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同林 李子杰 陈霞

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它东南与江苏、安徽两省接壤，南、西、北均与河南省毗连，东与济宁市为邻，地理上处于中原文化圈、齐鲁文化圈和黄河文化带，即“两圈一带”的交汇地带。南北长157千米，东西宽约140千米，市域面积达12239平方公里，在这个广袤无垠的大平原上，存在着186个高矮不等、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堌堆”。那么这些“堌堆”是怎么形成的？它们的内涵又是什么？人们说法不一。笔者作为文物工作者，愿从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入手，并借鉴有关文献典籍、地方志书和发表的期刊杂志，解开菏泽“堌堆”的面纱，显有不自量力之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堌堆”的来历

“菏泽”两字最早由《书·禹贡》记载，“导菏泽，被孟潴”其意表明菏泽古时由济水汇入，再从菏水导出，是联通菏水与古济水、古泗水两大水系的天然湖泊。新石器时代，菏泽地域为古黄河、济水冲击平原，土质松软，地势平坦肥沃，其上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等丰富的水域资源，此外还有古济水、灉水、沮水等河流流经，丰沃的水源吸引了大批史前人民在此居住生活。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在距今大约七千年前，河流两岸以及沼泽带附近开始出现人们定居生活，也因此留下了一个个高大的土丘，即“堌堆”。除去当时菏泽地区多沼泽、多土岗等易于生存的古地理环境，这里先民聚集并形成高大的堌堆，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即古黄河主流多次改道，每逢汛期河水泛滥淹没低处居址。

据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书记载，自公元前602年黄河决口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两千多年间，黄河下游较大的改道约26次之多，仅在境内和危及境内的大小决溢、改道达70余次，特别是在宋、金、元时期，因连年战乱，黄河得不到治理，决溢极为频繁，河道甚是纷乱，往往数道并行。这一现象的改善源于明朝万历年间，潘季训在治理黄河时把从金元以来的黄河旁支悉数尽断，固定了黄河东出徐州，由泗水入淮的故道，在菏泽部分为流经单县及曹县南部一线。清咸丰五年，黄河又经历了一次决口改道，出河南铜瓦厢后改向东北方，其支流纷繁，旁流分支直到1875年才形成今日之固定河道，在菏泽自西向东流分别流经东明县、牡丹区、鄄城县、郓城县。

自古以来黄河改道甚是频繁，河道更是多道并行，因此菏泽成为了受黄河危害最大的地区之一。勘文献可见“至正中受害尤甚，济宁、曹、郓间，淹没千余里”，金、元时期，黄河决溢危及菏泽者达十之六七。到明代济水河道时常被黄河所侵，正如顾一柔在《山居赘论》中所述“大河之流自孟津向东，由北道以趋于海，则澶、滑其必出之道;由南道以趋于海，则曹、单其必经之地。（中略）要以北不出漳、卫，南不出长、淮，中间数千里，皆其纵横糜烂之区矣。”同时，黄河历经上游后向下夹带大量泥沙，在下游不断淤积形成平原。在文献中见于“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明李协亦有“观黄河者，须知孟津——天津——淮阳三角形，直可以三角洲视之。（中略）则此三角洲面积中，俱黄、淮诸流淤积而成也。其所以淤积如是之广者，迁徙之功也”。岑仲勉就此进行考证，古黄河下游活动范围应似扇形，其上端从河南孟津县东部向北延伸向黄河入海口，其下端从孟津县东部向南延伸至淮、泗入海。由此可知，虽然黄河历经多次改道变迁，但自古以来菏泽均处在扇形三角洲之中。

