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铭

汉字的基因注定了汉语言文学的诗性特质，绘画、书法，概无例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精简文字，既是说明，又是会意。一如沙场征战时的以少胜多、不战屈人。这与西方语境大相径庭。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都是鸿篇巨制，情节复杂，故事曲折;古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动辄八万颂十万颂，人物眾多、诡谲多变，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而同一时期的汉字文学《诗经》却恰恰相反——寓繁于简，是以“四两拨千斤”的灵巧，于鸿篇巨制的周旋中，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及长处。汉字文学似乎更适合“领悟”而非“说明”。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仅仅16个字，时间的逝去，空间的改变，人事情感的沧桑，景物的变更，心事的喟叹——都在简之又简的排比中呼之欲出。

这种由精简之风铸就的强固美学，又在绘画、书法以及其他艺术的品评诠释中递延放大，衍生出评点上的计白当黑、以无说有、以虚代实的“神、逸、妙、能”和各有所解之“九品中正说”。相对于西语之务必说得透彻明白的绝对论，中国人欣赏的还是“天机不可说破”和“此时无声胜有声”。

无论是创作还是品鉴，中国式审美的特质是了然心会，是“领悟”。艺术之美一如空谷幽兰、深闺佳人，它们的永恒之姿还要有待千古知音的唤醒而翩翩起舞。

（灿烂摘自东方出版社《放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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