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馨元

引言

“政治正确”已逐渐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2016年右翼民粹主义领袖特朗普反“政治正确”的竞选与执政理念将这个概念再次带入大众视野，并使其成为最具争议的文化观念之一。在当代美国话语体系中，“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指在语言、行为和社会政策层面保护或是避免冒犯少数群体而形成的一种评价标准[1]。我国政治学者刘瑜将其概括为四个原则，即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人士、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2]。

“政治正确”是一种政治文化，对其语义内涵变化的理解离不开结合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作为反映种族历史的镜子，黑人文学一方面记录了美国黑人在争取解放与平权运动中所做的抗争和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也记录了历史进程中美国社会留给黑人群体文化与政治的烙印。结合美国黑人作家作品主题从书写暴力和仇恨到开始思考黑人与社会关系的嬗变，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种族议题中“政治正确”在不同时期的涵义。具体来说，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黑人文学主题和内涵变迁的分析来考察种族议题“政治正确”语义框架中语义指向的不同侧重。

一、种族议题中的“政治正确”

美国精英阶层认为，在种族议题上奉行的“政治正确”原则体现了自由、平等、进步的价值取向。但当该价值日趋极端甚至在政治和文化中形成禁忌，并因此形成不合理的弱势群体特权与主流群体被“逆向歧视”时，“政治正确”的概念又在美国引发了争议。前总统乔治·布什曾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中批判“政治正确”：尽管它源于值得称赞的愿望——清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仇恨言论——但它用新的偏见取代了旧的偏见，它宣布某些话题被禁止，某些表达被禁止，甚至某些手势也被禁止[3]。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突显的社会矛盾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情境，“政治正确”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也应运而变。本文首先将“政治正确”置于框架语义学的视阈中进行分析和观察，对其可能涵盖的语义内涵进行梳理，为下文对其在不同时期的语义侧重研究奠定基础。

（一）语义框架中的ICM

框架语义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强调经验在认知和语言形成发展中的作用。莱考夫指出，概念通过身体和大脑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认知和意义归根到底是基于经验[4]。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曾提到，语言并非先验之物，一切观念都只能通过人的感觉形成，语言是理性的映像[5]。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菲尔莫尔提出框架语义学，并用“直径和圆”的关系来说明框架语义理论对概念的看法。直径是一条连接圆周上两点并且通过圆心的直线段，对其进行定义依赖于对圆的结构的理解。菲尔莫尔把直径与圆之间的关系称为概念显像与框架的关系。在框架语义理论里，显像指词语所代表的概念，常被称为概念显像；框架则用来指代理解概念显像所需的背景知识或概念结构。菲尔莫尔将框架定义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概念体系”，要理解该体系中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依赖对其所属的整个结构的理解[6]。

事物的概念会因其所处背景知识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认知模型。那么，哪一种模型才能最准确地定义该事物呢？框架语义理论引入了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的概念。ICM指特定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它是建立在许多认知模型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形结构，是一种有格式塔性质的复杂认知模型[7]。莱考夫曾对“母亲”这一概念范畴作过ICM处理，提出只有完全满足遗传模型、生殖模型、养育模型、谱系模型和婚姻模型等五方面语义条件才能算作“母亲”范畴的理想认知模型。但现实生活中对“母亲”的用法，大多与ICM不完全相符，而只是突显了某一个或几个认知模型，例如：

（1）他长得一点也不像他妈妈。（突显了“母亲”的遗传模型）

（2）失败是成功之母。（隐喻，突显了“母亲”的生殖模型或谱系模型）

一个概念的语义是通过ICM来解释的，而ICM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适应情况，这就解释了语义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多变性[8]。概念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所以，“政治正确”的概念并非一经形成就被固定，而是在时代变化、社会变迁中不断变换角度，突显该概念中不同的认知模型。

