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旅游非政府组织研究进展与启示
2022-03-22杨莹孙九霞
杨莹 孙九霞
引用格式：杨莹，孙九霞. 国外旅游非政府组织研究进展与启示[J]. 旅游学刊， 2022， 37（3）： 40-49. [YANG Ying， SUN Jiuxia. Progress and insight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based NGOs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3）： 40-49.]
[摘 要]非政府组织一直被认为是旅游发展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在促进社区参与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仍然比较匮乏。文章通过Google Scholar的检索，对国外旅游非政府组织（NGOs）的发展历程和理论成果加以整理和述评。研究发现，既有文献大体上可以分为旅游NGOs的角色认知、行为评估和互动关系3个方面。其中，对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作用形成了以去商品化研究范式为代表的浪漫化认知，这种认知遭到部分学者的批判，引发对旅游NGOs行為的测量评估与再认识，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NGOs旅游实践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以及全球-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最后指出现有研究在理论深度、评估方法和影响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并结合中国情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未来我国旅游NGOs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角色认知;去商品化研究范式;评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2）03-0040-10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3.010
引言
自20世纪70—80年代参与旅游业发展和旅游影响监测以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一直在推动全球可持续旅游实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其类型丰富多样，关注的旅游议题广泛而深入，例如以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WWF）、保护国际基金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CI）、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TNC）等为代表的环保类NGOs，将生态旅游视为一种替代生计方式以减轻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以旅游关注（Tourism Concern）、公正旅游选择（Equitable Tourism Options，Equations）等为代表的教育游说类NGOs，关注东道主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权益问题。非政府组织不仅在实践中能够适当约束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的不良行为，促进社区参与的实现[2]，还推动了替代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学术概念的发展[3]。
从国内来看，NGOs涉足旅游实践起步稍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WWF、TNC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秦岭、梅里雪山等地开展的生态旅游项目[4-5]。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中央政府出台各项政策文件（如国开发〔2017〕12号），通过税收减免、信贷支持、行政事业型费用减免等优惠政策引导和动员非政府组织走进乡村，支持鼓励非政府组织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形式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本土社会力量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绿十字、古村之友等逐渐参与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NGOs在旅游中的作用开始凸显。然而，到目前为止，旅游研究献中对NGOs的关注仍然十分有限[6]，这种缺失在国内旅游研究更甚。非政府组织是旅游发展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其倡导的旅游往往被认为是以社区利益为导向的、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旅游[7-8]。对旅游NGOs的关注，一方面能够拓展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另一方面有助于探究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旅游发展路径。为此，本文在回顾NGOs起源与内涵的基础上，梳理了旅游NGOs的发展背景，归纳出国外旅游NGOs研究的脉络与议题，并进一步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希望更多学者基于中国情境关注这一重要的行动者。
1 非政府组织的起源与内涵
“非政府组织”一词最早出现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的一份文件中，主要指那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立作用的非官方机构[9]。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的非政府组织定义。与其相似的表达还有人们熟知的非营利性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s，NPOs）、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第三部门等。这些概念之间并无实质性差异，只是使用中表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10]。本文遵循旅游研究中大多数学者的表达习惯，采用非政府组织（NGOs）这一术语。
