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国外纪录片中的中国教育形象探析

2022-03-23琳,吴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纪录片孩子教育

罗 琳,吴 珺

(1,2.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日益增多。随之,越来越多的国外纪录片将镜头聚焦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在申办、筹办、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提供了一次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机会,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国外关于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在数量上有了一次小的高峰。同时,数码技术使得纪录片的制作成本越来越低,让这次“记录中国”的高峰再也没有回落。长期以来,国外拍摄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一般都将主题聚焦于中国的文化、历史与政治三个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其关注焦点又增加了经济和民生等话题,试图寻求中国崛起的答案。在这一过程中,有些纪录片也将视角放在了中国的教育问题上。从2008年起,美、英、日三国媒体制作的纪录片都有所涉及中国教育问题,本文将以美国制作的《中国高考》《两百万分钟:一次跨国考察》、英国制作的《中国学校》《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以及日本制作的《我想继续读书:中国农民工的孩子们》五部纪录片为案例,分别从“学生形象”“家长形象”“校方形象”“以教育为名的较量”四个方面来剖析国外纪录片是如何塑造中国的教育形象,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并试图探析其背后的原因。

一、以“雇主”立场强调服从的学生形象

作为教育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形象成为纪录片的重点呈现对象。这五部影片都聚焦了数个不同的学生个体。总体上,学习时间长、刻苦好学是这些纪录片里中国学生的明显特征。具体来说,这些不同的个体在这个总体特征的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两部分:顺从听话的和贫困弱势的。但无论是将中国学生归入上述的哪一类,美、英、日三国都没有把中国与本国学生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而是站在类似雇佣者的角度上,对中国学生做出主观评判。

(一)顺从听话的中国学生

“听话乖巧、服从权威”是美、英、日等国关于中国教育的纪录片中占主体的学生形象。2008年,美国PBS推出了一部片名为《中国高考》的纪录片,其焦点直指中国教育中竞争最激烈的核心所在。该片聚焦了重庆一所重点高中里数名学生的备考生活,这些学生们每天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超过10小时,在时间有限的片子里给予中国学生奋笔直书、认真听讲的大量镜头。通过分析影片中几名学生的人物框架(见表1),可以肯定他们的刻苦努力、专心致志。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大多缺乏独立思考,对父母、老师言听计从。班长张同学成绩优异、严于律己,但对于未来的走向仍需时常听从父亲的意见;想当金融家的高同学不知道如何达到目标,只能投身长时间的填鸭式学习……当然,这些学生中也有敢于表达独立自由想法的特例,比如有的学生敢于直言“中国缺少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学生都太听话了”。不过,在这部纪录片中,给受众传达出的观点则是:像这样有独立想法的中国学生最终的结局是高考失败。影片也暗示了中国教育的总体环境对此类独特的、更有独立人格的学生性格的不认同。

表1 《中国高考》主要学生人物框架分析

法国形象学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认为,形象学应该鉴别出的是那些共处于同一种文学、同一种文化中的形象①[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宁编译:《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国外纪录片中体现的中国形象,作为影像上的形象,同样适用这种规则。由此,国外纪录片对中国学生的呈现,不仅有直接反映,还有通过国家间的对比达到的间接反映。2008年,美国制作的《两百万分钟:一次跨国考察》选择了来自美国、中国、印度三个国家的六位学生,分别展现了他们在高中时期的两百万分钟里是如何度过的。这六位学生中,来自中国的两个孩子仍然只是机械进行学校安排的学习、对未来没有过多思考的形象。当提及他们未来的职业,纪录片中采取的也是询问父母的形式,暗指中国学生在思想上对父母的依赖与服从;相比之下,来自美国的高中生却已经自己有了对人生、社会的想法(见表2),成为了独立的个体。

