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 泽

冬夜的手术

兵团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团卫生队有几位医生，能打吊瓶，还能抓中药，偶尔还能做点小手术。有一年冬天，送来一位患急性阑尾炎的病人，只好先把手术室的炉子生上取暖，手术没做完，医生和病号就煤烟中毒，于是赶快开窗通风，搞得十分狼狈。

师里有个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稍好些。但是真遇到需要抢救的重病号，常常要转到格尔木的解放军总后第二十二医院去。我在的连队离团卫生队三十多里，离师医院八十多里，之间没有班车，只能搭便车去，很不方便。不到万不得已，大家轻易都不去。很庆幸的是，我在兵团十五年，一次也没有去团卫生队和师医院看过病。不是没有病过，而是因为年轻，有了小毛病吃点药就挨过去了。

有一年去拉木柴，拖拉机翻了，我们几个被木柴压在了下面。第二天请假骑着马去团卫生队看伤，想混几天病假。还没有进卫生队的门，遇到一位去连队巡诊过的医生，问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人家是骑马来的。突然意识到说漏嘴了，能骑马走三十多里路，哪里来的什么伤？于是病也不看了，老老实实地回去上工了。

这是我仅有的一次去卫生队看病，还没看成。

刚到青海，我出现了一种症状，每顿饭后总要呕吐一两口，不恶心也不难受，吐过就没事了。后来知道这叫“神经性呕吐”，是一种高原反应，没什么药可治。这种症状延续了好几年，没好也没发展。听说别的连有吐得很厉害的，都给办理病退回青岛了。我就想，要是也像他们吐得厉害点儿就好了。

十几年里，我最常得的病就是拉肚子和胃痛。拉肚子都是因为吃得不好，比如吃了哈萨克牧民煮得不熟的羊肉，或者是吃了变质的饭菜。胃痛也是因为吃得不舒服。兵团吃饭是全班十二个人打一盆菜，大家围在一起吃。我从小吃饭就慢，往往刚吃个半饱盆子里的菜就光了，只好学着狼吞虎咽抢着吃，吃完胃里总是不舒服。后来把生活费改成饭卡发给个人，每人拿着碗到伙房划卡打回宿舍吃。虽然不用抢着吃了，但是到了冬季气温达零下一二十摄氏度，二百多人排队打饭，回到宿舍饭基本就凉得差不多了。冬季去草原拉羊粪，路途太远中午回不来，就捡点牛粪点燃了，把馒头放在上面烤一烤，喝着凉水吃。慢慢地就落下了个胃痛的毛病。

有一年冬天，晚上十点多了，我和一位战友在大通铺上闹着玩，他手里拿着一把铁锨比划，不小心戳到了我下巴上，划出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情急之下，我们赶快去敲卫生员的房门。卫生员是四川人，从部队退伍后来的。他看到口子挺深，觉得必须缝一下，还开玩笑说：“小伙子还没找对象呢，别将来留下个疤。”

卫生室里没有炉子，我躺在铺了块毛毡的床板上，头两边各放了一盏煤油灯。卫生员在我下巴上打了一针麻药，拿出了从来没有用过的手术针用酒精棉球擦了擦，借着煤油灯的光亮缝将起来。

房间里很冷，卫生员趴在我的脸上操作，我感觉有水珠滴到脸上。一滴、两滴、三滴，不对——我突然反应过来，是卫生员的鼻涕水!可是又不能说话，只好闭紧嘴闭上眼，坚持着。缝到最后，麻药失效了，卫生员说：“坚持一下吧，就剩一针了，不值得再打麻药了。”那一针是生生地缝的，疼得我龇牙咧嘴。

遗憾的是，两天后，我的伤口感染了，估计是因为那鼻涕水。我白遭了一次罪，疤还是留下了。班里的战友们很高兴，他们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病号饭——每顿一脸盆手擀的面条。

尴尬的供给制

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对参军都很向往。兵团不是正规军，但是部队编制，发军装，又是供给制，有点军队的模样。上面还许诺，一年后就实行工资制。

