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坤

当“外卖小哥”成为一个固定名词，你是否想过，还有一群“外卖姐姐”？

在城市的道路间穿梭，要爬楼，要手提肩扛，要和时间赛跑，送外卖本质上是个体力活。有人说，送外卖就是当今的“互联网工地”，其从业者绝大多数是男性，但仍有部分女性选择成为一名外卖女骑手。

在女性权益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当下，在婚育代价、家庭分工、职场公平、亲子分离频频成为网络热点的当下，外卖女骑手这个由互联网经济催生的全新群体，成了很好的观察窗口——她们有了新的职业形态和生活体验，而她们扛起沉重餐箱的原因，以及藏在她们内核的喜与痛，仍然具有普遍意义。

蔡丽欣，26岁，入行6年“我不一样，我为了自由”

蔡丽欣是标准意义上的美女：明眸皓齿、身材纤细、长发飘飘。在短视频平台上，她名叫小蔡，是拥有52万粉丝的网红外卖女骑手。她不仅是为了挣钱，更为了骑上车能感觉到呼啸而过的风，从而确定：我自由了。

记者见到蔡丽欣是在广东汕尾的城中村。休息日，她身穿松松垮垮的黑灰色运动服，坐在电瓶车上，矜持地冲记者打了声招呼，背景是密密麻麻的自建房。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道：“我结过婚了，有孩子，3个。”

信息量有点大。身为网红女骑手，她从没提过婚育情况。而且，“结过婚”，她用的是过去式。她突然像一名勇士，决定把自己的身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有些事说出来，就轻松了。”

2019年，缉毒电视剧《破冰行动》曾在网上热播。该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剧中的制毒村塔寨村原型为汕尾陆丰市甲西镇的博社村。蔡丽欣的家就在隔壁村。2015年，她父亲因涉毒在警方的“破冰行动”中被抓捕归案，判了15年。对父亲的结局，蔡丽欣早有预感：“父亲走了错的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父亲犯罪只是她乱麻般生活的组成部分。

“外賣女孩”蔡丽欣在抖音上记录自己的生活。

15岁时，读初一的蔡丽欣选择辍学，去深圳打工。“来了觉得好不可思议！”她第一次走在繁华的马路上，抬头看见高楼林立，兴奋得头晕目眩。她第一次走进大型商场，乘坐观光电梯，担心自己会不会掉下去。她下定决心，要在深圳生活。2013年，她17岁时遇到了丈夫，回老家先举行婚礼，3年后再补领结婚证。

婚后两人租住在深圳。蔡丽欣发现丈夫不光游手好闲，还喜欢打牌、赌博，以及问亲戚朋友们借钱。而最让她绝望的是丈夫的家暴。

对于这段婚姻，蔡丽欣的记忆里充斥着“被殴打的画面”。丈夫打牌输了，她会被殴打，因为“娶她带来了霉运”;她身边出现异性，会被殴打;她在抖音上“抛头露面”，会被殴打;丈夫心情不好，她也会被殴打……“有时候他会故意找茬，在众人面前殴打我，因为他觉得这样能凸显他的家庭地位，让他有面子。”蔡丽欣说。

蔡丽欣想离开丈夫，但现实情况让她选择隐忍。“婚”后不久她就查出怀孕，从2013年到2016年，她连生三胎，“那几年不是在怀孕，就是在生孩子。”

不断怀孕的那几年，她几乎每天都出去摆地摊。“因为他不出来工作，我得谋生。”蔡丽欣一般晚上出摊，大着肚子、抱着孩子卖一些小孩子的包和玩具，每晚能赚二三百元。

2016年，城市界面管理越来越严，蔡丽欣的地摊生涯被迫结束。她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不知道能找到什么工作。走着走着，她看到一位正在等单的外卖小哥，于是上前询问哪里招外卖员——蔡丽欣从小喜欢骑车，送外卖正好“能赚钱又能骑车”，她决心做女骑手。

女孩送外卖，搬重物是个绕不开的难题，特别是蔡丽欣这种纤瘦的女孩。有一次，顾客点了300多块的饮料，几箱饮料占满了车头和车尾，差点压垮她粉色的小电瓶车。到了3公里外的目的地，蔡丽欣望楼梯兴叹。她给顾客打电话，想请他下楼帮忙，顾客说自己不在家。蔡丽欣独自将几箱饮料分几次搬上了楼。最后一趟，她发现原来顾客正在家看电视。蔡丽欣感到难过，但能理解顾客的行为。

