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尝试从跨国界角度探寻中国语文辞书发展。1. 语文辞书从传统的一元型结构发展为“字-词”二元型结构的轨迹。认为二元型辞书最早发轫于日本。2. 字典、辞书等术语沿着从专名发展为通名的轨迹。认为马礼逊是“字典”通名化的首创者;而“辞书”的发明权应归于日本。3. 外来字符在汉语辞书中处理的演化。讨论阿拉伯数字和字母词在辞书中的地位与变化;从学理与实用两方面讨论了“〇”的起落。4. 语文辞书内部未来可能的演化。提出可能发展的三个方面：充实标注项目，以实现多信息化、多功能化;容纳描写型，以实现辞书多类型化;从认知角度革新检索设计，以方便读者。

关键词 二元型辞书 字典、辞书的通名化 外来字符的处理 辞书的预期演化

自从《康熙字典》行世，“字典”就逐渐成为中国当今对语文类辞书最通行、最通俗的称呼。“词典”/“辞典”乃“字典”的发展或演化。甚至在“词典”/“辞典”出现之后，老百姓仍对“字典”不离不弃，口中仍以“字典”统称它们全体。因之，本文以“字典”为头，观察其全体之若干演化轨迹，当为有理。语文辞书史已经有多位学者的研究，如邹酆（2004）之《辞书学探索》，徐时仪（2016）之《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刘叶秋（2016）之《中国字典史略》，均浩浩荡荡，全面系统。笔者仅就若干细处对照日本资料，翻挖耙疏，对某些细项预期其可能的发展。零零碎碎，裒为四议，以求教于方家。

一、 从一元型到二元型

（一） 关于一元型辞书

语文辞书传统上都是一元结构，即以一种语文类单位为主线统御全书。这样的辞书可以称为“一元型”辞书。中国的语文辞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都是这样的类型，以“字”为建条释义的对象，也即作为主线。字头下也会在释义中加入个别语词的解释，但那不是词条，而是“字”释义里的一个方面、一个内容。例如：《康熙字典》“卑”字下，在字的音义均解释后空一字，接着记述：“又《韵会》鲜卑山在柳州界”;再空一格：“又鲜卑，带名。《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注》鲜卑衮带颈也。言腰支细小、颈锐修长。若以鲜卑带约而束之也。”又如：“刺”字下在字义字音均解释清楚后，又空一字举出“刺史”一名来解释：“又‘刺史’，官名。《韵会》：汉武帝初置刺史，掌奉诏察州。成帝更名牧;哀帝复为刺史。”民国时代的语文辞书如《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1915）、《学生字典》（商务印书馆，1915）、《国音字典》（商務印书馆，1919）、《学生国语字典》（世界书局，1925）、《国音常用字汇》（商务印书馆，1932）等，无不如此。它们都以“字”为主线，贯穿前后。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新华字典》（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与《同音字典》（商务印书馆，1955）仍是一元型的。以“词”为唯一主线的，也是一元型辞书，中国最早的就是《尔雅》了。《尔雅》是通语类辞书，扬雄的《方言》则是方言类辞书。但《尔雅》和《方言》所收录都是中国古人眼光里建目的词语，并非如今语言学所论的word，与西文和西方语言类dictionary里的word存在不少差别。

西方语言类dictionary，按照语词分写来提取word，以此设目。它们是典型的以word为元的一元型辞书。虽然到了现代，将收词范围扩大，收入了两个分写段组成的“词”，但结构和性质未变，仍然是一元型的辞书。中国历来出版的西-汉词典，它们也都以西语word为主线一统全书，只是加入中文解释而已，仍为一元型辞书。它们与《尔雅》《方言》虽然同为一元型“词”之辞书，但二者显然有相当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可能是词目词条排列法的不同以及查检法的有无。

（二） 关于二元型辞书

以汉字“字头”领衔，先出现该“字头”的条目，然后出现一系列以该字打头的复音词词目和词条。这样就形成“字”之元与“词”之元并列，二者都有被释项“条头”（即字头和词目/词头）[1]与详解条目，形成二元共容于一书的情况。字与词同时成为主线，贯穿并统御全书。这便是二元结构。这样的辞书可以称之为“二元型”辞书，一般名之为“词典”或“辞典”。形式上，虽“字”的地位比“词”略高一些，字号也大一些，有领头羊作用，但实际上“词”的分量远大于字，这显示了二者特殊的平衡和并列。这既打破了中国《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以来的传统，也打破了西方dictionary的传统，成为二者的结合。

