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三月的最后一天，逝于三月的第一天，从此永远停留在北京的春天里，就像他的名字宿命般注定的那样。

……

有人告诉我，逝于梦想的人永远年轻，而我们活着的人才会衰老。他们是春天的婴儿，就像卧轨而亡的海子在自己的诗中所言：我是青春的诗人，爱与死亡之子。

——题记

1

早上从杂梦中醒来，窗帘布上透出暗淡泛黄的光线，知道又是一个阴天。仿佛离开喧嚷胸闷的吧台，推开临街的边门，意识滑入另一幅梦境中的画面：黄昏暗淡的光线，空寂延伸的街道，沿街排列的双层楼房……这是时间节拍拉长的间歇，指尖就快落下触碰到琴键前的那个瞬间，似乎上一个拍子的余音还在街面萦绕，混合着听觉之外的絮语，这时一个隐约的声音越过时间幽暗的水面，发出遥远的呼唤，那是京春从前每年年底的新年问候。

2

京春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每当我想起他时，脑中浮现的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2005年的大年初四下午，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我不记得什么医院，在什么地方了，只记得是个阴天，天色就像下雪前的样子。我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他斜躺在垫了几床被子的床上，不时扭动一下身子，我知道他肯定很难受。

初二的傍晚，他母亲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的情况，并说医生让准备后事了。他母亲希望我能去看看他，因为他一直在看我以前写给他的信，有时半夜都在看。他母亲还叮嘱我，不要告诉他我是专程去看他的，只说有事到北京顺便去看他，才知道他在医院。我立即订了机票，初四中午到北京，然后打车去了医院。

在病房里，我们聊起以前的大学生活和一起的经历，也聊了我的工作和日常生活。透过供暖病房关闭的窗户，可以听见外面风刮过的响声，那情景就像Reymond Carver故事中的某个场景。他还特别提起，他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独自周游世界的报道。

我在医院待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中间他有几次因为体力不支或镇痛药物的作用小闭了一会儿眼睛。最后他说他累了，我于是与他道别。他母亲把我送出医院，我打车直接去了机场。

三月，京春就走了。我没有去参加他的告别，而是仪式那天去成都的昭觉寺为他烧了香。

3

我想不起来与京春是怎么熟悉起来的，记忆中没有特别的事情或巧合的机缘，多半是因为相互的好感，自然而然就成了朋友。

起初的好感也许是我一见着他，就会在他的肚子上打上一拳，他毫不介意，还乐呵呵的，因为他被他们屋称作“铁板儿”，他一使劲憋气，腹肌就特别硬，完全能承受重重的一拳。后来使我们成为好朋友的，可能是我们对书的共同兴趣和我们的交谈，还有我们的共同经历。再后来，应该就是我毕业回成都后我们之间的通信和不多的相聚，让我们成了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亲密朋友。

4

我对学生时代京春的记忆只剩下零散的片段：

他典型的朝鲜族汉子的方脸，他的寸头，他那上唇微伸、下唇微缩、在下颚不停转悠的呵呵笑声，他腼腆时右手中指和无名指来回快速摩擦左手掌的习惯动作，他远少于笑容的言语，他来者不拒的人缘，他大受欢迎的朝鲜辣白菜，他挺着身板儿急匆匆走路的样子，他作为中锋在足球场上传球的姿态，他那顾城一样纯净的心地，他广泛的兴趣和童心般的好奇心，我们一起在中关村口对面那家朝鲜冷面馆吃的冷面，我们一起去中央民院观看的朝鲜族运动大会，我们一起骑车去中国美术馆看的毕加索画展、中途在路边小店喝的瓷罐酸奶，我们一起在香山红叶中看的西山日落……

5

还有，他头顶用胶布贴着的那块白色纱布。那是他在系里班上的专用教室考研复习时，以习惯性的突然从窗边的桌位上起身，结果脑袋盖正好撞上开着的窗户下垂的插销。

“金兀珠，金兀珠……”的召唤声从宿舍楼道传来，那是对《鹿鼎记》烂熟于心的冯大侠在邀他下围棋;经由大侠制造传奇的广告，他成了传说中会中、韩、英、日、德五种语言的神人。

他父母在和平里南口民旺工厂宿舍区的家。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路上不时能看到戴着礼帽或留着连鬓胡须的朝鲜族男子。我们受到朝鲜族男人般的礼遇，像大老爷们儿一样坐在门厅里聊天，等着开饭，而他母亲和妹妹则在厨房里忙活。

他骑在28永久牌自行车上全速前冲的身影。那是从清华西门往体院的路上，我们刚从校庆夜晚喧嚷的校园出来。也许是气氛的感染吧，记忆中行人稀少的路面一派节日的明亮。

圆明园废墟周围的农田：金黄的稻穗，荷花与莲藕，红薯与菜地。腐叶黑土的杂林小道，西边废弃高墙下的开阔草地：中午耀眼的阳光下，我们躺在草地上望着晴朗无云的天空，恍惚中仿佛面临湛蓝的深渊，浩瀚无边，让人绝望。不远处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有《纪念刘和珍君》主人公的墓碑，碑身一层陈旧的干土，碑文几近无法辨认，墓碑前有一把枯萎的野菊。