古黄河下游淤积平原土壤肥沃、土质疏松，适于耕种生存，但同时它未设堤防且多水患，河道漫无边际地变换，洪水来临之时河水奔腾无羁，对原始居民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遑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们防御力低下，为了在此生存，不得不展开与洪水灾害旷日持久的对抗斗争。每当洪水来临之际，人们离开低洼的旧居，迁移到高处;洪水退去后再回到旧址上重建新的家园。经过一次次河道变迁、汛期肆漫等洪水灾害，人们逐步掌握了将居住面抬高可以避免水患侵袭的简易技巧。于是在与黄河对抗的千百年间，生活居住面不断抬高，逐渐形成了这些兀立于地面，状如土丘的“堌堆”遗址。它们的形成就像今天菏泽市东明县黄河滩区的“村台”一样，当黄河洪水来临，人们从滩区居住的地方搬到堤外，洪水退去，人们又回到原址重建家园，一次次循回往复，日久天长，逐渐加高，形成了一个个“村台”。

堌堆的性质、内涵与废弃

菏泽市的堌堆遗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型墓葬，第二类是会盟筑成的土台，第三类是古代人们的聚落遗存。前两类封土一般都是从其他地方运来，土质较纯。为进一步使用，普遍经人工夯实，夯层清晰可辨，夯窝排列有序，直径6～12厘米，可见有棍夯和金属夯两种形式。第三类封土为就近土，除房基之外一般不经过夯打，土质较杂，节理性较差，由于地层中混杂有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蚌器、动物骨骼等遗物，微生物分解土色多呈黑色或黑灰色。正如《史记》所述“其土黑坟”，孔安国也在《集解》中表述“色黑而坟起”。

根据正式考古发掘及12处在1976年试掘的堌堆遗址资料来看，菏泽的堌堆遗址上常见灰坑和房基等遗迹。对每一处遗迹进行仔细分型，可见灰坑有圆形、椭圆形、袋形、不规则形等，房基可分为圆形、方形、方形圆角等。从灰坑和房基组合出现的情况判断，这类堌堆属于居住遗址。以安邱堌堆遗址为例，1976年山东省博物馆在对其进行发掘时发现，堌堆东部存有龙山文化时代的房基遗址，从叠压打破关系看，圆形房基居于最下层，时代最早;其次是中间层的方形圆角房基;时代最晚的是方形房基，位于上层，时代早晚展现出了房基的继承关系。此外，在安邱堌堆遗址的东北部断面裸露处，发现有许多层厚约8厘米的居住面相互叠压。从成分上分析，此处的居住面包含黄沙层和烧土面两部分，当时的人们习惯将草和泥土搅拌后涂抹在黄沙层上，经火烧成较为硬实的地面用于居住。居址型堌堆还可见于莘冢集遗址，在1979年试掘时发现堌堆上有龙山文化灰坑7个，龙山文化的下层可见部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生活遗存，由此可见此地文化更替情况。

一般来说，菏泽的堌堆延用时间普遍较长，其上能采集到的遗物最早可追溯到大汶口文化时期，部分堌堆遗址甚至存有大汶口、龙山、岳石、早商、晚商、西周等各个连续时代的遗物。根据菏泽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市域范围内约有95%以上的堌堆遗址经历了兩个甚至两个以上文化时期，时代最早的一批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使用，还有部分是从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堆积。这些堆积形成时间早，再经长时间使用，文化层堆积逐次增高，形成了一个个高大的居住遗址，也就是现在看到的堌堆。

在历史的进程中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治理黄河能力的不断提升，人口得到繁衍，为了更好地生活生产，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由高处移到平地居住，堌堆遗址渐次废弃。从历史文献上看，《书·禹贡》记载“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汉书·地理志》释为“降，下也。言此地宜桑，先时人从避水皆上丘陵，今水患除，得以桑织，故皆下丘，居平地也”;《史记》有云“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集解》亦曰“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蚕”。因此，菏泽市的“堌堆”废弃的时间虽没有确切史籍记载，但约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可信的，这与文物普查、发掘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

