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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型媒体背景下意识形态研判路径创新研究

2022-03-22高金萍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1期
关键词:基本原则

高金萍

[摘 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智能化、移动化的平台型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平台型媒体多主体、多渠道和重关系特性,使之成为各类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平台。平台型媒体的内容倾向性和所有权不平衡,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研判难度。做好意识形态研判,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是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当前做好意识形态研判,要从平台型媒体的传播特点入手,创新工作原则:闻风而动,善抓苗头风向;明察实质,辨析主流与支流;科学分析,尊重舆论传播规律;引领方向,务求工作实效。做好意识形态研判应抓住四条关键路径:持续跟踪社会变动,及时把握意识形态走向;准确判断事件属性,分类处置各种舆情事件;善用智能技术,寻找规律提高研判精度;完善意识形态联动机制,坚持主动作为。

[关键词]  平台型媒体;意识形态研判;基本原则;关键路径

[中图分类号]  G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2)01—0147—06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alys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latisher

GAO Jin-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ide use of mobile Internet,platisher with intelligent and mobile features has become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Chinese public, and platisher has also become the main battlefield in the struggle for pluralistic ideology. Ideological analysis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and the basis in the ideological propaganda of the C.P.C. Aiming  at ideological propaganda at present, we should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tforms. First, we should abide by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innovative  principles; grasp the ideological trend quickly; distinguish mainstream and tributary; lead the direction actively. Second, we should follow four key paths: track social changes continuously; classify  disposal of public opinion events; improve research and judgment accuracy;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alysis and judgment mechanism.

Key words: platisher; ideological analysis; Fundaental  principle; key path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催生了平台型媒体,当前平台型媒体已成为中国公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成为意识形态信息流动的广阔空间。截止2021年6月底,中国网民已达到10.11亿,其中手机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10.07亿(占网民整体的99.6%);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88亿(占网民整体的87.8%)。  [1] 平台型媒体将这些移动互联网用户尽收麾下,其开放性、共享性和随身性,也成为各类思想观点传播的集散地,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平台,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态势。从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直接影响政治、经济,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心态和社会思潮,人们普遍心态焦虑,诸多极端思潮抬头。  [2]44 保守主义、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族群主义分化加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平台型媒体中丑化、污名化、妖魔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信息也屡屡出现,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态势,中国亟待加强意识形态研判能力,这是保障网络传播空间的清朗、健康的基础性能力;是确保党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必由路径。如何提升意识形态研判能力,构建意识形态工作新模式?目前,国内鲜少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就中国知网检索,截止2021年12月,关于平台型媒体的研究文献有308篇,主要涉及媒体融合和平台型企业治理模式、运营策略等话题,其中仅有1篇文献涉及平台型媒体与意识形态传播,蒋成贵在《算法推荐对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与应对》一文中提出,算法推荐重构了媒介生态格局,应通过对推荐算法的监管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用主流价值导向引领算法推荐。  [3]44-49 伴随着平台型媒体中涉意识形态信息大量出现并形成舆情热点,当务之急要完善意识形态研判体系,针对平台型媒体多主体、重关系的特点,创新以党性为引领、以服务人民为旨归、贴近实际的工作路徑,做到精准发力、有的放矢。

一 平台型媒体崛起对意识形态

传播的影响

平台型媒体(Platisher)是2014年2月7日纽约时报员工乔纳森·格里克(Jonathan Glick)在《平台型媒体的崛起》一文中创造的一个新词,即Platform(平台商)和Publisher(出版商)两个词的合成。平台型媒体指既拥有媒体的专业编辑权威性,又拥有面向用户平台所特有的开放性的数字内容实体。简而言之,平台型媒体是开放平台与专业媒体的结合:它既是一个向内容和服务提供者开放的平台,也是一个具有“把关人”属性的媒体  [4]123 ;既是一个集中生产方式的平台,也是一个分布生产方式的媒体。相比于社交媒体,平台型媒体的更具多元化和专业化色彩,其信息生产模式为PUGC,即专业生产内容+用户生产内容;而社交媒体传播主体为网民,其用户生产内容(UGC)的特色鲜明。平台型媒体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5]48 ,通过各种规则、算法和服务,向所有的内容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开放。平台型媒体显示出“新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特质,因此有人认为平台型媒体即融媒体。  [6]