20世纪中后期，全球爆发的石油危机和经济衰退带来一系列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政府的能力有限。伴随着福利国家遭到质疑，人们开始尝试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公共问题，其中一个结果就是非政府组织推动的参与式发展取得了显著的产出收益[11]。于是，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结社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的浪潮[12]。针对这种现象，形成了以Salamon为代表的美国范式（US-led approaches）和以Evers为代表的欧洲范式（European approaches）两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认知。
受美国经济学家Weisbrod双重失灵理论影响，Salamon和Anheier同样以国家和市场作为理论标靶，认为NGOs是正式的、私人的、非利润分配的（non-profit-distributing）、自治的志愿组织[13]。美国范式的特点是将非政府组织置于与国家、市场平行的位置，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一个边界清晰的第三方行动者。Salamon的定义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逐渐成为NGOs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14]。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NGOs主题大会上，Salamon将该定义介绍到中国，并被国内NGOs研究者广泛采纳[15]，美国范式随后在国内相关学术领域几乎占据垄断地位，主导着我国的NGOs研究[16]。
然而，以Evers为代表，部分欧洲学者认为Salamon的观点并不符合欧洲的实际情况，在对其加以批判的基础上形成欧洲范式。首先，Evers和Laville考察了欧洲的NGOs，指出Salamon将合作社和互助会排除在NGOs范畴之外，这种操作是带有“美国偏见”的。在他们看来，界定NGOs的分界线不是利润分配，而在于追求集体财富的创造还是个人投资的回报[17]。其次，Evers进一步指出，在欧洲的历史上，NGOs不仅促使公共服务的产生，还关注市场领域的商品生产和服务供给。因此，在欧洲，国家、市场和NGOs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各个部门之间的服务供给往往是共享的、互嵌的，故而难以清楚地划分NGOs与其他两者之间的边界[18]。这与美国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19]。另外，美国观点还忽视了非正式部门（包括家庭、非正式社会网络和社区等）在促进公众黏合和福利供给方面的作用，这成为美国范式的另一个严重缺陷[20]。由此可见，跟美国比起来，欧洲范式认为非政府组織是嵌入在市场、国家、非正式部门的三级框架之中，是一个同时受到国家政策和法律、企业价值和实践、公民社会文化以及家庭、社区影响的矛盾场域[17]。
2 非政府组织与旅游的交汇
非政府组织与旅游的交汇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现代化发展的浪潮，形成了以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为核心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即认为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21]。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意识到剥夺式增长的发展观加速了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一味强调经济增长的现代化范式（modernisation paradigm）由此受到批判，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越来越关注“增长”对人和环境的影响[2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与非政府组织沿着不同路径逐渐产生交叠。
一方面，旅游业自身孕育着旅游类NGOs的诞生。大众旅游的兴起给地方经济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不断被人诟病，建立在自然可持续之上的地方文化、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福利的可持续成为旅游发展追求的共同目标，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减轻大众旅游对东道主社会的负面影响。受参与式发展思想的影响，旅游发展中东道主社区的参与问题逐渐得到重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区参与旅游既是一个给相对弱势的社区居民赋权和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23]。而这个过程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大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旨在捍卫参与式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社区的权利[2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关注东道主社区权益的旅游NGOs应运而生。例如，1982年成立的第三世界旅游联盟（Ecumenical Coalition on Third World Tourism，ECTWT）试图为第三世界人民提供发声的机会，创造公平的旅游发展模式[25];成立于1985年的Equations通过倡议、构建网络、研究等方式关注印度旅游的经济影响、社区生态旅游、儿童、女性、旅游教育以及法律、治理等主题1;成立于1989年的英国非政府组织——Tourism Concern在推动社区生态旅游发展以及游客的道德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6]。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类NGOs开始将目光投向旅游业。NGOs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影响下开始倡导绿色援助，强调援助过程中将可持续生计作为优先事项。例如，世界银行在1984年承诺不会资助“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环境退化”，或者“显著改变生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项目[22]。而生态旅游被视为一种能够调和保护与发展的战略，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类非政府组织绿色援助实践的优选方式之一，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以CI、WWF等为代表的保护类组织纷纷于20世纪90年代设置“旅游政策官员”这一职位，在北极、加勒比海、希腊、南非等地开展旅游导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27-28]。