女骑手遭遇的另一个难题是骚扰。彼时外卖软件还不会屏蔽双方号码，她时常能接到男顾客打来的骚扰电话，还有人威胁她“不加微信就给差评”。

上图：蔡丽欣生活照。下图：蔡丽欣喜欢摩托车，几年前攒钱买了一辆。

但蔡丽欣觉得，收获的自由与快乐更多。她甚至喜欢在狂风暴雨的恶劣天气里送外卖，因为雨天订单多、行人少，她裹着雨衣，骑着醒目的粉红色电动车，在空旷的街道上疾驰送单，雨水冲刷着她，心里再没有委屈，只觉得“凉快、自在，挣钱了开心”。“只要我骑得足够快，生活里的烂事就追不上我！”

2017年，短视频兴起，蔡丽欣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自己的外卖生涯。有人质疑她利用女骑手的身份炒作，她理直气壮地回怼：“你可以翻我账号，我装外卖员能装5年吗？”每当有人怀疑她的职业选择，她都认真解释：“我真的是单纯喜欢骑车才送外卖的。”有粉丝在她直播时夸她好看，说要介绍高富帅养她，以后就不用再辛苦了，她回答得很刚：“为什么要别人养？我打工养得起我自己。”

蔡丽欣的站点有好几位女骑手，有单身带孩子的母亲，也有一心想赚钱的单纯姑娘。她们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蔡丽欣说：“送外卖的女孩都是勇敢的。如果不是被命运逼到墙角，哪个女孩会来送外卖呢？但她们既然来送了，就代表绝不会向生活低头。”

2019年，蔡丽欣坚持与丈夫分居，从出租屋搬出来时，觉得空气都是甜的。2021年，她以诉讼离婚相威胁，丈夫终于同意离婚。遗憾的是，3个女儿跟着前夫。

如今，蔡麗欣的收入共由三部分组成：直播、广告、送外卖。但是，她的生活依然拮据。她每个月的收入都要分成四份，一份是女儿们的抚养费，其中包含不工作的前夫以及前夫父母的生活费;一份是在狱中身患尿毒症、糖尿病的父亲的治疗费;还有一份是孝敬母亲的钱;剩下的才是自己的生活费。

前夫依然会骚扰蔡丽欣。今年过年，前夫的母亲带着前夫找到蔡丽欣与母亲，想让她复婚，“我儿子这么颓废都是因为离婚，家暴问题只不过是夫妻打架”。复婚当然没得谈，他们便气急败坏地叫骂和撕打起来。

过完年，蔡丽欣离开了深圳，回到老家汕尾继续送外卖。她住在城中村简陋的自建房里，月租金只要600块。但是，她把这里布置得很温馨。她喜欢粉色，于是出租屋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粉色;她还养了一只3个月大的小奶猫，放在大笼子里悉心照料着;她买了心心念念的摩托车，成了另一层意义上的“女骑士”，在她的头盔上有一对狐狸耳朵，又酷又可爱。

采访中，蔡丽欣带记者去感受骑车的“自由感”。从城中村一路往东飞驰，各种“隆江猪脚饭”“阿珍理发馆”“唐龙冰室”的招牌急速后退，不一会儿就来到沿海公路。正值傍晚，左边是金灿灿的海岸线，右边是一排排树木。蔡丽欣骑车飞奔向前，金色的树影在她身上不断明灭。忽然，她回过头，对记者喊道：“人啊，不会一直倒霉的！”

导演李安曾说：“（悲剧就是）让主角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再再努力一点，如果他还拿不到那个想要的结果，观众便会落泪。”蔡丽欣差点就成了悲剧的主角，凭借“敢去送外卖”的那点“勇”，她将自己拉出了泥沼。这个年轻的女骑手，或许还不知道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不知其中关于用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残害妇女的修订内容正得到广泛关注。她挣脱的家暴锁链和她追寻的自由，将分别得到法律更加严密的制裁和保护。

邹小容，54岁，入行7年“我和大家一样，为了孩子”

邹小容很早就进入外卖骑手行业，比许多男人都早，时间是2015年，“互联网+外卖”刚刚兴起，她在送酸奶的途中看到一名女外卖员，于是她也决定去送外卖。

现在，她是远近闻名的“外卖女王”。2020年她的跑单总量在重庆市江北区排名第二，月均收入过万。

但这笔“高收入”丝毫没有改善她的生活。原因很简单，她是母亲，挣的每分钱都只有一个目的——救儿子周佳。

2012年，周佳确诊尿毒症，开始常年的血液透析。为了给儿子治病，邹小容送过报纸、酸奶，还摆过地摊。邹小容的外卖生涯简直可以用“开门黑”来形容。她的第一单是给一位姑娘送石锅拌饭，47岁的她不会用导航APP，只能不停问路，但一直围着某小区转圈。顾客打电话催单，邹小容告诉对方自己第一次送外卖，正在找路。起初，姑娘还能耐心安慰她，但整整一小时过去了，姑娘终于忍不了：“你到底能不能送到？”邹小容不敢回嘴：“要不你把餐退了吧，我再找找路，这份餐我买单送你。”姑娘叹口气，问她具体在什么位置，告诉她：“你就在我们小区隔壁，穿过前面的路就到了，快点送过来吧。”

