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荣获2016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者以“婴儿已经死了”为开头，叙述了一桩令人震惊的保姆杀婴案。孩子的死因似乎指向了保姆路易丝和母亲米莉亚姆，但是通过深入分析这两个女性形象可以发现，施恶者同时兼具受害者的身份，而隐藏着的凶手依旧逍遥法外，徒留受害者在困境中绝望挣扎。

关键词：温柔之歌;女性主义;女性意识;男权压迫

蕾拉·斯利玛尼凭借其创作的第二部小说《温柔之歌》于2016年斩获法国最高文学奖奖项——龚古尔文学奖。这本书讲述了保姆路易丝杀死雇主的两个孩子的故事。米莉亚姆在生完第二个孩子之后，愈发对家庭主妇的生活感到厌烦，十分想要重返职场，于是雇用保姆路易丝来照顾年幼的孩子。路易丝也不负众望，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在完美的表面下所掩藏着的濒临崩塌的内心世界。她逐渐在崩溃中走向毁灭，最终残忍地杀死了米莉亚姆的孩子。小说作者蕾拉·斯利玛尼对女性形象和女性在当代社会的不同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展露了极大的兴趣。在她已出版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女性身影，比如《食人魔花园》中的女性瘾者，《温柔之歌》里的家庭主妇和保姆，《性与谎言：摩洛哥的性爱生活》中的女证人。[1]她充分利用了女性作家的身份，从女性视角进行写作，真切反映了女性的生活细节及内心世界。并且，作为一名女性移民、一个妻子、一位母亲，她在双重的文化背景和多重的身份下，以一种更普遍的观点在作品中展现出女性的形象和境遇。在《温柔之歌》这部作品中，作者主要通过两个女性人物的塑造，即渴望回到职场的母亲米莉亚姆和身份卑微的保姆路易丝，以一种温柔却又尖锐的笔触，描写了不同身份的女性各自的生活面貌，揭露了女性面临的困境，展现了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一、《温柔之歌》的女性之“罪”

蕾拉利用米莉亚姆和路易丝两个女性形象，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他人加诸于女性身上的罪恶，另一方面用冷峻的笔调刻画了在压迫中绝望地走向罪恶的女性，在温柔之歌的背景音中发出刺耳的尖鸣，映射出并不温柔的现实。

（一）米莉亚姆：“坏”母亲之“罪”

“温柔之歌”象征着母亲对孩子哼唱的轻柔而满含爱意的摇篮曲。米莉亚姆无疑是爱孩子的，在她初为人母时，她满心欢喜地投入到照顾女儿的生活中。然而时光流逝，米莉亚姆开始对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感到厌烦，两年后亚当的出生更是让她身心俱疲。她觉得孩子们似乎变成了洪水猛兽要生吞了她;她嫉妒丈夫保罗能够自由地追求理想;她开始抗拒社交，既不接受晚餐邀请，也不听朋友的电话，因为她不想和她们产生对比。直到曾经的同学帕斯卡邀请她重回法律界，她终于决定借由这个契机拾起从前的梦想。然而，丈夫保罗却质问她孩子们该怎么办。在进入职场后，类似的责备与不解并没有消失：婆婆认为是米莉亚姆没时间教导孩子才导致他们变得专横任性;米莉亚姆的同事们惊讶于她竟然这么晚还在工作，而没有回去照顾孩子;米拉的老师同样无法赞同米莉亚姆缺席前几次家长会的行为，认为她的野心置孩子于恐惧和被弃之中。除了外界的指责，米莉亚姆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自责。她一直试图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她经常生出不能花时间陪伴孩子的罪恶感。米莉亚姆在尽量弥补她与孩子们错过的亲子时间，在凶杀案的当天，她还提早结束了工作，准备给孩子们一个惊喜，然而等待她的却是孩子们血淋淋的身体。