表2 《两百万分钟:一次跨国考察》主要学生人物框架分析

2015年,英国BBC采用一种戏剧冲突更为激烈但却更为间接的方式来呈现中国学生。三集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以真人秀的方式,将中国的五位中学教师请到了英国汉普郡一个村庄的学校里,让他们给英国的孩子上课,看看会有什么效果。这一次,BBC所追踪的学生几乎全部是英国人更熟悉的本国孩子。但通过这些孩子在“中国教育环境”中的行为,来反衬出截然不同的中国学生形象。整体上,英国学生们我行我素、独立自主,相比起来中国学生们则服从听话且要面子(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纪录片中的中国学生形象,是从英国人的口中被告知给电视观众的,这些英国人包括英国学校的孩子们、校长、学生家长以及节目画外音。而在该纪录片中,除了一些中国学生集体上课、做操、升旗的画面之外,鲜有真正对中国学生个体的关注。也就是说,这部纪录片中通过对比衬托出的中国形象,其实只是英国社会的“集体想象物”,是这些英国学校的学生、校长和家长们通过接触各类媒体得到的想象中的中国学生形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过度词汇化成为展现这种集体想象的主要方法。过度词汇化是指使用大量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对同一事物进行反复描述①朱桂生、黄建滨:《西方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国青年形象研究——基于BBC纪录片〈中国的秘密〉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5期。。这部纪录片中,对中国学生的描述词汇非常集中,如“顺从的”“听话的”“服从的”等意思相近词语密集出现。这种过度词汇化最后只会导致先入为主的“集体想象”被进一步加深。

表3 《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主要学生人物框架分析

续表

(二)贫困弱势的中国学生

英国对中国教育的关注视角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间流变的。在2015年的《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纪录片里,虽然并未对中国学生的经济条件给予过多展现,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感受到制作方已经默认中国学生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而早在七年前,BBC拍摄的另一部关于中国教育的纪录片《中国学校》中,对中国学生所处环境的展现却截然不同。这部纪录片聚焦于农业大省安徽休宁县的三所学校,集中拍摄了多个家庭、老师、孩子们一个学年的学校生活。影片开始的导语扼要地介绍了中国学生的人数等基本概况,彼时还未将中国教育置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来审视。该纪录片拍摄的三所学校中,其中一所是坐落于山区的慈善小学,而在纪录片追踪的多名学生中,留守儿童和山区孩子也成为了主要组成部分(见表4)。“积贫积弱”成为了纪录片的展现重点,连镜头前的学校设施,都是陈旧、破落的,但处在这些环境里的孩子们仍然积极乐观,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

表4 《中国学校》主要学生人物框架分析

不过,即使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总体实力的提升,这种贫困弱势的学生形象仍然存在。与《中国学校》中因为并不发达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学生不同,日本NHK于2016年制作的纪录短片《我想继续读书:中国农民工的孩子们》中的学生,却被塑造成中国高速发展与社会转型中被遗忘的牺牲品。在中国经济处于重要转型期的2016年,该纪录片把关注点放在了中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记录了四位农民工子女艰难困苦的升学之路。这四个孩子尽管生活在大城市,却仍然学习条件艰苦,并且不被社会认同,成为了无助、无力的弱小群体典型。在纪录片中,被拒绝升学多次的农民工的女儿魏潘婷在镜头前说“我想继续读书,但我自己做不了主”,NHK用这一句话巧妙地折射出他们想要展现的在经济发展中沉浮的农民工形象。在这里,学生不仅是学生,更是那些与农民工类似的边缘化群体的缩影,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意义。