邹小容为给患尿毒症的儿子赚医疗费，几年来她全年无休送外卖。

邹小容被称为“外卖女王”。

找到门，递上餐，邹小容不停道歉，姑娘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也没给差评。

邹小容在重庆下辖的县城长大，年近50岁来到高楼林立的市区讨生活，只觉得“头晕目眩”，而且山城独有的“3D地形”让她每天“被迫翻山越岭”。后来她学会用导航APP了，但依然会“到达导航指定的位置后，发现顾客的家在自己头顶那个山上”。

第一个月，邹小容每天只能跑20单，共赚4000多元。她感觉“还有进步空间”。从第二个月开始，她每天跑满10个小时，除了过年再无休息。那时候重庆没有几名女骑手，有时候她会被小区的保安拉住，对方上下打量她一番，啧啧称奇。也有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问她：“女的也能送外卖？”“女的怎么不能送外卖？”她反问。有一次在电梯里遇到小男孩，小男孩怯生生喊她“叔叔”。男孩的妈妈有些迟疑地纠正：“这好像是位阿姨。”邹小容笑了：“那时候我都习惯了被认成男性。”

邹小容在送餐过程中与出租车相撞，右腿几乎粉碎性骨折。

碰到远单、爬楼单、重物单，其他人不愿接，邹小容抢着接。她不断摸索着送餐区域的地图，渐渐知道哪个区域的单量多，哪个店家出餐慢，哪个写字楼的电梯快，早晚高峰时如何合理地规划路线……两年后，她每天可以跑到50到80单，月收入超过1万元。遇到平台有活动，她一个月还能跑出2万元的收入。邹小容不喜欢“休息”两个字，除了过年，她从来不休。“哪有资格休息？”儿子在等待换肾，一旦有合适的肾源，移植手术需要35万元。邹小容和丈夫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

后来，邹小容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成了骑手站点的队长。队里有位叫阿伟（化名）的聋哑人，只能通过文字沟通，但邹小容不厌其烦地教他，对他倾囊相授，因为看到阿伟“就会想起自己患病的儿子，情不自禁地想帮他”。

阿伟也很争气，月跑单量从18单提高到几十单。第一次突破50单时，阿伟给邹小容发来一条消息：“队长，我今天跑了50单，我真牛。”邹小容很欣慰，给阿伟发了8.8元的红包。“钱不多，是份鼓励与善意。”

又过两年，2019年，这个历经磨难的家庭迎来转机——合适的肾源出现了，儿子的肾移植手术顺利完成。

那年妇女节，有媒体关注到邹小容，她的生活有了变化。送餐时，“有的人会认出我，让我‘等会儿，然后递来一瓶水;有的人直接在APP上打赏50块感谢费;有的人会鼓励我‘生活加油;还有人看到骑手性别和姓氏后主动打电话问是不是我，跟我说‘你慢点来，送晚了也没关系。”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周佳申请了大病特病报销，每月抗排异反应的治疗费只需1000多元。

社会以它的方式关爱着邹小容母子，但命运对这家的考验并未结束。2021年9月，邹小容在送餐时与出租车相撞，右腿几乎粉碎性骨折。如今，她一边在家休养，一边与公司协商工伤理赔。等腿好了，她还是要送外卖：“儿子还有可能出现并发症和排异反应等，我们还需要攒下一笔治疗费用，‘退休二字离我还很遥远。”

但实际上，邹小容离55岁的女职工退休年龄只差一年了。她能成为第一批从外卖骑手职业退休、领上养老金的女性吗？邹小容很确信，她“和大家一样，为了孩子”进入这个职业，我们的调查和采访也佐证了这一点，相当一部分女骑手背负着母职的重擔，需要用送外卖的收入抵抗生活的洪流，守护孩子的成长。她们就如日本轻小说《文豪野犬》描述的那样：“命运对勇士低语，你无法抵御风暴。勇士低声回应，我就是风暴。”她们坚毅如勇士，从不考虑退休，但这个问题需要列上社会的日程表：对从事新兴职业的年长女性，如何保障她们的退休和养老。

王丽，近40岁，入行1年“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为了独立”