当时每人每月24 元钱的伙食标准，男生每月6元钱津贴、女生6.6 元，多出的6 毛钱是卫生费（两年后涨到10.5 元和11.1 元）。两年发一套单军装、一套白军布的衬衣衬裤、一双黄胶鞋，四年发一套棉衣棉裤、一双帆布表羊毛里的大头鞋，另外还一次性地发了件老羊皮的军大衣和一顶羊皮耳搭的棉帽子。再就是为每人准备了一副床板，上面铺有一块羊毛毡。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青岛家庭月人均生活费达到10 元就算不错的了，我们光伙食费就每月24 元，应该说不少了。但这里几乎所有穿的用的和大部分吃的，都要通过火车汽车千里迢迢运进来，物价大大高于内地。“文革”前库存的那点老底子吃完后，24 块的标准吃得也不怎么样。虽然全部吃面粉，但是高原气压低，水不到90摄氏度就开锅了，馒头蒸不熟，很黏，摔到墙上就粘住了，掉不下来。

第一批去的战友，还发了棉被、背心和脸盆、搪瓷茶缸。我们去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只给一些没有带铺盖的战友每人发了一床被子，没有发褥子枕头，他们只能枕着衣服或者砖头睡在毛毡上。

穿的方面，不发绒衣绒裤，也不发裤头和袜子，一些家庭条件差的战友，临走的时候家里没有给准备，就光着屁股穿衬裤，光着脚穿鞋。到了冬季，也只能穿一件衬衣外面穿棉衣，难抵高原之寒。

我们发的军装都是正规部队淘汰的老式样，也不知库存多长时间了，或者是新疆兵团被服厂做的，都是平纹布，很不结实。加上劳动中整天磨损，很快就都破了。兵团给每人每年加发几尺绿军布，还给每个连配了一台缝纫机，安排一名手巧的女生专门给大家补衣服。不久所有的战友无论男女，膝盖、肩膀、胳膊肘都打了补丁。那时正长个，大部分人还都接上一截裤腿。好在大家都一样，没人笑话谁。

后来在中国海洋大学当教授的那位战友，当时很颓废，出工回来只知道抱着本书。他生活极不讲究，棉衣棉裤破得一塌糊涂，棉花都露在外面也不补。回青岛探家，他穿着破棉衣破棉裤就上了路。在火车上旁边的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人家：要饭的。不过看他戴着眼镜，一路上老捧着本书，人家又不信。火车晚点，半夜回到青岛，他敲开家门，刚要进屋，被他父亲一把挡在了外面——老爹真把他当成要饭的了。

连队那时很能折腾人。白天劳动一天，半夜还经常紧急集合，大家睡得正香，听到一阵尖锐的哨音，就得赶快从被窝里钻出来，打好背包集合跑步。折腾完了，回去好久也睡不着，早上要照常出工。大家对此深恶痛绝。有个战友紧急集合时搞恶作剧，把被子搭在肩上就跑出来了，连长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厉声呵斥：为什么不打背包？!答曰：没有绳。你的绳呢？没发。为什么不买？没钱。几个回合下来，大家忍俊不禁，连长暴跳如雷。

战友搞恶作剧也不无道理，既然是供给制，像背包绳之类的就该统一配发。6 块钱的津贴费，只够用来买牙膏肥皂信纸邮票，哪里有余钱买背包绳？

没钱也有没钱的好处，无产阶级嘛，啥也没有，一身轻松。我们连一位姓张的战友到格尔木去玩，看到路边停着的卡车没拔钥匙，便上去发动着了，一脚油门就把养路总段大门的砖垛子撞塌了。人家扣住他，要他赔。他一点也不紧张，告诉人家自己是兵团的，供给制，没钱——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最后还和人家商议：“要不把我卖给你们吧，我上你们养路总段干活比在兵团好多了。”人家说，想你的好事去吧。只得把他放了。

