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光明，许怀喜

(淮南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唐代实行道州县制，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依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七曰淮南道”[1]，治所扬州。淮南道本辖13州，包括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寿州是其中之一。唐代在寿州建置中都督府，境内瓷器、茶叶等出产著名，对外交易蜚声南北[2]。唐代中期寿州管理寿春、安丰、霍山、盛唐、霍丘5县。寿州地区在淮河南岸，地处南北的交通要道，水陆交通均十分便捷，其优良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漕运运输地位等因素使得寿州成为当时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和熔炉。寿州茶、寿州窑瓷器等都可藉由大运河、淮河、长江等途径，远销南北各地，并经由扬州远销到海外。特别是在中国瓷器发展呈现出“南青北白”的格局之时，寿州窑以喜人的黄釉独树一帜，称誉天下。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是茶文化快速兴起的时期，茶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尤其是陆羽的《茶经》以及茶人常伯熊的传播与推广，使得饮茶之风大盛。一方面，寿州茶商和陶工逐步聚集到寿州优区位，促进了寿州茶产业和寿州窑陶瓷产业的进步；另一方面，寿州茶与寿州窑茶器逐步形成互补互动的循优推移格局，二者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繁荣与寿州茶文化的发展。

一、寿州霍山小团

唐代风行饮茶，上到天子和王公大臣，下到僧侣平民都喜欢吃茶品茗，并且形成了茶人兴茶、皇家重茶、文人写茶、佛教崇茶的社会现象。《封氏闻见记》“饮茶”篇记载：“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3]51正如《茶经·六之饮》中所说：“滂时浸浴，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4]47饮茶之风极盛之时，西安、洛阳两个都城和江陵、重庆等地，竟是百姓家家户户饮茶。

淮南道盛产茶，寿州是主要产茶区之一，在天宝时即有私人茶园出现，《太平广记》卷第二十四“刘清真”条说：“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5]《茶经·八之出》亦有“盛唐县生霍山者与衡山同”的记载。史料关于寿州茶的记载有很多，一说寿州霍山小团，如“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止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6]；二说寿州霍山之黄芽,如《唐国史补》卷下中有“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7]60的记述，《增修埤雅广要》卷三十中记载：“茶，苦茗也……然土产非一，若建溪之龙焙凤饼……霍山之黄芽。”[8]《太平御览》卷第八百六十七说：“寿州有霍山之黄芽。”[9]又如记载霍山黄芽功效的：“八公山同甘露飞来，……霍山之黄芽溅色，羽化丹丘。”[10]“史记寿春之山有黄芽焉，可煮而饮，久服得仙。”[11]由于唐时饮茶用茶饼煎煮，“唐代以蒸青为主，多为团饼茶”[12]，霍山小团和霍山黄芽应当是同一种茶,只是制茶技术方法不同,称谓有别而已。

随着北方饮茶之风益盛,茶的需要量愈大，寿州茶业也愈加兴盛。刘禹锡《寄杨八寿州》写道：“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骑尘中白面人。桂岭雨余多鹤迹，茗园晴望似龙鳞。”[13]遥望雨后初晴的桂岭山坡，一块块一层层茶园如同鱼鳞，可以想见当时寿州规模茶园之大。韩翃《送南少府归寿春》中有寿春制茶之诗句： “淮风生竹簟，楚雨移茶灶。若在八公山，题诗一相报。”[14]也说明寿州制茶业的兴盛。唐代寿州有很多茶商，唐政府也在寿州地区经营茶园以求利。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在割据独立时期曾派兵抄掠寿州茶园以实其军，德宗在讨伐吴少诚诏文中有“擅动甲兵，屡越封境，寿州茶园，辄纵凌夺”[15]248之语。这些茶园应当包括官营和私营在内，其获利之多、税收之重，使得政府任何时候都要关注寿州茶区的生产情况。实系在公元816年讨伐吴元济时，还特令“寿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内茶园”[16]，足见寿州茶园规模之大及其在唐王朝经济地位上的重要。五代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下有大中六年(852)官府在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边界捉拿茶贩逃税的记载：大中六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请：“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今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17]3731。

