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06)

一、引言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多年来一直大规模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实现了四十多年的经济中、高速增长。自蔡昉指出“中国劳动力短缺并非短期现象，而是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者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中国的人口资源红利即将结束”[1]之后，舆论界与学术界纷纷探讨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转折，随着中国劳动力优势的逐渐衰减制造业是否会发生大规模外迁，从而引起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否可以持续或者应该如何转型升级的讨论。

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等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更低的成本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另一方面，美国、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积极推进创新引领高端制造业发展，力图巩固其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2]，从而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新兴经济体低端制造“流入”同时发生，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受到“双向挤压”。2018年以来，美国发起的全球性经贸摩擦扰乱了既有的国际贸易秩序，打断了部分中美产业链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当前，中国正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经贸摩擦等长短期因素叠加，出口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与较高的风险水平，国内相关机构开始对将有可能引发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向境外迁移和因产业资本输出而导致的国内产业空心化日益担忧[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