他动作相互抵消、头始终抬在湖面的泳姿，前面远处是毛式側泳的树胜。那是大学毕业前，我们一起骑车去密云水库。虽然我们窘迫的预算最后只够买一根冰棍，但头天晚上我们还是不计后果地在水库旁的小旅馆搓了一顿奢侈的晚餐：鲜美的鲫鱼汤，木须肉，熘肝尖，还有自带的午餐肉和豆豉鲮鱼罐头。那个水面的镜头里没有老姚和宇波，他们在镜头之外的船上？还是上岸去准备野炊了？

他直挺挺躺在拼接的椅子上，不省人事。那是大学毕业离校前，部分北京的同学还有宿舍剩下的外地同学一起出去吃饭喝酒，先在中关村一家还算不错的饭庄，后又转到五道口边西王庄的一家小馆子。我们先喝完老吉从家里拿来的汾酒，后又开始喝燕京啤酒。京春最先倒下，我在桌子边拿着啤酒瓶再转了两圈后，也失去知觉，瘫在地上。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老吉家的床上，而京春躺在床的另一边，在深沉的酒醉中呼哧呼哧地出气。我旋即开始呕吐，大嫂不断给我倒糖盐水，喝下又吐，直到第二天凌晨。我第二天的火车票老姚也让肖帆去改签了。吉老爷子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见着我就高兴地提起我喝醉的事，还邀我陪他一起喝酒。

他好像变了形的照片，背景是11号楼前篮球场边长着杨树、平时我们玩足球或排球的土面平地。那是我们离校吃饭前童朗给我们照的相。照片上的京春比亲眼见着的他要瘦削，脸颊也似乎凹进去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上相的人。

他中午推门走进我们14号楼研究生的宿舍。见我躺在床上要睡午觉了，就扔给我一盒从家里带来的韩国烟，或者他找到的一本书，然后就又离开返回他念研究生的北理工，或者到隔壁的寝室找人下棋去了。现在我家里还有两本他当年带给我的书，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本波德莱尔文言文译本的《恶之花》。

他身上带着一股寒气，动作莽撞地推门而入。那是1988年春节大年初一的上午，他顶着北京冬天刀子般的寒风，骑车从和平里的家里给寒假没有回家的我带来了朝鲜族年饭：牛肉、拌饭、年糕，还有必不可少的辣白菜。年饭盒是用厚厚的棉布包裹的，他甩下一句“趁热吃！”就又像来时那样大步流星地离开了。那天也是一个阴天，冰天冻地，外面刮着呼啸的寒风。

6

1988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离校前，去航天部的医院看他。他本来主动要求去支教讲师团，结果突然尿血住进了医院。他对没有去成讲师团很感遗憾，我安慰他，说将来还有机会。结果我工作一报到，就被派去了讲师团，后来知道是顶了一个不愿去的人。

1988年9月，他知道我去讲师团后，来信说他“甚喜”，希望我“能借此机会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平静一下纷乱的心”。他对我的状况也表达了一些担忧，感觉我的信“杂乱无章，一片沸腾”。他劝导我“不应企图由自己赋予生活以意义，如果意义存在，也只在生活本身”，“把内心的苦闷和头脑中的问题暂且放一放，以便能够冷静清醒地认识自己，把握生活。”他希望我保持“激情、幻想、冲动和个性”，因为“生命在流动，有活力，才能思考”。他鼓励我“敢于放开，砍断不必要的欲求，选择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潜心于你的追求”。他最后写道，“专注是无坚不摧的矛。”他信末还对自己“乱弹琴”的“说教”表示歉意，因为“我们亲密无间”，并说“很想见到你，很多问题需要面谈”。

11月底他的状况有了变化，他对“天天坐班、动辄得咎”感到“烦躁不安和疲惫不堪”，他鄙夷单身宿舍里那些热衷于烧菜做饭、溜须八卦、老成世故、捧着歌本深夜练唱、抽烟却不买火柴的同事，只想“跳出那令人窒息的鬼地方”，可他不得不等“毕业证书的抚慰和学位证书的信息，眼巴巴望着天空，心里想着”他“将获得的自由”。他还流露出想到我支教的地方来的想法。

我做着他来的准备，并告诉他元旦我回成都，最好他先到成都。我也给树胜去信，如果京春真的辞职，希望能到他那里休息一段时间，工作再行考虑。之后便无消息。我给他寄去两张新年明信片，第二张过了新年才到他手里，是一幅河西牧野的画面，那景色触发他“禁不住立时坐下，抽出纸笔发出回声！”

他写到，“我自知是个极贫乏的人，可一个人只有他自己的生活才有意义，否则他就不是他自己。”他痛恨自己“浑浑噩噩”的生活，并引用了他喜爱的克洛德·西蒙的话：以往我一直以为我是在学习怎么生活，其实我是在学习如何死亡！