（二）种族议题中“政治正确”的ICM

“政治正确”是一个语义多变的词，最早出现在1793年一宗民事案的司法判决中，此时“政治正确”的语义不具备意识形态色彩[9]。而它首次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维度的概念，是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10]。“政治正确”形成意识形态语义内涵与20世纪的左翼思潮密切相关，文化左翼和政治左翼共同赋予“政治正确”新的语义内涵。其中，文化左翼为“政治正确”增加了批判性语义偏向，而政治左翼则为“政治正确”增加了一致性和讽刺性语义偏向[1]。从框架语义学角度看，“政治正确”的ICM应该满足批判性认知模型、一致性认知模型和讽刺性认知模型，下面分别对三种认知模型进行阐释。

一是批判性认知模型。“政治正确”概念频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始于1975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主席卡琳·德科罗一次关于反对歧视的讲话。虽然“政治正确”概念此时被正式提上桌面①在社会运动兴盛的20世纪60年代，“政治正确”的提法在美国学术圈已然出现，但这些表述或因其语境不同，或因其范围有限，并未在美国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直至1975年卡伦·德克劳的发言，对于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现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被认为是“政治正确”在美国社会中的公开首倡。，但追根溯源，其起源应该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广泛改变美国社会面貌的民权运动。这场为争取种族平等的运动始于南部各州，后来遍及全美[11]，并推动了旨在消除种族歧视、结束种族隔离的《民权法》的颁布，也推动了后来旨在保障求职者不因种族、肤色等因素被区别对待的“肯定性行动”的发生。经历过这一场“思想质疑和精神解放”的社会运动之后，种族主义、白人权利至上观念、对黑人使用歧视称呼以及种族隔离政策都成为“政治正确”批判的对象。

二是一致性认知模型。“政治正确”概念的另一个内涵是与政治主流在行动和思想上保持一致。因此，是否在思想上及行为上与官方保持一致，是衡量“政治正确”与否的标杆。例如1934年，《纽约时报》报道称，纳粹德国只向“政治正确”的纯粹雅利安人发放报道许可。1953年，切斯劳·米洛斯在他的著作《俘虏的思想》中使用了波兰语poprawny politycznie（政治正确）等等[1]。作为消除种族歧视制度保障的《民权法》，其特点是刻意强调保护弱者和弱势群体，其出发点不是所谓“社会的利益”，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一种道德和精神的诉求，是以多数人达成一致来统治社会的民主制度，这对当时的美国来说算是一种社会进步。

三是讽刺性认知模型。20世纪20年代，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正确”出现后，政治左翼话语已为其赋予了讽刺性内涵。1921年，“政治正确”出现在美国工人党与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相互讽刺的语境里，表达了对虽具相同理念但又过分死板追随党派路线的极端分子的不满和讽刺[12]。同时期佐证此说法的还有理查德·费尔德斯坦，其著作《政治正确：来自左派文化的回应》中记录了赫尔伯特·科尔谈到他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听说“政治正确”的说法，在当时语境中用作贬义，指左派内部的一些人过度忠于党派路线而枉顾其导致的恶劣影响[13]。

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境为“政治正确”提供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每一种背景中，“政治正确”的语义都不尽相同，会体现出其ICM中的某一个或几个认知模型侧重。

二、美国黑人文学与种族议题中的“政治正确”

文学作品是在某一种历史语境下产生的。本文选取黑人文学作为考察“政治正确”历史语境的依据，按“政治正确”语义流变的历程分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三个时期来梳理美国黑人文学的变迁。具体方法是从三个时期分别选取一部黑人文学作品，并基于该作品反映出的社会历史情境来判断该时期“政治正确”的语义偏向。对这部分的论证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所选黑人文学作品是否能够反映该时代的社会面貌？

第二，作品中反映当时社会美国黑人怎样的处境和种族关系？

第三，基于当时种族关系的社会情境导致了种族议题怎样的“政治正确”语义偏向？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

