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广吾

全力支持邓小平复出

1976 年10 月6 日，“四人帮”成员相继被隔离控制，10 年狂热的“文革”以最小的代价结束。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代总理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掌握着军队指挥权，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掌握中南海警卫部队。叶剑英的特殊作用在于，能将被打倒的老干部与华国锋、汪东兴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促成了这次重大行动。

叶向真（注：叶帅之女）说：“他们的交往都不是一天两天，他们信得过他（叶剑英）。”

粉碎“四人帮”后，叶帅侄子叶选基通过吕正操女儿吕彤岩将消息告知邓家。当时仍未解放的邓小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然而，从1976 年开始，叶剑英就想方设法支持邓重新出山，他在许多场合赞扬邓小平治国理政的能力。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但绝不可以没有邓小平。”他说，我已经80 多岁了，他还年轻。他还当着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将帅的面，称邓小平是“老帅们的领班”。

邓小平尽快复出，尽管是人心所向，但若非叶剑英的力促，恐怕更为艰难。

在邓小平尚未正式复出时，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办与叶办商议为邓小平送文件。当时，华国锋和汪东兴没有主动提出让邓出来工作，但叶帅跟他们提出恢复邓出来工作，他们两个没有反对。

在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当总书记期间，叶剑英一直是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常委，位次高于邓小平。他后来曾提议，政治局常委排名，把邓小平放在自己前面，但邓小平坚持排位不变。

邓小平非常尊重年长自己7岁的叶剑英，在邓小平复出后，两人交往频繁。邓小平对叶剑英很尊重，只要叶帅提出跟邓小平见面，邓小平从来都是说：那好，我过来。

邓小平复出后，很多具体事务，逐步由邓来掌管。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决定在闭幕会上好好作一番讲话。他对女儿叶向真说：“小平要讲话，我也要讲一讲支持他。”

对下台了的华国锋仍真情相待

粉碎“四人帮”之夜，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

叶剑英的资历当然足以胜任。1971 年林彪出事后，叶剑英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叶剑英实际上成为尚在台上的最有实权的中共元老——这也意味着他将担负重要使命。

叶选基说：“当时他（叶剑英）是真心诚意拥护华当中央主席，这是毛主席安排的，叶坚决拥护。他们有商有量，有问题就谈，取得共识就去做。叶剑英对华国锋同志非常尊重，把他当做真正的党的主席。”

1980 年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检讨党的思想路线，华国锋成为一个焦点，被认为顽固坚持“两个凡是”，所犯错误还表现在邓小平复出和个人崇拜等问题上。

教室里那些扎眼的纸片终于有了归宿，这一年来一直令人头痛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孩子们不仅提高了环保意识，更懂得了变废为宝的道理。一个小小的塑料瓶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我想，生活中很多我们解决不了的难题，也许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塑料瓶”的启示吧！

王守江（时任叶办主任）回忆说，在华国锋淡出后，华仍经常来看叶。

叶选基也说：叶帅与华国锋关系良好，就是华国锋下台了，叶帅仍然是真情相待。叶帅病重期间，华国锋来看望了几次。此后华国锋又连任4 届中央委员，出席党的中央全会，安静地度过自己的政治生涯。

新时期法治的奠基人

叶剑英长期指挥军队，也曾主政一方。1978 年2 月，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文革”后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有了新的历史使命：让这个国家走上法制轨道，让社会恢复规则与秩序。

1980 年，他直接主持中国宪法的最大一次修改，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建国后先有“1954 年宪法”，但在1975 年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打乱了党政关系，各级革委会成为各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地方革委会还可以任命法院院长，检察机关职权则由公安机关取而代之。

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和修改，且经历全民讨论，1982 年，新宪法通过。叶剑英称，“82 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从“文革”的废墟中走出，叶委员长领导的立法机构任务繁重——自1949 年已近30 年，中国的法律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叶剑英说。

在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4 年多时间里，人大通过了14个法律，其中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还有刑法、刑诉法等基本法律。此外，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例和决议。

叶剑英强调，法律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被任何领导人个人意志所左右。

党中央副主席的“民间外交”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从时间上看，对外开放要早于改革。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叶剑英就多次在军事科学院二号楼接见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

叶选基说：“中国香港商人胡应湘、李兆基和美国商人哈默等，他们第一次到内地都是先见叶帅。粉碎‘四人帮’后，包玉刚、李嘉诚第一次进来，也是先见到叶帅，叶帅都鼓励他们到内地来投资建设。这些都是非官方的见面。他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做的是朋友间的民间外交、人民外交，不上电视，不登报纸，跟其他领导人有很大区别。”

实际上，领导干部的民间交往往往更优于官方交往。在当时的中共最高层中，叶剑英有着较多的“海外关系”。他出身于华侨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又曾是蒋介石的部下。他带兵解放了广东，至1954 年前一直主政华南，中共华南局之下设港澳工委，负责领导中共组织在港澳的工作。庄世平、马万祺、柯平、柯麟、何贤（何厚铧之父）等人，都曾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他们都是港澳的商企名人。当国门重启时，海外人士又找到了叶剑英。

1978 年3 月15 日，邓小平和叶剑英接见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

霍英东进内地投资之初，曾遭遇阻力。当时，港英当局对其并不认可，而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对象主要针对上层人士。叶剑英得知后说：“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标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标准，霍英东在封锁时支援国家建设，是有贡献的，我们不能用英国人的标准对待霍英东。”他给侨办主任廖承志打电话，两人取得了一致意见。

对“经济特区”的设想

对于对外开放，叶剑英基于个人切身的经历，基于对“文革”的痛切反思，非常支持，身体力行。叶向真说：父亲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坚决，与他在“文革”后期对家乡广东的情况了解和关切直接相关。

“文革”前，广东——叶剑英的故乡，成千上万人偷渡香港，深圳海域经常可见溺水者的尸体。即使“文革”结束，“逃港潮”依旧持续——这对叶剑英是一个刺激。1979 年，7 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拥向边境，最后外逃约3 万人。

叶向真至今还记得，每当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报告，心情就很沉重，经常独对四壁，沉默不语。他说，出现这样的“逃港潮”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生活困顿，而港澳那边高楼大厦，还欢迎去，为何不去逃生？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叶剑英与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汇报时，即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1980 年8 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叶剑英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即使完成“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改革者们仍面临巨大压力，他们找到叶剑英。

香港商人胡应湘随着梁尚立（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找到叶剑英家里，在地板上摊开广深高速公路的图作了介绍。那时，胡应湘兴建广深高速公路碰到好多困难，层层审批，反对声音说：“高速公路怎么让外资来搞？”梁尚立就提出跟叶帅汇报一下，让叶帅了解支持。叶剑英跟胡应湘讲，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第一条就是交通先行。他完全赞同他们搞这条高速公路。

1979 年2 月，广东省委领导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催促他们赶快向邓小平汇报。叶帅说：“一定要把边境这个地方发展起来，起码有饭吃，有饭吃就不跑了；第二步，这个地方要开放，他就不跑了，还可以回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