两汉时期，居住遗址类堌堆在废弃使用之后，成为了理想的埋葬地。根据考古调查资料显示，菏泽市186处堌堆遗址中有148处堌堆遗址上发现有两汉时期墓葬。到了南北朝时期，堌堆的用途再次发生改变，人们开始在堌堆之上建造寺庙。这一变化可从文物工作者在对鄄城县亿城寺遗址开展考古调查时，所得三块北齐佛教造像碑得以证实。除此以外，出土于亿城寺遗址以南250米处的北魏佛教造像碑亦可说明，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在菏泽广泛传播。堌堆遗址由于地势较高，成为寺庙建筑基址的首选之处，逮至明、清更为普遍。受其影响，不少堌堆遗址在命名时直接取用其上建造的寺庙名，如安邱堌堆遗址并不称“曹楼堌堆遗址”，而取其上建造的安邱寺为名;巨野县的玉皇庙堌堆遗址也是如此，其名来于遗址之上建造的玉皇庙。

现就菏泽市典型的堌堆遗址简介如下：

安邱堌堆遗址：位于菏泽市经济开发区佃户屯街道办事处曹楼行政村东南方向约100米处，距离主城区12公里，堌堆东、南、北三面均为耕地，西临道路。现存堌堆呈椭圆形，高出地表约3米，四壁陡直，断壁处暴露文化层，可见红烧土块。经钻探得知，文化层厚约5米，土色呈深灰色，土质紧密。

堌堆遗址文化内涵丰富，从采集的陶器标本看，当属新石器时代，年代跨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早商四个文化时期。其中以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最为丰富。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典型遗物以红陶为主，质地兼有泥质和夹砂;器型有钵、鼎。龙山文化时期陶器质地以灰陶、黑皮陶、褐陶为主，多为泥质，夹砂偏少;常见器型以中口罐为主，另有深腹盆形分裆甗、敞口大平底盆、小平底碗、小口高领广肩瓮、浅盘弧腹高细圈足豆等;从用途来看，炊器中缺少鬲器;陶器以素面为主，此外可见纹饰有方格纹、绳纹、篮纹和附加堆纹等，其中罐多饰方格纹，甗多饰绳纹、瓮多饰篮纹;生产工具有蚌刀、蚌镰等蚌器，常见的为长方形穿孔和弯背曲刃两类。岳石文化时期陶器质地以粗夹砂陶为主，胎壁较厚重，器形不规整;因火候较低，陶器颜色不匀者多见，且多呈红褐色;常见器形和龙山文化相似以中口罐为主，另有盆、豆、榫口尊、蘑菇形器盖等，盆根据腹部形制可分为斜腹、鼓腹和双腹;豆分为盘形、碗形;陶器多素面磨光，罐、豆、器盖等器物上多饰有凸棱、旋纹，可见方格纹较龙山时期明显减少，未发现彩绘陶器;从用途看，生产工具仍未见陶器，以半月形双孔石刀为主。

安邱堌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从1969年试掘开始，此后又进行了一次试掘和一次考古发掘，经多次考古调查积累了大量考古资料，揭露了12座房基、4个灰坑、3条灰沟和一座窑址，可见此处为布局严谨、兼具生产生活条件的聚落遗址。更为重要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当地岳石文化的存在。这在鲁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上填补了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缺环，完善了苏、鲁、豫、皖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内涵，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证据。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安邱堌堆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官堌堆遗址：位于菏泽市定陶区政府驻地西北方向约6.3千米，仿山乡姜楼村南400米。遗址高约8米，呈覆锅状，南北长82米，东西宽80米，堌堆总面积约6560平方米。由于近年来村民取土垫地，使遗址受到严重的破坏。遗址东部的断层面暴露出文化层，经调查分析可见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四个时代的文化遗物，地表采集可见汉代遗物。经勘探得知文化层厚约10米，其表层土色呈黄褐色，土质紧密，表层厚50～80厘米;表层之下土色呈灰黑色，土质疏松，包含有烧土面、灰坑、灰层、蚌壳坑等遗迹，为文化层。在官堌堆遗址上采集到的标本有商代泥质灰陶陶罐残片、夹砂灰陶陶鬲口沿残片，汉代的泥质灰陶素面陶罐残片、陶豆残片;野生动物的骨骼和牙齿;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镰;骨蚌器有骨针、贝壳等。

