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航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安得廉循吏，与国共欣戚。”[1](P357)自司马迁首开为循吏立传之先河，后世史书多因袭之，循吏也成了中古时代官吏之中的优秀典型。张廷玉《明史·循吏传》(以下简称张本《循吏传》)虽仅载录明代循吏124人，却是包罗了一个特征群体。明代循吏始终受明朝政局的影响，与明朝国运息息相关。他们不但对当时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后世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颇受学界关注。前人多从传文出发，长于综合研究而缺略尚存[2-4]，或在其他研究中偶然论及[5-10]。专题研究集中于该群体的地域分布与共同特征，也有以丁积、陈幼学等个体为对象开展探讨者[11-14]。当前尚无专文研究该群体仕宦履历及历史贡献等问题。本文立足于上述现状，篦梳明代循吏的仕宦履历并揭橥其政治、文化贡献，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明代循吏的仕履

(一)明代循吏的仕履概况

在古代专制王朝中，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对国家、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首要取决于其所担任的官职。毫无例外，明代循吏们的政治贡献也主要表现在其任官行政上。故此，先对其仕宦履历及特点进行研究，可为后文探析该群体的历史贡献奠定基础，有助于推动该群体的研究乃至明代政治史的研究，还可为后世提供有益借鉴。张本《循吏传》在30位正传循吏的生平、事迹等方面有详细地书写，但关于其仕宦履历的记载却并不全面，甚至传文过于简略而导致史实模糊不清，且该传存有多处讹误。故笔者在全面搜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根据《明实录》《国朝献征录》《罪惟录》以及各类明人文集等文献详考，兹将考证结果列表如表1。

(二)明代循吏的仕履特点

根据表1可知，明代循吏群体的任官经历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第一，有26人的初任官职是属于“亲民之官”的县级，这部分人约占总数的87%；大部分循吏的最终任官是地方的府县级官职，约占统计样本的80%；这两者之差仅有7%(2人)。基本体现了张本《循吏传》序言中提到编纂体例“终于僚属”的入传标准。

第二，在循吏们的仕宦履历中，有26人在府县级主官上任职时间最长，约占总人数的87%；有13人的最终官职与任职时间最长官职相同，如“再考引年致仕，在曹二十三年，曹人立祠祀焉”的范希正。他在曹县(后改县为州)任职时间之长在整个明代都是罕见的①。这一方面说明了明代循吏在地方为官时间久，积累了大量地方治理经验。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

表1 明代循吏任官表

续表

其一，督XX事、理X事、摄X事，以本职官名为主，如“陈幼学……以副使督九江兵备”，则确定其官职为“江西按察副使”；

其二，对有关史实，存在各书记载不一之情况，采信记载翔实者。

映了明代独具“特色”的官员久任法；在守令秩满当迁时，治下百姓自发地向朝廷请愿或上书请求他们留任，所以很多循吏能在一个地区长期为官。

第三，综合来看，循吏们为官之地域主要分布在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浙江、江西、云南、湖南、贵州等9个地区。分布地域较为广泛，其中最多的是江西。

二、明代循吏的历史贡献

(一)在任职行政中的突出表现

根据前文分析，身为府州县行政长官的循吏们，大都在地方久任。因此，他们在地方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任职行政中多有出色的表现。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勤政恤民、政绩显著

在主政一方时，循吏们一般都能做到勤政恤民。如洪武初年，循吏陈灌担任宁国知府，宁国府治下的宣城县，民田靠近江水。有十六处圩田旧有的堤坝单薄危险，遇到大水则易决堤，会损伤庄稼并破坏道路。陈灌亲自规划“驻堤广厚，加旧数倍，又伐巨石，作水门，以时蓄泄，民至于今赖之。”[15](P202)又如著名清官方克勤，他在济宁知府任上，勤于政事、爱惜民力，政绩十分卓著。在他治下的济宁府“三岁后，税至十四万石，户增六万有奇。所部二州二十县，家有储蓄，野无流殍。牛羊鸡犬，散被郊埛。桑麻榆柳，弥亘田里，诸庙、坛谴、公廨、邮舍、河渠、堤防之属，靡不缮修，一如令甲”[16](P189)。因此，济宁民众用歌谣来赞颂他，“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17](P588)。永乐初，史诚祖在汶上知县任上被朝廷嘉奖，“诚祖既得旌，益勤于治，土田增辟，户口繁滋，益编户十四里”[18](P7192)。成祖路过汶上县，欲将数百家县民迁徙至胶州。史诚祖不忍民众受到迁徙之苦，上书朝廷使迁徙计划撤销。有些循吏甚至依靠神异能力做出不可思议的政绩，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屡见不鲜。如永乐中，谢子襄治处州，“初，郡多虎患及旱蝗为灾。子襄祷于神，大雨二日，蝗尽死，虎亦遁去。尝有盗入库窃官钞，即投檄城隍神，盗方阅所窃于室，忽疾风入室卷堕市中……遂获盗，正其罪。民鬻牛于市，将屠之。牛逸至子襄前，挽首若有诉，……捐俸赎牛还其主。”[19](113册，P172)