工一连二排七班合影

网上有说我们这代人是最后一代懂得孝敬的。尽管只有6 块钱的津贴费，好多战友都攒起来隔两三个月往家里寄10 块钱。那时家里子女多，大都很困难。还有的父母在“文革”中被遣返，做儿女的远在千里之外，别的忙帮不上，只好省吃俭用尽量给家里些支援。

实行供给制的时候，有岁数大的战友结婚生子了。兵团出了个政策，生一个小孩每月补助16元的生活费。那时青藏线上流传一个顺口溜：“好女不嫁开车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十天半月回一次，抱回一堆油衣裳。”有战友作了改编：“好女不嫁军垦郎，一年四季吃细粮。生个孩子国家养，就是不养爹和娘。”倒也贴切。

八年后兵团才由供给制改为工资。没有定级，叫临时待遇，分两个标准：65 块和61 块。这个数看起来不少，但青海是11 类地区，格尔木拿工资的人还有工资49%的高原补贴（俗称缺氧补贴）和13.85 元的物价补贴。我们的临时待遇里面没有划分各种补贴。按照其他正式工资的补贴比例，倒推测算，65 元的基本工资相当于34.33 元，61 元的相当于31.44 元。算起来，八年工龄拿这份工资确实是不多。又过了三年，才按照不同的工种定了级，真正实行了工资制。

工八连女知青合影

在兵团生活花销少，没有房租、水电费，没有公交车、电影院，也没有理发店、澡堂，连队自己办的托儿所幼儿园也不收钱。大家的收入有点结余，才有条件给家里更多的帮助。但是家人不会知道，我们往家寄的钱里，有接近一半是以少吸入20%的氧气为代价换来的。

与哈萨克为邻

连队的北面是阿尔顿曲克草原，散落着千余名哈萨克族牧民和家人。这是青海唯一的哈萨克族聚居地。

我们初次见到哈萨克牧民，感觉新奇又亲切。蓝天白云，帐房羊群，这才是我们想象中的高原风光。有时候牧民的帐房离连队比较近，我们会骑马去玩。牧民一个帐房大都是一对夫妇、两三个孩子。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常年都穿黑条绒衣裤和皮靴。每家有几匹马、几峰骆驼和一群羊。他们随时迁移，骆驼是用来驮运帐房和行李的。有的季节要迁到昆仑山里的牧场，受医疗条件限制，哈萨克族妇女生育不少但成活率很低。哈萨克族孩子小的时候非常可爱，蓝色的大眼睛，黄色的头发，皮肤特别白。长大以后在草原上风吹日晒，皮肤不白也变得粗糙了。

草原上的牧民有个习俗，凡是来到帐房的无论认不认识，都视为客人，进门就煮上奶茶，端上炸饼，赶上饭点还能吃上手抓羊肉，时间晚了会安排留宿。这是自然环境决定的生存形态。不过我最严重的一次腹泻，就是到他们帐房，吃了开锅只打了几个滚，还带着血丝的羊肉。

牧民的羊群有时误入翻浆地，一下子陷进去二三十只，他们束手无策，就来连队求助。大家都赶去帮忙，一只只帮着拖出来，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水。

有一年冬天，哈萨克族牧民的一峰骆驼陷到连队北面的翻浆地里了。得到消息连里派我们十几个人去帮忙，骆驼周围都翻浆，人靠不上。我们回去搬来一些铺板，铺在骆驼周围，人站在上面，从骆驼身子底下和泥浆之间穿过两条绳子，插进四根抬杠八个人一起往上抬，杠子断了，骆驼仍纹丝不动。又回连队牵来几匹拉车的马，还是拉不动。折腾到天快黑了，骆驼也筋疲力尽，还流出了眼泪。第一次看到骆驼流泪，还有那无助的眼神，让人十分难过。

一家哈萨克族牧民在自己的帐篷里

牧民说，今天必须把它拖出来，不然夜里就会被冻死。有人又跑回连队调来了拖拉机，骆驼是拉出来了，但是一条腿断了。草原上的牲畜腿断了跟不上群，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牧民抽出匕首给骆驼放了血，割下四只驼蹄拴到马鞍上，赶着畜群走了。