国外的平台型媒体包括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谷歌(Google,Google+以及Google Maps)、Medium等;国内影响较大的平台型媒体包括微信、抖音、快手、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百家号、bilibili等,涉及资讯、社交、搜索、短视频、二次元网站等多种形式的平台。目前,国内外的平台型媒体主要基于两种模式:一是搜索引擎平台和媒体内容的结合,如谷歌新闻、百家号;二是社交平台和媒体内容的结合,如脸书的即时消息(Instant Articles),全球已有数千家主流媒体通过这一平台即时发布 信息。

当下传播格局中,平台型媒体已显示出独特优势:其一,多主体——它极大地丰富了传播主体,创作者数量急剧增加。不仅用户生产模式是平台型媒体内容的重要来源,甚至受众的信息反馈也成为平台内容的一部分,而且它广泛吸纳主流媒体和市場化媒体入驻,既包括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也包括市场化媒体财新网、钛媒体、36 氪等,它们都在脸书上开设账户,借力传播。其二,多渠道——它引领渠道优势,重组信息分发体系,打破了过去由媒体主导信息发布的格局,成为真正的信息集散地,既包容了媒体发布的信息,也提供了网民信息生产的空间。其三,重关系——它改变了传统的由点到面的“大众门户”传播模式,实现了以社交为基础的、基于关系的传播,同时以算法为基础的推荐模式给网民以信息乃自我选择的感觉,貌似淡化了传播过程中编辑对信息的控制、弱化了传统的媒体把关作用。

平台型媒体宣称决定新闻或搜索结果排序的是算法,但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事件,揭示了智能技术和算法推荐背后人的价值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力量。实质上,平台型媒体的倾向性可以透过算法推荐影响信息推送,计算机算法本身是基于人的价值选择而编写的。在2016年5月脸书的“新闻偏见门”事件中,脸书前员工自曝脸书的选择权在编辑手中而不是算法,编辑对于脸书的新闻趋势榜,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让重要的新闻变得不那么重要,也可以让不重要的新闻变得重要。2016年英国剑桥分析公司通过向选民定向推荐虚假信息,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事件曝光;2019年8月19日,脸书和推特以“有目的地散播关于香港局势的‘涉暴’假信息”为由,关闭936个在中国内地创建的账号。这些事件都证明在平台型媒体时代,媒体公司仍然对信息生产和流通发挥着重要的把关作用。现代传播技术赋权民众参与信息传播,但是并未完全去除平台对信息的把关作用。

在涉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中,平台型媒体的倾向性往往于无形中左右着受众的选择,让受众别无选择。当前具有全球影响的平台型媒体中,超过75%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有。平台所有权分布的不平衡,也深刻影响着观点意见的客观和理性传播。

总的来说,平台型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传播格局,也为意识形态开辟了新的统治空间,让其触角超越国家政府和政党深入到每个移动互联网使用者、深入到整个社会  [7]3 ,进而改变了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谱系。正如美国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所提出的,人类传播正在经历着“由大众传播到大众自传播”的演进。  [8]1 大众自传播借助平台型媒体实施,潜在地触及大量受众,同时也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并日渐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任何新的传播技术,都会挑战权威,也会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之争就是话语权之争,就是国家权力与反国家权力的博弈,平台型媒体引领的“大众自传播”前所未有地强化了个体和社会行为主体挑战国家权力的能力,同时也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赋能。在国内外信息传播一体化的现实下,平台型媒体信息推送的倾向性和所有权分布的不平衡,极大地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加剧了意识形态研判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二 意识形态研判能力提升的基本原则