在明代的循吏中，政绩最为突出者莫过于万历、天启时期的陈幼学。《明史·循吏传》用大量的篇幅来载录他的事迹。陈幼学，万历十七年进士，初任确山知县，之后曾任中牟知县、刑部主事、湖州知府和浙江按察副使等职。无论身居何职，他都有较为卓越的政绩。如在确山知县任上，陈幼学“政务惠民，积粟万二千石以备荒”，开垦荒田八百余顷，供给贫民五百多头耕牛，又将无主的黄河退田一百三十余顷分给贫民，授给妇女纺车八百余辆。建房屋一千二百多间分给贫民，在县衙建公用房八十多间，供县吏使用。节省公费六百余两，栽各类果树三万八千多株，开河渠一百九十八条。在中牟时，他“给贫民牛种，贫妇纺具，倍于确山”。在湖州知府任上，有一年百姓受到天灾。陈幼学大举荒政，救济灾民，使三十四万多灾民存活。由此可见，陈幼学的政绩确实突出，是明后期最为著名的循吏。

2.公正执法、刚直敢言

刚直敢言既是一种优良的个人品德，也是不畏上司、不惧君王，敢于向上司或君主谏诤的官风。大凡具有这种官风的官吏，都是十分正直的忠良，明代的循吏中也不乏其人。比如南康县丞吴履，他在任时，上司知县周以中巡视治下村落，被村民辱骂，辱骂他的人之后逃走了，周以中大怒，将骂人者的乡邻全部抓捕。吴履知道后将被误抓的百姓全部释放，并向周以中解释说：“犯公者，一人耳，其邻何罪？今絷者众，而捕未已，急且有变，奈何。”[18](P7188)还有如段坚曾在景泰时向皇帝上书，以王振之祸为引，请求召回在四方监军的宦官，并且“罢天下佛老之宫”。段坚敢于针砭时弊，直言切谏，确是循良之臣。宣德初，常州同知张宗琏随御史李立清理江南军籍，“时立锐意得军为功，不念民枉。凡军户绝者，必取同姓名或异姓之亲，及承继产业之人，加酷刑，使承役。宗琏执诏旨与争，立怒宗琏异己，数盛气垢詈之。宗琏终不为变，而积忿恨不平，发背疽以卒。”[20](P1399)张宗琏为了百姓，与上司据理力争，献出了生命，常州百姓为他送葬的有千余人。

既然能刚直敢言，必是不向谬误和邪恶妥协的忠介之人，有许多的明代循吏都是如此。在他们的宦旅生涯中，往往能做到不畏权贵豪强，秉公执法，也得到百姓的拥护爱戴。如成化间的新会知县丁积，“中贵梁芳者，邑人也。其弟长横于乡，责民逋过倍，复诉于积；积追券焚之，且收捕系狱，由是权豪屏迹。”[18](P7210)还如嘉靖年间的庞嵩，史载庞嵩“听讼无细大，必以情，履剖冤狱，戚畹王涌、举人赵君宠占良人妻，杀人，嵩置之法。居间者百方，拒不纳。”[16](P226)

