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梁启超，一为革命，一为改良。两者的政治主张虽迥然不同，但其目标都是为振兴中华，强国富民。他们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为了和孙中山进行两党重组，梁启超更是劝告恩师康有为不要过问政事，“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

孙中山和梁启超，一为革命，一为改良。两者的政治主张虽迥然不同，但其目标都是为振兴中华，强国富民。两人有着一段曲折的交往经历。

相见恨晚：梁启超排除万难与孙中山共商两党重组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受清廷通缉而流亡日本。此时，孙中山等人也在日本流亡。孙中山认为，既然同是朝廷通缉的逃亡者，就该风雨同舟、同仇敌忾，便主动托日本友人宫峙等人向康有为表示拜访的意愿。可康有为却将孙中山拒之门外，并表示自己有所谓的清廷密诏，以示与革命党泾渭分明的政治分野。

梁启超比孙中山小7岁，当他崭露头角时，孙中山已是家喻户晓的革命党人了。梁启超对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有所研究，非常期待与孙中山见面。然而在日本，康有為、梁启超的追随者们与孙中山等人打起了口水战，极不友好。梁启超为此忧虑不已，而他又与孙中山疏于来往。此时，他想起了他们共同的朋友犬养毅，便拜托其施以援手。不久，宫峙又在康有为、孙中山之间撮合，康有为拗不过情面，只好派梁启超与孙中山见面。于是，在早稻田大学犬养毅的家中，孙中山、梁启超有了第一次见面。

梁启超自会晤孙中山后，便对其颇有好感。他建言康有为应与孙中山见面，可康有为却居高临下，拒绝与孙中山合作。梁启超虽谨遵师命，可心里已有了与孙中山合作的意愿。这年夏秋间，康有为离开日本游历美洲。远隔千山万水的康有为对梁启超已是鞭长莫及了，梁启超开始与孙中山频繁接触，二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相约共同创办《中华秘史》二期，以宋、明亡国的教训揭露列强亡我之野心，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

达成共识后，他们还把两党合作重组的事提上了日程。梁启超受孙中山的影响开始告别改良，赞成革命。同时，他身边的同学也极力拥护革命，态度坚定，毫无保留地支持梁启超。他们议定，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以孙中山为首（主），梁启超为副。梁启超觉得似有不妥，怎么没有老师康有为的位置？他问孙中山：“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孙中山回答：“弟子为会长，为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

当组党之事日见眉目时，梁启超的决心更坚定了。他料定康有为决不会安于“师尊”的虚位，而会竭力阻挠。他告诉孙中山，若康有为不答应，那么“唯有请康先生闭门读书，由我们出来做去”。除此之外，他还和周围的同志联名给康有为去书，劝告康有为不要过问政事，“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

背道而驰：孙中山指责梁启超失信背约

康有为本是碍于日本友人的一再撮合才让梁启超出来敷衍孙中山，谁知梁启超竟真搞起了合作，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于是，他勒令梁启超立即前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务。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尽管梁启超心有怨气，但还是悄然打点行装准备出发。临行前，他与孙中山多次会谈，双方仍表示要“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中山对梁启超的檀香山之行充分同情和谅解，并特意给哥哥孙眉和檀香山兴中会写信，希望他们接待和帮助梁启超。持有这样的介绍信，梁启超自然受到华侨的热情接待。孙眉更是对其待若上宾，将其留在家中居住，并令儿子阿昌和侄子孙科拜其为师。梁启超在诸事安顿妥帖后，便给孙中山去信，表明会采用变通的办法处理师命，还望孙中山不要见怪。他的允诺得到了孙中山的理解和支持，孙中山盼望他能尽快拿出两党合作的“调停之善法”。

不料，梁启超开始以孙中山的名义在华侨中游说，宣称他与孙中山已建立协作关系，“双方殊途同归，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兴中会会员因为他的言论，不少人加入保皇会，就连孙眉也加入其中。孙中山知道后极为气愤，立即给当地兴中会写信，希望他们不要上当受骗，并对梁启超的所作所为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他“失信背约”。

惺惺相惜：梁启超向孙中山伸出橄榄枝

孙中山、梁启超的合作注定夭折，这是因为梁启超只反慈禧而不反光绪。就在他最激进愤慨时，锋芒所指也仅是慈禧和奸臣，即他所切齿的“逆后贼臣”，而对光绪仍有“忠主”思想。他理想中的“大中华民主国”，是要让光绪当总统，而不是像孙中山那样“倾覆清廷，创建民国”。

孙中山出于联合的需要和考虑，一开始并没有过多深究，这就为他们日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后来，梁启超已是回避和惧怕革命，不谈“共和”理想，孜孜以求的是“开明专制”。从1902年起，他就革命话题发表了诸多文章，专门阐述自己的意见，指出革命必乱，革命会带来恐怖，中国不能走革命的路，挑起了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论战。不过，梁启超不愿将矛盾公开化，仍想影响孙中山。1903年冬，孙中山特意来到檀香山澄清事实，并宣布与梁启超绝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直接的交往。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高举反清革命的旗帜。梁启超又回到原点，坚守改良主义立场，鼓吹开明专制。孙中山、梁启超二人，一个主张民主共和，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他们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视对方为政敌，唇枪舌剑，打起了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从海外归来，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欢迎。梁启超也因势而变，提出“慰革”的口号，再次向孙中山伸出橄榄枝，希望得到孙中山的谅解。孙中山对此作出积极反应，国民党本部决定再也不攻击梁启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梁启超得知后十分悲痛，专程去孙中山行馆吊唁，向孙中山遗体告别致哀，又向守候在旁的汪精卫了解孙中山病逝时的情形。当汪精卫告诉他，孙中山弥留之际仍在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时，他的心情极为沉痛，深情地说：“此足抵一部著作。”他对孙中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由衷地钦佩和感动。

（水云间荐自《名人传记》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