米莉亚姆进入职场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无异于舍弃家庭、罔顾母亲责任，虽然她本人并无此意，甚至已经尽可能地同时扮演好母亲和职场女性这两个角色，但她似乎还是落下了一个坏母亲的形象。更加让人难以释怀的是，米莉亚姆执意进入职场、雇佣保姆照顾孩子的“因”，间接导致了孩子被保姆残忍杀害的“果”。女律师在法庭上为路易丝的辩护仿佛更是给米莉亚姆定了罪，她被指控为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和一个“过于投入的职员”，正是因为她的职业野心、她的自私冷漠将路易丝逼向绝境，导致了这起惨案的发生。[2]81母亲的奉献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母亲一时的失职和对职业价值的追求则成了不可容忍的过错。大众似乎刻意忽略了米莉亚姆此前的种种付出，粗暴地将罪过强加于她身上，即便她在这场案件中已经足够痛苦、自责。然而，米莉亚姆若能好好地当一个家庭主妇，这一悲剧是否就能彻底避免呢？也许不尽然如此。米莉亚姆的内心已经在家庭主妇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中逐渐扭曲，或许有一天她就会真正沦为一个坏母亲，走向罪恶的深渊。

（二）路易丝：底层女性的杀婴之罪

路易丝是米莉亚姆家中的保姆，也是温柔之歌下暗藏的杀机。在杀婴之前，路易丝和米莉亚姆一样，被视为一个失职的母亲。然而，米莉亚姆是为了追求自身的价值而主动选择了工作，而路易丝却毫无选择，生活的重担迫使她成为一个坏母亲。她将前雇主的孩子照料得很好，却对自己的独女斯蒂芬妮疏于管教。斯蒂芬妮在不被人所关心的氛围中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在米莉亚姆家，路易丝被称赞为一个仙女，因为她不仅把孩子照料得很好，而且还一并照顾了家里的两个成年人。米莉亚姆和保罗炫耀般地将路易丝介绍给了身边的人，甚至还带着路易丝一起去希腊度假、教她游泳。路易丝似乎成为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逐渐迷失在这样的好意中，甚至希望能够一直被依赖、被需要。然而，孩子们总是要长大的，而她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家庭。特别是当米莉亚姆开始有意疏远她后，她的惶惶不安愈演愈烈。于是她生出了让米莉亚姆怀上第三个小孩的想法，认为有了三个孩子，他们就再也离不开她了。令人失望的是，米莉亚姆和保罗并无此意。路易丝将其归结为米拉和亚当的错，固执地认为是这两个孩子让父母精疲力竭，无暇考虑第三个孩子。然而，即使她费心为米莉亚姆和保罗制造独处的机会，即使她为此耗尽了自己最后一张钞票，她也没能得偿所愿。此时的路易丝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又即将面临失业的困境，在这“穷途末路”之际，她撕开了温柔的假象，制造了这起可怕的凶杀案。

路易丝这一人物正是许多社会底层女性的缩影。她们为了生存而生活，几乎无法过好自己的人生。并且，即便付出了足够的努力，她们却依旧容易受到生活的摆布，而没有與之抗争的能力。除此之外，她们往往还面临着来自家庭、社会等多方的共同压力，内心支离破碎。[3]正如路易丝一样，她几乎每天都围绕着别人的家庭旋转。她把雇主一家照看得仔仔细细，却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糕。在孩子们面前，路易丝的内心世界被掀开一角：她给孩子们讲的故事里永远都是孤儿、被囚禁的公主、独腿熊、忧郁的独角兽，然而在大人们面前，路易丝却将自己黑暗的一面掩藏了起来，极力扮好米莉亚姆眼中的“完美保姆”角色。她的做法让她得到了米莉亚姆一家的依赖。然而这种依靠一方的努力来维系的关系却尤为脆弱，尤其是二者还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当路易丝带有强迫症的行事作风招致米莉亚姆不满时，她又可以轻易地被这个家庭排斥出去。准确来说，路易丝从未真正融入进米莉亚姆一家，她们实际上一直保持着一种缺乏亲密的关系。米莉亚姆一家对路易丝的好意仅仅是出于对路易丝的感谢，这种感谢里面还带有一丝高高在上的施舍和怜悯，他们始终无法以平等的姿态相处。然而，路易丝为什么不再愿意换一个家庭工作呢？或许是因为，她在米莉亚姆家中感受过难得的温暖及不属于她这个阶层的新生活，想要留下来的念头在她心底疯狂生长，让她变得极端、偏执。而路易丝杀婴，也许是她控诉命运不公的手段，也许是她在极致的绝望下自我“拯救”的方式，让她终于不用再忍受孩子的哭闹了。遗憾的是，这一起惨案在最初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当悲剧的种子埋下时，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