我们把四条骆驼腿割下来带回连队，第二天伙房煮了一大锅骆驼肉。驼肉非常粗糙，味道也不好，难以下咽，最后都拿去喂猪了。

当时牧民来团卫生队看病，都是免费。有牧民媳妇生孩子难产来卫生队求助，医生们立刻骑马跑几十里去帮忙。

格尔木的哈萨克族，是解放前在草畜争斗中躲避迫害，从新疆流落过来的。20 世纪50 年代初，格尔木最早的建制，就是这个哈萨克族自治州。后来就因为这一千多人，青海省最大的州——海西州的全称是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州相当于内地的地市级。

20 世纪80 年代初，哈萨克族牧民要求回新疆，理由两条：一、他们当初是受迫害从故乡新疆迁过来的；二、人口太少，近亲通婚，导致人种退化人口减少。

特别是第二条理由很现实也很有道理。两地经过协商，新疆给划出了一片草原，接纳了他们。阿尔顿曲克草原划分给了蒙古族牧民。海西州的全称改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哈萨克族牧民已经在格尔木生活四五十年了，许多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他们回到新疆反倒不习惯了。有零零星星的人又返回了格尔木，有的给阿尔顿曲克草原的新主人蒙古族牧民打工，有的成了盲流。最后从新疆共回来了五百多人，成为格尔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青海省最后在马海地区划出一片草原，将他们集中安置下来。

但是原来州名中的哈萨克族再也没有恢复。

听说当年兵团有一名山东知青娶了一个哈萨克族姑娘，当了上门女婿。编写兵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时，我托格尔木的好几个人想找到这名战友。终因哈萨克族牧民的迁移，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

男大当婚

写下这个题目，有女生会觉得少了下半句，有点男权主义。按说有当婚的男战友就有当嫁的女战友，但是在兵团却不是这样对等，男战友最后成了弱势群体。这样说的理由后面会讲到。

兵团战友大部分是初、高中毕业生，年龄相差不过两三岁。也有个别的稍小些或者稍大几岁。之后谈恋爱、结婚、生孩子，都是一波一波地很集中。那时人很单纯，绝大多数夫妇都是一次恋爱成功。有的因为家里不同意，或者对方被别人挖走，或者是别的原因，谈过两次。谈过三次的很少，因为这很容易受到舆论的压力，被认为是作风不好。

20 世纪70 年代初期，青岛的家里也都不富裕，结婚时父母能给两床被面就很不错了。我们就让要结婚的哥们儿连续两个月把每月10.5 元的津贴费领了。一年要是遇上两三个关系好的结婚，也就所剩无几了，大家都心甘情愿。

在格尔木街头经常可以看到骑马牵骆驼的哈萨克族妇女

有的要送点礼品，什么暖瓶、镜子之类。有一次，我们几个凑钱去格尔木给要结婚的哥们儿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回来后发现只有中波没有短波，可能是防止偷听海外敌台。青海全省只西宁有个广播电台，距离太远，白天收不到节目，晚上信号也不好，基本成了摆设。其实这种中波收音机除了西宁及其近郊，全省其他地方都不能用，但是计划经济只管按计划调拨，不管适不适用。

新房的白墙上空荡荡的，我就给书写毛泽东诗词，用很粗糙的卫生纸蘸着广告粉拍打四周算是装裱，挂在墙上蓬荜生辉。没有家具，两人的铺板并到一起，支个箱子当桌子用，就是个家了。

结婚那天新郎换身新军装。新娘子总要鲜亮一点，把发的白军布衬衣，放到加进红色广告粉的水里煮一下，绿军装里就露出了红领子。头上系一根红头绳，脚上穿一双红袜子，有了这三点红就喜气洋洋了。有的找我用火剪给烫发，抹上凡士林，就更光彩照人了。

