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斌志 孙晨旭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33）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工作在积极促进人民金融能力与社会资本的服务过程中，形成了与时俱进的金融社会工作领域，并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战略中得到了实施与运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价值伦理、理论基础、方法技术、发展模式、实务领域、社会政策、全球经验以及本土实践八个方面。总体而言，金融社会工作研究在成果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扩展以及内容不断深化的同时，更存在研究质量有待提升、研究体系有待健全、研究内容有待完善以及研究视野有待拓展的局限。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未来的金融社会工作研究要不断扩展研究视野、响应人民需求、提升研究质量，最终构建中国特色的金融社会工作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以及话语体系。

伴随着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闭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最强音，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美好生活”既指获得社会参与和各种收入的机会，也指个体拥有创造价值的素养和能力。在社会精细化治理和创新治理的需求不断加强的社会背景下，推进金融社会工作是精准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手段。在取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成果后，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金融社会工作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也随之涌现出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反思已有金融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展望未来金融社会工作发展趋势，对构建本土化金融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以 “金融社会工作”“普惠金融”“金融能力”为主题进行检索，截至2022年11月1日共得到115条结果。剔除与金融社会工作联系不紧密与相重复的文献，最终得到自2009年以来的70篇文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其中学术期刊论文58篇，学位论文8篇，报纸论文0篇，会议论文1篇，学术辑刊论文3篇。为有效整理与解读有关金融社会工作的文献资料，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来对所收集的有效文献进行整理归纳，借助对文献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从而来考察2009年以来金融社会工作研究的年代分布、学术质量、作者地域和研究类型的基本情况以及金融社会工作在价值伦理、理论视角、方法技术、发展模式、实务领域、社会政策、域外经验和地方实践等八个方面的研究现状及特征。最后，通过对以上内容的整体把握，总结当前金融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反思其不足之处，并展望新时代金融社会工作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特色金融社会工作研究的总体状况

首先，从文献年代分布和数量分布来看，金融社会工作起步晚，且研究成果集中分布于近两年。一方面，直观来看，金融社会工作出现较晚，且研究的前期与后期成果数量相差较大。仅以知网收录的文献来进行分析，金融社会工作发展时间较短——于2009年刊登了第一篇社会工作介入金融领域的研究文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进行员工心理危机调试，因此发展初期的金融社会工作致力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2013年12月，学界首次提出将金融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方向。在金融社会工作产生后发展的前期阶段，2014年-2017年仅有3篇学术成果；而自从2018年以来，学界致力于将社会工作理念、方法和技术等运用于金融领域，研究成果不断丰富，2020年达到第一个峰值25篇。另一方面，从深层原因来看，金融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与国家脱贫攻坚有序发展相衔接。2018年以来，反贫困与精准扶贫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主题，学者们对于金融社会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较为宏观的经济性议题之中；而近两年相对贫困与精神贫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相应地，金融社会工作开始关注更加微观的个体，且更加注重不同个体能力的提升。

其次，从文献学术质量来看，我国金融社会工作起步虽晚，但在学术和实务领域呈现出积极向好的趋势。一方面，从学术质量来看，专业院校师生产出的研究作品数量不断增加，这些院校长期专注于金融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既具备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和数据支撑，又能引领金融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从是否获得资助方面来看，在已发表的70篇学术论文中，2篇文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1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4篇获得相应的省级基金的资助。

再次，从研究人员和其机构的归属来看，进行金融社会工作研究的学者归属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一方面，从“大杂居”来看，研究人员及其所属机构涉及面广，全国不同地区均有分布；另一方面，“小聚居”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地区归属来看，北京地区成为金融社会工作研究的主阵地，集中率高达40.53%，研究机构分别包括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第二，从专业方向归属来看，研究人员、机构的归属及研究水平状况与金融社会工作教育紧密相关，开设社会工作专业且以财经类为特色方向的高校成为金融社会工作研究的主要聚集地。其中，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力量占比达21%，江西财经大学也成为金融社会工作研究成果的主要来源之一。

