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程琳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240)

1 引言

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中，科学仪器的传播是一个重要的论题。显微镜西器东传的历史至今已有三百余年，早在17世纪下半叶，就有中国知识分子对显微镜进行介绍，19世纪之前，显微镜就被传教士带入中国。有学者曾考察过19世纪“显微镜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认为显微镜的相关知识主要通过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西译中述”方式进行传播，其传播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如通过显微镜实测，康有为得以悟出“大小齐同”的道理，这与他对近代科学的理解及其道器观有所关联[2]。也有研究者从晚清采西学的背景下探究得出显微镜知识的传播路径，主要包括国人海外奇谈式的记载与外国传教士的译介，并分析了“显微镜知识”的本土化进程[3]。总体来说，既存研究对显微镜知识在晚清传播的情况有所勾勒，偏重于19世纪显微镜知识的传播与知识分子回应的历史过程。

民国时期，中西交流更加频繁，相较于晚清，与显微镜相关的知识、理论传播范围渐广，显微镜自用占有率提高，将更加广泛地影响民国期间时人对显微镜的认知与理解。这种认知与理解既包括对表层的工具性实践、器具知识等认知，又包括对于深层化之词语内核意义的理解与使用。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探讨显微镜在民国的深入传播过程。一是显微镜作为实体的器物，在本土实践与传播的具体情况；二是探讨显微镜作为抽象的器物，社会大众对舶来词语的认知观念史等论题。

2 显微镜的应用情况

19世纪后半叶，西方细菌理论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显微镜的使用。晚清时，显微镜在少数私人诊所或教会医院投入使用。1904年，上海一隅多人患肺病，上海租界的医生便使用显微镜检验得出该肺病是空气中的有害微生物随人呼吸而入肺所致[4]。民国以后，显微镜逐渐在大型医院得到使用。1914年，济南最先进的显微镜出现在有着基督教大学背景的济南共和医院，用于临床检验诊断[5]。1916年，广东公医院两位专门负责检验的医生利用显微镜对前来住院的所有病人进行了排泄物检查，并于《中华医报》详细刊登了393名患者为期一周的检查记录[6]。显微镜深刻影响着西医诊断与医疗方式，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外科主任葛成勋曾言：“至于细菌学，于外科尤为重要，显微镜及实验室检查，其关于外科者，彰明昭著。”[7]留洋日本的西医潘亚东这样记录他曾为乡人戴某施诊的一段经历：戴某因被牛角撞于左腹，全身不适，寻其他医生就医，并未根除。潘亚东先开药，不见好转，后取耳血一滴进行显微镜检查，发现麻拉利亚(疟疾)病菌才恍然大悟。未及一月，便收戴某感谢之函。经此事，潘亚东感慨道：“盖医生之有显微镜，犹航海之有指南针。若戴某者，原因也，症状也，大相悬殊。不施血液检查，何得探其真相？天下之事，孰有巧于是者？”[8]在医学上，显微镜可以直接诊断导致痢疾的细菌种类[9]，应用于临床化验检查[10]，判断肝脏癌症病变细胞[11]等等，显微镜的应用历程及作用，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其在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意义。

除了医学领域，显微镜也被应用于学校教学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机构当中。1913年，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之中，药学学生的修读科目中就有生物学显微镜实习一项[12]。1915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制造科组织学生参与显微镜实习，并在当年的校刊中附载了学生们使用显微镜的照片[13]。彼时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已能通过操作显微镜尝试简单的实验，学会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并绘制出来[14]。在植物学领域，显微镜更多地被应用于蚕种检验方面。诸多民国地方志记载了显微镜观察对于预防蚕病的帮助，如贵州都匀县志记载将蛾放入水中，“以百倍之显微镜见，有脂浮水面，然是为病种，弃弗畜”[15]。广东顺德县志记录三四月湿盛时易发生僵病，“其毒菌可蔓延传染，以显微镜视之，乃丝状菌也。随风飞扬，传在桑叶，蚕食之即生僵病”[16]。1921年，岭南农科大学蚕桑系在广东省率先引进显微镜用以检验蚕病[17]。1933年，广东的蚕丝改良局也用显微镜研究蚕病情形[18]。此外，显微镜也被应用于地质研究领域，对于鉴定岩石矿物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河南地质调查所[20]、湖南地质调查所[21]都在各自的所刊中载有显微镜鉴定矿石的图片，并对之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除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外，显微镜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用于社会生活领域，比如上海市工业试验所自主采藕制粉，通过显微镜与市面上出售的藕粉检验对比，发现市面上所售藕粉掺有假货，并将试验结果公布[22]。