人们身处于一个由AR、 VR、 3D等技术支持的网络世界  [9] ,这个社会已进入“后真相时代”,其特征在于:事实的重要性已退居次席,很多时候人们对事件产生的情绪和态度比事件的真相更加重要。“后真相时代”,信息的传播往往以故事型态出现,分享故事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  [10]1 故事中蕴含着情感、观点,也充斥着各种价值观念、文化偏见。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西舆论交锋不断加剧、国内思想多元的新形势下,裹挟着各种社会思潮的舆情事件煽动人们情绪,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泛意识形态的散播,干扰了党在思想领域的主导权,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动摇着执政党的威信。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必须拥有意识形态研判能力,基于科学、精准的涉意识平台信息研判,构建新型、高效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针对平台型媒体传播即时性、多主体、多渠道、重关系的特点,应从四个方面出发,切实提升意识心态研判能力。

第一,闻风而动,早抓苗头风向。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社会最敏感和最复杂的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到90年代“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到21世纪初民粹主义抬头引发官民对立、历史虚无主义挑战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  [11]67 ……回首40年来意识形态变动的大势,不难看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和特殊重要性。就国际格局来看,2019年3月以来的中美贸易争端再次证明,冷战结束后一度沉寂的意识形态已然强势回归,意识形态领域的波动直接关系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因此,在社会舆情研判中,不能孤立地看待舆情事件的发展,而应把舆情事件放置在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客观看待舆情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影响,闻风而动、及时捕捉、客观分析、精准研判,及早抓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风向和苗头。

近年来,社会舆情事件往往呈现出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合流、与境外势力勾连的态势。一个舆情事件出现后,通过平台型媒体迅速传播到全国和全球,影响广泛。如果舆情刚刚露头时,不能及時研判,分类处置,可能造成国内外共鸣、线上线下联动,造成后期应对的巨大困难。因此,舆情管理部门必须做到第一时间发现舆情走向、主动研判态势、积极提出预案,以此防范非主流意识形态借舆情事件炒作、趁势扩大社会影响。

第二,明察实质,辨析主流与支流。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传统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进而产生了多元利益诉求。著名评论家马立诚将改革开放近40年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社会思潮归纳为八类,八种社会思潮即非主流意识形态此起彼伏,不断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严峻形势。  [12]2 各种利益阶层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寻找、弘扬符合自身利益的思想观点,导致多元意识形态的纷纷涌现。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越来越频繁,平台型媒体带来的社会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矛盾多元等趋势极为明显,以日常化、多元化思想为掩护,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格外喧嚣。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下辨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辨析各种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已成为公众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个具有思想活力的社会,必然是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互相对立、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毛泽东早就说过:“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13]21  唯物辩证法要求分清事物的本质和非本质,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才能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如果不能区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元繁荣的关系,意识形态工作就会陷入 僵局。

第三,科学分析,尊重舆论传播规律。互联网联通全球,多元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已经不可能以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其他社会意识的存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表达越来越表面化、公开化、极端化,各种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明显;各种社会思潮吵吵嚷嚷,直接针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淡化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政治与学术区分开来;它通过整体设计、碎片植入、诉诸情感、平台型媒体传播,甚至舆论战等方式影响社会大众。“非主流意识形态”消解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淡化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长期面临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遏制和促变的压力,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通过各种文化产品和互联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分化。互联网重塑了舆论环境,平台型媒体使“人人都是传播者、个个都有麦克风”,在这样的舆论场中只有尊重舆论传播规律,才能实现对媒介议程的设置、对舆论的引导。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舆情事件中,如何发现各类舆情事件的关联性、类似性、苗头性至关重要。为此,要认真分析各类舆情事件的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从中寻找传播规律、处置方法、运作机制,为同类舆情事件的应对处置提供经验。对于相关联的舆情事件,要及时干预、口径一致、稳妥处置,防止出现连锁反应;对于类似性舆情事件,要深挖根源,找到类似事件出现的共同根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苗头性舆情事件,要尽早介入、尽早防范、避免大范围蔓延。