鉴于非政府组织在旅游实践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一群体。1999年，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专门组稿探讨NGOs在不同国家旅游发展中的角色，这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审视旅游中的非政府组织[1]。此后，非政府组织逐渐深入旅游研究领域。2009年，瑞士纽沙特（Neuchatel）召开第一届“旅游与第三部门”（Tourism and Third Sector）国际会议，将NGOs、政府代表、企业、社区居民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组织在一起，讨论旅游发展中非政府组织相关研究议题[29]。近年来，以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为主要阵地，一系列关于旅游NGOs的研究成果被发表，主题涉及志愿者旅游[30-31]、生态旅游[32-34]、社区旅游[35-36]等，但NGOs在旅游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仍处于探索阶段[37]。
笔者于2018年12月初，在Google Scholar中以“NGOs tourism”“NPO tourism”“third sector tourism”“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tourism”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然后根据主题相关度，剔除NGOs涉及程度较浅的文章2，最终得到61篇旅游非政府组织研究。下面将根据这些文章对国外旅游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进行述评，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启示和方向。
3 旅游非政府组织研究进展
3.1 旅游NGOs的角色认知
“旅游发展中的非政府组织存在哪些类型，扮演着什么角色”，是早期研究者比较关注的话题。研究者在对NGOs加以分类的基础上，主要从社区参与和生态环境保护两方面考察了旅游NGOs的作用，并进一步形成旅游的去商品化研究范式（decommodified research paradigm）。
3.1.1 旅游NGOs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活动内容、目的和方式，可以对NGOs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按照NGOs的核心诉求将其粗略地分为发展类组织和保护类组织[22];结合业务的侧重点，NGOs也被分为教育/游说类、志愿旅游类、旅游公司的非营利基金会3种。其中，教育/游说类是指在发展中国家从事旅游相关的教育、宣传、倡议等工作的组织，该类组织往往不操作具体的旅游项目;志愿旅游类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提供社区发展与建设、英语教学、妇女儿童项目、环境保护等各种服务项目的旅游NGOs;旅游公司的非营利基金会类是指旅游公司设立的组织以回馈其访问的社区[38]。Scheyvens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类——“当地社区发展”和“可持续生计：国家和地区的方式”，前者主要指与当地社区直接合作的组织，后者指在国家或者地区等更高层级影响政策框架制定的组织[39]。显而易见，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种分类标准仍存在提升空间，可持续生计类与教育/游说类、志愿旅游类与社区发展类存在交叉，旅游NGOs的类型划分是一项远未完成的工作。
3.1.2 NGOs作为去商品化旅游实践的最佳代表
在旅游发展中，NGOs往往扮演着援助弱势群体、寻求人地系统和谐共生的形象（表2）。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同的是，NGOs更关注人的发展，而不是项目[40]。由于不追求利润，NGOs在旅游的利益分配中能为弱势群体带来更加可持续的、长久的利益[41]，在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促进社区黏合，为社区发展提供资源、培训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是实现社区集体行动的基石[42]。除了关注“人”之外，NGOs还特别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研究者通过全球各地的案例研究描绘了非政府组织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根据生态危机来源的不同，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案例地尚未发展旅游业，但生态环境面临着其他人类行为的破坏，NGOs推广的生态旅游成为一种替代性生计方式，如WWF在北极和希腊[27-28]、非洲野生动植物基金在肯尼亚[43]、苏拉威西岛水上运动协会在印尼[44]的旅游实践;另一类是案例地发展的大众旅游破坏了东道主社会的生态环境，NGOs试图通过其他替代旅游形式降低大众旅游的负面影响，如印度[7]、洪都拉斯[45]、墨西哥[36]等地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鉴于NGOs在旅游发展中的积极表现，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去商品化研究范式，认为与自由市场经济将追求经济利益视为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同，NGOs采用游客发展方式（tourist development approaches），将东道主社区纳入其中，使游客与其交往的质量最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尊重自然和保护生态环境，因此，NGOs是去商品化旅游实践的最佳代表[46]。
可见，这部分研究者主要关注NGOs在旅游发展中的正向作用，尤以去商品化研究范式为代表的研究价值取向符合Salamon所称的纯美德迷思（the myth of pure virtue），即用浪漫主义眼光审视非政府组织，认为它们具有圣洁的道德品质，进而推定其行动都是好的[11，51]。显然，纯美德迷思认知是不全面的，遭到了很多其他学者的质疑。
3.2 旅游NGOs的行为评估
3.2.1 去商品化研究范式之争
