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德鹏

学习煎熬

科举时代，读书人身上所承载的，既有个人前途命运的考量，也有光大门楣的盘算，是实实在在的“压力山大”。于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就成了无数读书人的真实写照，苦读励志的故事层出不穷。

郭琇为了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读书，独自到“深山绝壑中，四无人迹”，做饭烧水之类的活全是自己干，不要人代劳，以免被打扰。陈瑸少时，家境贫寒，又觉得自己资质愚钝，所以学习格外刻苦，“冬不炉，夏不扇”。久而久之，书桌被他的双肘磨出了两个窝。姚莹早年读书，“朝以日曙，夜四鼓不休，倦唯伏案而已”。阎正衡为了读邻居家的《史记》，每日在自家山场砍柴送给邻居作为交换。张謇为了读书，用竹竿夹住辫子睡觉，只要头一动或一翻身，拽得头皮疼，仿效“头悬梁、锥刺股”的方法刻苦学习。

这样苦读是非常耗身体的，不少人因此而生病，甚至丢掉性命。张集馨说，他准备会试时，身心消耗过度，夜晚“常不能寐，甫合眼，复惊汗而醒”。结果在道光六年（1826 年）参加会试时生病，“心神恍惚支离,几至不能完卷”。

张集馨还算幸运的。澎湖秀才郭则荣因“苦学致疾卒”，撇下妻子林桂娘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而去，闻者无不心酸。所以，明智的家长在督促孩子学习时，要看他们的身体状况，不能一味要求苦读。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后辈若体不壮实，即不敢催督加功。”毕竟，与科举相比，孩子的健康成长更重要。

考试酸楚

学习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赶考赴试了。这虽不像学习那样长期煎熬，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赶考主要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路费，二是行程。

对于许多穷书生来说，筹措路费非常困难。上海的乔光烈，家道艰难，当塾师挣的钱还不够养家，遇到乡试，常因无路费而无法参加。乾隆元年（1736 年），仅凑了八串钱去应试，同伴都怕被他拖累，考完先回了。乔氏没钱，只好靠自己学的一点儿医学知识给人治病，才挣了些钱回家。

侯官的杨庆琛，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参加会试，走到苏州时没钱了，只好绕道乍浦，请同乡帮助，筹集了50元银元。返回苏州，又一时不忍，出28 元救了一个因贫穷被卖的姑娘。同乡可怜他，凑集十余两银子，才得以入京。

但是，向同乡求助并不是总能如愿。蔡启僔应会试路过淮安，去拜谒同乡、山阳县的邵知县。所谓拜谒，一来是想认识一下官场同乡，二来是想弄点川资。但邵知县却在蔡的名刺上写下“查明回报”四字交给仆人，怀疑蔡启僔是骗子。蔡启僔负气离开，至京，竟中状元，就在扇子上题一首绝句寄给邵知县，以报冷遇之恨：“去冬风雪上长安，举世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名须向榜头看。”

二是赶考路途的辛劳。那时候交通不便，书生又大多体质孱弱，旅途险阻，令人望而生畏。清初湖广（含湖南、湖北）乡试在武昌举行，湖南考生要乘船过洞庭湖，一遇狂风，波涛汹涌，经常翻船，致使很多秀才不敢赴考。

到京参加会试，同样是对身体的考验。昆山的龚炜体弱多病，赴京赶考，开始乘船走运河还可支撑，到了山东济宁改走陆路，就不行了，只得由一同赴考的内弟宋桓陪着返回。这样来回折腾，不仅自己没考成，还耽误了内弟。龚炜十分愧疚，从此告别科场。