在国内所见，最早是1912年张在新所编《汉英辞典》（商务印书馆）开始尝试二元型编排，但词条的排列仍不规范。如“人”下含“人”词条以“个人、人类学、人种学、蜡人馆、人性学家”的次序排列，明显欠缺理据，有很大的任意性。（参见下文图1）

真正形成中国二元型辞书的乃是带有百科性的《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

1908年开始筹编）。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演化，他们这样论述道：《辞源》“第一次开始了以单字带复词的中国词典编纂的模式”（李行健 1998）54。“《辞源》采用以单字为纲，单字下带出复词，兼收古今词语和各门学科的名词术语的编纂方法，奠定了我国现代语文辞书的基本模式，成为我国辞书史上别开生面的新式辞书。”（徐时仪 2016）143与《辞源》齐名并后出转精的则是二元型带百科性的《辞海》（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它们虽然带有百科性质，但本质上依然是语文类辞书，对其后的语文词典起到了范式的作用。

二元型辞书乃是两种一元型辞书范式的叠加与整合：一是《康熙字典》的基因，以汉字“字头”领衔，以部首排列，竖排。二是西语dictionary的模样，以一连串的“词目”领头的词条出列，按字母顺序排列，横排。二元型辞书既保留了《康熙字典》的以汉字为字头的传统，又接纳了dictionary以word为主角的模式，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辞书范式，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

从一元型演化到二元型的过程中，还有些中间状态，那就是基本上以“字”为主线，但在“字”义解释不清的情况下，加入个别词目词条“并列”于后。民国时期多种“新式学生字典”就是如此。如《新式注音符号国语学生字典》（世界书局，1936）中“字”下的“文字、字典、字孕”，被包含在字的释义里。以后的《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也基本循这一模式编纂。严格说，它们只是有限变异的一元型辞书，并未从根本上跳出一元型。（参见图2）

（三） 二元型的首创权

只有汉字与汉语词同时成为“条头”（即字头与词目/词头），意识到它们是同等重要的被釋项，才可能出现二元结构的辞书。纯粹的西方拼音文字辞书不可能出现这种二元结构。因为它们的屈折形态，妨碍了以“语素”作为被释项的条头。人们很难在形形色色的多个语素变体中确定其中之一作为代表，因此也就很难形成“语素-词”这样的二元结构。当然，西方的文字与字母表也阻碍了二元型辞书的出现。而汉英词典处于汉语和英语两个传统的合力下，理论上最有可能开发出这一新形态。

然而，事实却不如人意。1815—1823年《华英字典》的编纂者马里逊（Morrison），虽然具有西方dictionary的意识与经验，具有开创二元结构的可能，但实际却并未实现这一升级。该字典依然拘泥于《康熙字典》的传统，没有将复音词分离出来，仅仅在一元型范围内做了些变异。（参见图3）可见从一元到二元很难一蹴而就，一步到位，需要一个过程。

认真考察下来，二元型辞书的首创权可能并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日本人借鉴《康熙字典》，又将字典的内涵发展，并吸收西方dictionary的做法，将原本躲在“字”下的个别语词抬了出来，而且大大扩大，列在“字头”之后，有了“词目”的地位。目前所见日本最早的二元型辞书可能是《汉和大字典》（三省堂编，1903）。该辞书以部首排序，在汉字“字头”下列出该字各项解释，在“字头”释义之后引出各个标以〔 〕的词目以及词条。但前者在初版时字头下列出的却是含该字的“逆序”复音词条，后来才改为“正序”词条。（参见图4）“字头”表面上高了一级，实际上，与后面的复音词条具有同等地位。“字”只是起一个“领头”和方便检索的作用。字与词各自分工表述，双元而并行不悖。于是一元变成了二元，“字”与word都各有相似地位，各领风骚。“二元型”辞书，无疑是辞书类型的一个创新。它解决了汉字圈人们的二元需求，开创了不同于西语词典的另一种体例。

中国的二元型辞书最早的则是《辞源》，算起来要晚于日本十多年，应该是受日本辞书影响的创新产品。更早的由张在新所编的《汉英辞典》则尚处于试探阶段。（参见图1）

（四） 二元结构的合理性

这样的二元结构辞书看来并不符合西方辞书的规范，怎么把“字”也放进解释word的辞书里来了，而且成为领头羊？这有悖于以word为标准，不符合dictionary的“科学性”模式。其实这只是在理论上与一元结构的辞书规范有了冲突。工具书就是工具，应用是第一位的。只要方便，只要有利于查检，有利于答疑解惑，就可以成立。难道二元结构就不科学吗？应用学科的“科学性”与理论科学的“科学性”不是一回事。应用科学讲究的是效用，效率高，好用，即有科学性。辞书属于应用语言学，应用上得不到读者的支持，那就站不住脚。