在上述质疑中，去商品化研究范式首当其冲。有学者认为，由市场导致的商品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逃脱世界市場，让发展中国家的社区退出商品化的世界，只会让他们更加依赖非政府组织[52]。实际上，很多NGOs的经历告诉我们，一旦NGOs撤出，旅游项目很快就会瓦解。其实，旅游发展真正所缺的不是去商品化的研究范式，而是将旅游研究纳入人本主义命题的意愿，将现代社会的众多利益传达给各方[22]。
去商品化范式的支持者则进行了反击，指出去商品化研究范式并不主张退出全球旅游市场和网络，而是一种社区主导的第3种发展方式[53]。但同时也承认，随着非政府组织开始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NGOs可能会失去支持当地社区的初衷与核心，参与商品化的渐进过程。对此，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担忧实际上低估了当地社区维持局面的能力，社区不是被动地“受控制的”行动者。当NGOs参与商品化进程时，社区会运用地方知识和权力进行日常斗争[54]。面对这一争论，有学者对去商品化范式进行了实证研究，从美学价值、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3方面考察志愿者旅游中的去商品化体验，认为游客的行为既是商品化的，又是去商品化的，具体程度受游客对保护和发展的态度和优先顺序的影响[55]。
3.2.2 旅游NGOs作用效果的测量与再认识
除了直接质疑去商品化研究范式以外，还有学者试图通过问卷调查NGOs的作用。Lovelock开发了含有7个题项的量表，以了解亚太地区46个环保型NGOs是否真的能减轻旅游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56]，但他的评价结果主要来源于NGOs的自我评判，过于主观而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尽管非政府组织在旅游业的存在感和重要性日益增加，但这些组织在旅游中起到的作用如何测量和评估仍然缺乏统一、有效的标准和方法[38]。因此，研究者需要在对非政府组织行为进行细致剖析的基础上，探讨旅游发展中“NGOs实现了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同”，而不能随意浪漫地声称，NGOs是旅游和自然资源保护中最好的决策者[57]。
由于任何旅游项目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作为一种组织形式，NGOs不可避免地受到财力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可能拥有低下的管理结构和效率，其实践也会受到国家、全球政治经济以及捐赠者等影响[57]。有研究发现，尽管NGOs主导的旅游发展会提升社区经济收益，但也会因利益相关者之间发展理念不统一以及权力争夺，造成社区内部的分化、利益共享的缺失等负面影响，NGOs如果要制定有效、可持续的生态旅游倡议，就必须对项目实施的地方文化、政治有更深入的了解[35]。与当地社区建立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关系，将社区纳入资源管理和项目发展，是NGOs项目成功实施的重要前提[45，58]。WWF在希腊的案例表明，尽管初期WWF的保护工作经常遭到当地社区的敌意，但是通过工作人员长期扎根当地，最终打破了“局外人”WWF与社区之间的隔阂[28]。因此，当NGOs进入偏远社区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求是建立社区成员对外来组织的信任[59]。这在中国的案例中也得到证实，孙九霞等的研究表明，信任的缺失是导致NGOs项目频频受阻的关键因素[60]。
3.3 旅游NGOs的互动关系
意识到NGOs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局限性，部分研究者逐渐跳脱单一的纯美德迷思的价值取向，从互动过程理性分析旅游NGOs的行为。这类研究一部分是从具体的案例入手，以微观的视角揭示旅游活动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还有一部分研究跳出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视域，聚焦国际非政府组织项目执行中的全球-地方关系。
利益相关者关系方面，不同于以往理解的社区依赖NGOs，有研究者认为NGOs与社区之间其实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非政府组织也会依靠与社区之间的合作不断壮大组织影响力[47]。在NGOs与政府的关系上，Zhuang等以云南老君山生态旅游为例，指出非政府组织的成功在于能够协调所有利益相关者（非政府组织、当地居民、政府、私人企业）的资源，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对于中国语境下的NGOs来说是至关重要的[34]。相反，在西方语境中，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支持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也是必要的，如果限制非政府组织的行为，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会采用相对激进的方式以实现参与的目的[61]，如利用目的地的地方性知识、NGOs的社会网络与掌权的决策制定者进行博弈[62]。也有研究发现，NGOs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不局限于合作或对抗两种形态，非政府组织和旅游部门由于缺少对话，更多地呈现一种陌生人的关系状态[6]。
全球-地方关系方面，研究者意识到当国际NGOs带着全球准则“一刀切”地进入地方时，如果忽视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差异，极有可能造成全球化标准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冲突[63]。在尊重地方性知识、当地风俗与信仰的基础上，实行全球本土化的行动策略，是国际NGOs可持续旅游方案成功实施的重要保证[32]。罗马尼亚和巴厘岛北部的案例共同说明，尽管国际NGOs与地方社区之间可能存在观念差异，但保护的共同诉求会促使生态科学的全球准则和源自风俗习惯的地方准则之间的整合，最终推动可持续旅游方案的实施与发展[62，64]。
4 研究述评与启示
4.1 国外研究述评