最后，从文献研究类型来看，基于不同的划分依据，可以将研究成果分为不同的类型。以金融社会工作能够发挥的功能为依据进行划分，可以将其划分为基础性功能与发展性功能。基础性功能旨在保护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资产，如防诈骗与反贫困；发展性功能指通过个体和家庭金融能力的提升来创造新的金融资金、发展资本等。以研究成果的性质为依据进行划分，可将其划分为理论性研究和实务性研究。理论性研究是指金融社会工作理论、内涵、特征、框架、可行性的研究；而实务性研究指路径、干预的探索性研究。

二、中国特色金融社会工作研究的核心议题

（一）金融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灵魂，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伦理同样成为金融社会工作领域内诸多学者研究的主题。对于价值伦理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金融社会工作所要秉持的原则方面。而因不同学者的着眼点不同，对于价值伦理的研究又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从金融社会工作的性质入手，研究金融社会工作的本质，例如刘长喜探究金融社会工作的好坏区别，认为“好的”金融社会工作应该遵循共享原则，在宏观上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而在金融社会工作服务的微观群体里，正常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也都应该共享金融服务；同时“好的”金融社会工作还应该坚持赋能原则，用金融赋能的方式来重构个体与社会、政治的关系［1］。余美玲归纳出规范化的金融社会工作应该注重普遍性、进步性、长期性以及发展性四大原则［2］，普遍性与刘长喜提出的共享原则本质相同；发展性则与赋能原则殊途同归，均注重个体创收能力的提升；进步性在共享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倾向于扶持弱势群体；长期性则是赋能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从实务内容入手，探讨社会工作者在实际过程中所面临的价值困境以及坚持的实务原则。第一，金融社会工作不可避免围绕金钱展开，面对“金钱困境”这一敏感话题，社工应摆正自己的角色，坚持自决原则。王思斌认为在扶弱过程中金融社会工作者可以是金融咨询的提供者和促进金融能力提高的帮扶者，但不能成为价值无关者、利益相关者和金融投资经纪人［3］。与此观点相类似，魏晨蕾通过探讨城镇妇女金融能力，归纳出在推进金融社会工作的过程中，社工仍要尊重个人的自尊、价值和选择［4］。第二，金融社会工作不可避免强调金融知识、金融技能和金融素养等内在方面的重要性，从而片面否定个体的能力，面对“受害者有罪论”的狭义理解，社工应坚持“人在情境中”这一理念原则。王思斌认为我国当前金融社会工作的开展需要基于本国情况并兼顾个体与社会的关系［5］。同样地，黄进认为有效的金融社工实践不会面临“责备受害者”的价值困难，相反，有效的金融社工实践能够考虑阻碍个体能力发展的外在环境［6］，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社会工作实践中 “人在情境中”的观点。综上所述，金融社会工作虽然强调金融的重要性，但是仍尊重案主的个人自尊、价值与选择。相比较而言，其内容有所细化和增加，除了防范各类金融风险，更加注重服务对象对于金融能力的提升。因此，不论是在金融社会工作的实际内涵还是实务领域，都需要遵从社会工作的一般原则。

（二）金融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

金融能力与资产建设是金融社会工作的两大基本概念，因而金融能力理论与资产建设理论成为金融社会工作的两种理论取向。两者虽在概念上有不同，但共同致力于实现金融福祉这一共同的目标。

首先是金融能力理论的研究。学界学者对于金融能力有两种不同的学说，第一种学说认为金融能力指个体的金融行为，如早期Wolfsohn指出个人表现出的金融行为就是金融能力的体现［7］，这种观点忽略了人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第二种学说认为金融能力是内在能力和外在机会的结合，且二者相互促进，这种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所推崇。例如，方舒认为金融赋能取向的研究应该包括金融素养、金融排斥、特定群体的金融能力和外界金融机会［8］；而周晓春则从实务角度出发，分析大学生面临的金融风险，从而说明个体内在金融素养、金融知识和外在金融环境同等重要［9］；黄进认为个体储备的金融知识和技能在获得一定的机会展现时才拥有金融能力［10］；国外学者研究金融排斥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其中影响与建议均体现出个体金融能力是内在素养与外在机会的结合［11］；王思斌认为金融社工所要增强的贫困人群的金融能力，既包括获利的能力，又包括选择外部环境以规避金融风险的能力［12］，这种既关注内在能力又关注外部金融环境的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其次是资产建设理论的研究。第一，对于资产的界定。谢若登认为，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有形资产主要是指金融财产［13］；不少学者对上述观点有其他意见：钱宁认为若将资产建设局限于金融资产的范围内，则资产建设理论存在重大缺陷［14］；何振锋基于福利供给体系的完整性和人的全面发展两个层面，对资产的定义介于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中间，分为金融、人力和社会资产三类［15］。相比前一种狭义的界定，后一种观点更被学界所推崇。第二，是关于资产建设内涵的界定。学者认为资产建设是一种普惠性的和社会性的金融政策与服务。栗学钟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情况来进行定义，认为资产建设能够面向全体社会成员进行预防性干预［16］；林典则从金融社会工作的重要概念之一——金融能力出发，认为资产建设是围绕个人能力和外部资产累积的过程［17］。刘振杰基于“资产建设”理念认为穷人不仅应当注重物质帮扶，更应该注重心理促进［18］。综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得出，资产不仅包括金融资产，同时还包括非金融资产，以及一个家庭拥有的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所有物。

