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玉

一、研究问题提出

基于性别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是诸多学者关注的议题。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在教育程度上与男性的差距逐渐缩小[1]，虽然劳动参与率相比于计划经济时期有所下降，却依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之一，而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格局与此并不同步。刘爱玉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计算得到，2010年在婚有工作和有收入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为男性的2.38倍。[2]孙晓东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得到18—64 岁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41 倍。[3]贺光烨等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夫妻匹配数据，得出18—59 岁夫妻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妻子是丈夫的2.75 倍，休息日是2.34 倍。[4]可以看出，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高于丈夫，称其为“女主内”并不为过。

家务劳动分担的性别差距或者家庭内的性别不平等，并非中国独有，几乎所有的经验研究都显示女性的家务负担高于男性。中国2014年夫妻家务分担的差距，与20 世纪90年代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情况比较接近。例如，美国1985—1993年妻子每周家务劳动时间为16.14 小时，是丈夫的2.9 倍；1994—2003年妻子每周家务劳动时间为14.46 小时，是丈夫的2.06 倍。[5]最近二十年西方国家的家务性别分工差距也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一项关于欧洲各国家务性别分隔的研究显示，主要欧洲国家女性家务劳动大多是男性的2 倍左右。[6]

为何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务分工性别平等进展如此缓慢？是什么样的个体、关系、认知特性因素形塑了这种不平等的夫妻家务性别分工格局？本文基于夫妻关系中各方所拥有的资源、认知的性别规范及其互动型构的依赖、权力与性别关系合法性特征，考察家庭内夫妻在家务性别分工上的表现。

从性别视角看，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性别分层的重要来源，是家庭内性别不平等关系的重要体现。[7]家务分工模式以及对其公平性的感受可能影响家庭形成、婚姻质量、个体健康、职业分化、收入水平、劳动效率、生育水平以及其他社会公共福利。[8][9][10]对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有助于理解女性在夫妻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进而理解女性在公领域所遇到的瓶颈[7]，同时也是理解和分析社会性别平等状况的一个基本内容。和谐家庭的建设不是要回到传统家庭关系模式，而是要趋向夫妻更为平等的关系。[11]

二、理论视角与文献回顾

一个人能够有多少时间做家务，抛开个体喜好，一是受到客观时间的约束，二是受到时间如何配置的约束。时间可及性理论援引理性选择理论和贝克的新家庭经济学，认为个人是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对时间进行配置，谁从事家务劳动在经济上损失最小，谁就应当多干家务，两性在家务劳动方面的时间差异缘于时间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与女性相比，男性在挣钱养家方面更有优势，因而从经济理性出发，他们应当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而女性在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方面更有优势，因而她们应当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中；男性从事市场劳动和女性从事家务劳动是更有利于家庭福利提高的安排。[12]从时间可及性理论视角出发，如果妻子相对于丈夫的教育、职业、收入等地位较高，由于这些资源的市场工作价值高，其家务劳动投入理应会少。若如此，如果一个妻子挣钱能力超过丈夫，是否“女主外，男主内”的性别分工也是可能的呢？

如果说新家庭经济学关于夫妻双方时间成本上的比较优势，更多侧重于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约束下双方所拥有资源的市场价值，那么关于家务分工的相对资源理论，实际上更侧重于因夫妻双方所拥有资源的社会价值比较优势而对家庭中权力关系格局的影响。权力源自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资源对比，资源较多的一方有更多权力避免家务[13][14]，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家务的原因是其资源和权力占有的劣势[15]。围绕夫妻双方资源占有状况的差异，以往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发展出了两种略有不同的解释：基于经济依赖视角的解释[13][15][16][17]和基于协商/相对资源视角的解释[9][14][18]。前者强调因夫妻资源差异尤其是女性资源劣势所导致的女性对丈夫的依赖从而多做家务，后者强调权力天平向拥有资源优势的男性倾斜而使男性在家务分工的讨价还价过程中胜出，从而避免了多做家务。20 世纪50年代以来，在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妻子的资源、地位高过其丈夫的情况，上述两种主要预设男性/丈夫资源优势的理论在实践中开始面临挑战，即女性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比较优势以及在家庭中有更多的经济贡献，甚至胜过丈夫时，其家务分担是否会随着相对资源增加而减少？作为在家庭中再无资源优势的丈夫，是否会多做些家务？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视角：性别表演视角（gender display）和自主性视角。