可见，显微镜在民国已经深入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应用范围较广，人们对显微镜的认识日渐深化。特别是在医学机构和学校中，相对于其他器械，显微镜几乎属于必备物品。但是从实际数量上而言，显微镜仍属稀罕物。一些学校因不敷生物实验所用，向其他学院借用显微镜的现象也常发生[23]。被借学院也仅足自用，比如集美大学曾向厦门大学动物系借用10具显微镜，但厦大动物系由于数量不够再向植物系申请调用才堪其用[24]。武汉的医疗机构里，除了3家大型综合医院自主拥有显微镜，其他医疗机构的器械均较简陋。1937年末，武汉各医疗机构共有显微镜仅27台[25]。1947年，民国中央卫生实验院与上海市卫生局共同对上海市医疗设施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医院设备有显微镜者，卅七院，仅百分之卅八，未及半数，其他检验设备之不完全，可以想见。医院不注意于检验诊断，在上海大城市尚如此。有X光机者廿八院，仅百分之廿九，更属少数”[26]。虽然与X光机相比，显微镜在医院中的配备情况稍好，但总体而言“设备上之窳陋情形”[26]也是事实。上海、武汉这样的一、二线城市的医院显微镜拥有率都如此之低，遑论广大欠发达地区医院的显微镜配备情况。在1934年《中国乡村卫生调查报告》中，被调查的17个乡村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经费竭蹶的问题，其中经费最多的河北定县，年亦不过33550元，北平西山最少，仅1200元，“其不将惨惨欲瘁乎”[27]，因而除了上海江湾、吴淞、高桥的卫生事务所和江苏江宁镇卫生事务所共4个机构的调查报告提及配有显微镜外，大多只拥有最简单的医疗设备。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专业人才缺乏，二为依赖进口，三为价格昂贵。上海医疗设施调查亦统计了拥有显微镜的个体医师为22人(3%)，有X光机者10人(1%)。作者郁维由此写道：“断言多数开业医师，已无使用显微镜检别病源之能力。”[26]显微镜化验专科医师的缺乏成为了制约医疗机构开展检验工作的障碍之一。如上海高桥乡村卫生模范区办事处“设有试验室，可检验大小便、血膜、痰等物，并可为区内医师服务，惜申请者寥寥”[27]。并且，直到1930年代，医院和学校所使用的显微镜仍来自国外进口。“世界上以德国出品之蔡司厂为公认佳品，其镜头玻璃无出其右。但德国之拉芝厂为专造显微镜工厂，机件灵巧，尤以视野扩大明显准确见称于世。他如美国品尚可应用，日本品则较逊多矣，国货尚无”[28]。从民国各类报纸、杂志、地方志的记录，以及追寻学校、医院从国外购买显微镜的信息可见，例如《财政日刊》载咨准海督免税放行东吴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等学校从国外购运显微镜的消息[29，30]。不可否认的是，技术产品依赖进口的根本原因在于己身技术的落后。早在1907年，广东兴宁生员李任重尝试自制中国第一台显微镜并得到广东提学使的奖励[31]，但自制显微镜此后并无形成潮流，亦未广开销路。到1944年，中央机器厂与北平研究院合作制造了500倍国产光学显微镜，尚属民国首创[32]。然而国外的电子显微镜早已于10年前应用于生物学实验当中[33]。制作精良、品质坚固、视线精密的洋货显微镜成本固然不低，加之跨洋运输费用高，导致销售价格不菲。1927年，宁波旅沪商人在上海购买了一架计价银350两的显微镜，捐给宁波第四公立医院作为验病之用[34]。1940年，中华医学会出售一具蔡司显微镜，售价2000元以上[35]。根据1940年的《各业劳动者工资调查月报表》，大部分普通工人，如纺织工、电气工、烟草工等，月平均工资都在3元以下[36]。据此，一台显微镜的价格大约是一位普通工人劳动60年的工资总和。可见，无论是白银还是银元，其价非平民所能负担。因此民国时人不禁感慨：“市上出售的显微镜，价值很贵。吾辈少年人，要购一具，颇觉为难。”[37]