官堌堆遗址时代跨度大，包含文物丰富，属于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1992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莘冢集遗址：距离菏泽市曹县县城约10公里，位于青菏街道办事处莘冢集村西北部。遗址东边沿为寨墙，南距白花河约200米，西北角有一坑塘，西部被压在居民区之面，中部有一东西向的曹莘公路，路的两侧较洼，破坏严重。遗址现存南北两个土丘，南丘较低，仅略高于四周地面，莘冢集中学坐落于南丘之上;北丘高出地表2米，保存较好，呈缓坡状。经考古勘探得知，遗址南北长168米，东西长192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土色多呈灰褐色，文化层厚度达5米。

莘冢集遗址经历了1976年、1979年的两次试掘。考古工作人员在遗址南丘最高点上发掘了1个探方和2条探沟，揭露遗址面积约55平方米，清理灰坑7个，出土大量陶器残片，经修复，复原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四个时代的陶器十余件，可见器型有缸、碗、盆、瓮、豆、杯、甗、鬶、鼎、盖等。

经考古发掘可见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文化层，其中龙山文化层最厚，出土遗物最为丰富。从陶器标本看，大汶口文化时期以泥质、夹砂为主，红陶、灰陶均有;常见器型有钵、折腹盆、鼎足等。龙山文化出土陶器数量较多，质地上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夹蚌沫陶次之;陶色上以灰陶为主，红陶在这時期逐渐减少，兼有一小部分黑陶、夹心陶;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可见有方格纹、篮纹、绳纹、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等，部分器型表面磨光或施黑陶衣。岳石文化遗物较少，可见器型以红陶为主，有夹砂缸、泥质豆等。

莘冢集遗址出土陶器造型规整精巧，可见以轮制为主、多荡胎，窑内火候较高;陶器器型以缸、碗为主，盆、瓮次之，少见蛋壳黑陶杯，不见鬲、斝。其中，缸的形式多样，数量最多的为夹砂灰陶方格纹缸，另外存在少量直颈广肩缸在肩部和下腹部饰以弦纹。碗以泥质灰陶为多，大部分均为素面、敞口、斜直臂，假圈足式小平底。盆一般为泥质灰陶、素面磨光、卷沿、敞口、大平底。瓮体型较大，一般为泥质灰陶、小口高领、广肩、小平底、内略凹，常饰篮纹和弦纹。甗多为夹砂灰陶所制，少褐陶，上部呈深腹盆形，饰绳纹或篮纹;下部为分裆鬲形，实足跟较高，饰绳纹一直到足跟;腰部略粗，外多无附加堆纹。豆一般为泥质灰陶、浅盘、弧腹，倒喇叭形高细圈足。

莘冢集遗址不仅具有典型的龙山文化因素，同时兼具中原龙山文化的特征，是受两种文化影响的另一种龙山文化类型。1992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肖堌堆遗址：位于郓城县李集镇杨集村东约300米，西北距黄河1500米。因杨集村的群众多姓肖，故称“肖堌堆”。

现存堌堆遗址南北长78米，东西宽42米，面积3276平方米。略高于四周地表，北部平坦，中部矗立有大杨集革命烈士纪念塔，南部为烈士墓地。土质疏松，土色呈灰黑色。地表暴露有陶器、石器残片。从采集的陶器标本看，该遗址包含龙山文化、商代、周代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陶器可见有橘黄陶鬹足、夹砂灰陶鼎足、素面磨光器盖、蛋壳白陶片以及石刀等遗物;商周时期的有夹砂灰陶鬲、夹粗砂灰陶缸、泥质红褐陶盆等。

肖堌堆遗址文化内涵丰富，为研究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分布范围、文化谱系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2009年12月，菏泽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堌堆的分布及特点