他信中提到“横空出世”一词，并说甚合他意，正与他彼时心境相仿。他也有些担心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能力，“至今手无寸铁，甚至还没迈步就想打退堂鼓了。”

他还叮嘱我不必再去信，也许他说走就走，他正考虑去珠海或深圳，也可能先到我这里，“不期而至”。这个话差不多三年后兑现了。

7

他后来还是去了珠海，之后又在老姚和树胜他们创立的激光照排公司做字库开发和修整的工作。

1990年夏天，我去珠海呆了差不多一个月。在珠海时，我们隔三差五晚上一两点钟还去大排档吃宵夜喝啤酒，每天吃了晚饭都去海边游泳，他最大的特点是完全潜不下水。

25年后的今天，时光的浪笑依然回荡在空寂的海面，以时差之夜的清晰，展现出他專心致志、臀部高企、奋力下潜、徒劳无功的窘迫。

虽然树胜和老姚已经力所能及地给了他特别的关照，但我知道那并非他想要的生活。

1991年春节他回北京过年期间，他来信说，“回想这半年的过程，烦乱与焦躁再度从心中涌起。”他本想过年期间“避开熟人，考虑一下问题，同时使往日的不安获得慰藉”，但也未能如愿。他在信中自我激励，“首先争取独立，自己租间屋，靠自己去改善自己与进取，主动生活。”他还说“将尽力维护与增进友谊，这是人生美好的东西，以前总是不珍惜”。他许诺“会经常给你写信，并力争写得越来越长，内容更加丰富”。

过年后他回到珠海，又感到惰性的力量和无形的网在使他坠入以往，把他拖入深潭。他写到，“我必须改变过去的习惯与作风，否则只有继续滑落。”“我需要考虑今后的生活道路，必须有个方向了。”他还询问我的状况，问我在学校任什么课，能否再去珠海。他随信寄来50元钱，让我帮他买几本值得一读的书。

今天，当我再次读到他在发病前夕这些奋力的挣扎时，我的喉部禁不住发硬、哽咽，像长出一大块肿胀的东西。

他在信中还提到公司的一个女孩。后来他生病后，公司不少人都认为是因为恋爱的波折，是他为自己说错的话过于懊悔造成的。也许那是表面直接的原因吧，但从他的信中，我知道更深层的因素是他畏惧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虽然他也承认自己“不善交往”、“情绪隔阂”、“有些懦弱”。

那年夏天，他随老姚到成都出差。工作之余，他会到我父母家找我聊天。有时，我不在家，他就坐在我的书桌前等我。我家里人告诉我，他总是双肘支在桌上，手掌托着两腮，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偶尔脸上还露出梦幻般的笑容。他一定是沉浸在幻想中，也许那时他就有一些发病的征兆了。

8

终于，他撑不住了。

应该是1991年11月初，他来到我父母家，那阵子我和太太婚后一直没有房子，住在我父母家。

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起骑车出去转悠，去茶馆喝茶，去小馆子或带他到我岳父母家、朋友家吃饭，有時我们也与朋友一起去唱卡拉OK。但因为那段时间我的课特别多，又在准备考公派出国英语，真正与他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晚上睡觉前我们都能坐在兼做厨房的阳台上一起抽根烟，相互讲讲白天的事情。他的话并不多，坐着时他的腿已开始不知不 觉地颤抖得很厉害了。

他有时一个人出去，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有时他一天基本上都坐着发呆，中间下楼去校园或宿舍区走一圈。

有一天晚上，学校图书馆的人把他送到我父母家，因为他想进图书馆，没有图书证，与管理员发生了争执。

另一天，我回家时太太告诉我京春自己洗衣服时把家里淹了，她刚用拖布拖过，正用干毛巾、棉毛衫擦干地面，担心我父亲上完课回来看见不高兴。我马上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我在珠海时就知道，他洗衣服的方式是把洗衣粉往盆里一倒，扔进衣服泡上水，几个小时以后拿到淋浴间的水龙头下开着水冲一阵就完事了。那天他把洗衣盆放在了我家的水槽里，冲着水就出门了，而盆底堵住了下水口。

12月中旬他回了北京父母家，但一个礼拜后的清晨，我们还没有起床，他蓬头垢面地又回来了。这次我真正意识到，他病了。我给他父母写了很长的信，告诉他们京春的情况，希望他们带他去看医生，我父亲最后也与他长谈了一次。新年后我又送他回了北京父母家。新年除夕我们还一起去锦江边的酒吧喝酒直到新年来临。

9

他回北京后，给我写过三封信，为到我家“造成的干扰而感惋惜”，向我及我全家“表示歉意，不只累你，还牵连周锦，你父母和其他人”，并说在我这里时，“多半是你在讲，我无从理解，诚望原谅，我总是把简单的事搞得过于复杂。”他也问候了我的那些他认识的朋友，关心了我的英语考试情况，还说我需要买书的话就告诉他。

