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发现眼泪是驾驭别人最佳武器的孩子，会变成爱哭的娃娃，而爱哭的娃娃又很容易变成患有忧郁症的成人。

眼泪和抱怨——这些方法我称之为“水性的力量（waterpower）——是破坏合作并将他人贬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这种人和过度害羞、忸怩作态及有犯罪的人一样，我们可以在他的举止上看出自卑情结，他们已经默认了他们的软弱，和他们在照顾自己时的无能。他们隐藏起来而不为人所见的，则是超越一切、好高骛远的目标，和不惜任何代价以凌驾别人的决心。

相反的，一个喜好夸口的孩子，在初见之下，就会表现出其优越情结，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管他的话语，那么我们很快便能发现他所不承认的自卑情结。所谓“俄迪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事实上只是神经病患者“小小城堡”的一个特殊例子而已。

一个人如果不敢在外界随心所欲地应付其爱情问题，他便无法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他把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圈子中，那么他的性欲问题也必须在这范围内设法解决，这是无足奇怪的事。

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未把他的兴趣扩展到他最熟悉的少数几个人之外。他怕跟别人相处时，他就不能再按照他习惯的方式来控制局势。

俄迪浦斯情结的牺牲品多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他们所受过的教养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愿望是天生就有被实现的权利的，而他们也从不知道：他们能凭自己的努力，在家庭的范围之外，赢取温暖和爱情。

在成年人的生活里，他们仍然牵系在母亲的围裙带上。他们在爱情里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仆人；而能使他们最安心依赖的仆人则是他们的母亲。在任何孩子身上，我们都可能造成俄迪浦斯情结。我们所需要的，是让他的母亲宠惯他，不准他把兴趣扩展到别人身上，并要他的父亲对他漠不关心。

自卑是文化的基础

我们已经说过：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的。它们是人类之所以进步的原因。例如，科学的兴起就是因为人类感到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预测未来的需要——它是人类在改进他们的整个情境，在对宇宙作更进一步的探索，在试图更妥善地控制自然时，努力奋斗的成果。

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

如果我们想象一位兴味索然的观光客来访问我们人类的星球，他必定会有如下的观感：“这些人类呀，看他们各种的社会和机构，看他们为求取安全所做的各种努力，看他们用屋顶以防雨，穿衣服以保暖，修街道以使交通便利——很明显地，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所有居民中最弱小的一群！”

在某些方面，人类确实是所有动物中最弱小的。我们没有狮子和猩猩的强壮，有许多种动物也比我们更适合于单独地应付生活中的困难。虽然有些动物也会用团结来补偿他们的软弱，而成群结队地群居生活，但是人类却比我们在世界上所能发现的任何其他动物，需要更多及更深刻的合作。

人类的婴孩是非常软弱的，他们需要许多年的照顾和保护。由于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人类中最弱小和最幼稚的婴儿，由于人类缺少了合作，便只有听凭其环境的宰割。

所以，我们不难了解：如果一个儿童未曾学会合作之道，他必然会走向悲观之途，并发展出牢固的自卑情结。

我们也能了解：即使是对最合作的个人，生活也会不断向他提出待解决的问题。没有哪一个人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已经接近能够完全控制其环境的最终目标。

生命太短，我们的躯体也太软弱，可是生活中的三个问题却不断地要求更圆满及更完美的答案。我们不停地提出我们的答案，然而，我们却绝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止步不前。

无论如何，奋斗总是要继续下去的，但是只有合作的人才会作出充满希望及贡献更多的奋斗，才能真正地改善我们的共同处境。

我们永远无法达到我们生命的最高目标，这件事实我想是没有人会怀疑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个人或人类整体，已经抵达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的境界，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在这种环境中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沉闷的。每件事都能够被预料到，每桩事物都能够预先被算计出。明天不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机会，对未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希望。

我们生活中的乐趣，主要是由我们的缺乏肯定性而来的。如果我们对所有的事都能肯定，如果我们知道了每件事情，那么讨论和发现就已经不复存在，科学也已经走到尽头。环绕着我们的宇宙只是值得述说一次的故事，曾经让我们想象我们不能达到的目标而给予我们许多愉悦的艺术和宗教，也不再有任何的意义。