另外还有少部分学者提出在金融能力与资产建设的过程中借用增能理论。主张增能理论的学者旨在提升农村农民的 “造血能力”，从而使其拥有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能力。

（三）金融社会工作的方法技术

首先，是宏观层面的方法技术，具体包括金融教育与资产建设。一方面，是金融教育的运用。学界对于金融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关于金融教育的必要性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群体金融能力的脆弱性入手来论证。俞姗通过分析大学生金融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结论——金融教育能够提高大学生的金融能力、改善金融行为［19］；方舒、刘世雄认为当代社会情境网络化同样要求青少年更高水平的金融能力，国内教育却尚未将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而社会工作在金融教育和提升青少年金融能力方面有独特功能［20］。辛自强指出由于人在环境中，个体所在的社会环境时刻都在变化，因此终身的金融能力教育就是必要的［21］。总之，学者均从青少年、大学生等群体的金融能力脆弱性来入手分析。二是关于金融教育的内容和焦点研究。尹银基于老年人的特征提出金融教育主要是指金融认知教育，而认知知识涉及金融基础知识、金融信息渠道相关知识、电子设备的使用以及金融偏差行为等知识［22］。余美玲认为金融教育的内容不应该仅涉及金融知识，还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提升个人的算术和理解能力，通过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来整体提升金融素养［23］。陈伟指出数字时代背景下，消费者不仅要掌握传统金融业务的知识，还应该拥有网上支付、数字人民币与手机银行等一系列新型金融领域的使用能力，因此金融教育相关工作应该针对于此［24］。三是关于金融教育的方式和技巧研究。张皓祯认为金融教育的开展也要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如对于农村脱贫人口而言，其知识的理解和吸收程度较低，因此对于该群体就可以采取情景教育、互助小组、专家讲座等喜闻乐见的形式［25］。而对于学生而言，金融教育素材的使用同样具有丰富的方法，如方舒提出“以学校为本的金融教育”概念，并对金融教育的方式技巧进行总结，就不同年龄段的个体进行金融教育的具体操作进行了规划［26］。万飞介绍学校课本、社团活动以及课题建设等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教育的作用［27］。

另一方面，是资产建设的运用，该理论聚焦在普惠金融政策分析、反贫困方面。一是在普惠金融政策分析方面，方舒认为可以借助金融政策倡导的方式来帮助尚未受骗的社会大众进行事前宣教，以此来达到金融风险预防的功能［28］。何德旭认为要实现金融公平，就必须让主体获得同等的参与机会，也就是必须要解决社会上的金融排斥问题［29］。二是在反贫困研究方面，尹银针对老年群体的反贫困提出资产建设的方法——需求为先来评估老年人的资产，进而感知老年人的金融需求并提供服务［30］。接家东分析了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与以收入为基础的社会政策间的差异，认为资产社会政策旨在促进生产和发展，会产生作用于反贫困之上的积极的经济、心理和社会效应［31］。还有学者认为在反贫困领域方面，政策和服务对象相互配合才能体现出效能感，即不仅要政策方面发挥支持作用，还要求服务对象具有一定的金融能力。