二、隐形的凶手：男权社会的压迫

《温柔之歌》看似描写了两个女性两种不同的“罪”，实则揭露了社会更深层次的罪恶，通过两个女性的悲剧尖锐地批判了隐藏于表象之下的、被遮蔽的真凶。孩子不是这部小说中唯一的受害者，因为女性同样也受到了严重的迫害。通过女性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社会中受到的种种压迫，这种压迫不仅来自男性对男权社会的维护，还来自女性同类的助纣为虐。

（一）维护男权的男性主谋

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男性和女性有一层天然的对立关系。男性位于社会的中心，而女性则屈居边缘地位。男性把持着话语权，制定了社会的规则，造成女性的失声，并残酷地压迫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赋予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是女性的本职，而男性只是家庭中冷漠的旁观者，有时甚至是压迫者。这种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亚当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他开始想办法不回家。他编造公务约会，其实是躲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一个人偷偷喝啤酒。”[2]120米莉亚姆的丈夫保罗在成为父亲后可以编造谎言逃避家庭，然而妻子却必须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当妻子提出想要去当律师时，保罗冷笑着问米莉亚姆“孩子们该怎么办”。[2]16他既没有关心妻子日益扭曲的心理状态，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本应该和妻子一同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即便是在米莉亚姆工作以后，保罗也时常说她工作太卖力了，暗示她不要在工作上花太多时间和精力。这种言语上的压力不仅对改善他们的生活无益，反而更加重了米莉亚姆的罪恶感。路易丝的丈夫雅克也是家庭生活中冷漠的旁观者和残暴的压迫者。当路易丝因为斯蒂芬妮被学校开除而怒不可遏地殴打女儿时，雅克眼看着斯蒂芬妮被失控的路易丝打得不再动弹，也没有想过要上前阻止。不仅如此，雅克还老是喜欢让路易丝闭嘴，甚至会掐着路易丝的脖子威胁她。在面对路易丝时，他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即便他自己没有工作，却可以骄傲地对路易丝的职业进行羞辱：“我可没有一颗卑躬屈膝的灵魂……只有老女人才会去做这样的工作。”[2]96他不仅不帮忙赚钱，还爱透支购买享乐的东西。在他去世后，他仍未停下对路易丝的压迫，因为他所欠下的巨额债务都堆到了路易丝的肩上。在职场、在生活中，女性也常常处于被男性所压迫的弱势地位。保罗对路易丝进行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他恼火路易丝“玩具娃娃般的体态”和“欠揍的脑袋”，他认为路易丝的完美、柔弱有时让他觉得恶心。[2]121路易丝的前雇主弗兰克先生在路易丝怀孕时直言像她这样的单身女人一般是不要孩子的，他甚至为她安排了堕胎手术。还有路易丝的房东阿里扎尔，他喜欢把房子租给女人，因为女人更省心，更没有那么多事;但在退房时，他又恨不得把每一处细小的损坏揪出来敲诈这些女人一笔，房客的押金他也从来没有归还过。当路易丝交不起房租时，阿里扎尔不仅要赶她走，还要她高价赔偿老旧坍塌的淋浴房，即使路易丝从未使用过它。[4]

这些男性在男权社会中如鱼得水，处处透露着无上的优越感。他们将女性看作是男性的附庸，甚至是可以肆意欺压的对象。为了维护男权社会的秩序，他们对女性进行身体和心理的压迫，而这往往成为压死女性的一根稻草。可以说，在这个悲剧中，男性推动了凶杀案的发生，是隐藏于背后的主谋;他们也是让女性陷入痛苦与绝望的真凶。