为此，本文提出“排检域”的概念。“排检域”即为排检方便将含有同一个字符的条头按规定次序（可以正序，也可以逆序）排列在一起形成的区域。排检域有大小两种。大的如《说文解字》开辟的以部首聚字是一种大排检域;西语词典以首字母聚集words条目是另一种大排检域;《新华字典》以相同音节聚集一群汉字也是一种大排检域。而《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以同一打头汉字聚集一群复音词则形成小排检域。大小两种排检域所取的原则可以不同。“排检域”的合理性与便利性就是检验辞书的科学性最根本的标准。

我们进一步探究，汉语辞书之所以能采用二元结构，原因有四：

其一，汉语本质上就是“单音语素（字）”与“word（词）”的二元共治体系。单音语素（字）一直以来主导了构词与语句构成。大部分汉字都是“词”，还有不少在古代也是“词”。后者在当代已成为“休眠词”或“禁锢词”，一旦条件合适，便会激活，会恢复活动为“词”。在汉字语词的使用圈里，汉字的重要性不比所谓的“词”差。

其二，汉语是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语素（字）在任何位置都基本不变，具有形式上的稳定性。

其三，汉语语素采用非拼音的汉字来区分与记录，这使汉语辞书能够以同一汉字来实现“语素-单音词”与“复合词-复音词”的统一编排。

其四，实用上，通过一个汉字，便可以查检到所需要的许多复音词，实现了查检的方便性，符合读者的要求。

以二元结构的辞书来反映汉语，恰恰是最符合汉语对象和最符合大众需要的，因此也是最科学的。

（五） 一元型“字”典存在的理由与价值

有人曾提出，是否将《新华字典》与《新华词典》合并，取消“字典”的名称，让“词典”一统天下。这个想法未免过于西化，也过于理想。深究起来，可能是提议者脑中的西方word文化太过深入，而对汉语-汉字的独特性过于忽视。辞书是应用性事业，一切以应用的效能与实际需求为第一考虑，不能仅靠西方的学术理论推导。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是怎么依靠单字解释、依靠多种字书就可以弄懂语词的？靠的是什么机制？也许奥妙就在于汉语的“句法型构词法”或“短语词汇化”。今日的“字”相当部分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即今日西学所谓的word。还有一些则是被禁锢的word或休眠的word，如成语里的“字”以及暂时不能单用的“字”。一旦条件合适，它们就会被激活。“纲举目张”曾经套用成“粮举目张”，这个被替下的“纲”就无形之中激活成了word;套用成“纲落目闭”，那被激活的就更多。我们还看到，被认为非word的“拒”，在今天许多场合有“被拒”“直接就拒了”的说法。另外，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名字里的每个字其实都是活生生的word。

汉语本质上是一种单音节语言。汉语的“字”在功能上大于高于西语的morpheme（语素）。现今汉语所谓的“复合词”也大于西语的word（词）。许多所谓的复合词，甚至可以理解为单音词的组合或词的复合。因此，弄懂了每个汉字的意思，在字面上就能对复合词理解个大概;解释清楚一个字也许就能在语境帮助下大致明白由该字构成的许多复合词，虽不中亦不远矣。

另外，对许多汉语母语者来说，查字典就是为了认字、找字。前者包括认识字形、字音、字义;后者包括为起名字寻找合适的字，以及寻找口语中某个音节究竟应该用哪个字书写最合适。这应该是《新华字典》一类辞书存在的现实基础。

“以字为主，字义分项，以字释词”的汉语字书，是为了适应汉语以上特点的产物。这本是中国的传统。以一字推动认识许多复音词，可以少列很多词条，减少许多篇幅，降低不少成本，这从效度上看，也是大可赞许的。像《新华字典》这类小型辞书，物美价廉，解决了许许多多中小学生与家庭的需求，功不可没。

以上就是《新华字典》与许多同类一元型小字典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同时，这也是“字-词”双元型辞书在“汉字-汉语词”地域（包括中国和日本）产生并存在的理由。