其次，是中观层面的方法技术，金融培训成为金融社会工作常用的方法。虽然学者们对于金融培训这一概念所隶属的层次等级持不同的态度，但学界对金融培训这一策略所发挥的作用却是一致肯定。吴量将金融培训和金融教育来与资产建设相比，认为金融培训旨在处理财务上的困难和进行预防培训，而后者仅能发挥预防性作用［32］。方舒借用“杀猪盘”事件，同样从事前预防角度来讨论，认为金融培训能够降低群众上当受骗的可能性［33］。同时，在金融风险防范训练上，学者一致肯定体验式教学和训练的作用。一些提倡学校为本的金融教育学者主张通过学校课程建设与金融训练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进而进行学生的资产建设，该种训练方式借用相关课程和专业资源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讨论、面谈和案例分析等方式来提高学生辨别金融风险的能力。除了对学校中的青少年提倡体验式金融训练之外，Schreiner认为成功的金融能力训练项目必须能够让不同人群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那些概念，如在实践中通过丰富的训练方法，使儿童、妇女、老人等特定人群意识到金融风险和财务规划的概念［34］。

最后，是微观层面的方法技术，金融咨询和金融治疗是针对个体层面进行事前预防与事后治疗的常用服务手法。一是金融咨询的应用。学界对于金融咨询并未进行明确的界定，但都认为与普惠性的金融教育相比，金融咨询更应该集中于专精化领域、面向个体并致力于提升个人金融能力和金融素养。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咨询与金融治疗一道成为财务问题发生之后的处理工作，如吴量认为金融咨询与处理是针对财务困难这一已发生问题的处理措施［35］。同样地，方舒认为金融咨询是在受害过程中和受害之后，社会工作者向受害者提供的财务性分析和恢复性服务［36］。栗学钟同样基于 “金融咨询应成为财务困境发生之后的处理工作”这一观点，从而提出金融咨询的群体只局限于陷入金融困境的人群，而非全体社会成员［37］。而另有学者认为金融咨询应该侧重于职业生涯与规划，借助咨询工作从而增强个体的金融能力。如方舒借助小组活动来激发成员思考生涯规划与金融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正视自己并合理规划来提升成员的金融能力［38］。二是金融治疗的运用，体现在应用情景和模式方法等方面。金融治疗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临床干预方法，简单来说，金融治疗是个体或者家庭遭受金融风险而进行的事后干预方法。一方面，在应用情景上，学界关于金融治疗所探讨的话题均围绕金钱紊乱这一核心议题。例如，国外学者认为金融治疗是针对受害者金钱紊乱及一系列次生社会问题的干预方法［39］，而面对这种金融紊乱，李菲菲认为采取个案工作的方式是对受害者进行财务和心理干预及治疗的最好措施［40］。樊欢欢认为尽管金融治疗可以针对任何与金融有关的话题，但金融治疗的特定领域仍然针对的是赌博障碍、强迫性购买障碍等金钱紊乱的行为［41］。另一方面，金融治疗的实践模型成为金融治疗的另一主要话题。国外学者结合叙事理论、系统理论等构建出社会工作者开展金融治疗过程的五步骤模式［42］；有学者指出，美国社会工作中心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也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金融健康治疗模式，包括金钱、自我、他人、社会、行为、生命周期以及健康七个考量要素；樊欢欢结合多种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技术，系统整理和归纳出认知行为金融治疗、体验式金融治疗、福特金融赋能模型以及金融治疗的合作关系模型四种金融治疗的实践模型［43］。

（四）金融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

首先是特色化发展模式。一是关于特色化的必要性研究。与特色化相反的是粗放性，粗放性发展是总体性发展、无差别发展，是一种精细化不足的发展，故特色化发展就是通过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产品来使案主提高金融福祉的发展。李迎生还认为特色化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需求日益多样化的要求，是社会精细化治理的需要［44］。二是关于特色化的路径研究，李迎生认为可以借鉴相关国际经验，其中最典型的是在中国陕西省推进的 “儿童发展账户”项目——该项目借鉴国内外资产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针对本地贫困残障儿童家庭进行资产积累［45］。巫正洪认为与国外相比，国内发展金融社会工作存在各种限制因素，因此国家层面应出台相关的普惠金融方案为金融社会工作特色化发展提供空间［46］。三是发展特色化金融社会工作挑战的研究。有部分学者指出当前金融社会工作受到来自专业化、职业化以及本土化多方面的挑战，要进行学科建设、政策创新和实务建设等。

