化”就是典型的众筹文化体验。在媒介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仅仅基于“文本盗猎者”[21]来理解粉丝显然已经落伍,其实,他们更渴望成为媒介叙事的深度参与者。

三、审美与日常生活

费瑟斯通与韦尔施都曾提出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议题。费瑟斯通从艺术的亚文化、生活转化而来的艺术作品、充斥于日常生活的符号与影像三个方面探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22]韦尔施则认为美学的出路在于“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23]。两位学者对生活美学的关切,在媒介化时代获得了极好的回应。审美从艺术自律的神话中跌落人间,早已成为日常可感的现实,但只有在媒介化时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才真正是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它既是媒介化时代日常生活实践的关键动力,又是媒介化时代日常生活实践的丰硕成果。

审美意识的生成从来都离不开媒介。《说文》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大为美,这羊不就是媒介?中华美学尤其注重及物性,身同境接、心与物触就是中国人崇尚的审美发生学范式。这和西方那种本质主义的美学观迥异。西方美学之所以有“终结”之虞,就在于感性之学变成了形而上学,与人类美感及其审美媒介愈发无涉。审美回到日常生活,就是要回归美的物感(媒介)、美的现场。媒介化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实践,只不过是把媒介送还了美学而已。当然,媒介化时代的美的现场具有更加复杂的要素构成,既可能是真实的物的在场,也有可能是虚拟的物的组配。

“自拍”“美颜”极好地表征了媒介化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自拍算是审美实践的前端采集,美颜则是审美实践的后台生产。前端采集体现了媒介化社会人们的审美惯习,后台生产勾连的却是媒介化社会人们的审美意识。因此,和“美”相关的硬件与软件都显示出极好的应用前景。作为媒介化时代基础设施的智能手机,在拍摄功能开发上竭尽全力,尽可能地生产出令人惊艳的“生图”。美图软件层出不穷,而且越来越智能化,甚至可以一键成片。技术赋权的媒介化的审美表达,日益具有了“诚实的表演”或“虚假的表演”[24]的属性。而日益成为“美”之生产工具的媒介技术及其设备,则体现出不断优化的技术的“人性化趋势”[25]。

社交媒介空间的审美实践与前社交媒体时代的审美实践,最大的区别或许是:前者是美的交互,后者是美的信息。前者体现为动态的介入,后者体现于静态的观瞻。一张奥黛丽·赫本的《罗马假日》剧照,出现于报刊无非是幕后故事与明星美照的混搭,依然是平面化的美的赫本。但同样一张照片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推送,则会聚合无数审美主体对于美的个性表达,从而建构起立体化的美的赫本。媒介化时代,美在连接,美在互动,美在关系。媒介通路的快捷无阻,审美表达的高频互动,使得审美的在地性具有了超越地方的可能,因此,李子柒的乡居生活视频在Youtube红极一时。

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加之智能手机深度嵌入,Social(社交)、Local(本地)、Mobile(移动)实现了深度融合,使日常生活的SoLoMo模式[26]大行其道。SoLoMo模式使得审美实践与日常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媒介化的社交空间塞满了各行其是的“美学人”,快感、娱乐、满足支配着媒介化时代的审美主体,“当前的审美化,甚至可以说在个体中间达到了它的至境”[27]。但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SoLoMo所建构起来的现实,既是实存的现实,亦是幻境的现实。社交有可能是真实的互动,也有可能是想象的满足。位置有时是卫星精准定位,但也极有可能是经过处理的虚假的擬境。在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虚拟性及可塑性都极强的新的现实之中,新的审美意识自然会萌生,“它不但影响到现实的单纯建构,而且影响到现实的存在模式,以及我们对现实作为总体的认知”[28]。而携带着媒介化现实的SoLoMo模式甚至催生了具有抗拮意识的SoLoMo艺术,显然,这样的艺术表达已抽离媒介化的日常,成为一种凸显现代性之反身性[29]的抵抗诗学实践。

结语

人类是天生的“技术物种”[30]。在唐·伊德看来,在人类的生存中,总是习惯于“用一种新的技术方式来经验环境和世界”,因此“技术总体上也是文化嵌入”。[31]媒介技术营造的空间,不是乌托邦或桃花源,但也不是破坏者的乐土,它其实就是当下的生活现实或现实生活。媒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触发机制,深刻地形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媒介化时代的文化,是基于媒介实践的文化。媒介化时代的审美,是基于媒介实践的审美。媒介化带来的影响当然是深远的,但对于日常生活,人类依然拥有自治权。“脸书的意义和重要性,是通过人们选择它而非其他替代媒介的对比来凸显的,不应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进行考察”[32],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的媒介立场,值得身处媒介化现实中的我们体味。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县级融媒体中心社区传播力研究(19XXW003)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5.

[2][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

[3][6][32][英]丹尼尔·米勒.脸书故事[M].段采薏、丁依然、董晨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230;233;312.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5][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18:345.

[7][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60.

[8][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11.

[9][11][丹麦]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5;150.

[10]“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著名报人普利策这句话在新闻行业广为人知且认同度极高。

[12][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1-2.

[13][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112-146.

[1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与文明[M].何道宽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9.

[15][英]汤姆·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M].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5.

[16][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1.

[17][英]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M].崔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31.

[18]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62.

[19][澳]罗伯特·哈桑.注意力分散时代:高速网络经济中的阅读、书写与政治[M].张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20.

[20]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01).

[21][美]亨利·詹金斯.粉丝、盗猎者、游牧民//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1.

[22][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95-99.

[23][27][28][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9;9.

[24][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7.

[25][美]保罗·莱文森.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M].邬建中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

[26]2011年,IT风险投资人John Doerr首提SoLoMo概念,SoLoMo被认为是互联网发展的趋势。

[2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9.

[30][美]凯文·凯利.技术元素[M].张行舟、余婧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18.

[31][美]唐·伊德.技术哲学导论[M].骆月明、欧阳光明译,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119-121.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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