他信中说他“仍处于混乱之中，跑不动了”，在找工作，去阿波那里接触了点电脑制作，也想过回珠海打工，还考虑再去上学，“真正是焦头烂额，只剩空想、空做和疲劳无度。”他告诉我，李玉东给了他很多照顾和帮助，还给他经济支持。后来我知道，李玉东一直与他母亲保持着联系。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住进医院的，应该是1992年底或1993年上半年吧。他1993年7月从医院给我的回信笔迹扭曲、幼稚，他专门还注明“手抖，字难看，还望原谅”。他在信末“再次感谢你、李玉东等人的关心与帮助！”李玉东后来告诉我，他去医院看京春，那时京春刚入院，头发蓬乱，用发烧般狂乱和渴望的眼神盯着他，请他“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弄出去！”

11月底，他回信中的笔迹基本恢复正常了。“据医生讲，我的病好多了，但还是不行。在这里每天固定吃药、吃饭、试表、睡觉，有时看看电视，其余好几个小时就呆着……要是能看书就好了，然而没有那种气氛、条件。”他还告诉我北京下了雪，他也“时常回忆起过去，我们在学校在珠海海边惬意聊天的情景”。他说他的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我后来知道那是药物的原因），刚谈过的事情转瞬就忘，还希望我能“保护好眼睛，注意用眼卫生”。

新年初，他来信感谢我寄去的圣诞卡，使他“不致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他告诉我，他在医院过的新年，家里人都去看了他。他胖了，“两颊由凹陷变成了鼓的”，他家里人“还以为是浮肿呢”。他“没想到一住院就住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更需要多长时间方能出院”。他最后预祝我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并感谢我寄去的钱，转达他母亲对我的谢意。新年除夕，我和太太骑车去城中心的电信大楼给他父母打了直拨长途电话，问候了新年，那时我们已经搬出父母家，有了自己单独的小房间，但还没有装电话。

10

他是1994年8月出的院。年底他给我的回信中就我信上所写“你不能先给我写信吗”表示抱歉，并说“我以为像我这样一个得了这种病的人是不该奢望收到别人的信的”。此刻，我读到这里，情绪再一次难以控制。他还坚持看书，但“可能是吃药的原因，人总是睏，每天只能看一点点”。

1995年春节前，他给我寄来了贺卡。春节后，他写信告诉我他已经在他妹夫的公司做电脑操作的工作。

五月，他给我寄来了生日贺卡，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6月是你的生日，对吗？”

十月，他写信为前次记错了我的生日道歉，再次向我“致以生日快乐的祝愿”，并说“现时正值北京金秋，秋高气爽”。他还告诉我他的生日是“3月30日”。

这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让我想起我们以前一起登香山的情景。后来我知道，他服的药使他写信越来越吃力了。

以后的十年中，虽然我还给他写过信，但他再也没有给我回过信，都是打电话给我，先是座机，2001年以后都是用手机。我现在的手机里还保留着他的电话号码，他的母亲后来也一直用他的手机号码，这是他母亲保留的与他相关的唯一东西，那也许是为了与苍穹上的他保持心灵的联系吧。

11

1997年我回清华念书时，去看过他几次。每次我们都在他父母家里坐着喝茶聊天，然后一起吃饭，有一次在家里，其它时候在外面。他母亲为了他退休后还在外面上班，所以他父亲为他做饭，我知道这对于一位朝鲜族父亲，是多么不容易。他告诉我，他吃的药让他疲倦乏力，而且对肝脏有损害，必须同时吃保肝的药。

之后，除了那年初四，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2001年“十一”大假，他参团去九寨沟。他妹妹还专门给我打了电话。我去他在机场附近住的旅游宾馆见他，我们就坐在宾馆的大厅里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妹夫公司的人还不时过来看看我们，可能有一路照顾他的任务吧。

现在想来，我那么多次到北京出差，都没有去看他，总是等着下一次，其实是内心深处难以面对吧，但我终究无法宽恕自己的无情。

12

不知道为什么，我关于京春的记忆都那么零散，甚至是模糊的。也许关于他的整片记忆都随那忘却痛的火鸟而去了，只留下灰烬中的残迹，就像他的母亲在他身后把他的所有东西都烧掉了，连同我写给他的信，只留下一个用胶布封上的纸箱，里边有1992年初他想再次离家出走返回成都时准备送给我们的卡拉OK机（他告诉母亲，我们家老周和我都喜欢唱卡拉OK）。

2005年四月底我去看他的父母，他母亲让我把那个纸箱搬走，她不想留下他的任何东西，以免触景生情。午饭后我提著那个有些沉重的箱子回到住地，后来又托运回了成都，放在家里书柜上方的橱柜里。至今我都没有打开那口密封的纸箱。

13

京春生病后，他母亲向李玉东回忆说，他们当年从学校填完高考志愿出来，在公交车站等车时，京春对他母亲说：我这辈子可能就毁了。

我知道京春的梦想是大连海事学院，而他的成绩是清华。

我有一次去看他父母时，他母亲也回忆说，他考上研究生后，回家把录取通知书往饭桌上一扔，对他母亲说：给你考上了。

那个初四下午，即使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还惦记着他的梦想。

我想起写下不朽诗句“生活在别处他乡（Life is elsewhere）”的兰波，京春游历世界和历险的梦想与他何其相似！如果京春是诗人，有基本的生存能力，会写下怎样的诗句？