其次是社会性发展模式。一是社会性发展模式的起源研究。Reeta Wolfsohn最早提出金融社会工作这一名词［47］。国外有学者认为Wolfsohn对于金融能力的定义过于狭窄——金融能力和金融福祉是个人的责任［48］，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的模式与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价值理念相违背，从而倒逼社会性模式的金融社会工作产生与发展。黄进认为社会性发展模式伴随着资产建设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他指出资产建设的社会政策一开始旨在为贫困群体制造制度性的金融机会、扫清贫困群体发展的制度障碍，后在此基础上对贫困群体的金融知识和技能进行培训，从而发展成为当下综合性的、社会性的模式［49］。二是金融社会工作社会性发展的路径研究。黄进指出社会性发展模式下金融社会工作注重改善个体和家庭的金融发展机会、提升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能力，因此发展金融社会工作应从这两个方面入手［50］。

（五）金融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

首先，是收入维持领域的研究。周晓春认为在内在金融素养方面，金融社会工作者首先应该改善贫困群体获取收入的认知和态度，而后再从外部社会政策方面来倡导获得收入的机会［51］。同时，周晓春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认为青年内部的健康状况、婚恋状况以及外部社会的就业创业文化、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障状况均能影响到青年的收入维持［52］。而从外在环境方面，学者们一致指向打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其次，是资产建设领域的研究。在外在金融机会方面，有学者认为资产建设可以评估案主参加退休储蓄账户资格、支持低收入者住房，帮助接受收入补助者参加和使用个人发展账户，同时还可以设计与实施儿童发展账户政策、积累儿童发展账户，从而为青年在内的全体公民尽早开展资产累积服务。而从个人内在金融素养方面来讲，金融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个案、小组的方式来提升群体资产累积的意识、动机和行为［53］。针对资产积累环节较为薄弱的大学生，赵铄栎更加注重提升个人的内在金融素养，提出大学生可以借助目标储蓄的方式养成资产积累的习惯［54］；而对于老年人的资产建设，有学者认为可以借助退休资金咨询、金融教育等方式来增强老年人资产和资金的管理意识，从而增强金钱的管理和使用。

再次，是消费管理领域的研究。从外在金融机会层面来说，勾东宁基于当前社会金融化和金融排斥长期存在的背景，提出金融社会工作应该提供和倡导对弱势群体友善的网络消费平台和消费信贷产品［55］。而同样对于此种背景，有学者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倡导外在环境的建设，如可以借助社会福利政策免除消费成本来创造良好的消费氛围，从而最终落脚到良好的消费习惯这一内在素养层面上。而从内在金融知识与技能方面，周晓春认为借助金融教育等手段可以培养弱势群体合理消费的态度，在此前提下，金融社会工作者通过帮助弱势群体养成制定预算和记账的习惯，从而最终提升弱势群体的消费管理能力［56］。另有学者认为，金融督导可以帮助案主制定合理的消费预算并进行跟踪，通过金融咨询为家暴受虐者提供金融消费与独立方案，从而进行消费管理。

然后，是信用建设领域的研究。从个体内部信用建设来看，周晓春基于当前青年信用管理重视程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信用建设首先应该提升青年的风险意识和保障意识，而后再普及有关贷款渠道、贷款利率及贷款风险的知识［57］。李国武认为信贷与金融机会是同等重要的——拥有良好信贷能力的个体如果能够按时还款，则又保障了该个体的下一次金融机会［58］。还有学者认为，金融社会工作还能为案主提供信用诊疗、信用咨询以及信用建设服务。同样地，从外部金融机会看信用建设，多数学者均将关注点集中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供给上。如代志娟对大学生金融服务环境分析后得出，大学生缺少信用建设的原因在于正规金融服务的缺少与非正规金融服务的泛滥，这归根到底在于普惠金融的不足［59］。周晓春指出传统金融系统对青年的信用评估不足会导致该群体金融机会的缺乏，故金融社会工作者应该倡导相关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产品来弥补金融机会的不足［60］。还有学者认为，金融社工应该帮助个人形成抵押或者信用的基础，或者帮助其提高信用度以获得普惠政策的青睐，从而使该个体享受到普惠金融的体验，这与周晓春的上述观点相一致。

