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诗歌自古以来就享有崇高的地位，《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被誉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诗人遭受过长时间无端的谩骂与抵制，诗歌的崇高地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论辩中建立起来的。在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上总共发生过三次重要的“诗歌辩护”，分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和雪莱的《诗辩》。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时期，是锡德尼对诗歌污蔑和偏见的反驳，明确指出创造性和虚构性是诗歌的特性，为接下来诗歌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锡德尼;为诗辩护;人文主义

一、《为诗辩护》的主要观点与评析

国外学者非常重视锡德尼的《为诗辩护》，认为它是为当时英国走向诗歌繁荣作出的理论上的宣言，C·S刘易斯认为这篇文论作品是自德莱顿以来最好的评论文章。国外学者除了关注《为诗辩护》对英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以外，也有一些论文从《为诗辩护》所涉及的修辞、逻辑、语言等方面来对其加以研究。[1]国内对于《为诗辩护》的研究较少，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学术论著。本文以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的钱学熙先生的中译本为基础对《为诗辩护》进行解读。

《为诗辩护》是锡德尼针对当时英国社会对诗的种种污蔑和偏见进行的有力反驳，他在文中叙述了诗的名称的来源、诗自古以来的崇高地位、诗歌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创造性和虚构性和诗运用于教育的作用，他还指出了不同种类诗歌的特点和作用，提出了自己对于英国诗的历史和现状的看法，以及对于英国诗歌语言、风格、诗律、韵律等方面的见解。

（一）对于诗歌控诉的反驳

这本书立足于当时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英国实际，对当时社会给予诗人的四大谴责：第一、既然还有许多其他更有功用的知识，那么人们不应该在诗歌上面浪费时间;第二、诗歌是谎言之母;第三、诗歌是腐化的保姆;第四、柏拉图将诗人驱逐出了他的共和国。锡德尼一一列出并进行反驳，阐明了诗歌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性在于虚构性、创造性和想象性。

对于诗歌的批判起源于柏拉图，他对诗歌提出的主要罪状有：诗歌等艺术是对影子的摹仿，距离最高的“理式”有三层的距离。诗人与画家相似，诗歌的艺术对理性有害无益，仅仅滋养低下的情感，因此他决定要将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锡德尼在文中对柏拉图有关诗歌的思想进行重新解读。首先，锡德尼认为在柏拉图的成长过程中，诗歌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荷马誉为“全希腊的教育者”。古希腊十分崇尚英雄，当谈论如何培养英雄的时候，柏拉图以《荷马史诗》举例，认为在祭礼等场合上，通过给英雄唱赞美诗的方式来让英雄受到嘉奖，可以增强英雄的体质和信心，并且能够提高观众赢得功勋成为英雄的欲望。这就把诗歌的教育功能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其次，在锡德尼看来，柏拉图的著作虽然内容的力量是哲学的，但它们的外表和美丽却是来源于诗。柏拉图擅长以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佐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和新奇的比喻，来阐述他的晦涩难懂的哲学内容。在文学研究中，我们还可以通过作者在文章中的引用文献来推断作者的文学态度和情感倾向。有人做过统计，柏拉图对话集共引用荷马史诗142处，赫西俄德史诗32处，品达颂诗13处。这个数字尚未包括柏拉图对埃斯库勒斯等其他诗人的多处引用。[2]这足以证明诗歌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锡德尼指出柏拉图把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的原因不是由于诗歌本身的特性，而是避免诗的滥用。由于诗歌优越的教育作用，能够潜移默化地对人的心灵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必须严格对传入理想国的诗歌种类进行限制。在柏拉图看来，赞美诗和其他符合教育目的的诗歌是完全可以留在他的理想国中，为城邦居民的教育奉献力量的。锡德尼在这几个角度下对柏拉图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既回答了柏拉图对于诗歌的控诉又避免了与柏拉图权威的正面抗衡。