非政府组织是旅游发展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与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不同，NGOs被認为更关注东道主社会的利益，倡导的是更加公平、公正、可持续的发展路径[65]。从推动目的地良性发展的角度来说，关注旅游NGOs具有必要性。国外NGOs的旅游实践已有将近40年的历史，然而总地来看，当前旅游学界对NGOs的研究仍然较为匮乏[66]。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已有文献大致可以分为3大模块，即角色认知、行为评估、互动关系（图1）。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尽管旅游NGOs的研究建立了初步的研究框架，但仍存在有待补充和完善之处。第一，需要更多的深入分析和理论指导。当前多数文献局限于案例的描述性研究，即通过描绘NGOs具体的实践总结其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未来研究应通过明确旅游NGOs的研究归属，比如志愿者旅游、生态旅游、社区旅游等，从这些研究领域汲取理论加以深入分析，推动旅游NGOs研究从“是什么”的描述性研究向“为什么”的解释性研究转变。第二，评估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关于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测量标准和方法仍然是缺乏的，对NGOs的评价要么是基于访谈资料得到的主观感受，要么是根据NGOs组织的年度报告数据加以评判，缺少更加客观、直观的定量统计分析。对NGOs行为的评价应该构建多方面的综合性指标，除组织自身的判定之外，其他诸如东道主社区居民的感知、经济和环境影响等因素也需要纳入其中。第三，影响机制的探讨尚不充分。尽管既有研究已经获悉NGOs与社区之间的互动程度和信任关系会影响项目的执行效果，但显然在旅游实践中，NGOs的互动对象不局限于社区，政府、企业以及NGOs网络中的其他组织如何影响其行为，NGOs相应采取何种行动策略应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对揭露问题、批判政策这种相对激进的NGOs来说，如何获得话语权和决策权等问题还缺少讨论。
4.2 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鲜有研究关注中国语境中NGOs的旅游实践[67]，已有的少量研究多以国家和市场作为理论标靶，从非政府组织身份属性的角度探讨其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模式和特点，认为NGOs代表着多元价值，有庞大的群众基础，故而能够促进社区参与能力的提升，保护地方文化，同时制约地方政府和企业不当行为[68-70]。显然，这种研究路径与美国范式的出发点不谋而合，是美国范式主导我国非政府组织认知的一种体现。然而，美国范式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首先，与美国因国家和市场双重失灵而导致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背景不同，中国NGOs的发展是政治与市场改革双重动力推动的结果[71]。其次，中国对NGOs实行独特的双重登记管理制度，使得NGOs对政府有很强的依赖性，而非美国范式中与国家和市场边界相对清晰的第三方行动者。以往研究已经表明，我国NGOs在旅游实践中有其特殊的行为逻辑，遵循着项目运作的理念，更关心旅游发展过程中项目的执行和落实，而不是西方研究所称的“人的发展”[72]。
因此，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研究面临着范式选择的问题[16]。未来中国语境下旅游NGOs的研究应从以下几方面继续深入：首先，应当基于中国现实，通过具体案例考察本土NGOs在旅游实践中的行动过程及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其行为逻辑和行动策略，而非从身份属性推测其可能具有的行为特征，为反思西方的纯美德迷思研究价值取向提供中国经验和证据。其次，考察国际NGOs的全球本土化过程。已有研究表明，尊重地方性知识，适时调整全球准则，对于国际NGOs来说是项目成功的关键。鉴于中国情境的特殊性，未来研究有必要考察国际NGOs进入中国后为项目开展采取的必要措施，分析其全球本土化的过程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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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旅游地社会组织的空间实践与地方效应研究”（4200114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乡村旅游发展中社会组织的地方嵌入：过程、机制与效应”（20YJCZH211）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旅发展和城乡融合研究”（21AH16）共同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YANG Ying） （No. 42001143），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YANG Ying） （No. 20YJCZH211）， and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SUN Jiuxia） （No. 21AH16）.]
Progress and Insight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based NGOs Research
YANG Ying1， SUN Jiuxia2
（1. School of Busines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have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akeholder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lay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s group when it comes to tourism literature.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collates and reviews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rses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tourism-based NGOs on Google Scholar to mak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m in tourism practice. （1） This paper tracks back to the origin of NGOs and finds out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m， namely， the US-led approaches represented by Salamon and the European approaches represented by Evers. The former tends to regard NGOs as a kind of ‘independent’ sector， a special ‘box’ where organizations take either a residual or an alternative role with respect to state and market. The latter