性别表演视角的核心问题是：随着相对资源的增加，其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是否会线性减少？布莱恩（Brines）在1994年的一项经典研究中发现，存在着一些丈夫在收入不如妻子时依然没有如期增加家务的情况，她称之为“性别表演”。她的研究发现丈夫的家务劳动存在性别表演，相对资源与家务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呈现出倒U 型曲线的特征，而妻子的家务劳动没有这种情况。[15]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夫妻双方都存在家务劳动的性别表演。[3][16][17]刘爱玉等的研究发现，男性的家务劳动承担不存在性别表演，部分女性在某种情况下存在性别表演。[2]贺光烨则发现，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照料时间上存在妻子的性别表演模式，照料时间先随妻子收入贡献增加而减少，当超过约60%，其收入贡献的进一步提高反而会增加妻子参与照料的时间。[4]也有少数学者发现，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都没有家务劳动上的性别表演。[19]

针对布莱恩关于美国丈夫在相对资源与家务劳动关系上存在性别表演的结论，古帕特（Gupta）以美国914 个已婚全职就业女性为分析对象，发现女性家务劳动主要受到自己收入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丈夫收入的影响或者相对于丈夫的收入的影响。她认为已婚女性在家庭生活领域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实际上资源占有的量即绝对值也同样重要。她强调经济自主性对于已婚女性家务承担减少的意义，经济自主性的增加有助于平等主义家务分工模式增加。[20]

相对资源视角受到的较多批评在于其考察对家务劳动的影响时，未能有效控制性别观念或者考虑性别观念的调节作用[2][14][21]，历史中沉淀下来的一整套指导人们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稳定而有力的性别规范体系，对家庭内家务分工的性别实践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对于两性家务劳动分工和社会劳动分工的认知，性别气质与公私领域劳动参与的关系认知，不同性别所拥有资源价值的性别化认知等，都会影响夫妻关系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对于家庭内家务劳动时间和市场上工作时间的配置。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将男性定位为“养家糊口”的角色，男性会通过多挣钱来显示自身的男性气质，而女性会通过多做家务来维护自身的女性形象[22]，劳动性别分工的文化模式并不会因为女性经济依赖的变化而同步变化，可能存在滞后性。信奉传统性别文化，意味着没有恪守传统观念的丈夫和妻子会受到配偶或社会的惩罚，事业型女性被认为是“不顾家”的、“没有女人味”的，事业上不如意的丈夫也会被指是“没能耐”的、“没出息”的男人，这就鼓励妻子和丈夫向不同的劳动领域投资。[23]绝大多数关于家务劳动的量化研究都发现，性别平等主义使得妻子少做家务、丈夫多做家务，夫妻之间具有更为平等的家务分工[24]，持有更平等态度的女性比持有传统态度的女性承担更少的家务，而持有更平等态度的男性则倾向于以更平等的方式分配家务。于女性而言，纯粹的经济独立（对配偶收入的依赖程度、本人的绝对收入状况等）并非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性别角色观念也不独立地对家务劳动参与产生影响。部分女性的家务劳动在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存在着形态与效应各异的性别表演。[2]