3 显微镜知识的纸上传播

晚清时期，教科书与西学汇编杂志是向社会大众普及显微镜知识的主要传播媒介，但上述传播方式有所局限。如《理学杂志》等期刊刊登显微镜构造、种类与发展动态的篇目，较少有深入的理论性介绍和说明，且此类期刊仅有十余种，数量较少[38]。进入民国以后，显微镜相关理论和知识进一步传播，范围变大，内容多样，微观世界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

首先体现在教科书与专业书籍方面的变化。教科书作为教育改革的产物，比之于报纸和显微镜的实际应用，具有更高的普及性。涉及显微镜的教科书与专业书籍的增多，以及该部分书籍内容的变化呈现出知识更新的演进轨迹。晚清时期，显微镜理论知识大部分编辑在物理教科书的光学部分，在由国人自编、官方审定的《普通应用物理教科书》中“光的曲折”一章，仅用一面篇幅简单地介绍了光学原理[39]。自民国之后，1931年的《新时代高中教科书物理学》，用公式和解析较详细地说明了目镜和物镜放大倍数等问题[40]。此后，显微镜知识不再局限于通过物理教科书传播。在初、高中生物学、遗传学等教科书中可见诸多对于显微镜的结构、使用方法的介绍，比如1934年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实验》介绍了使用显微镜观察不同动植物标本的详细步骤[41]。同样，介绍显微镜知识的专业书籍也不断更新出现，1898年傅兰雅的《显微镜说》是一本类似“操作守则”的入门书籍，民国后此类书籍逐渐增多。生物学教育家费鸿年编著的《显微镜》一书于1929年出版，该书共有9章，除了最基本的显微镜的原理、构造和使用方法的介绍，还增加了显微镜在生物学、组织学、工业上的应用内容，以及显微镜实验室及其设备的相关拓展知识[42]。如1948年的《生物学的显微镜技术》一书，立足于生物学的应用角度对目镜、物镜、集光器、放大倍率的计算都做了详尽的阐释[43]。这些专业书籍比之于《显微镜说》，知识层次更加深入，其深度和广度也随之扩展。

其次，与显微镜相关的知识和技术亦迅速通过期刊等媒介传播，期刊等媒介成为大众了解显微镜知识发展的重要途径，类如《科学的中国》《科学画报》等科学类期刊。此类期刊多刊载显微镜的相关新闻报道，偏重于西方的新闻科普。《科学画报》曾翻译美国生物学教授于《自然杂志》发表的《显微镜画史》，用65张照片描述了显微镜的发展史，配图精美，内容详细丰富[44]。也有报道显微镜在西方社会的应用状况，比如利用显微镜技术抓捕罪犯[45]，通过鉴别古画的纸质、色彩、笔触等判断真假[46]，甚至曾刊登美国一个少年在街头用显微镜和水滴招人阅览，以此赚钱，月入不菲的有趣新闻[47]。期刊时常刊登国外增加显微镜种类、更新显微镜样式的新闻，介绍从样式上的单筒显微镜到九人可同时观测的显微镜[48]，还可以将显微镜与投影结合，把影像放大，细微毕露，可供比较与研究[49]。最常见的还是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大幅提升的相关报道，从民国初期光学显微镜的六七百倍[50]，到1930年代电子显微镜发明之后可显10万倍[51]，1940年代又扩大至100万倍[52]。值得一提的是，显微镜倍数的宣传常有夸大之语。比如1924年，《民众文学》根据英国新闻报道，在“常识谈话”板块中刊登了英国的巴氏发明了1325万倍显微镜的新闻[53]。英国的巴氏确有其人(1)Joseph Edwin Barnard(1870—1949)，英国著名显微镜学家，主要贡献是改进了紫外线显微镜。，但在显微镜倍数方面与事实不符，即使到今天，光学显微镜理论上放大上限亦不超2000倍，但从知识译介的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媒体不遗余力地展示显微镜的飞跃进步，虽然在引介的过程中具有误传和盲目性，但本质上是崇尚西方科学力量的表现。