第四,引领方向,务求工作实效。当前意识形态研判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考验着意识形态工作者把握宗旨、坚持原则的定力。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曾区分了“强制”和“同意”两个层面的权力。  [14]80 所谓“强制”,即意识形态统治权,它是某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通过政治、行政、法律和经济等各种力量,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强加于社会成员;所谓“同意”,即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特定意识形态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中得到其统领性、主导性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这种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其引导或指导。统治权并不排斥领导权,但是其包含强制性;领导权不具备强制性,更强调其信服性。领导权区别于统治权的关键在于它引导社会成员接受,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领导权和统治权产生的效应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以人为本、让人心悦诚服;后者以管控为本、可能引发激烈对抗。

民主社会中,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构建,在于通过意识形态工作说服社会成员了解自己政党的宗旨、道德以及思想观念并予以接受、认同和服从。认同和服从主流意识形态,意味着一元主导思想占领了思想的统治地位,意味着主动丢弃非主流意识形态,从而确保了意识形态的和谐。因此,意识形态工作部门要善于面对思想迷失的公众,主动提供思想认识层面的具体帮助,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培养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理论认同和政治 认同。

三 当下意识形态研判的关键路径

平台型媒体既是中国社会民情民意的“减压阀”,也是“排污口”,理性诉求与非理性宣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社会批判与多元社会思潮扭结其中,难分彼此。针对复杂舆情开展意识形态研判,要结合平台型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特征,从舆情总体走向和具体事件分析,从舆情传播载体和研判机制上下功夫,方能取得工作实效。

第一,持续跟踪社会变动,及时把握意识形态走向。平台型媒体UGC生产模式下,非主流意识形态往往披着服务型信息、日常生活类报道的外衣,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极大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线上和线下,既有独立传播,也有交叉融合。线下的讲座、论坛、报告会、各种活动,形态各异,层出不穷;线上的平台型媒体传播,聚焦热点话题、变换传播内容、规避敏感词检查,无所不用其极。平台型媒体信息的多样性、便捷性、匿名性、随意性等特征使广大网民乐于通过平台表达意见、宣传主张、宣泄情绪,而平台扩散式传播呈现的放射性加剧了思想观点的复杂态势。直面平台型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的客观现实,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善于通过平台型媒体追踪社会变动,及时了解人民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掌握复杂变动中涉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状况,为意识形态研判夯实基础。

第二,准确判断事件属性,分类处置各种舆情事件。当前社会舆情事件出现泛意识形态化倾向,无论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还是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在舆情传播过程中,一些探讨事故原因的报道或文章往往将具体原因引申为社会制度、将个人遭遇归咎于体制问题。正确看待当前舆情传播中这种无理性态势,准确判断突发事件属性,是开展意识形态事件处置的必要前提。面对突发事件,意识形态工作部门首先要确定舆情事件的主体和客体,尽快与事件相关部门合作,明确事件参与者与事件受害者,明确舆情事件的事实真相;其次要积极收集和分析舆论的本体——舆情信息,明确切割事实与谣言;再次要理清舆情脉络,明确突发事件的性质和类型,明确判断事件的性质、影响和走势,该上报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的要上报;同时,及时开展舆情数据的收集、更新,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舆情监控。对于突发公共事件、重大治安刑事案件和社会安全等事件,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把人道主义放在首位;在涉意识形态事件(激进言论、示威游行、民族冲突、宗教冲突等事件)中,意识形态部门应建立重点人和舆论领袖的舆情监测数据库,密切关注其言论和行为;应建立典型事件的舆情处置案例库,积累应对经验,改进研判和监控方法,提高研判和监控效率;应在一定范围内,定期、及时公开舆情监测作动态,特别是做好重要节点和敏感时期的舆情监测、舆情研判和舆情应对。