(三)站在雇佣者立场上的评判

以上可以看出,这些纪录片大多都会重点呈现勤奋刻苦、循规蹈矩、服从命令的中国学生形象,而他们身上的标签正符合典型的普通劳动力的标准。在《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中,一名还在读初中的英国男孩也会说出“我觉得中国教育体制就像流水线,最终得到很多热衷工作的聪明孩子”这样的话。英国通过一个涉世未深的男孩的话语,表现出他们想要塑造的中国学生的形象,即这些学生是机械劳动的、对上级言听计从的、便于管理但勤勉聪明的未来可雇佣劳动对象。这种可雇佣劳动对象,显然并没有高端人才所具有的思想独立、思维活跃的特点,其他国家拍摄的纪录片也同样显示出对中国学生的这种判断。而选择对贫困弱势且需要帮助的学生进行呈现,本身也反应了制作方站在本国视角上所体现的高人一等的姿态:弱势地位就如同雇佣关系中的被雇佣者所处的地位,是被动的、需要帮助的。

在形象学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①孟宁:《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代序”第4页。。国外纪录片里中国学生的形象,看似在描绘“他者”,实际上在对中国学生进行刻画的同时也展现着自身的形象,展现着他们主观上认为的中国与本国的差距。廉价劳动力曾经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他们的雇主们就是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红利随着经济的发展早已不甚明显,早在2005年,《环球时报》就已经表示,“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增长,员工素质和技能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各项法规也逐渐完善”②《中国不能总靠廉价劳动力》,2020年1月10日,http: //www.people.com.cn/GB/paper68/16280/1437756.html。。再回看这三个国家对中国学生的塑造,无论是顺从、守规矩,还是学习时间长却无怨言,甚至是经济条件差、弱小而无反抗能力,都有着发达国家想要雇佣的廉价劳动力的影子,这也不难看出在拍摄中国教育的纪录片时,这三个国家仍未转变其“雇佣者”的立场和视角。

二、“举家教育”的中国家庭

在涉及家长形象时,为孩子的教育愿意倾尽一切成为了这五部纪录片的共同点。在这些纪录片中,中国的整个家庭都以孩子为中心,如果条件允许会全心全意为孩子服务、用心良苦地为孩子的教育投资。在家长形象的塑造上,英国纪录片选择的聚焦对象仍然是变化着的,从2008年并不发达的小县城休宁里的外出务工人员甚至山区农民,到2015年城市里的大多数父母;日本NHK依然选择展现的是想要为孩子的教育付出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农民工。但是,即使是贫苦的父母,也有付出一切只为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本意。教育成为了扭转家庭命运的核心,也正因如此,孩子一个人的教育问题成为全家的首要大事。在NHK的《我想继续读书:中国农民工的孩子们》中,邓卫东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他在纪录片最开始即强调,“全是以孩子为中心,大人挣钱都是为了孩子”,影片画外音也强调“送儿子邓卫东上大学成了全家人的梦想”;《中国学校》中,小县城休宁里孩子的母亲说着“小孩就是家庭的希望,就是家庭的中心”,辞掉工作搬到学校旁边照顾备考的女儿,而山区里的农民们更是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到离家远但条件好的慈善学校。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对中国教育中家庭的展现,都能看出“举家为孩子教育”的叙事框架。

不过,与本国的对比仍然是呈现中国家长形象时的常用方法。美国制作的《两百万分钟:一次跨国考察》全片都贯穿着国与国之间的对比,中国家长对孩子了解颇深,甚至为孩子安排好了生活的一切;相比之下,美国家长却给了孩子们很大的自由空间,鼓励他们产生自己的想法(见表5)。BBC制作的《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用着重表现英国父母的方式,反衬出中国家庭的不同。纪录片中,英国父母都擅长鼓励、体恤孩子的心情,而中国父母则显得为了孩子的学习而忽视了与其的沟通。《两百万分钟:一次跨国考察》中,一位美国的父亲说道,“我希望我的儿子成为一个能思考的人,这好过一个工程师”。美国的纪录片用这一句话,似乎也在隐喻中国家庭在全家为孩子教育付出的同时,却只是将他们培养成了一个只会学习不会思考的人。

