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城明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2021 年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25 年，初步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并对相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近年来，广西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持续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在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核算、指标交易、产业化经营、综合开发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一、广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探索与实践

（一）高位谋划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一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研究印发了《关于厚植生态环境优势推动绿色发展迈出新步伐的决定》，建立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为有效解决全区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提供有力制度遵循。二是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制定并组织实施《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意见》，探索构建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价值实现保障和价值实现推进等六大机制。三是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组织成立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工作专班，由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担任召集人，统筹推进广西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研究、测算及结果应用等工作。

（二）多领域开展各类别试点

一是开展生态产品调查监测试点。选取桂林市平乐县为试点区域，开展试点区域内生态产品基础信息调查、制订生态产品目录清单、推进生态产品实物量调查，并建立生态产品动态监测制度。二是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以广西红树林为对象，推进跨行政区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在桂林漓江流域3 个村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在容县和金秀瑶族自治县开展县域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试点。三是开展自然资源碳汇调查监测与评估体系建设试点。选取7 个县（区）作为试点区域，开展碳汇本底调查、碳储量评估、碳汇潜力分析工作，逐步建立全区自然资源碳汇调查监测与评估体系；持续推进蓝碳生态系统调查评估国家级试点，探明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约为30.2 万吨。四是做好典型路径示范。发布广西第一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包含生态治理、生态产业化经营、生态补偿、生态资源指标交易等4 类路径十大案例。

（三）全面启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

在桂林市、梧州市、河池市及合浦县、乐业县、昭平县、金秀瑶族自治县等7 个区域，开展为期2 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其中，桂林市探索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模式，已实现绿色贷款余额322.79 亿元，碳排放重点领域企业已有15.16 亿元贷款获得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预计带动碳减排量35.05 万吨。梧州市推进六堡茶特色生态产业化经营，助推“梧州六堡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估值达37.64 亿元。河池市探索搭建森林生态运营中心，推动林业资源流转和资产集中，实现林业资源规模化经营。合浦县累计投入5 600 万元，营造红树林67.85 公顷，修复红树林351.3 公顷。乐业县累计投入2 920 万元，结合乡村振兴建设，发展猕猴桃、刺梨、杧果、油茶、蔬菜等5 个特色生态产业，带动10 个村集体1 025 户4 440人实现增收。昭平县重点推进10 个古村落的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创新了黄姚古镇旅游开发入股分红机制，生态产品的共享性、普惠性进一步显化。金秀瑶族自治县积极打造“世界瑶都”民族品牌，2022 年投入粤桂协作资金2 767 万元，重点打造金秀香草岭瑶药标准化种植基地等4 个瑶医药特色产业项目，瑶医药种植规模累计达12 367 公顷，产值累计达4.18 亿元。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存在的困难

（一）生态产品内涵边界不明确

一是国家层面对生态产品的概念界定未完全统一。目前，我国现行政策文件对生态产品无统一的内涵定义，且不同部门之间存在认识差异。比如，自然资源部提出，生态产品是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产共同作用所产生的、能够增进人类福祉的产品和服务；而国家发展改革委、统计局则认定，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该定义不限于自然生态系统，比自然资源部定义的外延性更大。二是生态产品的概念不够通俗化。人们对于生态产品的普遍认知，主要还是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具体化、可视化的物质供给产品（如粮食、水果、木材、水产品等）和调节服务类、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如水源涵养、固碳释氧、休闲娱乐、美学体验等）。由于生态产品“看不见、摸不着”，因此人们对生态产品的认知及开发利用明显不足。

（二）调查监测相关工作基础不扎实

一是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体系未建立。我国自然资源丰富，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调查监测制度，但对于各类自然资源形成的生态产品，国家层面尚未建立统一的调查监测标准和体系，各地生态产品的数量、质量、价值量、权属、分布、供给能力等未完全掌握。以广西红树林为例，现有红树林地9 200 公顷，但尚未精确核算其提供的海岸带防护、环境净化等服务的功能量和价值量，其开发利用潜力和保护修复需求等无法客观评价。二是生态产品基础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生态产品基础信息主要来源于各级自然资源、生态、农业农村、林草、海洋等部门，国家层面未统筹开展生态产品基础信息的连续监测工作，历史年份信息缺少，补充监测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有待拓宽

一是部分地区生态产业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由于缺乏系统规划和科学统筹，因此生态产业化经营存在不同区域之间同质化竞争、开发的问题，如各地乡村旅游主要还是停留在观光、采摘等项目上；广西矿泉水水质优良，品牌众多，但因同质化发展，无法产生规模效应，未形成国家级品牌。二是部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难以复制。以桂林漓江流域为例，生态保护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补助，2022 年获得自治区财政资金3.8 亿元和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奖补资金3 000 万元，还将实施国家层面主导的总投资54.91 亿元的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社会资本总体参与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不可持续，且难以复制到广西其他流域。三是生态指标交易等“变现”模式探索不多。各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路径实践中，对生态指标交易、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3 种“变现”能力强的模式探索较为缺乏。以广西生态指标交易为例，于2008—2010 年成功试点了2 宗碳汇再造林项目开发和碳汇交易（CDM），获碳汇收入298 万美元，提供了较好的试点经验，但碳排放权、碳汇、森林覆盖率、用水权等生态指标交易相关制度至今仍在探索。

（四）价值核算与价值转化关联不强

一是价值核算结果应用性不强。以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为例，核算所需数据多、成本高，仅能应用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绿色发展绩效考核等，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索的关联性不大。二是价值核算未有效衔接价值转化。目前，生态价值核算无法应用于绿色金融、绿色资产抵押等，导致融资、授信等的比例不高。

三、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议

（一）加强理论研究，统一生态产品概念

优质生态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维系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各方面、多领域，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要统一生态产品的概念，推动人们对生态产品统一认识的形成，强化社会各界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认知。及时总结不断涌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发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借助新媒体加以宣传推广，用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方式讲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价值，提高社会公众对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认识，增进社会公众对绿色发展的支持。

（二）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体系

统一生态产品分类标准。按照物质产品类、生态调节服务类、文化服务类的生态产品分类体系，梳理主要生态产品类型，摸清各类生态产品的数量、质量、结构、空间分布等基本信息，形成生态产品目录清单。依托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体系和信息平台，建立健全基础数据共享机制，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海洋、城市等生态系统开展调查监测，及时掌握各类生态产品的基本信息及动态变化情况，打造开放共享的生态产品信息云平台。探索生态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深入推行土地、森林、湿地、海洋、水等自然资源和各类生态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置运行机制，合理界定和创新生态资源产权体系，为后续生态产品的保护和市场化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三）强化生态产品产业规划和路径探索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建立科学的自然生态空间分级分类分区管控机制，编制生态产品开发利用指南，引导差别化探索，避免同质化无序竞争，把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作为国土空间开发和“一张图”空间管控的重要措施和抓手。创新“生态＋”发展模式，依托优质自然资源、优美自然风光、历史人文遗存，激发社会公众、企业和公益组织参与生态产品生产和价值实现的积极性，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营造良好的公众参与氛围。

（四）加快建设统一的生态交易大市场

充分发挥政府的管控作用，拓展组建自然资源产权和生态资源指标交易专门机构，开展碳排放权、碳汇、森林覆盖率、用水权等生态资源指标开发和交易试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和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立统一的自然资源市场交易规则，完善自然资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依托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探索建设面向东盟国家的碳排放权交易中心，逐步建设统一的碳汇、森林覆盖率、用水权等生态资源指标交易市场，实行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交易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