20世纪50年代是黑人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佳作迭出。这一时期，民权运动背景下种族议题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黑人作家都喜欢通过描述黑人艰辛成长的历程来展现黑人族群的生存惨境、白人对黑人的压迫与忽视以及黑人最终放弃幻想进行反抗的过程。到了60年代，白人对黑人的暴力镇压升级，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也随之进入最激烈时期，因此黑人文学变成向白人抗战的“武器与喉舌”。

1.拉尔夫·埃里森作品《看不见的人》

当代著名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小说家之一。1952年，埃里森出版小说作品《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次年凭此书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①美国国家图书奖是美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始于1950年，每年11月在纽约颁奖，设有小说、非小说、诗词、少年图书四个大奖，颁发给前一年出版的文学作品。。埃里森在文学创作上受到另一位杰出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的启发与帮助，在创作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上又超越了后者。他将黑人题材小说的内涵升华到对整个社会层面身份问题的思考，比同时代的杰出黑人作家如鲍德温等拥有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14]。埃里森在《看不见的人》中旁征博引，运用了丰富的象征模式，该作品被称为“现代美国黑人生活的史诗”。

2.“压迫”与“反抗”的种族关系

这本小说主要描述了一位黑人青年对白人社会从渴望融入到彻底失望的蜕变过程。全篇共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认清虚伪卑鄙黑人校长的真面目；二是被白人医生切割记忆后对自我身份的反思；三是被“兄弟会”利用与排斥；四是参与黑人骚乱活动被黑人拉斯和白人警察一起追杀落入矿洞而成为名副其实“看不见的人”。在这场幻灭的每一阶段，都有白人的参与。

“看不见的人”道破了黑人在当时美国社会中的生存处境：在白人主宰的社会中，黑人被忽视、没有任何地位。对于黑人的遭遇，白人社会视而不见。小说主人公经历了一连串希望幻灭的打击，一方面体现了黑人族群生活的悲惨境况。另一方面体现了被边缘化的黑人族群想要获得社会存在感的艰难及其命运完全掌握在白人手中的无奈。埃里森通过小说发出预示：美国社会种族关系日趋紧张，矛盾逐渐激化，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中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压迫”与“反抗”。

3.“政治正确”的批判性语义偏向

埃里森通过作品《看不见的人》揭示了美国理想价值与强加在黑人头上的种种局限（如种族隔离政策等）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因为这道鸿沟的存在，也因为黑人反抗意识的觉醒，才使得黑人平权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重要的内容与使命之一。

民权运动中，“政治正确”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化、本土化，并与美国社会运动的议题相结合，其中就包括黑人的平权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反种族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的内涵之一，而“反对种族歧视”也成为对待种族议题的主要基调。“从精神上、理智上、舆论上不合理、不人道地进行种族区别对待”成为“政治正确”批判的对象。在观念上，种族议题“政治正确”批判“白人男性群体”或“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突出了文化领域的批判性，颠覆了白人群体比有色人种优越的观念；在语言上，种族议题“政治正确”禁止在语言上歧视黑人，出现了早期的一批禁忌词，比如“黑人”的词汇成为禁忌，逐渐被“非洲裔美国人”所替代；在政策上，种族议题“政治正确”推动了种族问题领域一批法律和政策的颁布，如《美国民权法》《选举权利法》、肯尼迪政府10925号行政命令以及约翰逊政府11264号行政命令等，废除了种族隔离，并实行了“肯定性行动”[1]。

以上构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种族议题的社会情境，而基于该情境之上的“政治正确”主要体现了批判性的语义偏向。

（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兴盛时期。随着民权运动结束，社会种族矛盾趋于缓和。黑人作家们不回避种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审视过去，重建被割裂的家庭纽带，把注意力从当下的贫民窟生存困境转向更广阔的历史图景”[15]。