明代的循吏多有公正执法者，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仍属陈幼学。如前文所述，陈幼学担任过从地方到中央多个官职。在地方为官时，如在确山知县任上，他对违法的上官亲属依律进行制裁，“布政使刘浑成弟灿成助妾杀妻，治如律。行太仆卿陈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在湖州知府任上，“甫至，即捕杀恶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杨升者人奴也，横郡中。幼学执敏置诸狱。敏赂贵人嘱巡抚檄取亲鞫，幼学执不予，立杖杀之。敏狱辞连故尚书潘季驯子廷圭，幼学言之御史，疏劾之，下狱。他奸豪复论杀数十辈……一郡大治”[18](P7217-7218)。陈幼学不惧高官贵族，这在古代官本位社会普遍存在“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21](P38)的政治环境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央任刑部主事时，陈幼学直言上奏，要求依法处理杀人的宦官，得到万历皇帝同意后，将该宦官置之于法。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陈幼学始终能做到正直、公正，堪为官吏之范。

3.廉洁节俭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思想家将“廉”放在“为政之本”的位置上来看待。廉被认为不仅仅是个人的品德，还应包括多方面的为政能力。有学者曾论述过，循吏一词之下就有着清廉的意义[22](前言)。明代循吏们在清廉节俭方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生活节俭朴素，如唐侃，“及为州县，未尝一日以妻子，独数千里之外，独与一二垢衣村仆相朝夕，而饭蔬豆羹，榻茅以居，有寒士所绝不堪者”[19](111册，P395-396)；还如汤绍恩，史载他“性俭素，内服疏布，外以父所遗故袍袭之，居身清白，然未尝以廉自矜”[16](P222)。第二类是清廉奉公，如叶宗人，在钱塘知县任上，“具官廉慎，一介不取”；按察使周新闻其贤明，潜入其家中，只见到厨房里有一些鱼干，无其他长物。百姓称他为“钱塘一叶清”。还有如正统初的翟溥福，在辞官之时，本地父老乡亲以其清贫，争持财物相送，而他却“力辞不受”。再如公私分明的张宗琏，史书对他的生活有这样的描述：“宗琏莅郡，不携妻子，病亟召医，室无灯烛，童子从外索取油一盂入，宗琏立却之，其清峻如此。”[18](P7201)循吏们廉洁节俭的工作和生活作风，不但在当时被人称颂、褒扬，更对后世的为官者提供了效仿之榜样。

4.多具军事才能

明代的循吏虽然多是掌一方之政的行政官员，但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具有军事才能，在维护社会治安，平定叛乱等方面，或积极献计献策、或身临前线，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明初，国家正在完成统一战争和稳定农业生产，有几位循吏在这个时期即表现了一定的军事能力。比如陈灌，他目睹元朝走向灭亡，弃书学兵法，在他的住所周围种植树木，几年之后，“木爵然行列，而四方寇盗逢起，遂募义勇以保障一乡，日屯聚士马，而号令指挥于其间，隐然一良将。”[15](P202)陈灌的这些举措，使“盗不敢入，一乡赖以全”。又如青田知县谢子襄，史书载：“小校吴米逃山谷，时鸠众出，为民患，已数岁矣。朝廷闻之，发官军二千剿之，处人大恐。子襄适至，力请止军城中毋出，而自以计掩摘之送京师，兵不劳而民以安。”[23](P2455)再如对军事行动有远见的周济。正德初，周济巡按四川，威州本地土官董敏、王允互相攻击仇杀，朝廷命令周济率兵征讨。周济说，朝廷安抚边远之人，应该先安抚再征剿。他之后发文安抚，遂使双方和解。周济以仁德之心，辅以高超的政治军事手段，先礼而后兵，既制止了一场杀伐，又保证了边疆的安宁，是值得后世学习的优秀榜样。还如在维护地方治安，裁撤兵勇时发挥巨大作用的张淳。万历中，张淳任浙江按察副使。当时，本地正在招募新兵，也要解散数千人，这使“军中汹汹，谋为乱”；长官问张淳的意见，张淳说：“是骄悍者，留着有用，汰则叵测；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壮勇，则留着不思乱，汰者不能乱矣。”[18](P7217)上级采纳了他的建议，平息了这次骚乱。

综上，明代的循吏作为官僚集团中的一个特征群体，作为直击民生第一线的地方守令，无疑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民众基本没有权利的古代专制社会里，平民百姓往往把生存、发展的希望寄托给以民为大的清官循吏们。实践着儒家“父母官”的“忠于职守、奉公循理”价值观念的明代循吏们，也多因他们的政治贡献而广为百姓爱戴和拥护。