寿州茶当时也深为官僚推重，例如名相陆贽对其非常喜欢。《新唐书·陆贽传》云：“陆贽，字敬舆……寿州刺史张镒有重名，贽往见，语三日，奇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17]4642可见当时寿州茶是达官显宦用以馈赠至亲好友的珍品。

此外，在唐代淮南道的商业中,寿州茶是大宗贸易品。据唐《封氏闻见记》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3]51反映了江淮茶叶通过水陆道路，车船相继，源源不断运往北方的盛况。寿州茶唐代运往西番开创塞外贸易，最早见于《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7]66总之，唐代中后期，淮南道以及两淮地区的漕运在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整个江南地区的漕运物资都必经两淮航区转运到洛阳和长安。这样，寿州茶生产流通的各环节空间循优推移的结果是，优质资源能够分别配置到适合其发展的特定区域，进一步繁荣了市场，促进了寿州茶文化的发展。

当然，好茶的“孕育”离不开水。关于煮茶之水，《茶经·五之煮》中记载：“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4]39纵观古人的品茶择水观，明人张大复《闻雁斋笔谈》卷五“试茶”中对茶和水的关系有精到论述：“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18]可见，水对于茶的重要性。《茶乘》中载：“夫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19]266就是说，在茶的产地的水，是最配茶的水，泡出来就最好，就是因为水土相合的原因。《茶疏·择水》中就有“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20]的说法，陆鸿渐品论水次第凡二十种，“唐州淮水源第九”[19]230。根据以上所述，寿州的茶与水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所谓“清泉烹雀舌，活水煮龙团”，可以说正是寿州之南的大别山清泉和淮河活水孕育出了独特的寿州茶。

值得一提的是，茶，初是药，后成饮物。到了唐时，种茶饮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常伯熊、陆羽、皎然等一批僧人、道士、文人考究饮茶器具以及煮茶技艺，重视茶的精神意境和道德规范，将茶由物化层次提升到精神层面，并逐渐形成中华文化特有的茶礼、茶艺、茶俗等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情，饱含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当然，寿州茶文化的形成也是通过僧道隐士、墨客骚人与平民大众参与共同建构的。与此同时，茶成为茶事活动精神文化交流的物质载体，茶器亦然。

二、寿州窑黄釉瓷碗

寿州窑(隋代称“淮南窑”)于1960年被发现，是我国南北朝至唐代的著名瓷窑之一，也是目前安徽省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中时代最早的一个窑口。寿州窑依淮水而兴，托大运河乃至扬州外销贸易港等地水系航运之利，往来南北，交通东西，甚至远涉重洋，前往遥远的异邦。从出土的文物看，寿州窑黄釉瓷在古运河中有大量出土，扬州也发现很多，甚至在美国也发现有寿州窑黄釉瓷器的踪迹。例如：1999年，“柳孜运河遗址”(2001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的一批瓷器中，寿州窑所占的比重最大，其中的一只黄釉碗，通高8.2厘米，口径20.4厘米，底径8.6厘米[21]；1980年，西安市东郊出土的唐代黄釉印花瓷枕，具有典型的唐代寿州窑风格，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精品；1980年，东凤砖瓦厂出土的唐代茶末釉贴花枕，为寿州窑产品，是扬州博物馆馆藏精品。另外，陈进海撰写的《世界陶瓷》第二卷中第249页的插图，有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寿州窑黄釉执壶[22]249，也从侧面证明了寿州窑黄釉瓷器的特殊文化价值。

唐代寿州窑集中烧造瓷器的中心窑址主要分布在淮南市上窑镇的余家沟一带(200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寿州窑松树林窑址属余家沟区域)。“余家沟地区的遗物以黄釉为主,和陆羽茶经记述‘寿州瓷黄’大致相符合。再者,在遗址中又发现唐代新兴的新品种——注子,所以推断余家沟地区的窑址,要晚于管家咀,为唐代窑址。”[23]唐代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而著名，一方面是从陆羽所言知悉，一方面是众多出土瓷器标本的实证。但文献史料记载寿州窑甚少，民国铅印版《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色泽第四”第四则寿州黄色瓷中有“唐时所烧，瓷色黄”[24]的记载，而《周易参同契注》中仅提到寿州瓷碗：“若作黄牙者，取京丹一斤入汞四两，寿州瓷碗中唯火急鼓之，成汁如镜，即下碗冷凝如黄金之色。”[25]这是道教记录从铅里炼出精华即黄牙的方法，其中“冷凝如黄金之色”也间接验证了寿州瓷黄的特征。