以上我们围绕着家务劳动研究的时间可及性、相对资源和性别表演理论、性别观念视角的主要立场和研究，对家务性别分工的核心疑问进行了梳理。应该指出的是，不同理论视角之间其实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人们对于家务性别分工的认识，也因为这些疑问、争论、研究实践和不断的探索而得以深化。目前诸多研究视角和经验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象，实际上是因为不同的学者将家务性别分工的探讨置于不同的情境之中：或预设个体是全然的理性行动者，在时间的配置上进行家庭最优化的配置，如时间可及性理论视角；或将个体视为婚姻关系中独立并且更多受到利益主导的交换者，如相对资源理论；或将个体视为文化行动者，性别角色规范影响着其对于时间的筹划和使用。我们认为，虽然家务分工讨论的是关系脉络中的时间和资源分配问题，但既有研究更多地是将男女视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而欠缺关系的视角。比如关于性别观念对于资源配置、时间配置的影响，以往大多数研究常常只是考察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男女的性别观念，而没有考虑作为配偶的性别观念的状况。[2][20][25]应该将诸如丈夫或者妻子是否有家务劳动的性别表演、性别观念发挥何种作用等，置于夫妻关系的情境之中进行思考。因此，本文将以夫妻匹配样本为研究对象，以家庭为立足点，以夫妻性别观念的交互作用为重点考量，去考察资源、自主性和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作用及其家务分工实践。

本文的研究假设有四个。

假设1：不论男女，劳动力市场工作时间越长，则从事的家务劳动时间越少。

假设2：不论男女，相对资源越多（经济依赖越低者），则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少。

假设3：不论男女，绝对资源越多（自主性越大者），则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少。

假设4：夫妻性别角色观念交互作用假设，绝对资源与相对资源的效应随夫妻性别角色观念的契合度不同而有别。

三、研究变量及其界定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对象

基于本研究主要关注夫妻性别观念、相对资源对于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故选取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调查数据（简称为CFPS2014）。该数据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继2010年基线调查和2012年追访后的第二次追踪调查，样本涵盖了全国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具有较优的全国代表性。①2014年之后的CFPS 调查未展开性别观念方面的追踪调查。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镇20—64周岁的夫妻配对样本，最终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共4210 对8420 人。

（二）变量测量

因变量家务劳动，指被访者回答的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每天家务劳动时间，包括准备食物、打扫卫生、清洗衣服、购物等，但不包括照顾家人的时间。

核心自变量是相对资源与性别角色观念。

相对资源的测量，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以什么作为资源的测量，二是如何测量。资源是行动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欲展开行动时能够使用的条件，包括行动者自身拥有的以及能够利用的权力、知识、技能、工作经验、财物/收入、社会关系、信息等各种要素，既往经验研究采用较多的是收入或教育。以收入考察相对资源，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布莱恩使用之后被广泛实践的经济依赖测算法，计算公式为：（本人收入－配偶收入）／（本人收入＋配偶收入），其值域为-1 到+1。-1 表示被调查对象对其配偶的完全的经济依赖，+1 表示被调查者向其配偶提供了完全的经济支持，0 表示双方在经济上彼此没有依赖。该系数也可以做如下解释：乘以100，负值代表个体分享配偶收入的百分比，正值表示个体贡献给配偶的收入份额。另一种是依赖系数（dependency ratio），或者夫妻各自对于总收入的贡献[18]，一般认为，如果妻子或者丈夫其收入只在夫妻收入中占很小的份额，则意味着更多的依赖。两个依赖指数都是对称性测量，如妻子收入从30%增加到40%，那么丈夫收入会从70%下降到60%。即女性的得是男性的失。[26]

本文采用使用更为广泛的经济依赖测算法，以便于对研究结果做更大范围的比较，同时在分析时加入经济依赖的平方项，以检验妻子收入贡献对于家务活动时间影响的非线性模式(即先增加后减少，或先减少后增加)，以回应家务劳动中的性别表演问题。这里的收入是指归入个人名下的各项收入合计，包括工资性收入，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补贴、津贴、酬金，以个人名义租赁获得的租金、补偿金、存款利息、股票/基金/债券分红，接受的各种赠予（折合人民币），借贷性收入等。性别表演是指家务劳动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两性依从于传统性别分工，女性将家务劳动视为自己表达爱情和顺从的方式，即使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却依然要努力承担家务，以此来表达自己在家庭中的次要地位或情感，而性别表演的状况又与性别角色观念有关。[2]