经过菏泽市第一、二、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考古调查和发掘，对全市范围内堌堆文化遗存的分布、文化面貌和内在联系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大致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堌堆遗址分布多集中在中部地区。分布范围的南部以曹县、单县县城为界，由西向东画一条线;北部以牡丹区的北边境为界，由西南偏东北画一条线。也就是说菏泽市的堌堆遗址主要分布于牡丹区、开发区、高新区、定陶区、成武县、单县、巨野县、曹县等这一中间狭长范围之内。如牡丹区刘城堌堆、袁堌堆、平堌堆;开发区的安邱堌堆、坡刘堌堆、长岗堌堆;曹县的郗堌堆、莘冢集堌堆、郜堌堆;定陶的官堌堆;巨野的麒麟台堌堆、会盟台;成武的文亭山堌堆、黑堌堆等。在这两条线以外，即单、曹县县城以南至菏泽南边境黄河故道;牡丹区以北至今天的黄河岸边，该地理范围内极少发现堌堆。

古文化遗存多为堌堆型。堌堆遗址有的现存高达8米，如定陶区的官堌堆;有的仅略高于四周地表;还有的淤埋于地下7米之多，如牡丹区胡集镇成阳故城城垣下的北辛遗址。这与菏泽市古地貌、多水患，人们筑台而居有关。

堌堆文化遗址分布极广，面积较大、文化堆积层较厚。一般堌堆遗址文化堆积3～6米，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而且时代延续很长，大部分遗址不仅包含单纯一个时期的遗存，除个别遗址包含有北辛、大汶口文化的遗物外，大多数遗存上启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下迄春秋、战国，部分甚至到汉代，延续性极强。由此可知，早在北辛文化时期，菏泽已是古人重要的活动地区之一，人们在此定居生活，再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发展，一直到商周时代的兴盛。堌堆遗址上不曾间断的文化层，展现出了一部人类历史发展史。

从堌堆遗址出土遗物来看，多以陶器、石器为主。陶器质上以夹砂为主，泥质次之;灰陶为主，并存在少量黑陶;器型以缸、碗、瓮、盆、甗、豆等组合形式出现，尚未发现斝;纹饰上较为简单，素面最为常见，另可见方格纹、篮纹、绳纹、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等。石器质地坚硬、多为磨光，材质以砂质灰岩石为主。

菏泽市的北辛、大汶口文化和岳石文化内涵较为清晰、单纯，而龙山文化面貌却十分复杂。探寻菏泽市最早的北辛文化，到目前为止，只是在牡丹区胡集镇成阳故城城垣下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和定陶区何楼堌堆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陶罐等遗物中所见。大汶口文化在巨野的西侯楼、曹县的郗堌堆遗址、莘冢集遗址中采集到夹细砂红褐陶、泥质红陶和橘黄陶鼎足，泥质红陶钵残片等遗物中可见，这些地方未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地层。根据陶器的质地、颜色、器型来分析，当地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与曲阜市西夏侯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型相似，应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此外，在菏泽市定陶区十里铺北堌堆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地层堆积和大量的彩陶，这些与豫东地区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同类器物较为相似，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纵观菏泽市各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遗物，虽大体一致，但仔细观察，郓城县的几处遗址反映的文化面貌，与其他几个县区相比，明显存在着地域的区别。以郓城县肖堌堆遗址为例，陶器质地上以泥质黑陶为主，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次之，有少量的泥质白陶和蛋壳黑陶，陶质类型与后岗二期文化区别较大，黑陶占比高于永城王油坊类型。纹饰较为丰富，以素面磨光为主，并有方格纹、绳纹、篮纹、弦纹和镂孔等。这与以绳纹为主的后岗二期文化相比存在顯著差异，与王油坊类型也较为不同，反之与典型的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相比较，却更为接近。器型以鼎居多，大袋足鬶、直筒杯、小口缸、直腹盆、磨光黑陶器盖器座为常见器型，夹砂灰陶甗和深腹缸数量极少。器物组合为盆、缸、瓮、鼎、杯等，与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晚期出土的典型器物组合一致，与永城王油坊类型出土的同类器型比较接近，与后岗二期文化相似点较少。