二、 辞书通名之途

（一） “字典”通名化之途

中国传统有“字书”“韵书”等通用性称呼。但在辞书的命名上却并无“专名+通名”的格式。大抵一书一专名，如《尔雅》《说文解字》《释名》《玉篇》，均专名而已。《康熙字典》本名为《字典》，“字典”二字就是專名。《字典》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二书基础上重新编纂增订而成的。而《字汇》《正字通》也是专名。“康熙”二字是后人翻刻时所加，仅为了增光环、显身价。犹如《昭明文选》，《文选》本是专名，后世称“昭明文选”，只是为了显示编者的高贵。再如《马氏文通》，原名也只是《文通》，“马氏”也是后人为了纪念马建忠而加上的。因此，这种“编者/作者/提议者+专名”的构造似乎成了汉语书名中的一种常式。用来用去，后段的原意常有磨损，有的渐渐变成了通名。然而这个转变却又不易由国人即时实现，可能需要借助外力推动。这可能因为在原书名面世未久远，国人太了解命名原委，故而不敢造次，不敢违背古人命名。

最早通名化的“字典”，就是有名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编的《华英字典》。其中第6卷《英华字典》出版于1822年。此时离1716年问世的《康熙字典》已达百年。我们有理由猜想，马礼逊的字典不会是他独力编成的，一定请了澳门当地的中国文人协助（比如华人牧师梁发曾协助印刷，极有可能同时也协助编纂辞书），帮他一起完成，因此“字典”的通名化也应该有中国人的一份功劳。

接着在1868年，邝其照的《字典集成》在香港出版（第三版时改名为《华英字典集成》）。又过了12年，1880年，罗存德（Condit I M.）也编了一部有名的《英华字典》（作为《英华字典连通语》一书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为《英语入门》）。它们都进一步夯实了“字典”通名化的身份。这些辞书对日本的影响很大。1887年日本出版《明治字典》（铃木唯一编），将日本天皇的年号“明治”加在“字典”之上，显然是模仿《康熙字典》。同时也显示该辞书确实受到以上这几部传教士辞书的影响，接受了通名化的“字典”一名。

这看起来是不起眼的一小步，然而却开启了辞书发展的新历程，从此就可以不必为设计通名而苦恼，只需按照“限定性专名+通名”格式命名即可。这无疑将促进更多辞书的出现。事实也确是如此。

（二） “辞典”“词典”从何而来？

1. “辞典”创自日本

民国时广泛使用的“辞典”，则是引进自日本。日本在语音不变的情况下从“字典”里分化出“辞典”一名，以后又根据需要进一步发展出“事典”。其实呢，这三个写法在日语里读起来完全相同，都是jiten。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字典”（jiten）一名在日本人口中与脑中已经生根，很难撼动。日本人在文字上略施小技，用与“字”同音的“辞”“事”便化解了口头称呼上的问题。这让人想起上海话一类的吴语，这三个词在上海话等吴方言里也是同一个读音，不必为选哪一个字而烦恼。

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日本最早出现“辞典”一名应该是在1878年，见于物集高见编纂的《日本小辞典》（参见图5）。既然说“小”，猜测前面可能还有不“小”的辞典。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该书虽曰“小”，在编排体例上与日本现代辞典也还有相当差别，然而却是“辞典”的最初历程。而在中国，“辞典”一名出现已是24年后的1902年，是在梁启超的《新民说》里。该文是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避难于日本时所写，其中写到“倭斯达的大辞典三十六年始成”，以“大辞典”的形式介绍这一新通名。而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08）以及严复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同时确定了“辞典”在中国的地位。严复介绍道：“大西文辞典众矣，以其卷帙，则自盈握小书，至于数十巨册。”梁、严均为有国际眼光之巨匠，见多识广，日本“辞典”一名早已识见多时，已熟稔于心。

图5 《日本小辞典》

2. “辞”的合理性

“辞”这个字有很多意思，但传统最接近word的意义是“话语”。《易·系辞上》：“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礼记·曲礼上》：“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孔颖达疏：“辞，言语也。”又《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朱熹集注：“文，字也;辞，语也。”当然，话语的范围非常大，短至一个word的话语，长至一篇说辞。因此日本用“辞”来对应word以及少量固定用法之phrase，构成“辞典”，显然是对“辞”义的改造或再植入，可谓高明。这引起了我们的深思，为何这样的发明，没有发生在汉字与字典的祖地中国呢？可能是因为国人太受传统的束缚，不敢想，不敢破传统而创新。

3. “辞典”入华二线

中国辞书接受“辞”的新义新用，其实有两条线：一条是直接引进“辞典”作为通名。民国成立后，这类名称如雨后春笋。最早还是在外语类或外汉类辞书中使用，如《英华大辞典》、《汉英辞典》、《汉英新辞典》（李玉汶编 1918）、《汉英大辞典》（张鹏云编 1920）、《英汉双解韦氏大学辞典》（1923）、《世界汉英辞典》（盛谷人编 1931）、《中华汉英大辞典》