believes that NGOs are intertwined with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emphasizing the fundamentally open， pluralistic and intermediary nature of NGOs. The US-led approach dominates the cognition of NGOs in China. （2） Through review of tourism-based NGOs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role cognition， behavior assessment an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of tourism-based NGOs. Due to the different research value orientatio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the role of NGO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US-led approaches， some scholars te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NGO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leading to a romantic cognition of NGOs—what Salamon called ‘the myth of pure virtue’. It is criticized by other scholars， which triggers the measurement， evaluation and re-understanding of tourism-based NGOs behavior and forms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embodied in the debate on the decommodified research paradigm.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value of tourism-based NGO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rational.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n the tourism practice of NGOs has been getting more attention recently. （3）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depth， evaluation method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and argues that Chinese tourism-based NGOs research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context by analyzing the tourism practice of NGOs， and then evaluating the role of NGOs in tourism.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aspect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Firstly，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hina， we should examine the action process of local NGOs in tourism practice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stakeholders in specific cases， and then analyze their behavior logic and action strategies， rather than speculating their possibl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ir identity attributes， so as to provide Chinese experience and evidence for reflect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western pure virtue myth research. Secondly， by examining the glocalization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NGO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respecting local knowledge and timely adjusting global norms ar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international NGOs. In view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future research to examine the measures taken by international NGOs to carry out projects in China and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the strategies of their glocalization process.
Keywor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role cognition; decommodified research paradigm; review
[責任编辑：王 婧;责任校对：刘 鲁]
[收稿日期]2019-05-05; [修订日期]2019-11-07
[作者简介]杨莹（1990—），女，河南信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社区发展、非政府组织与旅游，E-mail： yangying-usts@qq.com;孙九霞（1969—），女，山东潍坊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旅游与社会空间、旅游流动性，E-mail：sunjx@mail.sysu.edu.cn，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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