针对诗歌被指责妨碍道德这一点，锡德尼把诗人与历史家、道德家和法律家进行比较，认为诗最能启发德行。历史家虽然自诩为时间的证人和真理的辉光，但他们总是困于已经发生的事。就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记录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诗人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描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不一定会繼续发生，因此缺乏规律性和真理性。但诗人依靠虚构，可以结合一般的概念和特殊的实例，发挥最大并且最实际的道德教育功能;道学家擅长极度抽象的形而上学，但他们掌握的哲学过于晦涩难懂，只有极少的幸运儿才能有幸一窥他神秘的真容，所以道学家只适于教导具有一定天赋的人，很难通过哲学扩大道德的影响面;法律被尊为公平的女儿，但律师只能通过严酷的惩罚来避免人们犯罪，不能从根本上引导人们向善，只是辅助人们遵守道德的工具。但诗因其具有形象性和大众性，能够通过愉悦身心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让人们明白善恶，最终促使人们做出符合道德的实践。锡德尼指出现在的和平环境不适合于伟大的诗人居住，而只为了报酬的诗人和不懂得创作规律的悲喜剧作家，他们的低劣作品玷污了诗的荣誉。锡德尼将低劣的诗跟整体的诗进行区分，最后提出问题“难道一件事物的滥用应当使它的正当使用可憎可恨吗？”[3]4

（二）诗歌的本质特征：自由创作

从柏拉图提出诗歌等艺术是对最高“理式”的摹仿，再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认为诗歌是摹仿的艺术，在对待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大多数理论家都强调文学艺术忠实模仿现实的本质特征。关于诗歌的创造性，虽然贺拉斯在《诗艺》明确提出了诗歌可以进行艺术虚构，朗吉努斯和斐罗斯屈拉特等人都隐约意识到创造性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但只有锡德尼真正把它作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明确提出来。锡德尼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于诗歌的部分看法，认为诗人的摹仿就是一种创造，“诗是一种再现、仿造或者形象的表现”。但亚里士多德更多地认为诗歌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描述，这也就是说，诗歌中出现的艺术形象并不能偏离自然摹仿规律，并且模仿的对象应当是行动中的人或人的语言。锡德尼对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不仅把摹仿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自然，而且突破了自然的束缚。他满怀激情地说：一切技艺，包括天文学、几何学、数学、音乐、哲学、法学，都是“以大自然的作品为其主要对象”，但唯有诗人以创新气魄为核心，不受大自然束缚，创造出不存在于大自然中的形象。“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3]44

诗人的创作源泉来自动人的大自然，却创造出了更加动人的艺术。尽管锡德尼继承的是古典主义的理论，但《为诗辩护》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文主义特有的以人为中心的，热烈又奔放的自由精神与生机活力。“不要认为把人类才智的最高峰和自然的功能相衡是太狂妄的对比[3]10”，读来甚至让人想与他一起振臂高呼，为人发现了“人”，为文学发现了“创造性”而歌颂，文学语言的独特魅力也正在于此吧。由神创造万物到人可以创造比自然界更美好的存在，这不仅是文学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精神的重要转变。

（三）诗歌创造的来源：想象力

虚构是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段，但当时的英国文学界认为诗歌只能模仿现实，对虚构的作用予以贬低和诋毁。锡德尼认为诗歌的艺术创造主要表现在艺术形象上，艺术创造就是运用形象给人以一种亲见亲闻和身临其境般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通过虚构来实现的。艺术虚构离不开想象力的张扬，想象力把自然中存在的事物分解成一个一个零部件，又用想象把它们重新组合成更动人的艺术形象。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现代，都有学者意识到艺术有别于科学，它无法依照规范造就，也不可传授，于是人们都一直努力探寻艺术创作的奥秘。在西方艺术史上，艺术天才最核心的特点就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在古希腊时代被柏拉图认为来源于“神灵凭附”，在现代被归结于艺术家的自身禀赋，实现了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移。近代美学家叔本华和康德都认为天才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想象力，在锡德尼写下《为诗辩护》的一百多年后，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天才的根本心理基础在于非凡的想象力，想象力是艺术创造的基本能力。艺术作品要想达到无雕琢痕迹，体现出独创性的第二自然的效果，人们必须借助于想象力。锡德尼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创造性地提升了想象和虚构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摆脱了当时流行的把艺术创作等同于模仿的片面观点，把诗歌艺术理论明显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为诗辩护》的局限性与成就