（陆费执，严独鹤主编 1930）、《世界英汉汉英两用辞典》（严恩椿，沈宇编 1933）。之后才涉入纯汉语与文化的领域。先是百科或专业性的辞书。如《中国医学大辞典》（谢观编 1921）、《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 1922）、《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臧励龢编 1931）、《四库大辞典》（杨家骆编 1931）。最后才应用于语文辞书，如《华语大辞典》（权宁世编 1933）、《国语辞典》（1936—1945）。

使用“辞典”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台湾省。凡是以语词为释义对象的称为“辞典”，如《重编国语辞典》（1981，修订本1994）、《新编中国辞典》（1992）、《国语日报辞典》（1994）、《最新国语辞典》（1996）、《国语大辞典》（1996）、四十册的《中文大辞典》（1968）以及《远东英汉大辞典》（1977）、《远东英汉汉英辞典》（1993）、《大新明解日华辞典》（1983）等外汉-汉外辞书。

另一条线是只采用了“辞”字，但间接承认“辞典”的合理性。采用方式是“辞+另一字”，是一种更接近中国传统习惯的命名。使用者一般都是纯汉语范围的辞书。例如语文兼百科的《辞源》《辞海》，以及以同义异形词为范围的《辞通》（开明书店，1934）。这三种都是辞书巨册，不满足用“辞典”来统摄自己。此外，如此命名的中外双解辞书至今仅发现一部，即《（增订）英华合解辞汇》（翁良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看来，这条线因其命名较难，能产性较低，已被实践定位为副线或辅线。

（三） “辞书”的出现及其转身

从日本来的名称还有一个，就是“辞书”。这个词最初就是“辞典”的等义形式，是书名里的中心语，如：屈达之助《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57/1862），山田武太郎《日本语大辞书》（1892）。之后，日本很快调整了名词术语，将“辞书”作为最高一级的上位概念，涵盖字典、辞典以及其他语文类工具书。

“辞书”在中国始见于1900年沈翊清《东游日记》，据该书记载，日本已经将“辞书”作为语文类工具书的总称。其中记曰：“书籍室，分十类：一、哲学;二、法律政治;三、历史地理;

四、文学;五、数学;六、理学;七、工艺产业;八、辞书;九、丛书类书;十、图志。另有各种新闻报纸。”可见，至少在1900年前，“辞书”在日本已经完成向最高一级通名的转身，从一般书名的通名部分，升为总括性的普通名词。

“辞书”是本学科顶端的上位概念。该术语的出现，以及字典、辞典/词典和其他语文类工具书的出现，终于搭建完成该学科的基本框架，也基本完成了该学科内的逻辑分类，具有科学意义[2]。仅仅一个下位“字典”或一个上位“辞书”都是撑不起一片天的。只有建立至少上下位两级的名词术语，才能成为一门具有基本架构的学问，并启发人们沿着演绎方向开拓新的领域。由此，也可以反观中国的学术历史，提醒我们，传统学术链条是否曾缺少过某些概念或术语环节，由此可以理清中国学术发展的应有之道。

（四） “字典、辞典、词典”的使用与分野

中国很长时间内都是“字典”和“辞典”双主角。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有两个通名系列。

一个是“字典”，但实际上包含“字”之典与“词”之典两种辞书。长期以来“字典”包含“辞典”，而“辞典”不能包含“字典”。字典的概念大于辞典。究其原因，应该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字”，其概念不限于汉字的“字”，还可以相当于word。比如说，西文一篇文章有2000个word，中文也可以称说为2000个西文“字”。

另一个是“辞典”，却是清清楚楚的“词”之典。[3] 前者，即“字典”，从1815—1823年《华英字典》开始，经过1887年《华英字典集成》、1903年《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到1915年《中华大字典》，又到1919年《国音字典》、1929年《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直至1947年赵元任、杨联陞《国语字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哈佛大学出版社），“字典”既用于以字为单位的汉字辞书，也用于以word为单位的英汉辞书。看起来很方便，实际却缺乏学术的周密性。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因为口语里始终是“字典”，将“字典”作为语文类辞书的统称。很少人会说出“c侏di伲n”二音，总觉得不自然。直到20世纪60年代，笔者的口语与感觉，仍然是这样。6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适应“c侏di伲n”的声音印象。

后者，即“辞典”，随着word的观念逐渐为知识界所接受，编者们与出版社越来越注重“字典”“辞典”的区别。原先基本局限于外文辞书的“辞典”也逐渐进入中文辞书。并且在1928年出现了黎锦熙主持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56年并入中国科学院），出版《国语辞典》简本（1937）与《中国大辞典长编之一》（1933）等;1930年还出现了杨家骆主持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1945年易名为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四库大辞典》《中华大辞典》《群经大辭典》《世界学典》与《古今图书集成学典》等即为该馆所编。