第三,善用智能信息技术,寻找规律提高研判精度。随着大数据技术和各种传感器的普及,海量的舆情数据成为当下舆情管理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高效挖掘舆情大数据中潜在的社会风向和意识形态动向,是信息时代政府管理部门提高意识形态研判精度的重要手段。目前舆情监管中的难题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缺乏对全数据舆情信息的掌握,平台型媒体是主要的舆情信息源,它们产生的信息量巨大。社会舆情大数据完整记录着社会公众的关注点与兴趣点、移动路径、性格情绪、社会行为、社会关系链等。2013年成立的英国大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非法使用脸书5000萬用户的资料,利用数据左右选民投票一项,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影响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决议。  [15] 这一事件证明,大数据采集技术、大数据挖掘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集成,已经成为涉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的重要推手。因此,意识形态工作部门要善于使用大数据技术和智能技术,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社会舆情监测、预警和管控等服务,为提早做出舆情预防、全面把握舆情动态、及时做出舆情管控提供信息保障。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要建立可靠的社会舆情采集分析系统,或者通过社会服务购买,掌握对大量的、结构化或半结构化舆情信息的处理技术,通过科学的计算方法和精确的测量指标,将分析出来的、隐晦的态度观点以量化的方式进行比较,以实现对涉意识形态舆情的有效预警、引导和管控。

第四,完善意识形态联动机制,坚持主动作为。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的根本目标是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意识形态研判与涉意识形态舆情事件处置过程,研判阶段要明确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应对阶段要启动议程设置引导舆情走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非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舆情事件处置的灵魂,结合涉意识形态事件的处置,用客观事实生动阐释在当前背景下为什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思想来引领多元的社会思想意识,马克思主义的优势体现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契合”的……这一系列问题是公众在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时必须解决的。只有积极回应公众的困惑,把理论内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帮助公众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帮助公众清醒认识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的“主辅”关系,把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个人的行动指南。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包括事前预警机制、事中控制机制、事后评估机制。意识形态工作部门要结合实际,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部门联动配合,建立意识形态事件处置机构,依靠大数据挖掘,掌握舆情制高点,提高舆论管控的针对性,形成齐抓共管的联动机制,最终达到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与主动权的目的。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的运转要求将平台型媒体传播与政府管理活动结合起来,迅速形成舆论环境与现实环境的交融。通过平台型媒体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舆论环境和文化环境,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构建无形的育人环境;通过政府管理部门对事件的妥善处置,最终形成以行为濡染、文化涵养为支柱的意识形态教育。

平台型媒体崛起后,通过各类信息平台发布和分享信息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信息发布和共享的过程即是制造共识的过程,意识形态藉传播之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意识形态研判也需要政府各部门、各渠道联动,各展其长、共同发力、主动作为,建立意识形态研判管理制度化,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的全方位创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美舆论战由“冷战”转为“热战”,国外反华势力热衷于借各类舆情事件挑动国内民众情绪、鼓噪民粹主义,各种突发性事件和重大舆情事件有密集出现的趋势。这是危机也是转机,突发性事件和重大舆情事件的处置和引导,是国家和政府对社会公众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契机,处置失当将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低落、政党公信力丧失,甚至出现政权危机;处置得当能让国内公众在现实的意识形态对抗和交锋中、在现实问题的阐释和解决中,深切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赢得实现抽象理论与丰满现实的结合,让国际公众感受正面、积极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为中国创造和平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赢得国际话语权、主动权、领导权。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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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蒋成贵.算法推荐对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与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2019(7):78-82.

[4] 喻国明,焦建,张鑫.“平台型媒体”的缘起、理论与操作关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6):120-127.

[5] 许同文. 媒体平台与平台型媒体: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转型的进路[J].新闻界,2015(13):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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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外媒:英國剑桥公司干涉全球选举[EB/OL].观察者网: https:  //www.guancha.cn/europe/2018_03_20_450809.shtml ,202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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