再次，报纸广告亦成为显微镜知识传播的载体。拥有显微镜的西医院更是以此作为卖点，招徕病人上门寻医问诊。在广告中，显微镜的作用显现为有效治疗花柳白浊的“检验证明工具”[54]。例如刊登病例通过显微镜发现“淋浊性变球菌”，经医院治疗后痊愈的多个案例，以此来作为药品有效的科学证明[55]。随着留洋归来的博士队伍与西医毕业生队伍的壮大，民国本土的西医师个人也在报纸上发布广告。如性病专家姚菊岩医师以患者治愈事例做广告，绘制了患者服药前后显微镜血液检查的淋菌对比图，以期为一款名为“克淋侬”的药品做广告[56]。无论是医院广告或西医师个人广告宣传，都利用大众对科学的崇拜心理，着重用显微镜科学式的观测结果作为检验药效的有力工具。此举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诊所，可以得到商业利益；另一方面间接传播了显微镜与细菌学的相关知识，使得商业文化与近代科学产生了奇妙的融合。这些带有显微镜知识或相关内容的广告是西医器具在民国推广的历史见证，而用显微镜的化验结果作为说明，则是将医学知识具体化和生活化的传播，使之成为更为大众所理解和吸收的广告用语，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大众对显微镜的认知和卫生观念。

此外，显微镜相关知识的传播对象也随着传播载体的变化呈现出相应的转变趋势。晚清时期，显微镜知识的传播对象主要是精英阶层，比如有机会到海外游历的国人。民国以后到1930年代前，由于宣传媒介数量的增加和传播的深入，初高中生通过教科书籍，有阅读能力的成年人根据报纸、杂志和广告都能够了解到显微镜的相关信息。自1930年代起，显微镜的知识传播对象逐渐普及到年龄较低的儿童，诸多儿童类杂志常用通俗的图画和语言讲解显微镜，比如《少年读物》《儿童世界》《学生杂志》等[57—60]。该类读物让少年儿童了解了显微镜的简况、发展历史以及用途与原理。同时，将显微镜下多种多样的物体的摄影照片作为主要刊登内容，比如将人的骨骼、毛发、蚂蚁、雪花等作为科学奇观方面的科普性内容[61，62]。亦有杂志科普各色各样简易显微镜的制作，以制成“科学化的玩具”[63，64]。在科普杂志中，显微镜的科学性作用不断凸显，被认为是娱乐的源泉，是带领孩子走进微观世界和观察奇异物体的科学工具。更有人认为显微镜可以激发人们探索微观世界的好奇心，启发科学知识的学习兴趣。

由此可见，从传播载体来看，显微镜知识在教科书籍中的增多，在期刊中报道数量逐年增多(2)以“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例，将含有“显微镜”一词的文章进行检索，1912—1919年计46篇，1920—1929年计361篇，1930—1939年计1401篇，1940—1949年计586篇。，在报纸广告中宣传，反映出显微镜知识传播之迅速和辐射范围之广。从受众群体来看，由晚清集中于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到民国以后面向广大社会民众，显示显微镜相关知识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传播，逐渐成为大多数受教育者的常识。

4 具象到抽象：作为观念形态的显微镜

显微镜在各个领域较为广泛的实践应用和显微镜相关信息的深入传播，都是显微镜的相关知识在民国流动的重要环节，二者相辅相成。这也为显微镜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由器物到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社会传播基础。

从显微镜本身的象征意义来看，晚清开始，显微镜逐渐成为当时人们对科学知识认知的典型代表，成为近代科学在中国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器物”。在传入之初，其“科学性”就开始对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产生深刻影响。如郑观应认为，借助于显微镜，西医的优势得以凸显，“西医事事征实，日日讲求，又有显微镜能测目力难见之物，故能察隐洞微。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65]随着民国显微镜技术与实践和新闻报道的传播，人们对显微镜的认识不断深入，显微镜的“科学性”不断被认可和歌颂。在高歌科学主义的民国，显微镜无异于与“科学”画上等号，将显微镜直接标榜为科学、先进技术的象征。陈独秀对显微镜的科学性予以高度肯定：“夫惟微生物可用显微镜见之，故能施以科学的解释。”[66]周建人认为：“显微镜是一种科学，仪器中最有用的器具，和科学史上著名的发见及人类的重要上是不可缺少的。”[67]在19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丁文江曾说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68]。可以说，至少到民国中期，显微镜已经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将其视为科学的象征。其背后是国人积极接受先进事物，对西方科技推崇的心理。