榜后折磨

科举发榜之后的景况，已经不能用“几家欢乐几家愁”来形容，改为“几家欢乐万家愁”似乎更贴切。落第者固然愁苦，中式（今考试“录取”的意思）者也未必都能高兴得起来。

洪秀全参加童试没中，曾大病40 余日，病梦中胡言乱语，差点病死。张謇乡试落第，在感叹“三场辛苦，徒结灯火之缘；千里往来，权了文章之债”的同时，身体也病得不轻。

仅仅生病还是轻的，有的连命都搭上了。淄川举人袁藩，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参加会试，闱中作诗云：“二十年前古战场，卧听谯鼓夜茫茫；三条画烛连心爇，一径寒风透骨凉。苦向缁尘埋鬓发，凭谁青眼托文章？明宵别后长安月，偏照河桥柳万行。”诉说自己20 年来科场失意的苦楚。不幸的是，这一科袁氏又落第。3年后的乙丑科，袁氏病卒。

最令人诧异的是，很多中了进士的人也高兴不起来。有“三元”及第而不满的。陈继昌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个“三元”及第的人，乡试、会试和殿试都是第一，人称“陈三元”。陈氏却很反感，在自家门楣挂上“四元及第”的牌子。原来，朝考陈氏也是第一，说三元及第，好像是在贬低他。

有中探花不满的。因族兄张之万是状元及第，张之洞虽中了探花，却“犹以不获作第一人，终逊文达（张之万）一筹，至暮年恒引为憾事”。

有中三甲不满的。曾国藩虽入翰林，但因殿试仅中三甲而“大恚（音huì，读‘会’）”，任两江总督时，与幕僚闲聊说“如夫人”（注：古人对妾的称呼）三字无对，李元度随口来了一句“同进士”（注：中三甲者赐“同进士出身”），曾氏顿时“色变”。

陈继昌、张之洞、曾国藩等人不满，主要是自己心气太高，算不上真正倒霉。相比之下，桐乡的张枋就是真惨了。张氏由举人任教习期满，议叙知县，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就可以补缺了。但这一年恩科，张氏会试中式，殿试却因将“脩”字误写为“修”被罚，停本科殿试。次年补试，仅中三甲，以知县归班铨选，按当时惯例，还要等12 年左右才能补实缺。张氏郁闷至极。道光四年（1824 年），还没等到补缺的张枋郁郁而终。

痴心难改

有人十几岁中进士，有人至死还奔波在科举路上。在局外人看来，后者似乎是“一根筋儿”，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很多人在饱受科场失败的折磨后都想过放弃，无奈痴心难改，最终还是继续在科场上艰难跋涉。

清代科场就发生了许多让人看了既心酸又有趣的故事。道光三年（1823 年），朱士彦充任会试主考官，贴出告示，要回避亲生父亲朱彬，市井传为笑谈。朱彬则因参加不成会试，非常懊恼。朝中大臣给朱士彦出主意，为乃父奏请一品封典，使其“光荣退休”，就避免了尴尬。朱士彦依议而行。谁知封典下来后，朱彬怒不可遏，“以为阻其上进之路”，要杖打朱士彦，亲戚朋友求情，才免了这顿打。

唐景崧兄弟三人中进士、入翰林，其父参加会试却屡战屡败，“愤懑不已”。为了避免儿子们当考官自己要回避，参加不了会试，每当朝廷考试选拔考官时，唐父就搬凳坐在门口，不许儿子们参加选拔。

正是由于这种痴心，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乡试，已满百岁的贡生黄章还参加了。其进场时在灯笼上写着“百岁观场”四个大字，由曾孙在前面引导。

嘉兴贡生马汾屡困乡闱，家道艰难。道光元年（1821 年）恩科，马汾又要参加，妻子苦劝不住，典当耳环、簪子凑够路费。考完试，马汾感觉良好，以为必中，天天在家翘首以盼。放榜那天，报喜者冲到马家，邻居们也来祝贺。马汾大喜，忙让妻子给他穿靴，准备接客，同时不忘冲她得意一笑：“何如？”就在此时，只听外面报喜者大叫：“误矣!中举者乃沈家也。”大家一哄而散。妻子扔下靴子，冷笑道：“何如？”

彭元瑞当浙江学政时，有一次主持童试，有个60 多岁的老童生来求情，说自己考了一生，如今行将就木，希望能得个秀才，死了也算“哀荣”。彭氏应允，试后准其作为“额外生员”，在试卷上批道：年在花甲之外，文在理法之外，字在红格之外，进在额数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