当然，寿州窑在唐代能区别于“南青北白”局面而创烧黄釉瓷，或者说以黄釉瓷名满于天下，说明寿州窑当时已成为烧造黄釉瓷最成功的窑口，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唐代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从现有的史料中还没有发现或前人没有留下赞美寿州窑瓷器的绝世佳句，这可以看出，寿州窑瓷器不属于“阳春白雪”的高档品种。从出土的大量寿州窑瓷器来看，寿州窑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用瓷，这也说明寿州窑陶瓷所面向的消费群体是普通老百姓。从某种方面来说，面对老百姓的日用瓷一定使用人群更多，流传更广，市场更大，生命力更强。寿州窑瓷器在当时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 除了其实用性强，价廉物美之外，究其原因，一是黄釉瓷颜色热烈温暖，能够和大唐盛世繁荣昌盛的社会氛围相互呼应,同时符合人民的精神需求，这跟傅振伦对寿州窑的译注“黄釉可喜”[26]是一致的；二是南北优秀陶工聚集于寿州窑，对烧造工艺的改进，以及能够准确把控窑温、进风量大小及炉内气氛等。可以认为，寿州窑黄釉瓷对当时及后世瓷器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饮茶要用茶器，“器为茶之父”。我国最早提到“茶器”的史料是西汉王褒《僮约》所说的“烹茶尽具，已而盖藏”[27]。由于唐时饮茶用煮茶，即所谓“烹茶”和“煎茶”，即直接将茶放在釜中煎煮，煮沸后倒入碗内饮用，瓷茶碗就成为唐时盛行的品茗器具。《格古要论》云：“古人吃茶，俱用撇。取其易干，不留滓。”[28]为的是容易喝完，不留残渣。《茶经》所讲的“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4]27，就是指撇碗而言。陆羽又说：“以汤沃焉，谓之痷茶。”[4]47痷茶就是把饼茶先砍碎，再煎炒，烤干，舂捣，然后放在茶器中，灌上沸水浸泡。可以认为，盛唐之时煮茶或痷茶的饮茶习俗已普及于老百姓中，从而“痷茶”的注子(注子是从早期盘口壶或罐演化而来的，有的专家称注子为执壶)也就随着社会需要而大量生产了，与注子配合使用的是茶碗，将茶碗扣在注子的盘口上，就是一套必备的唐代通常用的茶器了。

事实上，唐代寿州窑瓷器出土物中碗最多，“黄釉碗是寿州窑的主要产品”[29]36，从造型上看，有高足碗、深腹碗、浅腹碗，从碗口特征来看有大敞口、葵口、卷唇口、折沿口。出土物中另有多种器物被辨认为茶器，包括用来研磨茶叶的茶碾子、擂钵、擂棒，用来贮熟水的水盂，用来盛茶渣的渣斗，用来煮茶、煎茶的罐，用来注汤的注子，用来饮茶的碗、盏、茶托，以及用来焚香的香薰器等。而寿州窑茶器以黄釉注子、碗、盏为主，其中注子可以注酒，更有贮水、注茶、煮茶的功能，按照朱伯谦的观点，即盛茶的可能性更大[22]251。寿州窑注子，腹部浑圆饱满，提手扁平，多在流口与鋬之间有两个粗状的系，流短直，流嘴低于盘口，且底不施釉，一方面便于在倒茶水时，当茶叶堵住了流嘴口，可用木棒或树枝进行疏通。另一方面，由于注子是直接放在炉上煮茶，寿州窑瓷注施釉至腹下不及底。寿州窑注子的流口是寿州窑茶器的重要特征，在淮南市博物馆藏的52件注子中，除4件为圆流口之外，其余皆是6～9棱的流口[29]33。寿州窑茶碗多为敞口浅腹，壁较斜直，口沿呈唇口状，底部呈玉璧状环底，圈足宽厚。这种茶碗的设计有三个好处：其一，唇口厚沿，可增加饮茶时嘴唇与茶碗口沿的接触感，玉璧形底使茶碗重心稳定，茶水不易洒落，茶碗也不易翻倒，更便于端拿饮用；其二，煮好的茶水需要迅速降温，茶碗器型矮、口径大，既散热快，又叠放方便，可以使老百姓在更多的生产生活场景中饮茶；其三，在唐初，人们还是沿袭席地盘腿而坐的生活习惯，茶碗敞口且矮，席地而坐可以俯视茶碗，有利于观赏器形，观看茶汤的色泽与变化。根据出土文物考证，多数专家判断，唐代生产的瓷碗，高从4厘米左右至6厘米左右，既可作饭碗使用，又可作茶碗使用，两者并无严格限制[22]256。