14

两年前秋末的一天，我和老周夜里到校园散步。

我们正经过一幢系楼的门口（门楣的电子屏上，那滚动的条幅以石英的准确、扎眼的红色随时都在提醒穿过香樟湿润浓郁的香气，脚下伴随樟果一连串清脆爆裂声的夜游者，归属可能的镇静作用），老周像想起什么似的，告诉我，第二天就立冬了。那阵子我们在新校区的房子正在装修，所以起初我没什么反应，就当是“妇女装修队”群上刚挂出的帖子，也可能是身上的装束还是秋天的缘故吧。

渐渐地，冬天的概念在意识里立足扎根了。我一边跟老周聊着天，一边脑子里的黑暗处像有一台隐蔽的播放机，杂乱模糊的冬天片段就像过无声电影。

我忽然给老周提起第一次想到给她写情书的那个初冬，那个听着隔间的歌霸忘自沉浸的蹲坑场景，那个在乐肤颗粒涌遍全身时冒出的念头，那无一例外地让我们调侃我们的机缘总是搞笑地出现在最不适合浪漫的地方……

我又向老周提起第一次到费城的情形。我们到达独立宫时天色已黑，展馆已闭。失望之后，让导游守着车，我和同事就到附近一处公寓的楼前庭院抽烟。路上零星的行人裹在风衣里，匆匆赶往亮灯的高层公寓。夜空清朗，映着路边树上魆黑密织的枝条。那个时刻，自己仿佛也是行人中的一员，准备抽完那根烟就回家。

我们往回走进住宿区，院子里小道两旁的花草已开始枯萎，银杏和灌木的叶子尚未脱落。快到单元门口的一霎那，我的脑中响起京春那既莽撞又深情的问候：“曾勇！……”也就是在门洞前的这个位置，这个时点，这些灌木花草旁，我们在手机上聊了很久，我还力劝他打消移民加拿大的念头。

那是他的最后一次问候，他刚做了换肝手术。他生于三月的最后一天，逝于三月的第一天，从此永远停留在北京的春天里，就像他的名字宿命般注定的那样。

这些年每当新年来临之际，我都有几天茫然若失，不由自主地期待他惯常的那一声新年问候。

15

我记得Reymond Carver有一篇故事的名字叫“Destination”。无论一个人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欢乐和痛苦，那一定是他最后彻底解脱的地方。

那个初四，我从北京回来后，天开始下起小雪，这在初春的成都是极其少见的。我拨了京春的电话，但他的手机关闭了。我坐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感觉到京春正随着他的梦想缓缓而落，就像外面无声的落雪一样，再也不会有世事的烦扰。

有人告诉我，逝于梦想的人永远年轻，而我们活着的人才会衰老。他们是春天的婴儿，就像卧轨而亡的海子在自己的诗中所言：我是青春的诗人，爱与死亡之子。而我们属于秋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活着，而他们却不能。秋天是记忆和回溯的季节，只有当我们在秋天回忆起春天的情景时，我们才算真正经历了春天，就像只有隔着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完整体会失去亲人的痛楚。

说到底，我们如何能够界定生与死？那些追梦的逝者也许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无垠的梦想之域，而我们自己也仅仅是时间无限的花样中一个偶然实现的梦。在梦中之梦的追忆中，在机窗外广阔辽远的落日余晖和寂静的浮云背景上，那声被景象怔蹑的呼喊，就要重现失去的时光……

16

昨天傍晚，我去操场跑步前，站在办公室的窗口抽烟。前面香樟林中一片叽喳鸟鸣，窗前那棵玉兰落叶的枝头上一群个头画眉大小、淡灰身子、白颈黑头的鸟正在嬉闹，发出粗噶的弹音。一只八哥大小的黑鸟抄低飞来，灰鸟惊飞而起。

操场上，天正渐黑。一只三角滑翔机样的风筝正被扯抖着上升，腹面有一圈一圈的彩灯，由里及外，白色、蓝色、紫红、绿色渐次闪亮，继而又反次回环，周而复始，筝线上也等距间隔着彩灯。更高处，隐约还有另一只没有彩灯、同样形状的风筝，快要融进灰暗的天色里了。远处的电视塔也掩映在灰雾中，只有塔身闪烁的红灯描绘出塔的轮廓。

如今，十年过去了，摆脱了人间羁绊的你，像断线的风筝在这新年隆冬的夜空随风闪烁，应该已经遍历了这个世界你想去和未曾想到的任何角落吧？

道 别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反复地说，等小曾上了高中，一定要让他去住校。特别是老周，每次小曾惹她生气，她都这样切切地发誓，仿佛每天面对小曾是一切烦扰的根源，一旦根源不再，快乐的后半生将翩然而至。