结婚仪式主要内容就是喝酒。探亲带回来的花生米、蛤蜊肉必不可少，炒土豆丝、拌萝卜丝、炝大头菜都是主力菜，再买几个罐头就算是丰盛了。德同大哥是我们这一帮弟兄中第一个结婚的。那天，青岛二中五年制高中毕业的大勤快人王福祥，在场院上趴了大半日，扣了百余只麻雀，一个个开肠破肚洗干净，下锅油炸，添了一道“百鸡宴”。用石灰水刷的土坯房里，煤油灯罩擦得铮亮，大家唱着歌划着拳，喝着散装白酒，个个面红耳赤，醉眼蒙眬。

那会儿我们连队结婚吃完喝完后，还有一个很野蛮的项目，就是闹房。趁着酒劲，什么怪招都能想得出来。有的新娘子接受不了，但都是熟悉的战友，又是大喜之日，翻不下脸来，哭笑不得。我们是回青岛结的婚，临走的头天晚上一帮哥们来了个突然袭击，说是要提前把房闹了。我媳妇不太听他们摆布，那位后来的教授拿着火钩子威胁，不小心碰到了媳妇眼眶上，蹭掉一块皮，眼也青了。回到青岛去他家，媳妇向他老妈告状，老太太说：这个该杀的怎么能给新娘子破了相!

这位“肇事者”的媳妇是他初中同学，高中毕业后下了乡，他们就是在那时谈上的。后来人家回到青岛，初心不改继续跟他。他闹房最不留后路，觉得反正大家没有机会“报复”。

回青岛结婚后，新媳妇跟着来了格尔木，说要来这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那些受过他委屈的战友可高兴了，不顾新婚夫妇俩一路的疲劳，当晚就进行了“报复性闹房”!我那时已经调走了，没有机会“报仇”，但是听说“战果”很辉煌。弟兄们非要把新媳妇的袜子脱下来塞到他嘴里，他宁死不张嘴，结果被生生地按掉了两颗门牙。

[16] 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第135-152页；郑先武：《区域间治理模式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第116-118页。

后来兵团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女战友为了逃离兵团，改变知青身份，有一个特殊的优势，那就是嫁出去。格尔木地方单位甚至西宁市的男士们，哪里见过这么多年轻漂亮来自沿海地区的城市姑娘？于是纷纷来兵团找对象。还有些女战友被兵团干部和复员老兵挖走了。导致当年出发时，男女各一半的比例严重失调，全师约八百名男知青无对象可找。

一次师政委来我们团七连检查工作，被一帮男战友围住，嚷嚷着要求给发个媳妇。政委说你们自己找啊，大家说没有女的了，到哪儿去找啊!此事引起了师里的重视，随后出台了一个政策，无论男女回农村找到的对象，都可以给落户并安排工作。

兵团已经改为国有农场，战友是全民所有制职工，还评了工资，这对那时的农村姑娘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于是，很多单身人士纷纷回老家找到对象，都有的一下子领回来好几个村里的“小芳”，分给其他单身汉。有的山东老家没人，就托陕西、河南、四川的复员老兵给老家写信，亲戚家里的姑娘就来了。这就是大家说的“八分钱邮票娶来个媳妇”。

这些媳妇都比我们年轻，兵团统称她们是新青年，以便和我们这些老青年有个区别。她们还有个昵称叫“向阳花”。

若干年后知青回城，这些媳妇都随着丈夫回城落户，也带着工龄和工资级别安排了工作，修成正果。

养儿育女

兵团的条件再苦，对大人来说都还能忍受。面对孩子，却让做父母的欲哭无泪。

我儿子出生前，老婆开始准备小孩衣服。先找了一些旧报纸，剪出衣服样子，缝到布上，再动手剪裁、缝制。最后虽然皱皱巴巴，总算是件衣服。孩子出生后，全靠有位战友探家带回来的一本《如何喂养婴儿》的书作指导。我一位朋友的媳妇是青岛二中的毕业生，特信书本知识，又认真。书上说两个小时喂一次奶，有时差十分钟不到两个小时，孩子饿得一个劲哭，她就是不喂，非要再等十分钟。我们都说她是科学饲养法。