表5 《两百万分钟:一次跨国考察》主要家长人物框架分析

但是,这种国别之间家长的对比,也指向了此类纪录片中家长形象塑造所呈现的背景:恰恰是对家长形象的刻画,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镜头对准的众多中国家长中,很多人都表达出这样的想法:过去难以完整地接受到教育,现在随着生活的改善、国家的进步,学生们逐渐有了较为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完善的教育条件,因而家长们更希望孩子能够珍惜、把握教育机会,取得成功。而英、美两国由于一直是老牌发达国家,教育条件较为优越,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就不会过于注重孩子的教育过程。“词不是一个意义产品,而是一个具有无限可扩张性、具有能量的能指。”①孟宁:《比较文学形象学》,“代序”第10页。在家庭于中国教育的角色呈现上,这一点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家长形象不仅仅是家长形象,教育也不仅只代表教育,它映射了社会发展和变化。透过教育中的家庭形象,五部纪录片虽然没有正面描绘中国的崛起和腾飞,但也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事实。

三、拥有政治隐喻的校方形象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①石义彬、王勇:《福柯话语理论评析》,《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年第1期。教育体制中的校方包括校长、教导主任、教师等,作为管理层,更能在经过设计的形象塑造之后,承载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起到对中国进行政治隐喻的作用。虽然在这五部纪录片中,校方人员并非全部意味着权威、严厉,而有更多附加的形象标签,但整体上还是传达出校方乃是中国政府的形象隐喻。

(一)以权威性为主的校方形象

本文分析的五部纪录片里,校方形象塑造的最大特点即是凸显其权威性。BBC制作的《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中明确地提出“中国教育靠的是老师的权威、严格的纪律和残酷的竞争”,片中多次强调中国老师的权威不容置疑;相比之下,英国的老师却鼓励学生们提出质疑、自主发现,并总是能理解体会学生的感受。并且,即使纪录片中呈现出中国老师们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却也更多地表现出他们地位的不平等性。BBC制作的《中国学校》中,有一处班主任因为数学成绩问题而将学生们叫到办公室进行谈话的情景,片中所表现的谈话只不过是老师的单方面发言,或者更像是一种单向批评,因为学生没有发声的机会。这样的场景在这几部纪录片中比比皆是:站在高台上讲话的校长与下面站得整齐的学生、不听学生辩解的老师与因为没有听从老师的话而被罚站的学生……校方与学生的这种对比呈现,都表现出他们在等级上的差别。

一味地用“权威”来塑造校方人员会使得校方形象单一而刻意,故部分纪录片在凸显权威性的同时,还塑造了以教师为代表的校方形象的其他特性。比如作为教育工作者,他们大多与自己学生的关系融洽,对学生的情况都颇为了解。美国PBS制作的《中国高考》中,老师与学生们几乎同吃同住,是学生们接触最频繁的人,以高考为中心服务学生。而《中国学校》里那位班主任,更是直言道“做老师意味着有时候要作为朋友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可见,中国的教育者即使因为权威性而鲜被学生质疑,但敬业、关爱学生仍然是他们的共同点。甚至,还会有像NHK制作的《我想继续读书:中国农民工的孩子们》里的校长那样,会为教育的平等、为农民工孩子的升学而终生奔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因拥有这些品性而让人感动和尊敬。

(二)校方形象背后的政治隐喻

即使对中国校方人员的形象塑造并不单一,但这种多样化仍然建立在拥有权威性的基础上,权威形象仍占主体,并且这种权威性和等级性似乎成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暗示与评判。BBC制作的《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就非常明显、毫不避讳地表达了这一倾向。该纪录片并没有止于对中国教育中校方形象的刻画,而最终指向了对政治体制的价值判断,正如影片中采访的一位英国学生说:“这是典型的中国课堂,老师会告诉你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些都是更权威的人说的,先是老师,往上是校长,再往上是政府……”总之,虽然讨论的是中国学校的课堂,但最后又回到了BBC以及众多西方媒体一直“擅长”的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评论。而此次,通过纪录片中孩子们“纯真之眼”的观察以及身体力行的实践,BBC向全世界做出的关于中国政治的刻板印象的判断似乎更为“客观”和“真实”。