（一）过于强调诗歌的教育作用

《为诗辩护》也体现出了锡德尼对诗歌判断的一些局限性，他过于强调了诗歌的教育功能。他认为诗歌的功能主要体现怡情悦性和道德教育两个方面，这两个价值功能的最终目的都指向促使人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善行。怡情悦性是诗歌通过词语、比喻、寓言、故事和富有感染力的话语，在文学艺术塑造的形象中潜移默化地感动人们去实践他们本来或许会逃避的善行。教育与怡情悦性相辅相成，通过诗的教育，人们会想要去了解他们实践的善行，在道德熏陶中完成精神的蜕变。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学艺术的教育功能始终都是文学的核心要素，但是诗歌的艺术独特性并不应该被道德教育功能所掩盖，过于强调这一点势必会让文学艺术成为政治和道德的传声筒，最终丧失文学艺术的生机和活力。

（二）局限性产生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说明他思想上的局限性，让我们一起回到锡德尼所生活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广设学校，提倡教育，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文化发展了之后，社会财富也随之积累。伊丽莎白女王十分重视国家社会风气和道德教育，她发展了一批贵族知识青年作为她的下属，主要目的就是借助文学艺术来提高公众的道德水平。受过良好教育的锡德尼就是其中一员，他不仅是出色的诗歌作家，同时也是女王身后的作家赞助人。身负双重身份于一身的锡德尼只能以诗歌优越的教育功能为切入点来为诗歌进行辩护，这一矛盾也在锡德尼文艺思想上体现了出来，因此锡德尼既能看到当时民间诗歌的长处并予以肯定的评价，又有所贬低民间戏剧和民间语言。

锡德尼的文学观念实际出现过很大转变，在转变之前，他的文学思想十分古典，甚至与《造谣学校》的作者高森一樣排斥和反对戏剧。14至15世纪的人文主义中心在意大利和法国，全世界各国的年轻学者都希望能从这两个国家带回人文主义的火种。锡德尼文学思想的转变就发生在1572年—1575年期间，此时的锡德尼被伊丽莎白女王委派出国游学，在新思想新文化繁荣的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学习的过程中，锡德尼深深地被人文主义吸引了，回国之后，便在英国开始公开宣扬人文主义精神。但是，由于英国传统的民族气质，意大利艺术至上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英国传播的时候发生了大变样，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想较少注重文学性和人文精神，反而更加注重文学艺术的教育功能等实际意义。因此，在当时普遍的文化风气下，锡德尼也很难避过诗歌的教育功能来为诗歌正名。

瑕不掩瑜，锡德尼创作的田园传奇《阿卡狄亚》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田园生活的传奇剧，他本人也被誉为“英国第一位古典主义理论评论家”和“新学之花”，《为诗辩护》上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下启雪莱的《诗辩》，被视为英国近代诗学和美学的始端，为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营造了积极的环境，也为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4]

作者简介：刘念（1998—），女，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唐雪妹.论菲利普·锡德尼《为诗辩护》.[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1.

〔2〕王柯平.柏拉图如何为诗辩护？[J].外国文学评论，2005（2）：9.

〔3〕菲利普·锡德尼.为诗辩护[M]，钱学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4〕杨瑞.诗的本质与社会功用——菲利普·锡德尼《为诗辩护》的美学思想[J].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5，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