宫明欣与张德玉在连队的新房

出了月子，母亲要出工了，把孩子留在家里，中间跑回来喂一次奶。孩子能爬了，母亲出工时就用布带把孩子从腰上拦住，另一头绑在靠墙的床头上，确保孩子醒了掉不到床下。

最为难的是孩子要添饭了，没有东西吃，就让家里从青岛托运钙奶饼干。再就是早早地养几只鸡，攒几个鸡蛋。那时不但买不到肉，常常连猪肉罐头都买不到，只好买猪肉海带罐头，就为了挑出里面的两三块猪肉喂孩子。

我们连到冬季总有一段时间要到草原上拉苦水回来喝，有孩子的都早早把之前水坑里雪山水结成的冰凿碎搬回来存放在背阴处，化了给孩子吃。每年初春的一个多月里，一点青菜都没有，大人全靠豆腐乳、压缩干菜。有孩子的战友就在屋子里的火墙上，用旧脸盆种上一把菠菜、蒜苗之类，给孩子补充点绿色蔬菜。

兵团粮食定量比较多，一般人家都吃不完，但是没有大米，清油（油菜籽榨的油）也不够吃。一些有孩子的战友就扛着面粉去格尔木，到西藏运输公司驻格尔木的汽车队家属院换大米、清油，为了给孩子熬稀饭，炒菜增添点油水。汽车队大都是河南、四川农村出来的人，老家亲戚投奔来干临时工，没有粮票。他们大米、清油供应多，正好和兵团战友互通有无。

不过这是个挺辛苦也挺伤自尊的事。扛着一袋面粉搭几次车才能到格尔木，然后挨家挨户敲门问换不换大米、清油。有的人家比较客气，不管换不换，看你满头大汗的先让进屋，甚至给倒杯水；也有的人家可能去敲门的次数多了，表现得很不耐烦，就像撵要饭的。本来彼此都是挺不容易的人，一旦有人求到他门下，便立刻盛气凌人起来。

做父母的为了孩子，再大的苦再大的委屈，都能忍受。

随着去换的战友越来越多，兑换的比例也不断提高，开始两斤面粉换一斤大米、六七斤面粉换一斤清油。后来四五斤面粉换一斤大米、八九斤面粉换一斤清油。八十多里路扛去了，比例再高也不能再背回来。

战友们还发明了用煤油灯孵小鸡。用自家产的鸡蛋去有公鸡的家换十几个受精的鸡蛋，放到铺着棉花的纸箱里，中间放一个点着的煤油灯，再放一个温度计，纸箱盖上钻一个洞，煤油灯的灯罩从这里伸出来，便于通气和排烟。每天要几次观察温度，调整煤油灯芯的大小。还要每天翻蛋，保证受热均匀。

孩子稍大，连队找间空屋子安排两个女知青照顾，就算成立托儿所加幼儿园了，没有一点设施和玩具。有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连里找间屋子，支上几块木板，一高一低，做课桌和板凳，去团部学校领几套课本办起了学校。那时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孩子们没有见识，睁开眼见到的就是农田、戈壁、草原、猪、羊。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老师问：谁知道地球上的四大洋是哪四个？有学生答：绵羊、山羊、公羊、母羊。

我们连的孩子们最高兴的就是没事去小卖部转悠。那是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一个简单的货架，零星地摆着一点日用品。负责小卖部的女战友叫刘善英，特别喜欢小孩，经常把孩子们召集到小卖部给他们发水果罐头，记上账，发工资后找他们父母要钱。糖是不发的，怕孩子们路上吃了，要钱的时候说不清楚。开始家长还没有当回事，发得多了，都有点着急。有的就悄悄去小卖部告诉她，不要再给自己的孩子发罐头了，刘善英满口答应。等到下次发的时候，别人都有，还真就这一两个孩子没有。孩子回家那个哭啊闹啊，让家长哭笑不得。

小卖部在全团连队销售额最高，刘善英被评为省级“三八红旗手”。家长们说，这可是我们花钱替你买来的荣誉啊!