“词典”一名也并非今天才有，民国时已出现：1929年李儒勉所编《实用英汉汉英词典》（中华书局）就以“词典”为名，应该说是开风气之先，到1934年已经出版5版。为何不用当时流行的“辞典”，而独创“词典”一名，且过了很久都无人跟随其后，的确值得研究。

1949年后，在整个中国，出现了名称三分的规范倾向：

“字典”限于解释汉字，如1953年开始出版的《新华字典》，1955年出版的《同音字典》（195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一版）、1986—1990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

“词典”通行于中国大陆，并限于解释“字”与word，如1957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汉语词典》简本（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956—1960年试印本，今已出版至第7版）和1986—1994年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典”仅通行于中国台湾，也限于解释“字”与word。1949年以后，“辞典”一名很快在中国主体部分消失，仅有少量例外，如《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英英·英汉双解）》《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等。该系列词典在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出版在先，而且早已使用“辞典”一名，因此可能是与外方协调的结果。

三、 异质成分的接纳

单语辞书，一向都是以单语言文字为本，不接纳以另一种语言为背景的字符。其合理性毋庸多言。然而民族与语言的接触，却不以此为界。语言的功能就是人际交往，甚至是群体性的语言接触与交流。语言的本质是现实的，功利的。能方便交际，就会接受，并不理睬管理者设定的某些界限。尤其当这些异质成分成为国际性符号，更会如此。因此，0、1、2、3、4……和OK被各个民族群体所接受，就毫不奇怪了。当这些语言符号，稳定于某个民族语言时，那么语文辞书接纳它们，就顺水推舟，合情合理了。自然，汉语辞书也不能例外。这是语文辞书的另一层面的演化。但真要落实，并不简单。

（一） 阿拉伯数字作为标记工具

汉语辞书接纳阿拉伯数字作为标记工具，也即页码、年份和字头编号的标注手段，可能始于中西双语词典，例如1820年的马礼逊词典《五车韵府》等英汉辞书，明显使用了阿拉伯数字标定页码（参见图6），与中国传统辞书完全不同。这部词典是外国人编的，算汉语的还是算外语的，算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的确有些为难。但不管哪一种，总是有历史意义的。完全由国人编写的汉语辞书中使用阿拉伯数字作为标记工具，则始于张在新的《汉英辞典》（参见图7），页码与义项次第都采用阿拉伯数字标写。

然而，大多数汉语辞书依然用汉字数字标记页码。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汉字数字与中文同属一个系统，而阿拉伯数字非我族类。汉语辞书当然应使用同族类的数字。二是从《康熙字典》开始，纯粹汉语的辞书，一直都是竖排的。竖排书籍与阿拉伯数字以及拉丁字母是不谐和的。汉字的设计与定型完全是依托竖写，横写是偶尔之为。拉丁字母与阿拉伯数字则完全是依托横写的设计，与横排相容，而与竖排不谐和。

早期的中国辞书中，我们仅仅发现了一部《新式绘画国音学生新字典》（上海广益书局，1912），采用阿拉伯数字标写页码，而且将页码放在书眉书口处，颇有游离在外的感觉（参见图8）。由于与流行的传统格式相悖，这种形式并无其他辞书跟进，只是昙花一现。汉语辞书仍继续采用中国数字标记页码。

只有在辞书采用横排以后[4]，阿拉伯数字作为页码标记工具，才变得顺理成章。如1931年《世界汉英辞典》，横排，阿拉伯数字页码。竖排的辞书都坚持采用汉字数字标记页码，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1949年后，由于辞书横排全面推行，方才有了彻底的改变。

回看日本，由于日本大部分辞书至今还坚持竖排，因此汉字数字标记页码的传统一直没有根本的变化。像《汉字源》2018年的最新版，还采用了两种形式的页码：阿拉伯数字页码置于眉线，而汉字数字页码仍置于书口的底部。（參见图9）

标记页码虽然是小事，却反映了汉字文化圈地区接纳外来字符的态度。细节处往往最能见真情，不可不认真观察。

（二） 拉丁字母与阿拉伯数字列条之议

一直到今天，阿拉伯数字都没有资格作为字头或词目，甚至还不能在中国数字的词条里以明确的图形来等同中国数字。例如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7版中，仅仅在“数字”条下的义项②里才有“表示数目的符号，如阿拉伯数字、苏州码子”寥寥数语，但没有具体数字字符。到了“阿拉伯数字”条下才见到0、1、2、3、4的模样，但也不见其数字值的对等