小曾终于住校去了，就在昨天，礼拜六，就像一个久远的传说最终得到了证实，或者阳谋已久、看似玩笑的计划真的实施了。

早上7点20左右，经历了梦中一系列疑似同事间的纠葛后，我无奈地在梦中对自己说，算了吧，这次我一定得起来了。我迷迷瞪瞪地打开房门，尽量闭着眼睛（以免惊散差不多早上五点才姗姗聚拢来的睡意）往厕所去，却在不小心睁眼的一霎那瞥见房门大开的小曾房间里他蹲在地上正往那硕大的黑色双背包里装着什么东西。我那半睡半醒的意识一方面在梦中转换着场景，为终于摆脱了工作情绪而感到一丝疲累的轻松，一方面又在疑惑小曾的时间够不够。这时，伴随身后一声熟悉的清晨叱吼，我那些本来还恋恋不舍的睡意的鸟儿一下子哄然而去。从洗手间出来，我向忙碌中的小曾道别，并再一次注定会自我嫌恶地叮嘱小曾一定要尊重解放军叔叔，与人为善，千万不要在部队惹事，因为根据入学须知，小曾报到后要先开拔去怀远的炮兵部队军训一个礼拜，然后再回校开学住校。

小曾出门前，匆匆推门进来向蜷缩在床上，仍徒劳地在紧闭的梦乡门口挣扎的我打了个招呼（“老爸，我走啰。”），我仿佛在他侧转身把门带过去的一瞬间隐约看见了诡秘、会心的微笑，犹如一个提示，这时梦乡的门也开了。

本来前几天一直犹豫是否与老周一起送小曾去学校，最后还是决定去参加毕业学生的十年聚会。现在想来，我体内的循环像算准了时间一样，赶在小曾头天晚上宣布（“以后什么事要自己操心！”）的七点半出发之前以排浪般的毅力涌动着我醒来，以免错失了这个小曾不以为意的重要时刻（于小曾而言，那仅仅是蹲坑厕所可能造成的便秘问题和能否每天洗澡可能产生的清洁问题）。

前天，也就是周五晚饭后，像兑现诺言一样，我一下按灭了电视机，对坐在地上盯着电视的小曾说：小曾，你给我说一下咋个喂蚂蚁吧？饭桌边的老周不削一顾地嗤了一声，起身收拾碗筷，小曾却像打了强心针一般腾地从地板上窜起来，干脆地答道：好！同时示意了一个同谋般的表情。

到了小曾屋里，小曾驾轻就熟地示范了一遍蚂蚁的喂食过程，并解释了相关的操作细节，特别是对食量和水量的把握，还耐心地回答了诸如蚂蚁是否会爬出宫房等早有预案的低级问题。然后我要求他把操作步骤和细节写下来。晚上从办公室回来，看到鞋柜上平常回家放钥匙和手表的地方有小曾在黄色贴士纸上一满页认真写的事项，有括号内的细节说明和黑蓝两色墨水的区分（蓝色墨水请求“有空时”帮他给阳台上的植物浇一下水），在殷切地叮嘱“注意轻拿轻放”之后，以惊叹号结束（“十分感谢！”）。我好像就能看见出门前与小曾道别时小曾感激的微笑，那是因为知道住校期间有人照应他的蚂蚁后发自内心的宽心与满足的笑容。

小曾写的内容与他给我的演示完全一致。昨晚饭后等我想起该帮小曾做的事情时，才发现喷水器并不如小曾展示的那样顺畅，只费劲地挤出了粗大的水滴，而不是喷洒出来的（“三到四下，对着植物根部。”“不要射高了”——否则，会把阻挡蚂蚁爬出有机玻璃宫房的白色石膏带冲掉。）以为是盖子没有拧开，于是拿到厨房水池里试，试成功后回来对着植物根部喷时还是不行。怕水洒得太多，于是作罢。倒是用针管往水槽里注水还挺顺利。冰箱中的蛋糕团（“前四天喂蛋糕，一次一粒就可以”）刚放进去时蚂蚁从边上爬过也不吃，估计被寒气吓着了。慢慢地，蛋糕上就爬满了蚂蚁。但今天等我从小曾床下轻手轻脚地捧出宫房放到他如废墟一般的书桌上，揭开镶着一条一条钢丝纱布气窗的盖子时，发现已经风干的蛋糕粒还剩下一大半。估计蚂蚁不喜欢吃过气蛋糕（那还是老周生日那天晚上，在简朴的晚饭后，在小曾和老曾的强烈坚持下临时开车去买的最小号乳酪蛋糕（据说，那是小曾的挚爱）），于是，像为了一个虚无的荣誉接受切实的考验一般，我毅然决定今天就喂面包虫（一想到要把手指间蠕动着的面包虫用剪刀一截截剪到铺满蛭石颗粒的宫房底部，心里就一阵寒战般地打抖）。

