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丹

奖赏的等级与程度最初取决于赏牌的材质及重量，后来逐步改以文字标示具体等级。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實行开海通商政策，在东南沿海设置粤（广州）、闽（福建）、浙（宁波）、江（上海）等四个海关监管沿海贸易。随着贸易往来的不断增多，西方文化逐渐进入中国，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中西文化的交流变得频繁，清廷为与国际接轨，更是在“洋务运动”中主动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习俗等。

就奖赏制度而言，清廷最初以加官进爵、赏赐金银珠宝及修建牌坊祠堂等形式进行，“洋务运动”之后逐步采用西方具有荣誉性质的赏牌来替代传统的赏赐形式。赏牌材质多样，主要以银质为主，并由府衙委托当地银楼手工制作。奖赏的范围由府衙管辖的区域所决定，奖赏的等级与程度最初取决于赏牌的材质及重量，后来逐步改以文字标示具体等级。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赏牌逐渐由手工制作过渡到机器生产，并对我国勋章的诞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光绪七年（1881年）十二月，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结合大清的龙旗、赏牌及西方勋章样式的基础上，设计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勋章——“双龙宝星”。可见，赏牌是我国勋章的萌芽状态。

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勋章——“双龙宝星”的设计结合了大清龙旗、赏牌及西方勋章样式。

清朝早期的赏牌采用锤揲工艺制作，整体以圆形或近圆形为主，外形类似于古代的令牌，中心带有“赏”字及颁发府衙的名称，甚至还带有重量及银楼戳记。目前，见有一枚清代金质赏牌，重16.9克，尺寸为6.7厘米×5厘米，整体呈圆形，上部边缘处带有圆孔，具有便于随身佩戴、彰显荣誉的用途。赏牌中心锤揲有立体感极强的“赏”字，四周装饰有圆珠纹，主体上部为如意云头纹，其内锤揲有“闽浙总督部堂吴”字样，整体彰显出威严的气势。此外，在“赏”字的左下带有“久和”戳记，代表“久和”金铺。该金铺由浙江绍兴人于明朝末年在福州开设，并在清中、晚期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金铺。同时，可见多枚带有“久和”戳记的清代福州各级府衙所颁发的银质赏牌，由此推测该金铺极有可能是福州官府指定的赏牌制造商。福州，其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比较发达，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起点便选择在福州长乐县太平港。清代时期因其发达的交通和繁荣的经济，福州被选作总督府的驻地，并作为五个开放口岸之一及“洋务运动”中船政局所在地，当地早有使用黄金制作祈福钱的风俗，官方赏赐金赏牌就不足为奇了。

“闽浙总督部堂吴”赏牌

前文所述赏牌带有“闽浙总督部堂吴”字样，除带有官员职务外，还特别地包含有官员的姓氏。其中，“闽浙总督”最初称“浙闽总督”，设立于顺治二年（1645年），总督府驻福州，经历多次分设合并调整，最终于乾隆三年（1738年）形成定制。正式官衔为总督福建、浙江两地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等级（正二品）的封疆大臣之一（“清法战争”以后新设立的台湾省也归闽浙总督管辖）。“部堂”的“ 堂”是“ 堂官”的简称，清代各衙署长官因在大堂上处理公务而得名堂官，总督（正二品）因通常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书衔（从一品）而被尊称为“部堂”，但漕运总督、河道总督除外，虽同为正二品却因极少加衔而被尊称为台或帅，即漕（河）台或漕（河）帅。

福州当地早有使用黄金制作祈福钱的风俗

那么，此处的“部堂吴”是指哪位闽浙总督呢？查询《清史稿》可知，清朝历任闽浙总督共计107人，其中吴姓总督仅有第八十一任吴文镕和第八十七任吴棠两人。《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六列传一百八十三记载，吴文镕于咸丰二年（1852年）由云贵总督调任闽浙总督，但因云南发生战事而继续留在寻甸指挥作战未能赴任，次年调任湖广总督并于九月到任;《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五记载，吴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补授闽浙总督，并于次年三月初六正式接闽浙总督印。此外，吴棠在所著的《望三益斋存稿》中曾自述“祗领任事，并准吏部咨明，应否兼兵部尚书衔具奏，奉旨，照例加衔”，以及翰林院编修钱振伦曾于同治五年做题为“皇清敕封林郎晋赠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闽浙总督北山吴公墓表”的吴棠墓墓表，均进一步佐证吴棠不仅到任，并且由清廷加了与其“部堂”尊称相符的“都察院右都御史”和“兵部尚书”衔。由此确定，该赏牌由闽浙总督吴棠所颁发。