说明。

至于西式字母，也只是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条下列出。到了1996年《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才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的名义加入了39条字母词，到第6版也才有6页共239条，然而却闹得沸沸扬扬。但是，这几页纸仍具有辞书演化史的意义。第一，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它们是汉语里使用着的词。第二，承认这种异质形式在汉语文里有某种程度的地位。有学者对此评论道：“这是尊重事实的表现，也体现了对字母词收录的谨慎态度。”

（徐时仪 2016）128但是，它们仍然是另类，不入正册。由此也就引起了一场理论上的争议：字母词到底是什么性质？既然承认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的拉丁字母具有法律地位，为何不能列入

正册？

由拉丁字母开始，又引出了另一问题，更早进入中国的阿拉伯数字又算什么？为什么连副册都不能列入？例如5G、4S店等，用正规汉语汉字怎么表达，又能否通行？

这些都不仅仅是汉语的问题，其实也是辞书演化的问题。它们严酷地摆在人们面前。我们天天在汉语里说的词，为什么不能被承认是汉语的一部分？即使是特殊的一部分

也行。

有人想赶它们出去。从辞书里赶出去容易，从实际语言里赶出去却极其困难。我们可以控制、减少，但绝对赶不干净。因为这违反语言的本质，违反语言规律，也违反国际交流的现实。[5]我们是否应该在汉字条目的正文之外设立几种附编，将各种已经广泛使用的外来字符纳入，而不仅仅是字母词？

（三） “〇”的地位

阿拉伯数字在汉语辞书中没有与汉字同样的地位，其中却独独有个“0”，受到了例外的欢迎，《现代汉语词典》还将它通过变形为“〇”列入汉字字头。这一举动已经引起了争议。有人坚称“〇”已经是汉字;也有人反对，认为“〇”明显是“非我族类”，只是借用了阿拉伯数字，略加包装而已。反对者还指出，“〇”在学理上不具备汉字的要项，至多在方块形式上有了些汉化，在更具本质的笔画、笔形上并无汉字化[6]。至于方块化也只是为了与前后数字汉字谐和而从美学角度做出的尺寸调整（从半角扩为全角），并无实质的

变化。

根据现有的资料，1614年利玛窦（授）、李之藻（演）《同文算指通编》卷五载：“有循此顺加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〇、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此类顺加。”这就明确表示个位数的“〇”已经正式引进。但正式进入实用可能要更晚。“〇”正式进入数字实用行列，日本可能早于中国。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日本于20世纪20年代已经广泛使用于各种数码中（包括页码、编号等）。而在此时期，中国仍坚持用“零”。很可能受到日本的影响，中国也才开始将“〇”实用化。

但是，日本辞书里虽然广泛地用“〇”代替“零”，表示年代、页码、价格等，然而却绝对不将“〇”视为汉字，不列入汉字行列，不作为字头。据笔者查检所见，仅有两款辞书（由加藤明保领衔编写的《汉字源》与《汉和大字典》）在“零”字头下相当于zero义项里以括号注出另一等价的含“〇”实例，但却不承认“〇”是汉字。（参见图10中的义项❺）。其他日语辞书甚至连括号内的地位都没有，在正文里一律排斥“〇”[7]。日本辞书的这种处理值得我们参考。

对于“〇”，当然可以有其他多种处理方式可供选择。[8] 如果这个“〇”定下来了，那么其他阿拉伯数字的处理就应该得到基本相同的对待。这是摆在辞书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我们在商务印书馆编纂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专家审读咨询会（2021.4.6—10）上获悉，该辞书主持者接受对“〇”的质疑，决定不将该字符列入正文。如能实现，这将是一次有胆识的正本清源。

四、 语文辞书还可以怎样编

辞书学家邹酆论道：“辞书应为满足社会需求而编纂”，“要建立辞书是文化商品，辞书编纂应把用户利益摆在首位的服务观念”（周志锋 2004转引邹酆 2001）。的确如此，辞书是文化应用产品，理应将社会的需求、读者的需求作为编纂的第一原则。当今社会、读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已经不满足于汉字的现代规范，而希望了解汉字历史的音形义信息，希望保存家乡方言的汉字语音信息，希望在数字化时代获得每个汉字的编码，希望了解现代汉语词汇曾经的面貌。这些希望与需求是合理而正常的。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响应这些新的需求。

（一） 他山之石——日本辞书的编法

在与时俱进，响应需求方面，日本辞书显然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应当有国际眼光，应当对标世界上最好的辞书，以与汉语最接近的辞书为榜样，追赶先行者。