（二）蒙昧迷失的女性帮凶

女性往往是男权社会的被压迫者。一部分女性不仅不予以反抗，反而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影响下，自甘于成为男性的附庸，并且还指责其他抗争的女性。她们事实上成了维护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帮凶。米莉亚姆的婆婆自己年轻时就是个工作狂，并且还以此为荣，但是在面对同样在职业上投入了很多时间的儿媳时，却表现出内在的对男性权威的认同。她数落米莉亚姆不顾及生病的亚当，不体贴刚录完唱片的保罗，指责她没有教育好孩子们。她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米莉亚姆身上，而从来不反思自己的儿子是否有任何不妥，也从未觉得自己的攻击多么双重标准，对米莉亚姆的伤害多么大。面对婆婆的训斥，米莉亚姆无力反驳，她觉得这就是她的命，也是很多女人的命。婆婆本该体谅同为女性的米莉亚姆，可是她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米莉亚姆的对立面，因而米莉亚姆生出了“没有一点建议，可以从一个母亲传给另一个母亲，从一个女人传给另一个女人”的悲哀。[2]131在法庭上，女律师对米莉亚姆的指控同样显得荒谬无理，尽管这被解释为“辩护的策略”，但是光凭这些对女性的肮脏指责能够被用来辩护这一点，就足以暴露社会对女性是有多么的苛责。

很多女性并不能对其他女性的遭遇感同身受，即便她们曾经也许受到过类似的伤害，然而当压迫的对象变为其他女性时，她们又能理所当然地维护起男性与女性之间这种扭曲的“固有关系”了。这些知识女性尚且无法团结起来反抗男权社会，更不用说那些没有机会接触到进步思想的女性，她们从小就被灌输男权至上的思想，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当这些蒙昧迷失的女性成为男性的帮凶时，女性的内部出现分裂，这无疑增加了女性反抗男性压迫的难度。

三、女性的多重困境

面对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一部分女性觉醒了自我意识，渴望摆脱男性话语带给女性的身份束缚，追求女性的解放。然而，女性的反抗依旧任重而道远，女性所面临的多重困境不断阻碍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尽管许多人觉醒了女性意识，女性的悲剧却仍在上演。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意识的觉醒主要是通过米莉亚姆这一人物形象来体现的。在小说中，米莉亚姆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境遇。作为一名北非女性，她来到了巴黎这个大都市学习法律，甚至在临近分娩前两个星期拿到了文凭。因为对家庭主妇的生活不满，她勇敢地提出要回归职场，即便受到周遭众多的反对，即便经历了自我怀疑和否认，她也没有停下追求职业价值的脚步。并且，米莉亚姆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女性在工作领域并不比男性差。“仅仅在她到来的两三个星期后，帕斯卡就把一些此前同事绝对不能染指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她”。[2]35除了本身固有的能力外，她还用异常的努力来弥补经验的不足：“对于帕斯卡给她的卷宗，她全盘接受，从来不会抱怨工作得很晚”“她经常读诉讼笔录到深更半夜”。[2]35这些努力最终让她的名声流传开来。米莉亚姆的行为事实上是对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陈旧秩序的反抗，她不仅证明了女性也能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中大放异彩，同时也证明了女性并不需要依靠男性才能生存。事实上，米莉亚姆甚至认为，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2]40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是自由的，是完全属于自己的。这说明她已经意识到，女性的身份首先应该是自我。然而从古至今的许多家庭中，女性是女儿、妻子、母亲，然后才能是自己。傳统的男权社会所赋予女性的身份带给女性太多的束缚，女性不应该是生来就被约束在家庭的框架之中的，她们也可以为自己而活。