性别角色观念是人们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分工以及个人行为模式的种种规定性总和，它展示了人们关于什么样的两性角色关系是适当的规范和信念，对诸如两性性别特征、性别角色期望、性别行为模式、性别的地位和作用等提供了社会期待。CFPS2014 问卷从四个方面测量了性别角色观念：一是男女分工，测量的问题为“男人应该以事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二是女人婚姻，测量的问题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三是女人子女，测量的问题是“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四是男人家务，测量的问题是“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经过信度和效度分析，本文选取男女分工和男人家务作为性别角色观念的测量变量。问卷对上述性别角色观念问题提供了五项选择: 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清、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对于前三项问题，越是不同意，越是倾向于认同现代性别角色模式；越是同意，则越是倾向于认同传统性别观念。根据妻子本人和丈夫的相应回答，将回答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者界定为传统，其余的界定为非传统。由此可以区分出四种夫妻性别观念的类型，即“丈夫传统、妻子传统”“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当然，“传统”与“非传统”只是一种对于性别观念趋向的大致测量，而不是认为性别观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做出截然区分。为了与既往研究进行对话，本文也建构了妻子与丈夫的性别角色观念变量。

相对资源和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家务劳动的效应探讨，将控制丈夫或者妻子所拥有的绝对资源、可用时间、家庭情境以及个体健康与年龄等要素。

绝对资源主要考察本人收入与丈夫收入，在模型分析时收入将取对数，可用时间以问卷中的“每周工作多少小时”进行测量，以此检验时间约束理论对于家务分配影响的状况。

家庭情境要素主要包括子女结构（家庭子女数量、家庭是否有6 岁及以下孩子）和居住状况（是否与父母同住）。为了与布莱恩关于性别表演的研究进行对话，也建构了一个夫妻总收入变量，在模型分析时取对数处理。

健康状况会影响个体的劳动能力，根据问卷中自评健康状况区分为三类：健康（自评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不健康。本文分析基本变量的描述性特征见表1。

四、夫妻家务劳动时间差别及其影响因素

如表1所示，2014年20—64 周岁城镇在婚妻子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2.53 小时，标准差1.68，丈夫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1.18 小时，标准差1.41，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是丈夫的2.14 倍。表2分别展示了妻子与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差别及其影响要素的多元回归分析非标准化系数。模型的因变量为日家务劳动时间。模型1 和模型4 核心自变量为相对资源（经济依赖和经济依赖的平方项），再加上一些常规的控制变量，以检验并对话布莱恩1994年关于性别表演的发现。[15]模型2 和模型5在相对资源的基础上，增加绝对收入，以检验并对话古帕特关于绝对收入带给个体的自主性及其在家务上的效应。[20]模型3 和模型6，在相对资源、绝对资源的基础上，增加夫妻性别观念，考察绝对资源和相对资源因夫妻在社会性别规范上的共识与冲突及其在家务分工上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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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表2各个模型的分析，我们有以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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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依赖、自主与性别观念。布莱恩在1994年发现，经济上依赖的丈夫在家务承担上存在性别表演，而妻子则不存在。模型1 和模型4 设置的变量基本与布莱恩的经典研究一致，但模型结果与其正好相反，妻子的家务劳动存在性别表演，而丈夫的则不存在。一些学者如古帕特等认为，布莱恩在分析时忽略了女性本人资源、地位所带来的自主性对于家务分担的效应，因此在对女性家务分工的分析中增加了反映个体自主性的绝对收入，并将个体的性别观念进行了控制。其研究发现，当纳入个体的绝对收入之和，以经济依赖测量的相对资源的显著性消失了，不存在布莱恩所展示的家务劳动性别表演，性别观念也未对家务承担的多寡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家务劳动承担更为公平的影响要素是个体的自主性。模型2 和模型5 的变量设置尽量与古帕特的经典研究保持了接近，但模型系数反映的情况与古帕特对布莱恩的挑战并不一致。一方面我们看到妻子绝对收入的系数是显著的，收入高的妻子承担的家务更少，与古帕特对于女性自主性的强调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自主性的效应并没有古帕特所展示的美国情境下的女性那样大；另一方面，即使个体的自主性是有意义的，但也并不意味着相对资源就不重要，妻子经济依赖程度的降低依然可以显著减少家务劳动量，同时，对于男女分工偏现代的认知会影响家务劳动实践。考虑到夫妻家务劳动分担是在家庭情境下展开的，我们认为既要考虑夫妻资源差异及其形塑的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又要考虑各自所拥有的绝对资源的状况带给其的自主性，更应该考虑夫妻双方在有关男女分工、家务劳动分工上的态度，模型3 和模型6 便是按照上述思考而进行设计的，因此对于家务劳动影响的分析，本文主要按照模型3 和模型6 的系数进行解释。