许多兵团孩子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和接受教育的，但是回城以后很多孩子都很有出息。我的一位好友的女儿就是在兵团上的一年级，后来读到了博士。现在老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并没有多少道理。

让人至今不忍心提及的是那些意外夭折的孩子。我们团九连的一个三四岁的男孩，趁家长没注意跑到水坑边玩，不慎落水淹死了。最惨的是我们附近连的一个青岛战友的四五岁的女儿。父母做好晚饭，发现出去玩的孩子还没有回来，到处找不到。最后发动全连和附近几个连队的战友出动，骑着马到北草原寻找。北草原有许多沙柳包和灌木丛，还有大片的沼泽地。天黑下来了，大家打着手电筒，一边转一边呼喊，终不见踪影。随后连续几天也没有找到。一周多后，哈萨克族牧民在草原上发现了这个小女孩，已经饿死了。

兵团出生的孩子

兵团的条件太差，为了孩子的成长，也有的为了腾出精力再生一个，凡是有点条件的，都把孩子送回家请父母或亲戚帮助看养。

顶替回城

当年城市里面对那么多在家待业的初、高中毕业生，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个政策，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就业。以后又扩大到下乡知青也可以回城顶替，江苏等省还扩大到支边青年。我的一位从青岛一起来的好朋友，父亲一直在南京工作，1978 年老爸退休时他就调到了南京顶替父亲。我们都很羡慕江苏的做法。

1980 年10 月，青岛终于也实行了江苏等地的办法。第一批顶替回城的商调函陆续来了。第一批都是夫妇两人分别有父母同时退休的，当时称作“双顶替”。虽然符合条件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但这说明山东方面终于松了口，开始接收支边青海的知青，还承认在兵团期间的工龄和工资级别。这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减少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我们两口很幸运，我母亲和岳父同时到了退休年龄，我们收到了商调函。顶替由劳动局办理，但只接收工人编制，我毫不犹豫地写了自愿放弃干部身份的保证。

那些暂时没有收到商调函的人也感觉见到了曙光。

1979 年年底调配到青海各地的战友听到这个消息，后悔不迭。他们按照政策参加过分配，已经改变了知青身份，不存在回城的问题。这让我想起机务连那位二中高中毕业的孙伟明兄，在知青调配时私下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千万不要轻易丢掉“知青”这个身份。

我的正式调函到的时候已经是12 月份，用欣喜若狂形容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为过。十六岁到青海，转眼十五年了，终于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还将见到放在家里三年未见的儿子。在这之前，这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

大件家具有的送人，有的很便宜卖给复员老兵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日用品，都打包装箱。家里没法做饭了，天天到战友家吃。本来归心似箭，想赶回家过元旦，而朋友们都希望再在一起过个新年。这样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何况我此时竟也有些恋恋不舍，就把出发的日子推迟到了1 月3 日。

这是十五年来最快乐的一个新年。自己心情好，别人很羡慕，每天都是喝酒、送行、话别。临出发的头一天晚上，一帮人一直喝到天亮。我带着几分醉意上了装载着行李的卡车，踏上了回家的路。

到西宁后，就直接到货运站办理行李托运，当时也不知怎么想的，什么破烂玩意儿都带回来了，自制的沙发、铺板、椅子、马扎子、水桶、扁担、洗衣盆、铺盖、毛毡、锅碗瓢盆。很多东西回城后都用不上，搁置到最后还是都扔掉了，瞎忙乎一顿。

在西宁又住了四天，分别去看望调配到西宁和周边的战友。他们在那里无论是工作还是住房及生活条件都比在兵团好多了。一位在省外贸公司下属工厂当政工干事（后来当了省公司的副书记），一位在西宁郊区的林业派出所当民警（后来当了所长），一位在省财政厅当出纳（后来内调回了南京），一位在西宁市煤建公司（后来当了煤店经理）。我在他们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洗衣机、电视机。

从西宁坐上东去的列车时，我在心里暗暗地和青海做最后的告别。肚子里像是打翻了调料瓶，十四年零九个月来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了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