1.托妮·莫里森作品《所罗门之歌》

美国著名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于1977年出版成名作小说作品《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同年凭此书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①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是由美家图书评论界推出的一年一度美国文学奖，用以推广“用英文出版的最好的书籍和评论”。。1993年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给予她的评价是：“她的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莫里森是继赖特和埃里森之后最有才华和成就的当代黑人作家，她的作品往往以美国黑人的生活为背景，通过关注黑人群体的现实生活，讲述一些很少被提及，甚至被刻意隐藏的人物故事，借此探索美国黑人的历史和命运。她在2019年6月上映的纪录片《托妮·莫里森：我的作品》中说：“历史总是证明，书籍是第一个进行某些战斗的基地。”[16]莫里森是一位极具时代责任感的黑人作家，她极力倡导文学创作与政治相结合，因此作品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2.“隐形歧视”和“认同重建”的种族关系

《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在20世纪所著7部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主人公黑人奶娃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黑白两种文化的矛盾交织中成长。后来，他通过对祖辈文化的寻根，最终接受了内心深处的黑人灵魂。小说首先描述了三条具有代表性的道路来展示黑人为摆脱困境和寻找出路做出的努力，分别是奶娃的祖父、外祖父和父亲“只谋求经济出路”的道路，姑姑“世外桃源”的道路和奶娃朋友吉他“以暴抗暴”的道路。然后通过三条道路的悲剧收场来说明：在被种族歧视意识形态主导的美国社会中，黑人尚未寻找到适合的发展道路[17]。之后又通过奶娃在南方发掘到自己家族的历史、逐步走出自我中心的泥沼以及摈弃了符合白人价值观的生活方式等情节，表达莫里森为这个时代黑人认同困境找到的出口：应追寻和振兴本族文化传统，找回自己的种族身份归属，重构被忽视、被遗忘、被压抑的民族文化。

《所罗门之歌》不再将抗议与批判作为小说主旨，而是更多地将目光从向外转至向内，开始思考黑人群体如何追求自我的观念解放和价值实现以及黑人族群作为一个整体该如何在白人文化主宰的美国社会中追求自身的民族价值与族裔身份认同求得共存的问题。

通过《所罗门之歌》，读者对其反映的美国社会种族关系得到两点认知：第一，民权运动之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黑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以政策形式被确定下来，精英阶层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表现其同情和保护弱者的道德。种族主义不再像过去那样表现为赤裸裸的种族迫害、种族压迫以及种族歧视，而是演变为一种隐性的种族歧视。第二，种族歧视由明转暗使得黑人族群的诉求从“要求平等权利”转向“希望族群身份得到认同”，在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生活各方面都能获得一席之地。如将这一时期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概括为两个关键词，应该是“隐形歧视”和“认同重建”。

3.“政治正确”的一致性语义偏向

《所罗门之歌》的主人公奶娃不再是挣扎在社会底层和生活边缘的黑人形象，他生于中产阶级之家，拥有比较丰富的物质资源。与埃里森《看不见的人》主人公相比，他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从微观情节上看，《看不见的人》主人公在大学毕业后回到南方是为了追寻“做上等黑人”的梦想，而奶娃在31岁时奔赴南方是因为生活无聊，去探险淘金。从宏观主题上看，虽然两本小说主题都是主人公寻找自我的过程，但《看不见的人》突出的是要认清种族歧视真相，不要对白人心存幻想，而《所罗门之歌》表达的是黑人族群该如何在黑白融合的多元文化下构建种族身份归属。由此可见，美国黑人族群的诉求已经发生改变，种族议题“政治正确”的语义内涵也必然随之而改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种族议题“政治正确”新的语义内涵。它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族裔构成的国家，而非由某一主导民族和种族构成；美国文化应为一种多元文化，而非仅仅是新教文化；美国的传统是由各民族、种族和文化传统的美国人共同构成，所有族群认同和族群权利都应受到尊重[18]。