其二，相对资源与夫妻家务劳动分担。2014年妻子年总收入均值为9592 元，显著低于其丈夫的年总收入均值，夫妻之间收入差距显著，导致经济关系上妻子对于丈夫的依赖，经济依赖系数均值为-0.21。但夫妻间的资源差异仅对妻子的家务劳动承担有明显影响，经济依赖程度的降低会显著减少妻子家务劳动时间的配置，即在控制其他各种要素的情况下，妻子经济依赖的程度每降低1 个标准差单位，家务劳动可以减少0.094 个单位。为了对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时间关系做一个更为直观的展示，我们把经济依赖区分为四个类别。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丈夫70%及以上者，日家务劳动时间均值为2.83 小时，其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为1.09小时，妻子家务劳动是丈夫的2.60 倍；那些在经济上依赖妻子70%及以上者，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是2.18 小时，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是1.24 小时，妻子家务是丈夫的1.76 倍。

其三，绝对资源对夫妻家务劳动的承担有不同影响。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妻子的绝对收入对其家务承担的效应显著，收入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单位，家务劳动减少0.085 个标准差单位。丈夫绝对收入高，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能使得妻子的家务劳动负担有所减轻，因为从回归系数检验的显著性看，其值为0.08，略高于一般的0.05。但是丈夫的家务劳动承担量并不随其绝对收入的变化而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总之，妻子和丈夫的绝对收入，体现了本人及其家庭在经济上的自主性，使得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各种家用电器甚至雇用家务助理，或者参加更多外出就餐消费等活动来减少妻子日常家务劳动的付出。

其四，性别角色观念的不同维度对于妻子和丈夫的家务劳动有不同的影响。一个妻子纵然有偏现代的男女社会分工观念，如果丈夫并不支持，那么其对于家务劳动承担减少的效应就非常有限，只有在丈夫也非常支持在工作和家庭领域不应该有性别分界的情况下，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才会更为平等。直观地看，丈夫传统、妻子也传统家庭中的妻子，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2.78 小时；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家庭中的妻子，日均家务劳动时间是1.98 小时，比前者少29.0%。按照模型3 系数的解读，就是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其家务劳动的时间会少39.1%。另外，一个男性在家务分工上持有偏现代的立场，也并不意味着其在家务劳动上会更多承担，还需要考察其妻子的性别角色观念以及在夫妻关系中的经济依赖等因素。实际上模型6 告诉我们的是：相比于夫妻双方都认为男人应该承担一半家务的家庭，即使妻子认为男人应该多承担家务，但如果丈夫依然坚持认为女人应该多承担，那么这类家庭中的丈夫依然是少做家务的。直观地看丈夫家务承担情况，丈夫传统、妻子传统家庭中的丈夫，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1.14 小时，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家庭中的丈夫，日均家务劳动时间0.71 小时，比前者少38.2%，按照模型6 的解读，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后一类丈夫少做46.6%家务。

其五，女性作为母亲，家庭责任对其家务劳动承担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其丈夫的影响。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子女，对于妻子而言意味着要至少增加14.4%的家务劳动时间，而对于丈夫而言虽然也会有所增加，但只有非常有限的5.0%。