(二)明代循吏的文化贡献

在明代，文人的入仕之途或经科举或由学校[24](P5)。欲为官者，须饱读诗书方可撷取卿相。因此，官吏自然是明代文化素养较高的一类群体，循吏亦不例外。他们遵循儒家文化传统，主要在故乡文化建设、任官地区移风易俗与文化教育建设、创作和著书立说等三个方面贡献尤大。

1.故乡文化建设

明代循吏有不少人都为故乡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或是出资建立学校及修缮学舍，或是亲为讲学、改移风俗，或是参与编纂故乡史志。比如宁海的方克勤，儿时就有神童的美誉，稍长袭关闽之学，邑人多有追随其讲习者，他考虑到自宋末以来，本地学风不振，“莫有谈周公、仲尼之道者”。克勤“始以《易》教授，开陈其说，士俗为大变”。洪武三年，方克勤任职本县学训导，他的儿子方孝孺记载：“先君日以师道磨礲……四方后进，负笈求听者百余人。”[17](P590)又如捐资建义塾以教育后辈子弟的庐陵循吏陈灌，陈灌“遂谒告归省先墓，割田三顷，建祠堂，作义塾，以训宗戚子弟，居无何”[15](P203)。还如兰州的段坚，在家乡教学“教法严，而造就有等，士类兴起”[25](P456)。又如广东庞嵩，年少时即“讲业罗浮山，从游者云集”。年老辞官后，他“复从湛若水游”，主持天关书院，为广东“心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再如汀州府(今龙岩市)连城的王源，王源年少好学，在永乐二年考中进士，家乡人民为了祝贺他高中，在县城西门外为他立了第一道牌坊“崇德坊”。王源考中进士，具有非凡的意义，他开启了明代汀州府科考的先河，在他之后，汀州府士子又有多人金榜题名。正统时，朝廷的使者黄中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又在西门外建立了“丰稔辞金牌坊”[26](卷六，P68)。王源勤学的故事和两座耀眼的科举牌坊，推动了汀州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了汀州学子的习文应试之风。宣德四年王源辞官回乡尽孝，带头捐资重修汀州州学，重塑圣贤像，亲自教授乡亲识文断字，习礼开智。正统十年，致仕回乡的王源，不辞劳苦地参与纂修《龙岩县志》三卷，以自己的笔墨为家乡史学做出了贡献[26](卷三，P28)。

2.任官地区文化教育建设和改移风俗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地方风俗、教化的传统。明太祖专为地方守令制定的《到任须知》第三十一条中，就有祀神、制书榜文、书生员数、境内儒者等相关规定[27](P53)。明代循吏在这方面同样有出类拔萃者。比如翟溥福任南康知府，“尝游庐山，见白鹿洞书院兵灭后废为瓦砾，慨然叹息。即倡众兴复，且延师训其子弟，朔望躬诣讲授，自是文教日兴。”[16](P200)又如清河知县李信圭，“清河民好乘夜纵火或发冢以逞忿。君为教戒之词十三条……每朔望警训焉。且令书其民勤惰善恶以闻，俗为丕变。”[19](113册，P176)成化初，段坚任南阳知府，在任上大力发展教育，史载“乃倡鸣周、程、张、朱与古人为学之意，召郡学及属治诸生，亲授讲说，士志行勃然以变，自兹鸣世者辈出……创志学书院，教之刊《小学》《孝经》《论语》《崇正辩文》《公家礼教》，民俗言诸书授之讲习”[19](113册，P773)。还有成化时的陈钢，在长沙通判任上时，“监修吉王府第”，用剩余的建材修复岳麓书院。成化时，新会知县丁积“见俗尚奢侈”，于是重申洪武时期的礼制，并以《朱子家礼》为参照，作为定制，请耆老讲习。之后“良家子游惰不作业者，聚庑下，使日诵小学书，亲为讲解，冀变化成性习”。[16](P217)弘治间，绍兴知府汤绍恩初上任时，见到府学狭小破败，便扩大新建；同时“广设社学，镌《朱子小学》书，礼家师训之”[16](P222)，甚至有时亲自讲学，时常带领僚属去观察府学生员学习，并给予成绩优异者奖赏，为绍兴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从事创作，著书立说

明代循吏在文化方面的另一贡献就是从事创作和著书立说。他们或是创作诗词歌赋，或是考误传世经典，或是参修史志，或是对律例进行诠释。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循吏至少有6人留有著述传世，兹以表格的形式呈列如表2。