在教育层面，伴随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政治正确”开始在美国大学中蔚然成风。作为民权运动中曾经的主力军，美国大学生以“政治正确”批判社会中对于少数族裔的歧视与不平等待遇，例如以什么原则处理高校课程设置、学术研究等方面涉及少数族裔敏感议题的内容[19]，或将少数族裔相关专题研究纳入课程体系等[1]。

在历史学层面，持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的学者认为，美国历史与传统是多族裔共同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应对历史重新追本溯源以帮助学生全面、正确认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等问题[18]。

在就业层面，多元文化主义要求政府推行“肯定性行动”，维护少数族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在政府公职、公立学校教职、公司员工招聘及大学录取中，都要让少数族裔占有一定比例[1]。

当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时，整个美国社会都在教育、史学、就业等公共事业领域尽量体现出对“多元”的包容，这符合美国社会的自由派精英期望通过倡导“政治正确”来扶助和善待弱势、实现平等的理想。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正确”体现了一致性语义偏向。

（三）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有人乐观地将其视为美国摆脱种族主义的历史性事件，并认为美国从此进入“后种族时代”。在这一时期，黑人文学的主题和类型都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除了“非洲裔”这个身份标签外，已很难在黑人作家身上找到更多共性。不少作家公开表示不希望被特别关注其族裔身份，更愿被视为作家而非黑人作家。随着时代变迁，种族议题仍然非常重要，但意蕴与内涵已然不同。黑人文学不再带有曾经那种明显的种族政治属性。若要描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黑人文学的特点，一方面是体现了更加微妙的种族主义，另一方面是更加多变而缺乏一致性。

1.保罗·比蒂作品《出卖》

保罗·比蒂2015年出版小说《出卖》（The Sellout），2016年凭此书成为首位获得被视为英语小说界最高荣誉的英国布克奖的美国作家①布克奖，是每年颁发给用英文写成并在英国出版的最佳原创小说的文学奖。布克奖的获得者通常会得到国际上的声望和成功，因此这个奖项对书本的销售具有重要意义。布克奖每年颁发一次，只颁予仍在世的人。。评委会主席阿曼达·福尔曼评论《出卖》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它是有创造性的讽刺，用幽默掩饰了激进的严肃，”福尔曼还认为比蒂“粉碎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用机智、锐气和怒骂直击种族和政治禁忌”[20]。同年，《出卖》还获得了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并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十佳[21]。英国《卫报》给予此书高度赞誉，称其为“近年来最具鞭挞力的美国讽刺作品”[22]。《华尔街日报》赞扬它是一本最高水准的斯威夫特式讽刺小说，“就像在一个拥挤的剧院有人喊了一声‘着火了’，比蒂在这个后种族世界里在你耳边来了一句‘种族主义’”[23]。

2.“分化”与“隐蔽”的种族关系

保罗·比蒂在小说《出卖》中戴着幽默和调侃的面具，撕开了“后种族时代”的温情面纱。小说《出卖》的主人公是一位黑人男子，而其最大敌人是当地著名黑人思想家、左翼知识分子领袖柴什。柴什是黑人内部“政治正确”派代表、伪善的功利主义学者和沽名钓誉的伪学者。他一边剽窃他人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并取代其成为黑人民意领袖，另一边又住在白人区、享受同白人一般的财富和地位。他以“政治正确”的口号作为幌子来哗众取宠，为自己谋求利益和政治影响力。他表面上代表黑人发声，实际上却根本不在乎穷苦黑人同胞的死活。同时，比蒂借助后现代主义的荒诞背景，对美国种族不平等现状进行了揭露，并指出种族歧视只是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24]。比蒂通过《出卖》展示了“后种族时代”的美国处在一种黑白种族混合却不平等的状态：一方面，占大多数的黑人底层民众仍深受种族主义遗留问题困扰；另一方面，黑人内部发生分化，其中一些人虽跻身到美国社会阶层顶部，成为主流社会的领导者或决策者，但却戴着为黑人族群发声的伪善面具为自己谋利。在“后种族时代”的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关键词——“分化”与“隐蔽”。