如有宿命的指使，我伸手掰开装面包虫的茶叶盒盖，一股腐臭扑鼻而来。我赶紧屏着呼吸，抑制住所有的意识和感觉，用拇指和食指从蠕动、爬行着的盒底捏出一根面包虫，立即关上盖子。当我看见黑色的液体从剪头处涌出时，顿觉一种难以遏制的恶心，以无意识的迅速来了第二剪刀。与对蛋糕粒的迟疑完全不同，工蚁们很快发现了面包虫段，并齐拥而上往蚁后的巢孔中搬运，蚁后的巢壁上有一大团粘在一起的白色幼虫。

在将来一个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我注定会面对一个超级的茶叶盒。盒面在暗淡的梦境里泛着金属的光泽，弧面的盒盖上有茶壶和茶壶模样汉字的凸纹，盖顶不规整地散布着许多用锥子扎的透气孔，幽暗的孔眼仿佛通向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世界……从身后的什么房间，传来老周的奚落声：还不适应吧？在意识的另一个空间里，是小曾离开后的失落，是从时光流逝的怅惘到感知生命衰落的无所适从……空间外，沿河的梧桐已是枯草色的一片，黄绿参杂的桉树沐浴在黄昏温和安宁的光线中，有如成熟的生命在悄声地告退。一只不知名的鸟在无从查找的树冠中开始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鸣叫。i

i 注意事项

1、 加水：用针管把巢上面的凹槽加满水。伸进去用喷壶在植物周围均匀喷3～4次。

2、 喂食：前4天可以用蛋糕（冰箱里，一天一个小球，足够了！），后面几天把面包虫切成小段丢进去喂。

3、 注意轻拿轻放。

4、 有空给我阳台外的草浇点水，谢谢。

十分感谢！

小曾的生日

小曾16岁的生日就这样过去了。没有往年那种破戒的豪爽和诺言兑现后的感激，就像一粒平庸的雨滴，无法掀起程式化日常的涟漪。

依照一周前的安排，在他爷爷家吃了晚饭，点了蜡烛，分了蛋糕（合着老周临时提议、老曾有气无力的生日歌），意料之外的是得了爷爷派发的生日钱。前一晚，照例是意大利面，而老周和老曾吃的是凉面。因为期末考了年级第五名（男生中排名第一），小曾也就顺理成章、无需请示地在网上制定了购物清单，只等老周用支付宝下单（那个排名，一举挫败了怀疑论者所有阴阳怪气、指桑骂槐的暗示和情急之下口无遮拦、脱口而出的明示。即便如此，在深怕挫伤积极性的战战兢兢掩护下，那对视任何成功为侥幸的悲观主义者还是委婉地暗示了那个抽象排名的现实可比性。当然，“已经很不错了”，鼓励为主的理念之旗再次大打折扣地摇动起来）。自然，为了配合以冬季保暖用泡沫塑料盒的尺寸为界定制的大号宫房，以免空间浪费和防备（辛勤生产了一年、成果卓著却纯属徒劳的两只蚁后）发生意外而增购的同种蚁后及其支撑蚁群被剔除了清单。没有人（再以往年那种略带得意的口气）提及生日与那個著名国庆日的联系，虽然进入七月以来，老曾每天游泳前换装后都在寻找那口与生日同编号的衣物箱。

同样的夏天，同样蓝色的泳池中曲折晃动的光亮，同样双手吊着出发台下的栏杆望见的霞光镶边的云团、云母般青灰的云层或轻抹在泛红天空上淡墨层叠的鳞片，同样从水中高高耸起的胸膛（但已宣布不再追随那老迈的泳姿和上气不接下气的滑速），只是大了一整号，换气也不显得那么突兀了。还有那大了一号的蚂蚁宫房。在夸张的梦境里，宫房有机玻璃墙面的上端正映出一团夕落的余晖，宫内由热带转亚热带的湿雾中，四散的工蚁们攀爬过铺满黑褐色土壤的白色蛭石，忙碌地搜寻着可以搬回蚁巢的食物。潮润的土壤中冒出零星几株豆芽般的细苗，为饥荒的时日做着储备，或作为荤食后的素配。那种徒劳，那种无视被人工圈养的处境，无知于懒心无肠的饲养助理的行程，源自基因的原始天性程式般搜寻的徒劳，犹如荒漠中靠几率生存的渺茫。

在这座某些人心目中神圣的宫殿内外，还发生着一场时隐时现、经久不息的秘密战争，其间混合着不经意的刺探，防备性的疏远与心灵隔离，节拍错落的沮丧和热切的巴掌拍向虚无的失落，以弃物重现的影子为载体、具有周期节律的烦躁，突如其来的发现和摧毁……那（依据心情）不削或恼怒的神情，意味着塑料楔子助力下紧闭的门内十有八九有窸窸窣窣的秘密活动（佯装轻快的呼喊，就像被无形的暗物质吸收，一去不返。轻敲硬推开密室的通道，发现劳累的足球守门员正从趴伏的满案资料、作业上缓缓抬头回望，那满脸的嫌恶分明是对肆意搅扰完胜狂喜梦境的回应）。有时，在愉悦的心情中（“他在看大学的化学教材了”），偷袭被举重若轻地提及（“哼！床铺下头又是一堆漫画书。已经扔了。”）;更多的时候，摧毁由烦躁的引信点燃（那隐蔽在阴暗铁盒内、犹如运送俘虏的闷罐车般拥挤、动弹不得的蝎子，还有隔间密密匝匝一层作为蝎子食料的蟑螂幼虫。当它们被发现时），怒气的火药即刻装膛炮轰。继而，在情绪由巅峰顺山坡的起伏滑翔中，开始了苦口婆心的规劝。最后，在平复的谷底，溢满了縱横的宽恕和谅解。