最后，是金融保护领域的研究。金融保护是相对于金融风险来讲的，从外部金融机会层面的保护来说，周晓春认为可以通过增加正规金融服务供给及改善金融诈骗监管的方式来防止非正规金融服务对弱势群体的侵害，从而打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也可以通过各类社会保障建设对弱势群体进行金融保护，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61］；除此之外，有学者还认为可以帮助低收入案主接受小额保险来进行金融保护。从金融素养角度来讲，学者们对于个体内在方面的提升主要聚焦于意识层面。例如，张煜琪认为应该提升弱势群体的风险意识和防诈骗意识，并帮助识别金融风险来防止金融诈骗［62］。

（六）金融社会工作的社会政策

首先，是金融社会工作教育政策研究，集中在教育本土化、多元化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等方面。一是教育政策本土化方面，在确定金融社会工作教育政策之前，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制定本土性的金融社会工作教育政策需要解决合理性和可行性问题。针对合理性问题，李迎生认为金融社会工作教育政策的确立是时代所需，是对当前社会金融化大背景的回应［63］；还有学者同样基于当前不断增加的金融风险，提出当下金融社会工作教育政策的确立尤为必要。李青基于当前社会工作者的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不足的前提，提出金融社会工作教育能够借助制度来进行规范是有必要的［64］。方舒认为金融社会工作是避免传统金融体系对弱势群体不公平待遇的重要力量，因此发展金融社会工作教育是有意义的［65］。而针对可行性问题，张洪瑞认为，随着国民素质和金融素养的提升，推行金融教育体系的阻力将不断减轻，故国内金融社会工作教育政策将又好又快发展［66］；还有学者也提出要实现金融社会工作本土化首先应培养本土金融社会工作人才，而培养人才就需要相应的金融社会工作教育培养体系加以明晰。二是在多元化课程设置方面，方舒认为国内金融社会工作教育框架与美国不同，以中央财经大学为首的国内金融社会工作教育采取的是单独开设一门金融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作为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将金融社会工作的知识分解成诸多板块［67］；李青认为国内高校课程体系可以进行跨专业和跨领域的培养工作，如在社会工作教育中增加金融知识、财务规划、金融风险等内容［68］。梁国利认为高校的金融社会工作课程应以现实需求为基础，分年级、分层次设定教学目标和设置相应的课程，以此来回应社会需求［69］。闫薇认为增设金融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是不足够的，更应该注重培养在专业基础性课程中学生的金融思维能力［70］。三是实践教学方面，李青从两方面入手来构建金融社会工作实践教学体系，一方面，现有的企事业单位应该融入慈善理念并开发适用于贫困群体的产品；另一方面，社工机构可以开发相应的财务服务与课程，增强社工专业人员的金融素养［71］。梁国利认为，金融社会工作的实践教学应摆脱“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72］。

其次，是促进金融能力的实务政策研究，主要以金融能力和资产建设为导向，但由于金融社会工作在我国出现时间较晚，国家尚未出台权威、规范的法律政策，学者也仅从政策倡导方面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建议。宏观层面即指政策层面，方舒认为宏观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特殊人群金融排斥问题的研究、普惠金融政策的研究、资产建设与反贫困政策研究、金融社会工作中新技术应用的问题研究等几大方面［73］。而针对普惠金融政策研究这一问题，方舒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政府需要加大普惠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力度，尤其需要推行对青年友善的金融服务，加快为青年提供相对全面和系统的金融支持体系［74］。同样地，王锐认为应做好社会工作参与普惠金融工作的政策法规以及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从而为金融社会工作的发展保驾护航［75］。中观层面即指相关机构层面，程惠霞提倡未来金融社会工作与机构应是互惠合作的关系，一方面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能够推动金融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另一方面相关机构在金融社会工作理念和技术的指导下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76］。王锐同样对金融机构参与发展金融社会工作的作用给予肯定，因此他认为机构方面在开展活动时有责任结合本土实践与国外经验并开创一条新路［77］。还有的学者从监管和规范角度，提倡加强对金融机构，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服务机构的监管；加强执法部门对处理民间金融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培养等等。微观层面则指个体层面，个体层面主要指个体的金融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升、弱势群体金融风险的防范以及金融赋能的研究。