其实，唐之前和唐代普通百姓用茶，其茶器与酒器、食器仍难细分。而陆羽之后，唐代士大夫和文人已将饮茶之风当作风韵雅事，将审美意趣和思想理念融汇到饮茶中，不仅讲究茶叶的色、香、味和煮茶方法，而且对茶器尤其是茶碗的造型和釉色也非常重视，茶器也趋向专用化、艺术化，成为唐代茶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茶盏在成为专门饮茶器后，唐人在茶盏的器用之外，开始对茶盏有了美的视觉需求，通常茶饮之后，还要赏碗，以至观赏底足。如淮南市博物馆藏的1984年长丰县孔店乡柿园鲍庄出土的黄釉璧形底盏，其底部呈环状玉璧形，中间凹陷部分也施釉，边区有一圈凹弦纹，通体满施黄釉，整体造型精美、端庄敦厚、雍容大方[29]239。又如淮南市博物馆藏的一件黄釉贴花葵口盏，盏内外的蜡黄釉均有小开片，此件贴花盏为釉上贴花，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在盏内贴花纹的瓷盏[29]252。胡悦谦最早将寿州窑的黄釉瓷分为蜡黄、鳝鱼黄及黄绿三色，其中蜡黄瓷器为上品，此件茶器不失为寿州窑碗盏类中的代表性作品。其实从工艺上来说，寿州窑陶瓷黄绿色属青釉的一种，是弱还原形成。寿州窑黄釉瓷之所以形成深浅不同的三种颜色是因为：其一，在烧窑过程中窑内的位置不同，有的氧化不充分；其二，当时的釉料配方和烧窑技术还不够稳定。事实上，唐代寿州窑除了烧黄釉瓷之外，还有黑釉、绛釉、绛红釉等。“唐代寿州窑的绛红釉，非常类似后来宋代定窑名贵的‘紫定’，而且它比‘紫定’的出现要早两百多年。”[30]

可以说，唐时对茶器的需求量大，特别是对茶碗之要求极高，烧造也特别讲究，茶碗也成为各个窑口烧造的重要器具。《茶经·四之器》中列出当时烧制茶碗的名窑，并说：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4]27可能是唐时茶色红，寿州窑黄釉瓷碗影响茶汤的色泽。陆羽将寿州瓷碗仅列为唐代名窑的第五位，但地处南北交汇地区的寿州窑在唐代中期正是烧造瓷器的繁盛时期，理所当然也是唐代生产茶器的重要的窑口。显然，唐代寿州地区茶业兴盛，寿州茶加上寿州窑茶器，无论是销售还是使用都相得益彰。

总而言之，器(茶器)与物(茶)是双向借力的。陆羽认为，青色是茶碗的理想色，它会增加茶汤的色泽，使人赏心悦目，白瓷则会使茶汤看上去泛红。这是因为唐时用的是茶饼，之后的宋人转而使用茶末，随即开始偏好蓝黑色和深褐色的质朴的碗。其间也能窥见，随着茶文化的发展，不同的饮茶方式对茶的制作工艺、茶器的造型和釉色的影响。可以认为，寿州窑茶器，特别是寿州窑黄釉瓷碗能达到如此杰出的水准，其中也绝少不了茶人的启发，皆是因茶事活动仪式对饮茶器具的精益求精，倒逼陶工们必须穷其巧思，以制作出更加精美的茶器。