表2 明代循吏著述表

由表2可以看出，明代循吏著述颇丰，内容广泛，在文学、史学、经学、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并主要集中经学，诗歌方面。

经学以庞嵩为代表，他是明代岭南地区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嵩，字弼唐，广东南海人。在少年时，他曾“早游王阳明、湛甘泉两先生之门，至是奉其绪论，为诸生规，建会于新泉书院，日与讲习焉”[19](114册，P313)。致仕之后，庞嵩再次跟随岭南心学传人湛甘泉游学，直至去世。奉其师命，他主持广州天关书院长达十五年之久。湛甘泉曾说：“吕泾野在北，庞弼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谓不孤。”[28](P309)其学主要反映在《弼唐遗言》一书中。在王阳明和湛甘泉去世之后，两家之弟子，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庞嵩将两家学派融会贯通，足可见他学识广博，影响深远。庞嵩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也是较为出众的，他在南京刑部山东清吏司任上，修纂《南京刑部志》四卷(又称《刑曹志》)。由庞嵩担任主纂官的《南京刑部志》：“人官法守悉具二三，子相与体之，可以能其官矣。若夫观情生制，遇时酌宜，尚矣来者。”[29](P7)该《志》是迄今为止明代南京刑部唯一的志书，对南京刑部的沿革、职掌、运作、人事都有详细记述，且收录诸多司法条例、榜文等文献；具有体例完备、结构井然、资料充实、信息丰富等优点，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诗歌方面主要以段坚成就最高。段坚一生创作颇丰，作品背景之广阔，几乎包罗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仕途上，他的诗歌主要关注于民生，歌颂劳动人民，针砭时弊，抨击贪官污吏。如《屯田赋》：“人死粮不死，人逃税不逃。胎头与黄发，未免困征徭。”[30]反映了明中叶以后赋役繁重，百姓不堪盘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致仕归乡之后，他的写作风格转向田园风光与人际友情，主要是田园生活和与友人唱和赠答。如《和闲窝·其一》：“闲来策杖小窝边，菊绽黄花个个钱。席地眠苔呼绿酒，光风霁月味青编。心涵绍子环中意，趣识庞公珑上田。孤鹤偶同人对立，一声叫破九秋天。”[30]表达了诗人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

三、余论

《明史·循吏传》历经三稿修改，其中定稿张本《循吏传》主要承袭自王鸿绪本《明史·循吏传》，这已是学界的共识[31]。实际上，这样的承袭是有优有绌的。优点是如张廷玉所言：“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18](P8630)绌的是据笔者上文统计，万观、汤绍恩这两位循吏的最终任官是“掌一省之行政”的从二品布政使，属于官阶较高的长吏而不是僚属。这与该《传》序言中提到“故采其终于庶僚，政绩可纪者，作《循吏传》”的入传标准不符。由此可见，清代的史官或史家们在修订中采摭人物入传时，仍稍有欠缺。

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32](P306)善恶并书、褒扬善良美好的并批判丑陋恶劣的，是史书、史学的功用之一。这种褒扬和批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古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为官者敢于宣称自己要做贪官、污吏和酷吏。

有些学者曾论证过，在古代人们的观念中，清官和循吏是同一个含义[33]。见贤而思齐，历代正史之所以要设立《循吏传》，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给后世为官者树立一个可供学习的优秀榜样，以启今世。古代社会中曾经出现的官民矛盾、腐败滋生、贫富差距，至今还在困扰着我们[34](P549)。在特别重视反腐倡廉和强调干部作风的今天，研究古代奉法循理的清廉之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明代循吏们在德行和政绩上都有突出的表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等优秀的民族精神与品质，在今天仍然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的地方。此外，《明史·循吏传》载录了朝廷对循吏的旌表与擢升等相关奖劝之法，有诸多可为当今公务员管理制度与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凡此，加强对明代循吏群体的研究应成为今后明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注释：

① 明人张岱对于明代官员久任有论曰：我明之制，在外无久任之官，大吏三年报绩，小吏六年考成，资格一满，解绂遽去。……后如刘纲之任宁州三十四载，黄福之任交趾十有九载，周忱之任江南二十有二载，皆出异数。参见《石匮书·循吏列传》，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第27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