随着新知识的逐渐深入，显微镜这个词语逐步转变为词汇的运用，从而带来了概念的再创造与演化，逐渐融合进知识分子的写作之中。在现有史料中，由萧楚女撰写并于1925年出版的《显微镜下之醒狮派》[69]一书是最早有这类写述的书籍。该书内容主要在于批判醒狮派，即国家主义派宣扬的阶级调和及阶级斗争熄灭论，并非与显微镜直接相关，而是将显微镜的意蕴作为文章标题一部分。自此以后，诸多政治、社会类文论以“显微镜下”的模式作专题探讨，类似的叙述在1930年代达到了巅峰。如《显微镜下的川局》[70]、《显微镜下的学潮》[71]、《在显微镜下的学生神秘生活》[72]等文章。显微镜成为了文学修辞，意义不再局限于探究微生物细胞的医学价值，更是被赋予了“显小物为大物”“小题大做”的隐喻。作者们使用“显微镜”作为标题的一部分，一方面意图借用舶来的新鲜名词获得关注，另一方面取决于显微镜的工具性价值能够被用于对社会问题分析的表达中。1933年，冷观和徒然合著的一本名为《望远镜与显微镜》的书就有所体现。该书是一本针砭时弊的杂文合集，在开场白篇，冷观道：

中国人向来缺乏科学的训练，对于显微镜的作用，漫不经意。所以无论受过新式教育或旧式教育的人，他们批一切人与事物的时候，十分之七八，都是浮浅空泛，不着痒处……遂致举国之人，只注重口号之呼喊，名词的争辩，而不注重实际的讨论，与分析的研究。今欲挽救此风，方法自然很多，但就其中重要之一端而言，也就只有极力宣传“显微镜”之有于人生之一法。我想假使受过教育的人，从小就能以“显微镜”来分析事物之真相，到了长大之时，经验渐多，所见已广，那种分析研究的工夫，必然与日俱增，得益无穷……所以我们于注意一望远镜的功用之大以外，还须认识显微镜的价值，的确可使我们的思想日趋于逻辑化与科学化。[73]

种种迹象可见，显微镜的内涵经过国人思维演化之后被赋予新的价值和哲学意义，成为一种意象符号。这些知识分子将显微镜从技术意义推向一种具体而微的分析类比。此类叙事模式，将显微镜的技术，比附为考察政治中每一个切片及其维度的工具，通过显微镜观察各种色相，并以笔墨传递细节。人们渴望从医学的纬度，去从“小”真切认知“大”的意义。

图1 显微镜下之不逞分子

更有甚者，意图将敌对社会团体或党派置于显微镜之下剖析、观察，希望那些“有毒菌群”真相毕露。如图1是一个政治刊物刊登的漫画插图，该漫画背景是1939年日本利用天津英国租界的一起刺杀汉奸案排挤英国势力的事件，图中男子用显微镜看天津的租界，想剖析造成此次事件的“不逞分子”，揭露他们的用意。《显微镜下的日寇》一书在报纸上进行宣广时，谈到出版方特约专门研究日本者“从经济、文化、军备、政治以及对于东三省蒙古之侵略，详加探讨，统计一切。并将日帝国主义下之台鲜现状，暴露无遗。务将整个的日寇，如置于显微镜下，以便国人一读此书，即知日寇真相无余”[74]。在1932年发表的《显微镜下之东亚民族同盟协会》一文中，作者写道：“东京的强盗们……戴起‘东亚民族同盟’的假面具，以实现其侵略的诡计……这假面具的真实内容是什么？据东京传来极可靠的消息，记述这个协会的真相如下。”[75]在这里，显微镜成为揭露政治阴谋、撕下丑恶嘴脸、认清敌对势力本质的有效工具。

5 结语

显微镜作为西方科技新知，为医学、生物学带来革命性的意义。在本土实践层面上，显微镜在民国较大城市的医院、学校等地方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医学界，显微镜作为诊病的辅助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主要囿于人员、价格、来源等原因，显微镜在各类机构中拥有率较低。在民国中西文化的深入碰撞融合中，表层的器物知识更易于传播。显微镜则通过教科书、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深入中国人的精神和观念世界，逐渐成为接受新式教育者的常识。除了表层的工具性实践，显微镜逐渐作为社会认知度高的器具，更有深层的观念价值性应用。到后期，显微镜成为时人心中科学的代表与利器，背后是由技术性与精确性所凝结的科学象征，是西方先进性的体现；并以“显小为大”的隐喻形式应用于个人书写当中，甚至被隐喻为揭露丑恶行径的工具。

如此，显微镜一词逐渐融入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人们将显微镜功能泛化，引入到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之上。由器物发展到观念，其作用超越了工具理性，形成了价值理性，此过程是西方科技知识在华传播的缩影。可见，科学知识的传播在民国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显微镜作为科学观念渗入大众文化的过程，也是词义被注入时代背景、语言表现力的过程，同时表现了大众传媒对新知识和思维的某种开放性和接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