除了《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早在2008年制作的《中国学校》中,BBC就试图通过对教育的表征来达到政治隐喻的意图。该纪录片里有这样一个片段:在山区的一所慈善小学中,老师为了传达“学会爱惜”的观念,在班级中找出了橡皮擦保管得最不好的一位孩子,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进行检讨。即使没有明确地对老师的这个行为作出话语评判,但该场景的呈现,已经让观众看见了文化解读之外的政治意涵。在豆瓣中,一位网友将这个片段与路西法的监狱实验对比,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老师拥有了权力和武器,并利用权力和武器让这个为了“学会爱惜”而存在的课堂变成了批斗大会,抹杀学生的自由意志,由此引向了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判。那位老师的教育方式固然值得商榷,但是也不能因此而不管文化语境去孤立地看待中国教育体制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老师所具有的权威及其与学生的等级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并非与当前政治制度有所联系。中国自古尊崇的是君子、是通德,故而需要的是一位公认的圣人,去培养出后一代的圣人,“只一名师平地拔起,四方云集,不拘形式地进行其教育事业”①钱穆:《国史新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教师地位、权威的历史渊源。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教育,由儒、佛两家迭兴迭衰②钱穆:《国史新论》,第248页。,而儒教重礼法,故师生间的等级和尊重权威的特点一直存在。但国外纪录片在叙事时并不会呈现这些历史文化语境,最终便落到了借对校方人员的塑造而达到蕴含政治隐喻的目的和效果。

四、以教育为名的较量

学者巴柔对形象做出的定义是“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③孟宁:《比较文学形象学》,“代序”第4页。。美、英、日拍摄的五部中国教育题材纪录片中的教育形象,作为一种影像上的形象,也同样不仅仅是对他国教育的简单呈现,而是有另一种“符指表述”,即隐藏着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尤其是中国对本国产生的“威胁”,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间的较量。

(一)“中国威胁论”在教育上的体现

中国教育题材的纪录片中,呈现中国对本国的“威胁”,是美国和英国纪录片中常见的表述方式之一。美国尤其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且这种竞争是被纪录片直接表达出来的,而不是隐晦地暗示。2008年PBS制作的《中国高考》中,正片开始不到五分钟,画面里的中国学校校长就在学生们面前说出“未来的二十年,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为最强大的国家”,尽管影片没有对这句话给予任何主观评价,但伴随着影片所高频率提到的“高考选拔出来的学生将会与美国的孩子成为日后的竞争对手”这一观念,中国校长的这句讲话难免会被受众解读为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诸多警惕的理由。并且《中国高考》中曾经直接地出现过“中国威胁”这个词汇。英国虽然没有直接挑明“中国威胁”,却也将纪录片的呈现放在了中国对本国具有威胁的叙事框架内。《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未涉及“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之类的议题,但是整部影片给观众一种“中英对决”的感觉,而且影片开头第一句话就将这种感觉表露无遗:“在汉普郡一个平静的小镇上,战斗即将打响,五位中国老师来到这里,挑战英国的教育体制。”影片将中英两国的教育置于擂台上比拼,并不仅是为了迎合叙事需要、通过“挑战任务式”的剧情结构吸引观众、增加收视率,也构成了一种隐喻——中国和英国在地缘政治中的象征,中国的威胁不仅是经济上的,同时也是教育上的,甚至是方方面面的。

不过,发达国家绝不会允许自己长期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威胁之中,因此除了塑造中国威胁之外,它们还会在纪录片中缓解本国观众对于“中国威胁论”的忧虑,所采取的策略便是纪录片中的议程设置。其实,国外拍摄的众多中国题材纪录片中一个惯例议题便是:中国即使再崛起,其社会仍存在着诸多问题。这种议程设置的策略同样也用在了教育题材纪录片上,日本NHK制作的《我想继续读书:中国农民工的孩子们》便是这种叙事策略的典型代表,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背景下,教育问题却并没有完善,并且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背后,还折射着城乡差异、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日本借农民工子女教育,暗示中国发展得不全面,为减轻本国对于中国威胁的焦虑而“证伪”中国崛起。