路易丝的女性意识也有微弱的觉醒。在来到米莉亚姆家之前，她一直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但是米莉亚姆一家带着她去度假的经历却让她意识到她也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她对着朋友畅想着再与保罗夫妻去一次希腊，然后留在那里开启新的生活。朋友笑她也许会有漂亮的希腊人坠入她的情网，可路易丝却说，她去那里是因为她再也不想替任何人操心了，想吃就吃，想睡就睡。[2]141路易丝已经意识到，她的人生不该局限于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不该局限于孩子的哭闹、金钱的烦扰，而应该追寻更多更美好的可能。她其实也是可以为自己而活的。

（二）女性面临的多重困境

尽管女性意识觉醒了，但是女性的声音仍然微弱，女性的力量仍然渺小，极易受到摧残和压迫。小说中，女性生存的困境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米莉亚姆因为怀孕而不得不放弃她的职业理想，做一个全职妈妈。她与世界的联系逐渐被缩小到家庭的圈子里，这使她的内心遭受巨大的折磨。而当米莉亚姆终于坚定地拒绝了这种强加于自己身上的身份限制时，她也同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她感觉所有人都结成联盟来对抗她了。米莉亚姆没有轻言放弃，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女性也能同样坚持下去。并且，即便女性最后克服了这些困难，如同米莉亚姆那样拒绝当一个传统母亲，这也并不意味着最后的胜利，因为也许会出现一个极端的路易丝，杀死她们最为珍贵的宝物。这不亚于给女性当头一棒。

对于路易丝来说，她遭遇的则是底层女性的血泪磨难。这些底层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往往是最为沉重的，因为她们不仅容易受到上层阶级的无视、鄙弃，在面对同处社会底层的男性欺压时，她们通常也毫无还手之力。可以说，越是底层的女性受到的男权荼毒越为严重，因为她们很容易缺乏独立的资本，只能迎合象征着强势的男性来寻求安全感，同时还因为她们抗争的力量太过弱小，而代价太过惨痛。路易丝的丈夫对她做了许多过分的事情，路易丝也不曾反抗，因为路易丝在情感上是需求于丈夫的。然而，当路易丝有幸与保罗夫妻一起生活、度假，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她开始有了新的情感需求，只是它很快随着米莉亚姆一家的疏远而破灭了，而这也将路易丝推向了疯狂。跳出一方天地，看到生活不一样的可能性，这对女性来说本是一件好事，可是，当这种美好只是昙花一现时，它却变成了毒药。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当女性抗争受到重重阻挠时，这些清醒着的女性反而更加痛苦，因为她们无法用浑浑噩噩来麻痹自我。如此，女性意识的觉醒究竟是幸或不幸呢？也许，女性抗争的挫折可以作为不幸的借口，然而，谁都无法否认女性美好的未来需要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坚持不懈的抗争。只是在见证恒久的美好之前，注定要经历痛苦的磨难，而磨难并不应该成為放弃的理由。从来没有见识过美好，那才是最大的不幸。

四、结语

蕾拉·斯利玛尼的作品《温柔之歌》主要通过对米莉亚姆和路易丝两个女性形象的刻画，反映了女性在家庭与职业中艰难寻求平衡、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的现实，同时揭露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层原因，即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即使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女性的力量在男性把持话语权的社会里依旧弱小，女性所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杀婴的惨剧或许会随着时间的逝去成为一桩往事，但其带来的伤痛却会一直横亘在人们心间，也会一直提醒着人们女性在其中所遭受的磨难。借由这一作品，我们也进行反思，女性该如何做自己，强大自身，让压迫女性的凶手失去作恶的能力，迎来真正的女性解放。

作者简介：钱灵（1996—），女，汉族，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文学。

参考文献：

〔1〕Irati Fernández Erquicia. La présence de la femme dans l’œuvre de Leïla Slimani[J].Thélème.（Madr.，Internet）.2019，34（1）：173-189

〔2〕蕾拉·斯利马尼.温柔之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3〕席小妮.蕾拉《温柔之歌》中折射出的女性生存困境[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37（10）：12-15.

〔4〕唐欢.从个体心理看《温柔之歌》中边缘女性的社会融入困境[J].北方文学，2018（36）：7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