其间，也流淌着岁月的日日夜夜，伴随着瓷砖墙壁上暗蓝色荧光笔墨如蜗牛般爬行的身高刻度，还有饭厅角落里，（因汗渍的背部摩擦）南海争议区域已经破损的地图下方，那台刻薄的脚秤表盘上（随着一声憋抑的嘶叫）沉稳显示的体重增长。同样伴随的，是迟疑拖沓、遽然开放、悄然而逝的节奏变换。那些延展在冬天灰扑扑的街道两旁，在光枝和残叶间如辣椒般扎眼的刺桐花簇，一夜雨后全部脱落，更替为满树阔叶搭建的阴凉。阴凉之外，轮回的时间再次以它正午的光亮重现夏日的灼伤，愧疚的心悸如液体般莹亮的波纹从睡意的路面蒸腾而起，搅合着追悔莫及的啜泣和不堪设想的唏嘘，就像一只踩空的脚凭着梦中的奇迹从深渊拔出随后跌倒在阴凉的地面那一刹那的遭遇。

在意识镜面映现的另一扇窗前，安宁的黄昏中，楼前那棵黄葛老树淡紫玉洁的新芽正如花朵般绽放，随撑开的新枝匀称地散布在团形的空间里，就像一尊镂空的雕塑，台座的土面铺满枯褐虫蚀的旧叶。在转暗的天色里，三支刚喝完冰镇宝来纳（Paulaner，柏龙）酵母黑啤的酒杯已经不知什么时候被收走了，老周也不知消失在房间的什么地方。她兴许是有意把小曾和我留在凉台上吧，好让（与我们越来越疏远的）小曾和我有个单独聊天的机会，她最近一直说小曾肯定不愿意与我谈，因为我与他接触的时间太少了。小曾望着外面雾色中已经亮灯的远处，我问起学校的事情，他露出一副没什么好谈的表情。意识中再次涌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觉，他在学校过得并不快乐，去年夏天那次“暴力审讯”给他留下持续阴影的恐惧也同时泛起。我再次用快活的声调问起他学校的情况，希望他能给我谈谈。在凉台的黑暗中，他就那么盯着我，就像小时候我打他的时候那样。我以为他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事情，不断耐心地让他谈出来，他还是那样望着我，我以为他的眼圈红了，更担心了，坐到挨着他的凳子上，温和地把手按在他的手上，让他告诉我是不是有谁欺负他了，还是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不说，只是盯着我。他可能以为我又想刺探或诈出他什么事情，所以他既嫌恶又警惕。后来我转到了学校的话题上，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这个学校，他不啃声。肯定是不喜欢了，没有熟悉要好的朋友，那些初中同班的同学都在其他学校，除了班主任，没有让他敬佩的老师，没有合得来的同学，可能不少是他瞧不起的人。我让他想想当初决定这个学校的原因，他说是因为新学校，我说只是这些吗？他说就这些。我告诉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小学和初中的班上都排在后面，学习没有了信心。他没好气地打断我，说他从来就有信心。我问他那为什么没有学好，他说他不想学。我知道他是心里埋怨我们没有想办法让他读更好的学校，只是他从来不说……小曾回他的房间了，我一个人坐在凉台上，在黑暗中点上烟，沉浸在失去的心绪中。

这个周末，小曾又要去军训了，仿佛时间的玩笑正越过阴云密布的天空，发出闷雷般辽远的回响。他希望上天能够赐予他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也许在粗野的对手第二次冲向汗水淋漓的守门员，那笨拙勇敢的双手即将抱住球的一霎那），让他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假条可以躲过那灾难性的礼拜。即便老天要考验他，他央求的慈母也能给他准备足够的方便面、火腿肠、豆豉鲮鱼和士力架、蛋黄派等等零食，就像去参加一场野餐的聚会。在我早上七点醒来之前一系列尴尬的梦里，注定还将经历那个找不到厕所的古老焦虑及其花样变换的困境。

时间像凝滞的酒水，在夜宴的余烬中放光。当迷醉的眼神透过恍惚的微光想要看穿失去的时间时，蝉鸣，疯狂的蝉鸣响起，整个一片，在立秋以后，在阴霾的天色里，在色泽差异已然模糊的树冠中。时间的光彩，随声嘶力竭的蝉鸣和时起时落的鸟声，弥散于初秋雨后的物景前，刻画在香樟落叶的纹理间。

曾勇，1963年10月生，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曾在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中国致公党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中国致公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