与此同时,在表明“中国威胁论”之后,这些国家在纪录片中仍会说明一个问题:与中国的战争中,他们永远不会失败。在《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的最后,中式学校的学习成果最后打败了英式学校,但英国学校的校长用“这样的教学方式,确实能让那些能力极强的学生获得挑战,但这种方法真的是健康的吗”来表达出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认同。同样,在《两百万分钟:一次跨国考察》中,纪录片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教育制度的对比不应该在输送人才的多少而应该在所输送人才的质量,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教育并非是成功的”。这种论调不禁让人想起莫利和罗宾斯在《New Formations》杂志上的一段的话:“欧洲和北美经济的相对没落,因此必然被认为是西方坚守其普遍性的准则和道德标准所致。循这种思路,就算面对着竞争后的失败,西方也可重申其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在文明的程度上)仍然是高人一等。”①Morley,David and Robins, Kevim, “Techno-Orientalism : Futures, Foreign-ers and Phobias,” New Formations, No.16, 1992, P.152.

(二)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间的较量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纪录片的内容是什么,最终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回归到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判。BBC的《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用思想教育课堂上“中国学校通过思想教育课,强化班级的凝聚力与服从意识”来暗指中国政治中民众对政府的服从。美国也有类似的做法,《中国高考》在最后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教育和社会其他东西一样,是分等级的”,在制作方的呈现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不平等的。专制、独裁、服从、不平等,这些都是从冷战时期起就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带有敌意的刻板印象。英国制作的纪录片中,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相关的内容并不少,比如除了对入团、入党流程和情况的介绍,还喜欢用班委管理班级来隐喻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管理模式。美国在此方面也略有提及,《中国高考》中便提到,“因为政治经济都被共产党领导着,每个学校都有党支部”。这些纪录片看似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进行“客观”介绍,但通过前后相连的叙事结构,最终实则是在抨击中国的教育和政治制度。

这些纪录片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最终都是在用这种方法建立起形式主义、专制独裁与社会主义制度间的联系,而这些观点在纪录片拍摄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制作方的思想中。“节目制作人和记者在被撒出去着手采访之前,他们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去干什么,也许他们失去了自我探路的自由,但坚守了自己的信念。”①[英]罗宾·艾特肯:《我们能相信BBC吗?》,马建国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8页。有些BBC记者在前往实地拍摄节目之前,就已经根据自己的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有了详细的故事梗概,实地探访只是加强了这种集体想象下产生的刻板印象。教育体制之间的对比最终也演化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美国战备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于2009 年3 月发表的题为《中国的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报告中曾写道: “北京有可能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取代西方的价值观,并且北京还可能自信地向世界推广中国的发展模式。”②吴飞:《流动的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威胁论”的缘起与演变》,《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中国教育制度如果会给他们本国的教育体制带来改变,这无疑被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侵蚀,因而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对这种体制进行否定。

五、结论

近二十年来,西方社会拍摄的中国题材纪录片已经通过主体的知识生产出一套关于中国的话语系统,然后又通过话语系统再强化着这些知识,如此循环、不断加强,一如福柯关于主体的知识所言:“从这一相互作用中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主体的知识。这不是有关主体形式的知识,而是有关使主体分裂的东西的知识,即有关规定主体、尤其是让主体规避自身的东西的知识。”③[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元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在知识的生产体系中,学校与教育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一层意义来看,西方关于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其主题在历经地理、文化、历史、政治之后,最终落在教育上,便不难理解。就福柯所言的“主体的知识”,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的知识都是由西方社会来建立,“主体的知识”无形中变为“客体的知识”,显然他们建立的关于我们的“主体的知识”,只能是嵌套在他们的话语系统里,最终为他们的权力服务。通过对美、英、日三国拍摄的五部中国教育题材的纪录片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新世纪以来这些纪录片的题材和主题革新了,但内在逻辑依然沿用他们的话语体系。