三、泗州临淮茶人常伯熊

早在南朝宋时宋孝武帝的儿子子鸾和子尚两个人到八公山拜访昙济道人，道人用茶来招待他们。《宋录》记述道：“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4]57可见在南北朝时期，寿州地区已有饮茶习俗。另《茶经·七之事》开篇所列古代著名茶人中也直接点明了昙济的身份是八公山沙门：“宋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鲍照妹令晖、八公山沙门昙济。”[4]52昙济是当时有名的僧人，他在寿春八公山驻锡弘法很长时间。

唐时，常伯熊(生卒年不详)与“茶圣”陆羽都享有盛名，常伯熊擅长茶道实践，是中华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31]。常伯熊对茶学也颇有研究，应该写了有关茶叶功效方面的论著，遗憾的是未见传世。所以，常伯熊在中国茶史的长卷中依然是名不见经传，只是在不多的古籍中记载有他的茶事活动。

但陆羽在寿州的茶事活动是有确切记载的，他为了考察淮南茶区，东出舒州、南下黄州、北上寿州，写出淮南茶初考稿，其《茶经·八之出》有简明品定：“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4]73陆羽是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开元二十九年(741)淮南道地图和山南东道地图，复州属山南东道，紧邻淮南道沔州，复州和沔州都在长江北岸，水路交通发达，信息交流通畅。陆羽生前和高僧名士为友，互相唱酬，探讨茶事，著书立说。陆羽北上寿州考察淮南茶区，且有“寿州瓷黄”的著名论述。

唐代知名的性酷嗜茶的寿州人，目前已知的史料尚无记载，或相关史料已然散佚有待进一步发掘。而对寿州附近泗州临淮茶人常伯熊的茶事活动有记载的是唐代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在《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3]51-52从中可以看出，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关于此事发生的时间，可从相关记载中进行有效推测。《吴中人物志》卷之三云：“刘太真，字仲适……广德二年，江淮宣慰使李季卿荐授左卫兵曹。”[32]清董诰辑《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八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也有相同记载：“至广德二年，江淮宣慰使御史大夫李公季卿荐授左卫兵曹。”[15]2421另外，《唐诗鼓吹》卷第三皇甫冉有诗为《送孔巢父赴河南军》，广德中，李季卿宣抚江淮，荐巢父为左卫兵曹参军，故有此行[33]。从以上时间记载可推断，李季卿宣慰江南的时间应为广德二年即公元764年。《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传亦载：“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17]4724《新唐书》属于正史，常伯熊进入正史记载与陆羽有直接联系，由此可知，就烹茶和茶道而论，常伯熊似乎比陆羽更胜一筹。同时，《茶经》约成于大历年间[34]，即公元766—779年，常伯熊也曾对陆羽《茶论》(《茶经》的前身)“广润色之”或“复广著茶之功”，可见常伯熊亦有增广《茶经》之类的著作，可惜没有传下来。此外，封演是唐玄宗天宝末进士，生活在天宝到大历年间，即公元742—779年，《封氏闻见记》约成书于贞元年间(785—805)。可以看出，封演、陆羽(约733—约804)、常伯熊、李季卿(去世时间为大历二年，即767年)为同时代人。

另据《唐百家诗选》卷第十记载，皇甫冉(约717—约771)有诗《宿淮阴南楼酬常伯熊》[35]，表明常伯熊与诗人皇甫冉是同时代的好友。同时，陆羽考察茶事至南京，居栖霞寺，皇甫冉也有诗《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36]，也就是说，诗人皇甫冉和陆羽也是好友。再如《璧水群英待问会元》卷八七记载：“自唐陆羽隐于茗溪，性酷嗜茶，乃著《茶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其后，常伯熊嗜之，玉川子嗜之，江湖散人嗜之。”[37]这里记述了常伯熊饮茶成癖，其中提到的玉川子是卢仝(约795—835)的自号，江湖散人指陆龟蒙(?—约881), 从叙述次序上可以推断常伯熊应该比卢仝和陆龟蒙年长。因而，通过以上的时间梳理，不难看出，常伯熊茶事活动的时间段约为公元733年至771年。