吴棠，字仲宣，号棣华，安徽盱眙人，道光十五年（1830年）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在家办团练用以抵抗太平军和捻军，咸丰十年（1860年）因在清江浦北圩上督战打败捻军李大喜、张宗禹2万余人而名声大振。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清廷擢升吴棠为“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并赏头品顶戴。此时，吴棠官居二品，帮办徐、宿州剿捻军，督办管理江北粮台、兼管河务，兼统辖江北镇道以下文武各官，集军、政、漕、河、粮、盐六权于一身。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十七日，清廷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同月二十一日补授吴棠为闽浙总督并赏两个月假期，同年十二月吴棠赴福州上任。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四川总督骆秉章病故于任上，清廷调吴棠任四川总督。光绪二年（1876 年）正月初十日，吴棠因病卸任回安徽老家，闰五月二十九日病逝于滁县西大街吴公馆。清廷赐祭葬，谥“勤惠公”，并拨款在原籍为其修建“吴勤惠公祠”，光绪帝及慈禧太后均撰写祭文赐奠。由以上可知，吴棠为清代漕运史上最有实权的漕运总督，但在闽浙总督任上仅仅13个月的时间。

那么，该赏牌的颁发背景如何？这还需结合吴棠在闽浙总督任上所从事的工作来判断。其一，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吴棠在赴任途中赶赴海宁、海盐一带勘察修堤工程;其二，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吴棠设立福州“正谊书院”，并请同治皇帝御书扁额悬挂中堂;其三，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初六，吴棠正式接闽浙总督印，自此开始抵制修建“福州船政局”，并极力劝阻总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造船;其四，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吴棠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与广州将军庆春共同查办广东巡抚蒋益沣、藩司郭祥瑞结党营私一案，开创了清朝大臣查处另一大臣的先例。在这四项工作中，仅有后两项工作是在其正式接闽浙总督印后所进行，且背后均有“洋务运动”中保守派和洋务派相互斗争的影子。其中，最后一项工作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进行的，而钦差大臣的身份高于闽浙总督，若颁发赏牌必定带有“钦差大臣”的字样。由此推测，该赏牌极有可能是吴棠颁发给抵制造船有功的人员。

关于福州造船，最初由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上疏总理衙门，请求在福州马尾设厂试造新式轮船，待清廷同意后于八月十一日与法国人日意格在马尾山购买土地筹建船厂。七日后，清廷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举荐正在福州守制的原江西巡抚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继续建厂。八月二十一日，清廷补授吴棠为闽浙总督并赏两个月假期，次年（1867年）三月初六吴棠正式接闽浙总督印。吴棠认为闽省比较贫脊，造船耗资巨大，劳民伤财，进而开始抵制造船，并与洋务派的沈葆桢、左宗棠、曾国藩等人进行辩论，并参劾船政局周开锡、叶文澜、李庆霖等要员。对此，有左宗棠上疏朝廷的奏折进行佐证，“又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所筹之饷需，所练之水陆兵勇，窃拟为一日之备者，举不可复按矣。”此外，由吴棠查处的广东巡抚蒋益沣，最初由曾国藩举荐，同样属于洋务派。依据以上推测，吴棠任闽浙总督一职仅13个月即被调离，其背后的原因极有可能与激烈反对“洋务运动”密不可分。

该手工锤揲金质赏牌，作为清朝从赏赐金银珠宝到具有荣誉性质的机制勋章的早期过渡形式，尚属于首次发现，其边缘存在明显的切割痕迹，除作为手工制作的特征外，还有可能是其重量与奖赏等级、程度有关的具体实证。同时，该赏牌作为目前所见最早、最完整的清代一品官员颁发的金质赏牌，对研究清代高级官员的奖赏形式及洋务派、保守派之间围绕“福州船政局”的斗争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閩浙总督部堂吴”赏牌中心锤揲有立体感极强的“赏”字，四周装饰有圆珠纹，主体上部为如意云头纹，其内锤揲有“ 闽浙总督部堂吴”字样，整体彰显出威严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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