3.“政治正确”的讽刺性语义偏向

比蒂在《出卖》中通过将问题放大到夸张变形来触发读者对现实的思考。例如，柴什致力于修正名著中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用语，编辑出版没有“黑鬼”一词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并将此书重新命名为《非裔美国人吉姆和他的被保护人年轻的白人兄弟哈克贝里·费恩在寻找失去的黑人家庭组织过程中含有贬义色彩的自由的心智历险记》。这讽刺了美国种族议题中的“政治正确”已经变形并背离其最初设定的轨道。再如，主人公的父亲在他二十岁时因阻挠便衣警察询问流浪女子而遭到枪杀，这件事听起来确实比较夸张，可是联想到2013年兴起的“黑名贵”运动以及2020年让种族歧视再次变为热点议题的“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就知道这并非玩笑。总之，随着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再次发生变化，黑人族裔群体不仅仍遭受着来自白人社会的“隐匿性种族主义”压力，还经历着其群体内部的分化，种族议题的“政治正确”内涵必将随之发生新的变化。

在种族议题上坚持“政治正确”的原则，本意是规避歧视边缘弱势群体，但种族歧视并没有真正消失。庞大的黑人族群在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等方面仍处于美国社会底层。同时，黑人群体内部也日益两极分化，成功的黑人精英更倾向于白人精英的价值模式，从文化认同上也与传统黑人文化慢慢疏远。“政治正确”最后只沦为束缚自由的语言禁忌和行为禁忌，甚至还发展成不容侵犯与质疑的“行为法则”，导致很多矫枉过正的事例。例如，《纽约时报》在1990年10月的一则新闻中报道：德州大学一门写作课程要求所有学生在写作中必须遵循“肯定性行动”的原则，该做法受到该校一位教授的抵制。该教授发出“你们不能要求我在课堂上必须根据学生在‘政治正确’方面的思考来给分”的愤怒呐喊[19]。进入21世纪，“政治正确”的适用范围还在扩大，如2002年密西西比州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因发表涉及种族隔离的不当言论而被迫辞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一职等等。“政治正确”体现出的极端性日益深入公众生活之中[25]。因而，保守派以讽刺和贬义的口吻使用“政治正确”，反对美国高校中激进的教学方式以及自由派媒体的刻意宣传，批评“政治正确”侵害个性与价值中立，认为“政治正确”摧毁了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正在“从‘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者’那里拯救西方文明的智识成就，而这些人正试图用劣等的文化形式取代稳固的规范”[26]。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政治正确”一方面因其矫枉过正和极端性遭到右翼保守派的抵制和嘲讽，另一方面因未能真正消除种族歧视和黑人内部分化而无法得到黑人认同。这时，种族议题的“政治正确”就体现了讽刺性语义偏向。

结论

在美国社会中，种族议题“政治正确”的语义内涵随其所处历史情境的变迁而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人文学描绘了种族压迫与抗争的情境，这一时期的“政治正确”偏重对白人至上主义等种族主义价值观的批判；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黑人文学突出了寻求身份认同与渴望黑白融合的情境，这一时期的“政治正确”偏重其与精英价值吻合、包容多元文化的一致性语义内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黑人文学表现了族群外遭受隐匿性种族歧视与族群内黑人两极分化并存的情境，这一时期的“政治正确”因其无法真正保护黑人群体利益同时又损害了主流白人群体利益，侧重于讽刺性的语义内涵。

2020年5月发生的“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再次将种族议题推上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也点燃了美国反种族歧视的愤怒之火。文学反映现实，在这样的情境中也许会有黑人作家创作出令人深思的作品。在接下来的时期里，“政治正确”是否会继续改变其语义侧重？还是会有新的元素被加入其概念的ICM呢？只能交给时间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