幸好，生活并不是这么容易就消耗的。人类的奋斗一直持续未断，我们也能够不停地发现新问题，并制造出合作和奉献的新机会。

神经病患者在开始奋斗时，即已受到阻碍，他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始终留在很低的水准，他的困难则是相对地增大。

正常的人对自己的问题会怀有逐渐改进的解决之道，他能接受新问题，也能提出新答案。因此，他有对别人贡献的能力。他不甘落于人后而增加同伴的负担，也不需要、不要求特别的照顾。他能够按照他的社会感觉独立而勇敢地解决他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的优越感目标，是属于个人独有的。它决定于他赋予生活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不单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这建立在他的生活风格之中，并像他自己独创的奇异曲调一样地布满于其间。

但是，在他的生活风格里，他并没有把他的目标表现得使我们能够简捷而清楚地看出来。他表现的方式非常含糊，所以我们也只能凭他的举止动作来猜测。

了解个人的生活风格

了解一种生活风格就像了解一位诗人的作品一样。诗虽然是由字组成的，但是它的意义却远较它所用的字多。我们必须在诗的字里行间推敲它大部分的意义。个人的生活风格也是一种最丰富和最复杂的作品，因此心理学家必须学习如何在其表现中推敲，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欣赏生活意义的艺术。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生活的意义是在生命开始时的四五年间获得的，获得的方法不是经由精确的数学计算，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像瞎子摸象般地对整体感到茫然，只凭感觉捕捉到一点暗示后，即做出自己的解释。

优越感的目标也同样是在摸索和绘测中固定下来的，它是生活的奋斗，是动态的趋向，而不是绘于航海图上的一个静止点。没有哪一个人对他的优越感目标清楚得能够将之完整无缺地描述出来。他也许知道他的职业目标，但这只不过是他努力追求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目标已经被具体化，抵达目标的途径也是千变万化的。

例如，有一个人立志要做医生，然而，立志要成为医生也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情。他不仅希望成为科学或病理学的专家，他还要在他的活动中，表现出他对自己和对别人的特殊程度的兴趣。

我们能够看到，他训练自己去帮助他的同类到何种程度，以及他限制住他的帮忙到何种程度。他把他的这种目标作为补偿其特殊自卑感的方法，而我们也必须能够从他在职业中或在其他处的表现，猜测出他所想补偿的自卑感。

例如，我们经常发现：医生在儿童时期大多很早便认识了死亡的真面目，而死亡又是给予他们最深刻印象的人类不安全的一面。也许是兄弟或父母死掉了。他们以后学习的发展方向，便在于为他们自己或为别人找出更安全、更能抵抗死亡的方法。

另一个人也许把立志做教师当作他的具体目标，但是我们也很清楚，教师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如果一个老教师的社会地位感觉很低，他以当教师作为优越感目标的目的，可能就是想统治较低下的人，他可能只有和比他弱小或比他缺乏经验的人相处时，才会觉得安全。

有高度社会地位感觉的教师会以平等心态对待他的学生，他真正是想对人类的福利有一番贡献。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起的是：教师之间不仅能力和兴趣的差异非常大，他们的目标对他们的外在表现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当目标被具体化之后，个人即会节减并限制其潜能，以适应他的目标。

他整个目标的原型会在这些限制之下扶摇前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找出方法来表现他赋予生活的意义和他争取优越感的最终理想。

因此，对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看他表面下的东西。一个人可能改变使其目标具体化的方法，正如他可能改变他具体目标的表现之一——他的职业——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其潜在的一致性，其人格的整体。

这个整体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它总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拿一个不规则三角形，按各种不同位置来安放它，那么每个位置都会给予我们不同三角形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再努力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始终是一样的。个人的整个目标也是如此：它的内涵不会在一种表现中表露尽净，但是我们都能从它的各种表现中认出它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绝不可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做了这些或那些事情，你对优越感的追求便会满足了。”

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极具弹性的。事实上，一个人愈健康、愈接近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特殊方向受到阻挠时，他愈能另外找寻新的门路。只有神经病患者才会认为他的目标的具体表现是：“我必须如此，否则我就无路可走了。”

狂妄的优越感

我们不打算轻率地刻划出任何对优越感的特殊追求，但是我们在所有的目标中，却发现了一种共同因素——想要成为神的努力。

有时，我们会看到小孩子毫无顾忌地按这种方式表现出他们自己，他们说：“我希望变成上帝。”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理想，而教育家们也有些人希望把孩子们教育得如神一般。在古代宗教训练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目标：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练得近乎神圣。