（七）金融社会工作的全球经验

首先，是理论建构的研究。黄进认为美国社会工作界对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融能力”概念的定义上［78］。方舒认为玛格丽特·谢若登和迈克尔·谢若登夫妇提出的金融能力与资产建设概念形成了金融社会工作的核心框架，这有力促进了金融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79］。刘勇认为金融赋能与资产建设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反贫困路径，相关理论的建构对我国脱贫攻坚起着指导作用［80］。

其次，是实务领域研究，主要是阐述美国儿童发展账户的实务发展经验。黄进以美国儿童发展账户为例、以资产建设为平台来论证整合美国社会服务的可行性，这有利于思考在相对贫困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多种服务之间的关系。该学者认为美国工作者将所做的努力上升到知识层面的做法能够为后续金融社会工作的科学发展奠定基础［81］。

最后，是国内学者论证国外经验对于我国发展金融社会工作的借鉴意义研究。如李迎生认为在国内推进金融社会工作是社会精细化治理的需要，为特色化的金融社会工作教育开辟了路径，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82］。而张洋勇认为国内社工教育体现出教育先行而职业化滞后的特征，而美国社工专业教育是在职业化过程中、在规范化的专业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从专业教育角度来讲，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对中国有一定的启示［83］。

（八）金融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

首先，是在金融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实践方面有独特的贡献。一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集中探讨金融社会工作如何赋权于弱势群体进行反贫困。例如黄可妮通过将金融能力进行一一细分，并详细列明社会工作者能够提升弱势群体金融能力的主要方面，综合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多要素在内进行贫困群体金融增能的讨论［84］。邓锁基于金融能力建设介入反贫困可以在个体、家庭、社区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发挥作用，从而对金融社会工作帮扶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定的路径指导［85］。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反贫困正在从注重贫困者个人转向注重社区的能力发展，如家计生产、城乡互助、社区扶贫等。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出中国特色的金融社会工作实践。例如，邓锁在陕西省开展的社会工作理念指导下的残疾人互助小额信贷项目通过多维度介入，有力提升了农村贫困残疾人的金融福祉［86］。与此相类似，方舒认为山东省某社工机构与政府合作的、针对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开展的“贫困家庭配对储蓄”项目既对个人及其家庭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让当地脱贫攻坚更加可持续［87］。李思晨在微型金融理论、资产建设理论的指导下，针对贫困户开展金融个案工作，以防止当地返贫现象的发生［88］。近年来，在资产建设理论的指导下，金融社会工作还被应用于灾后重建、疫情防控与反贫困中。汶川地震后，香港某社工团队联合本地社工在清平乡开展以文化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产以及金融风险为核心的灾后干预，探索出了适合当地的灾后重建与防返贫框架，这也为本土金融社会工作的发展添砖加瓦［89］。方舒认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金融社会工作不仅承担日常金融教育、资源链接和资产建设的任务，同时还要通过社会工作的手段支持复工复产，助力民生发展［90］。

其次，是在弱势群体的金融风险防范方面。一方面，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结合金融能力与资产建设理论来分析社会大众金融风险发生的原因。例如，有学者强调社会工作需要不断提高服务对象的金融参与度、金融素养和金融福祉，以此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周晓春则借助金融社会工作视角分析各种金融风险事件的本质是 “一种夹杂感情问题的新型网络金融诈骗”，并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分析大学生易发生金融风险的原因［91］。另一方面，实践层面的经验主要是通过开展相关金融赋能服务来寻找社会大众对抗金融风险的对策。例如周晓春通过采用多案例与非介入研究的方法对青少年遭遇金融风险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金融能力和服务供给两个方面对金融社会工作者的干预提供策略［92］。方舒认为北京昌平区英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低收入青少年金融教育项目涉及多种内容，通过提升当地青少年的金融运营能力，从而有效地提升弱势群体对抗金融风险的能力［93］。黄曹福认为四川成都某社工机构开展的服务偏向于普惠性金融增能实践，该机构通过联合社区、银行等开展的金融教育、金融咨询、金融需求调查以及金融政策宣讲等活动，丰富了该社区居民的金融知识、提高了金融能力和金融素养、增强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94］。相关本土实践的开展，为金融社会工作在我国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三、中国特色金融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反思