在接受采访的外卖女骑手中，王丽（化名）是入行时间最短的一个，刚刚一年。

王丽的家庭分崩离析后，她自我反思，认为是“经济不独立”葬送了婚姻。年近40岁，她决定出来工作。

王丽是河北人，婚后就成为全职主妇。但她发现，与丈夫组成的小家庭，财务权竟在丈夫姐姐手上——丈夫从小失去双亲，姐姐在他的生命中担当母亲的角色。家里需要1000块，丈夫常常只能从姐姐那儿要来500块。日子过得局促又尴尬。

女儿出生后，用钱的地方陡然增多，王丽与丈夫的矛盾也越来越多。2015年，两人为女儿买了学区房，但为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吵得不可开交。最终，房产证上只写了王丽的名字，但家庭氛围变得更压抑。2019年，一次普通的拌嘴升级为激烈的争吵，双方就此离婚。

虽然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但王丽仍陷入了颓废。她苦思冥想，想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终于在某个午后醍醐灌顶——经济不独立的女人经营不好生活。“连生活的钱都要伸手要，在家庭中怎么会有地位？”

王丽决定重塑自己的生活。2020年，她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在饭店做起了服务员。

发工资是她每个月最快乐的日子。她第一次用自己的工资给女儿买礼物时，看到女儿灿烂的笑脸，那份满足感与成就感让她至今念念不忘。

2021年初，王丽又谈恋爱了。对方与她在相亲网站相识，相谈甚欢，从线上聊天发展到线下约会，最终走到一起。两人原本计划2021年领证，因为疫情，搁置到现在。

王丽的男朋友一直在北京送外卖。热恋中的情侣恨不得时刻在一起，王丽也想。她干脆辞掉了服务员的工作，成了一名女骑手，跟男朋友在同一个站点工作。她很快发现，由于男女体力的差距，想和男朋友同工同酬，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送外卖也会变成重体力活——顾客点了5箱矿泉水，需要爬楼梯到6楼。王丽看着5箱水愁了30秒，最终决定咬牙搬上去。她找来两个大袋子，一个装两箱水，一个装3箱水。“别人能搬，我也能搬！”

北京东直门街景。王丽每天穿梭于此。

但现实是残酷的。王丽拎着5箱水，腰都直不起来，爬三步歇两步。有时她先把手中的水抛到上一阶楼梯上，然后腿再迈上去，循环往复，没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那一刻，她感觉自己就像泰山上的挑山工，她搬的似乎不是水，而是证明“他们行我也行”的倔强。

后来每次搬重物，王丽会寻求男同事或者保安的帮助。她发现，自己每天比男友“少挣100块”。她分析，这是因为男友体力更好，骑车更快，从小区门口到顾客家中所用的步行时间也快于自己，“他每天能跑50到70单，而我只能跑40单”。

男女体力上的差距，造成数量上的差距。王丽的站点共有100名骑手，女骑手只有两名。王丽希望“系统少给女骑手派重物单”，又纠结“这样女骑手挣的钱又少了。”

如今，王丽每天早上8点开始送餐。她负责的地区是北京最繁华的区域之一。每日清晨，她骑着车穿过水泥森林，朝阳映在高楼大厦上，也映在她的脸庞上。

北京的生活节奏快，王丽的工作也是。早餐的高峰过后，上午10点半左右，王丽会休息半小时，以便迎接即将来临的午餐高峰。她和男朋友偶尔会利用这个空隙坐在一起，聊聊送餐中遇到的事情和处理经验。这种交流让她感觉“跟男朋友的距离更近了”。上午10点半到下午1点半是用餐高峰期，也是王丽每天最紧张的时段。此时她常“爆单”，只能同时接四五个单子。遇到出餐慢的老板，王丽只能心急如焚地等待。“这个时候骑手与商家就特别容易产生矛盾。感觉在北京大家都很赶时间，不管送外卖的还是吃外卖的都很着急。”

现在王丽月入几千元。薪水虽然不多，却是一份难得的安全感，“买东西不用伸手要钱的感觉真是太踏实了！”给女儿送礼物时，她也会告诉女儿独立有多重要：“女人到什么时候也要经济独立，不是说挣的多少，而是必须能养活自己。”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1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已经超过六成，位居世界第一。王丽说，她不知道有没有女性和她一样，是为了独立来做女骑手的。但其实，王丽在经济独立前后的困扰，都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女性面对的普遍问题。在四成没有参与劳动的女性中，有多少人还处于王丽此前“经济不独立”的困境中？在六成参与劳动的女性中，又有多少人和今天的王丽一样纠结于比男性“挣得少”？这其中隐藏的，都是妇女权益保障。

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自立自强的信念。正如毛主席在四言诗《中国妇女》中所写：“妇女解决，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