变成神圣的理想曾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表现在“超人”的观念之中。据说：尼采（Nietzsche）在发疯之后，在写给施存堡Strindberg）的一封信中，曾经署名为“被钉于十字架上的人”theCrucified）。

发狂的人经常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优越感目标，他们会断言：“我是拿破仑”，“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希望能成为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成为四面八方景仰膜拜的对象，成为掌握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宰，并且能预言未来，能以无线电和整个世界联络并聆听他人所有的对话。

变成神圣的目标也许会以较合乎理性的方式，表现在变成无所不知而拥有宇宙间所有智慧的欲望中，或在使其生命成为不朽的希望里。

无论我们希望保存的是我们世俗的生命，或是我们想象我们能够经过许多次轮回，而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人间来，或是我们预见我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中永生不朽，这些想法都是以变成神圣的欲望为基础的。

在宗教的训导里，只有神才是不朽的东西，才能历经世世代代而永生。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些观念的是或非，它们是对生活的解释，它们是“意义”。而我们也各以不同的程度采用了这种意义——成为神，或成为圣。甚至是无神论者，也希望能征服神，能比神更高一筹。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目标。

神经病——对付现实的工具

直到现在，一般的治疗都是针对病症而进行的。不管是在医药上或是在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态度都是完全反对的。

当一个孩子的数学赶不上别人，或学校作业总是做不好时，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想要在这些特殊表现上改进他，那是完全没有用的。

也许他是想使老师困扰，或甚至是使自己被开除以逃避校。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纠正他，他会另找新办法来达到他的目标。这和成人的神经病是恰恰相同的。

例如，如果他患有偏头痛（migraine）的病。这种头痛对他非常有用，当他需要它们时，它们便会适逢其时地发作。由于他的头痛，他可以免于解决许多社交问题，每当他必须会见陌生人或作出新决定时，他的头痛就会发作。同时，头痛还能帮助他对他的部属或妻子和家属滥发脾气。

我们怎么能够期望他会放弃这么有效用的工具呢？从他现在的观点看来，他给予自己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种机智的发明，它能带来各种他所希望的好处。

无疑地，我们可以用能够震惊他的解释来“吓走”他的这种病症，正如用电击或假装的手术偶尔也能够“吓走”战场神经病的病症一样。也许医药治疗也能使他获得解脱，并使他不再延用他所选择的特殊病症。

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保留不变，即使是放弃了一种病症，他也会再选用另一种。“治疗”了他的头痛，他会再害上失眠症或其他新病症。只要他的目标不变，他就必须继续找出新的毛病。

有一种神经病患者能够以惊人的速度甩掉他的病症，并毫不迟疑地再选用新的一种。他们变成了神经病症的收藏家，不断地扩展他们的收藏目录。阅读心理治疗的书籍，只是向他们提供许多他们还没有机会一试的神经病困扰而已。因此，我们必须探求的是他们选用某种病症的目的，和这种目的与一般优越感目标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在教室里要来一座梯子，爬上它，并坐在黑板顶端。看到我这样做的每个人很可能都会想道：“阿德勒博士发疯了。”他们不知道梯子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爬上它，或我为什么要坐在那么不雅观的位置上。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他想要坐在黑板顶端，因为除非他身体的位置高过其他人，他便会感到自卑。他只有在能够俯视他的学生时，才感到安全。”他们便不会以为我是疯得那么厉害了。

我是用了一种非常明智的方法来实现我的具体目标。梯子看来是一种很合理的工具，我爬梯子的动作也是按计划而进行的。

我疯狂的所在，只有一点，那就是我对优越地位的解释。如果有人说服我，让我相信：我的具体目标实在选得太糟，那么我才会改变我的行为。

但是，如果我的目标保留不变，而我的梯子又被拿走了，那么我会用椅子再接再厉地爬上去。如果椅子也被拿走，我会用跳或运用我的肌肉来攀爬。

每个神经病患者都是这个样子：他们选用的方法都正确无误——它们都无可厚非。他们需要改进的，是他们的具体目标。目标一改变，心灵的习惯和态度也会随之而改变。他不必再用他旧有的习惯和态度，适合于他的新目标的态度，会取代它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