与郓城不同的是，其余各县区堌堆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遗物与山东典型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同类器型相比，陶质、陶色以及器形上的相似点都较少，反之，它与临近的南部王油坊、造律台类型则有许多相同之处。据此可见，后岗二期和王湾三期文化的影响已经覆盖到了菏泽地区。菏泽市出土的遗物与河南后岗、白营遗址等地中均可见直腹盆、深腹缸、甗、侧三角鼎足、直筒杯、大口碗、器盖等，比较可见它们的形制较为接近，与城子崖类型不同的是鼎、中口缸的数量较少。虽有相似之处，但菏泽市的龙山文化有其自身特点，从陶器类型上看尚未发现后岗二期、王湾三期文化中常见的鬲、斝、折腹盆等器物，甗的数量也多于王油坊类型;从纹饰上看菏泽最常见的是方格纹，其次才是绳纹，对比其他地区的纹饰，后岗二期类型最为流行的是绳纹，王油坊类型以篮纹居首，城子崖类型以各种素面或磨光为主，其次为篮纹也并非方格纹。

即如前述，笔者认为菏泽市地域内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以肖堌堆为代表的几处北部遗址，无论从遗迹、还是遗物方面都具有典型龙山文化的特征，应划归于典型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其他各县区的龙山文化遗存包含的文化因素则较为复杂，在其自身的文化特征之上，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原龙山文化特征，伴随有部分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特征。可见，它既不属于典型的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某个类型，也不属于中原地区的龍山文化后岗类型。它与山东、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归属于同一时期，虽有密切联系，但应是一种有着明显自身地区特点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与南邻的王油坊、造律台类型同时期的遗迹、遗物相比，它所反映的文化面貌虽在某些方面略有差异，但主体因素是一致的。因此，把它归属于王油坊、造律台类型比较妥当。

菏泽市在龙山文化之后，出现了趋于统一的文化面貌，从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上看，陶器绝大部分体型较大，陶胎较厚，火候较低，颜色不纯，器物的规整性较差，器型有泥质灰陶盆、夹砂褐陶甗、碗形豆、子母口尊、蘑菇型钮器盖等;石器的主要器型为半月形双孔石刀、扁平石镢、扁薄单面刃石铲等。这些均是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物，而几乎不见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和二里岗下层的文化遗存。可见菏泽地区龙山文化之后与中原地区仍存在较大不同。对这一文化类型的定性源于1984年，因北京大学考古系在安邱堌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首次发现在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之前在菏泽未曾发现的新考古学文化，即岳石文化层，从而使过去考古调查工作中得到的同类型文化遗物找到了归宿。从文化发展上看，菏泽市继龙山文化之后，已然成了岳石文化的一个分布区。

菏泽市的堌堆遗址在地理分布上多居于城市中部，这与古代菏泽地势平坦、遍布水源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并受到古黄河、济水等河流多次决堤引发水患的深刻影响。在堌堆遗址中最常见的类型为古代聚落遗址，从北辛文化时期开始形成堆积，在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达到鼎盛，此后逐渐废弃不再作为居址。到了汉代常以此作为埋葬区，至南北朝其上又多建寺庙。

菏泽的居住遗址型堌堆，在山东省其他地市，乃至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亦有发现，只是名称上略有不同。如枣庄市称为“古堆”“城子”;江苏称为“墩”“岗”;河南名为“岗”“丘”;河北谓之“台”等。虽称谓各异，但从其性质和特征分析，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菏泽市绝大部分的堌堆居住遗址都包含两个以上文化时期的遗存堆积，它们经长期使用、层层叠压，内涵丰富。

菏泽市的“堌堆”遗址历时七千年沧桑，保存至今，是一部鲜活的历史教科书，生动地展现出了古代人们生产生活状况，它无论作为居址、墓葬还是寺庙，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菏泽人民自古以来与自然灾害顽强拼搏，不屈不挠开创新生活的历史斗争。它不仅是菏泽人民的骄傲，也在阐释中华文化发展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作者单位：菏泽市文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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