再者，《乾隆泗州志》《方技》篇中记载：“唐常伯熊，泗人，因陆羽茶经复广其论，龙团、雀舌妙天下。”[38]《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六十三《人物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述，表明常伯熊是唐代淮河以北的河南道泗州临淮县人，唐代的泗州属于现在的安徽泗县。由于唐代商业繁荣，人口流动增加，跨地域活动频繁，水路交通成为全国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唐朝政府所依赖的江淮漕运畅通与否，关系到唐朝中央的安危”[39]。可见水运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也旁证了唐时的主要交通以水路为主。由此可知：其一，从地缘关系来看，泗州治所临淮与寿州治所寿春都紧邻淮水，都是在淮水之滨，临淮在淮水北岸，寿春在淮水南岸，两地之间只相隔濠州(今凤阳县)，水路交通便利；其二，中唐是寿州窑烧制黄釉瓷最兴盛之时，特别是作为茶器的黄釉瓷碗最为知名。可以认为，常伯熊的茶事活动在寿州及其周边地区应该是有的，但因相关材料缺乏，尚难以明确，或相关史料尚待发掘。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人根据《唐国史补》记载的“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7]87，就认为常鲁是常鲁公，即常伯熊，笔者认为此观点存疑。据《全唐文纪事》卷十《威远》记载：“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监察御史常鲁，与吐蕃使论悉诺罗等至自蕃中。”[40]又有《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一载：“常鲁，新表新丰常氏：礼部员外郎，无名，子普，户部郎中。又鲁，渭南尉。《旧吐蕃传》：‘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鲁等至自蕃中。’《旧张镒传》：‘建中三年，张镒与盟官常鲁等与吐蕃盟于清水。’李益有《送常鲁侍御史西蕃寄题西川》诗。”[41]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从时间上和常伯熊的茶事活动时间相近，从姓名上也容易混淆，但大多明确记述茶人常伯熊的史料上，都只提常伯熊，没有提常鲁或常鲁公，仅《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由此可知，常鲁公和常伯熊应该不是同一人。

总的来说，多民族融合、兼容并包的唐代，开创了饮茶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唐人的茶事活动通过人、器、物的交流，倾向于一种精神凝聚与审美提升，以获得宗教般的审美体验，即所谓 “很少的物质，很多的精神”[42]。其中，在唐代商业环境优越的社会大背景下，寿州优厚的自然山水孕育了霍山小团；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各窑口优秀陶工循优聚居寿州，充实了寿州活力，造就了寿州窑陶瓷兼容并蓄的特点，产生了寿州窑黄釉瓷碗；同时，在泗州临淮茶人常伯熊等的茶事活动，使寿州的茶、器、人处于相互依存、循环互动、螺旋上升的动态发展过程中。

四、结语

茶、器、人是茶文化的三个主体要素，核心是“由人定义物”。唐代淮南道寿州位于淮河流域中游，水路发达，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极具区域特色的寿州茶、寿州窑茶器等。由于饮茶文化在唐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寿州茶、寿州窑茶器的贸易往来，必然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影响着寿州周边的人文环境。人作为最活跃的要素必然向寿州地区竞争优势区位集中流动，陆羽、常伯熊的茶事活动也直接推广了寿州的茶文化。可以说，在较长期的安定社会环境下，寿州的茶叶与茶器市场机制的完善与发展引导着人才要素的良性有序流动。寿州的茶、器、人构成了寿州茶文化内部的连续性和凝聚力，其周边的优势要素集聚寿州，相互碰撞，交错循优推移, 为寿州的文化经济注入了活力，也不断强化着寿州区位优势的茶文化特色。总之，在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大背景下，寿州的茶、器、人三者在循优推移的过程中，在这样三元互动、交融共生、融合发展的连接中，持续并繁荣了唐代的茶文化，扩大了寿州茶文化在唐代的影响力，使得寿州更加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