文献回顾发现，我国金融社会工作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表现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影响显著升级、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模式不断创新。但是，站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用新的视角看问题，当前我国金融社会工作的研究仍然面临一些局限和不足：

首先，研究难以有效回应实践需求。一是现有数据和实证对于实践的指导性不强。当下文章很少以数据为支撑进行实证分析，而与此相反的是，现有的研究大都是一般化的主观议论，故很少能够通过实际数据和成功案例来指导实践。二是与其他方向的社会工作研究相比，金融社会工作研究起步晚，对理论进行细致研究并将理论本土化为实践需要一个过程。三是研究人员的金融素养不足。一方面，金融社会工作不仅要求研究人员拥有金融领域的相关知识，还需要社会工作的相关知识，这类人群较为稀缺。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介入研究的敏感性不足，这表现在多数研究仅关注群体金融问题的共性，而对个体差异性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

其次，研究理论视角较为单一和局限。一方面，缺乏动态视角，例如有关大学生消费风险的研究、青年赌博问题的研究以及农村反贫困问题的研究都是站在静态的角度进行分析，而非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说，大部分研究都忽视了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和事物的发展性特点。另一方面，缺乏系统性视角，尽管理论层面的研究强调内在金融素养与外在金融机会同等重要，但不少研究者在开展金融社会工作个案、小组活动时却只能完成个体金融知识和金融素养的提升，而忽视了社会层面的干预，因此现有的干预措施撕裂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缺乏系统性干预研究。

再次，研究地域和研究对象分布不均衡。一是研究对象分布不平衡。在针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关注青少年的金融风险研究，事实上，留守妇女和老人、外来务工农民也属于弱势群体。二是所研究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大的区域格局以北京地区为主，研究金融社会工作的主要高校集中在北京地区；小的分布格局根据财经类院校的位置而分布，如中央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

最后，研究体系不健全，学科话语体系不完善。一是概念界定、核心要素不明确，既未形成金融社会工作专业的概念界定，也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建设与探索。二是研究结合的理论较为单一，已有文献主要基于资产建设理论进行论述，事实上，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理论同样指向人的全面性发展，如马克思社会公正观、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等，金融社会工作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将有利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金融社会工作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三，研究领域有待拓展，已有文献大都集中于农村反贫困、社会救助、金融风险防范领域，而在新时代，学者们对于乡村振兴领域研究不足，对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探讨少有概述。

四、中国特色金融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前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95］。这就要求金融社会工作不仅要通过提升研究质量和水平来助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要推动和促进高质量的金融社会工作研究视野、能力以及体系建设。

首先，要加大研究投入，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一是要加强金融社会工作教育实践研究；二是要凝练中国特色的金融社会工作理论和经验，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三是要夯实壮大人才队伍，提高金融社会工作研究人员的知识素养，既要提高社会工作者的金融知识和水平，也要夯实社会工作的专业基础。

其次，要扩展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一方面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对于有较长时间发展过程的案例来说，要分阶段、分过程进行探讨，具体回应特定原因在特定阶段产生特定作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用系统性的眼光看问题，在开展金融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要时刻保持“人在情境中”的思想，从金融机会和金融素养两方面系统性地提升服务对象的金融福祉。

再次，要提升研究对人民需求的响应度。金融社会工作要不断响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性需求，不断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热点话题以及迫切需要，思考金融社会工作是否可以介入其中以及如何介入，借鉴管理学、组织学、金融学、心理学以及其他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出符合中国特色的金融社会工作理论和模式。

最后，要探索中国特色金融社会工作发展之路。一方面可以从学科体系入手，形成系统的金融社会工作方向研究和知识体系建设，其中包括本土性概念的界定、相关话术的表达、相关理念与价值的规范、相关方法的明确等等。另一方面从多元学科的跨界交流入手，扩展研究视角，加强在本土实践中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的交流和碰撞，促进金融社会工作与其他学科相互嵌入与融合发展，从而提升金融社会工作研究的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