纪录片中这种知识与话语的相互生产、相互强化,最终是为了权力服务,而权力的目的则是“规训与惩罚”,即规训与惩罚这个对西方国家早已建立起的既定国际秩序造成威胁的、正在崛起的新的中国。因此,这样的理论逻辑为我们制定以纪录片宣传国家形象所采用的策略提供了基本的批判视角。我们必须要建立真正的自己的“主体的知识”,这就要求我们摆脱西方纪录片中关于中国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能用机械的应对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比如西方纪录片里呈现中国的环境很差,我们就拍一部关于中国风光秀丽的纪录片;西方纪录片里呈现我们的民生条件很差,我们就拍一部人民丰衣足食的纪录片。这样无形中就会落入西方社会纪录片的话语体系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最终尽管我们在呈现自己正面形象,但在观众看来,似乎更像一种辩白。所以,斯特拉·布鲁兹所说的“我们观看‘纪录片’的方式正是造就这部‘纪录片’的方式”①[英] 斯特拉·布鲁兹:《新纪录:批评性导论》,吴畅畅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页。,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如何看待关于国家形象的纪录片,以便更好地造就它们。

首先,纪录片是国家形象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如果仅将纪录片作为单独的形式进行对外宣传,效果并不一定好,即便能打造出一两部精品的纪录片,也只能是激起一时的波浪,并不能保证其宣传力度上的持久力,或者其在整体战略上的有效性。因此,这就要求在国家层面应该适时地建构一种战略传播机制,使纪录片纳入其中,根据这一战略中各个媒介元素的特征,取长补短,共同作用,塑造中国形象。

其次,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7年,党的十九大也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创新理念,最终目的之一正是为了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是对外传播的目标,也是为实现目标而建构的具体实践策略,纪录片创作者应铭记于心。

总之,利用纪录片来塑造国家形象不仅源于纪录片自身“本体论”的特征,更源于它和受众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纪录片的教育意义:“纪录片从本质而言都富有教育意义,因为它们选取了某一或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并告诉观众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②[英] 斯特拉·布鲁兹:《新纪录:批评性导论》,第71页。然而,关于纪录片中的真相,纪录片理论家琳达·威廉斯认为“镜头反映某些特定的社会所指的客观真理的能力,这一信仰已经破灭”,显然从西方国家拍摄的关于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可见,琳达·威廉斯关于“纪录片反映客观真相”的信仰破灭的论断不无道理。正是这些纪录片反映或揭示的所谓中国的真相,生产、建构着试图用于规训和惩罚中国的“话语系统”,并以此不断地教育着西方的观众,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不仅如此,这些纪录片正通过网络回流到中国,从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部分中国观众,甚至用这套话语悄无声息地塑造着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使得我们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奋力抗争摆脱了半殖民的压迫后,却又不小心落入后殖民话语体系的陷阱里。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必须加以警惕。所以,威廉斯认为:“纪录片无法揭示事件的真相,而是各种意识形态与意识,它们建构彼此不同的真相,即虚构的主叙事,凭借它我们才能理解事件的意义,这已然成为新纪录片的一条公理。”我们也应该适时地利用纪录片的类型特征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建构自身的“主体的知识”,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服务于中国形象的塑造。

猜你喜欢

纪录片孩子教育
国外教育奇趣
题解教育『三问』
教育有道——关于闽派教育的一点思考
纪录片之页
纪录片拍一部火一部,也就他了!
纪录片之页
办好人民满意的首都教育
孩子的画
孩子的画
孩子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