其六，从时间可及性角度看，处于工作状态会显著减少工作日的家务劳动时间，但是日工作时间的长短对于妻子的家务劳动无显著影响，即不管女性工作多久，一些家务始终都是妻子干的；而对于丈夫而言，工作时间的长短会显著地减少其家务劳动时间。男人因为要工作，因加班加点而少做家务是被接受的事实或者实践，而女性则否，这是当我们把男女作为夫妻匹配样本进行考察时可以看到的情状。

五、结论与讨论

统计分析显示，2014年城镇在婚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为其丈夫的2.14 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一结论并无特殊之处，因为夫妻之间家务劳动类似的巨大差距几乎已是共识，但依然有诸多学者投身研究家务劳动性别差距，其价值在于在何种意义上去理解这种差距。

如果将妻子、丈夫作为个体化的行动者，以理性行动者为预设，以收入作为个体资源拥有的指标，以经济依赖去考察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情状，我们就会得出妻子的家务劳动存在性别表演而丈夫不存在的结论。为什么随着女性对家庭经济贡献的提升，其家务劳动的承担出现先升后降的情况？学者们虽然将之归为性别表演，但实际上基于理性行动者的预设，这一个解释是很难成立的，而如果将之归为性别规范的作用，早年一些学者的研究却并未在模型分析时纳入性别观念。

强调绝对资源带来的个体自主性及其对家务承担作用的研究，虽然也考虑到了性别观念的作用，在分析时予以控制，但从根本上对于相对资源、绝对资源和性别观念的态度依然是建立在相对原子化的个体基础上的。

将家务劳动的分析置于家庭关系架构下，相对资源、绝对资源对于夫妻双方家务承担的影响，既有基于理性、优势比较而做出安排的一面，也有基于家庭性别文化规范而进行性别化实践的一面。两个面向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交相互动中影响着夫妻就家务如何分工所进行的决策与行为。

那么，在什么情形下，男性会多做或者少做家务？第一种情形是时间可及性，上班、工作时间长、加班、挣钱养家，都是男性少做家务最好的理由，这些理由也正好符合传统对于两性的性别角色期待。第二种情形是父职和家庭责任需要男性做出某些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因此家庭子女数的增加是会让男性多做一些家务的，但是通过模型分析看到，其增加的时间相当有限，远少于母亲增加的付出。第三种情形是觉得自己作为男性，就可以少做家务，哪怕妻子认为其应该多做。

同理，在什么情况下，女性可以少做或者不得不多做家务？第一，与丈夫不同的是，虽然女性上班会相对减少其家务劳动量，但是工作时长的影响却不显著，说明不管上班时间有多长，一些家务劳动始终由女性承担。何以如此？显然与社会性别期待有关。第二，女性拥有的绝对资源优势以及对丈夫依赖程度的降低，可以适当减少其家务付出。第三，绝对资源和相对资源对于女性家务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与夫妻双方对于男女分工的认知有密切关系。当丈夫非常支持女性追求事业、不死守女性应该持家优先的教条时，这些女性可以少做家务。

我们认为，资源对于家务分工作用的方式和机制，是嵌入于社会性别文化之中的。性别观念的现状及其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甚至预测家务性别分工的走向。从当下中国社会整体的性别观念状况看，男女家务性别劳动差距的平等化依然任重道远。刘爱玉、佟新等关于中国人性别观念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于现代，越年轻者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代；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向传统，且在不同年龄段群体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25]西方社会也有类似的发现，女性朝向平等主义的速度快于男性[27],两性性别观念变迁的差别广泛存在于公私两个领域。以对男女家务分工的认知为例，夫妻都偏传统的占比最高（48.5%），将近一半；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的比例其次，占19.0%；夫妻性别观念一致并都偏现代的，只有16.1%。虽然在关于男人家务的认知上，夫妻均偏向非传统的居多，但是从对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影响而言，更为核心的男女分工观念起着更为显著的作用。

因此，家务劳动分工的平等化，一方面有赖于继续提升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更有赖于男女性别观念现代性程度的同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