日本详解汉字与汉语词的辞书有很多。我们挑出两部有代表性的中型汉字语文类辞书来看看。它们是《改订新版·汉字源》（藤堂明保等四人，学研社，2002，正文1773页，收字形12596个）与《新版·汉语林》（镰田正等，大修馆，1998，正文1281页，收字形9405个）。它们以现代规范字形为字头，下面收录有相同的13项古今汉字信息（后面用括号标出中国大致相当的中型辞书的有无）：

①字头的标准字形。【中：有】

②异体字（含古体字）字形。【中：无】

③日本语的音读：汉音、吴音、唐（宋）音或惯用音。【中：相当于方音信息“无”】

④日本语的训读。

⑤中国普通话读音（汉语拼音）。【中：有】

⑥中国的中古调类与韵部。【中：无】

⑦笔顺图解。【中：无】

⑧笔画数。【中：无】

⑨部首/部首外笔画数。【中：无】

⑩用字类别（常用汉字，教育汉字，人名用汉字）。【中：无。部分网络版已有此信息】

主要汉字的甲骨/金文、小篆字形。【中：无】

构字解说（会意、形声或音符、意符等）。【中：无】

该字在本辞书内的排序号。【中：无】

此外，《改订新版·汉字源》（2002）还有另外4项信息：

该字作为词时的词类属性。【中：有】

标明小学一年级学习用字或二年级学习用字。【中：无】

电脑使用的 JIS（日本工业规格集）码。【中：无】

电脑使用的 Unicode（国际字符集）码。【中：无】（以上参见图11）

此外，日本当代出版的辞书，包括小学生用的辞书，还普遍具有以下特点：

套色（双色或多色）印刷，如《汉字源》《小学国语辞典》（参见图12）。【中：无/很少】

随词语而出的插图或彩色插图（而非单独的图片页），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多种彩色插圖的辞典，如字词并兼百科的《大辞泉》（松村明，小学馆1995）。【中：无/很少】

在小学生辞书中引入“结构三分”（整体结构、左右结构、上下结构）的笔画索引，先笔画，在同笔画中用三种图像区分，一目了然，缩小的查检区间，很适合少儿阶段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特点。【中：无】（参见图13）

《汉字源》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中型辞书。名为“汉字源”但实际上是一部收录并解释日语中历史上来自汉语古文献的词语（现代汉语的词极少，仅“指向、括弧、孙文”等少量现代词语）的辞书，当然同时也有丰富的汉字（包括日制汉字）信息，承担着多功能、多信息的职能，在日本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到2018年时已出至第六版。“汉语林”与此相仿。我国缺少此种类型的辞书，可约略相当者应该是《辞源》，但《辞源》属于大型，而且不管汉字。本文以此举例，目的是就“汉字”信息角度开阔眼界，启发新思。如果以汉字信息而言，《汉语大字典》也只是汉字的形体信息，而缺少其他更实用、更现代的信息。我国多种辞书显然在类型上有所不及。

在套色和插图方面，我国小学生辞书虽然也已有不少这样做了，但就套色数量以及插图数量与质量而言则尚有差距。

以上除了第④项训读外，其他19项信息里中国多种辞书只收录了很少几项。可见差别或距离还是很大。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辞书从项目设置到印刷装订上与日本辞书存在差距。我们应该对标日本辞书，读者第一，与时俱进，尽快提高中国辞书的功能与质量。

（二） 中国辞书的未来选择——多信息化与多功能化

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与日本辞书相比，在汉字“字头”条目上，除去普通话读音外，其他信息未免少了很多。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即使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每个字头下仍缺少用字类别（常用、次常用），笔顺图解，笔画数，部首/部首外笔画数，以及电脑用内码等。当然，现在辞书都开始上线，有了网络版，这些网络版里也有了比纸质版更多的信息和功能。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有：发音、书写、汉字级别、汉字结构。《汉语大词典》除发音、书写外还增加了成语搜索、繁简字对照，多序搜索（包括逆序）等。但仍有不少发展空间。至于纸质版则须更上层楼。

中国的辞书似乎太重视辞书间的分工，缺少竞争，这对辞书发展显然不利。大型辞书主要服务于专业人员，适宜有针对性的分工。中型辞书更适合普通民众使用，更应该是多信息、多功能的。许多人不可能购买多种中型辞书，因此，一部中型辞书如果能多收录一些有用信息，多增加一些功能，将造福读者。

中国辞书与日本辞书最大不同点是：中国辞书似乎更多考虑当下的规范性，较少联系汉字的其他信息;而日本辞书却坚持维持这种汉字信息的联系。读者的需求正在与时俱进，随着文化修养的提高，水涨船高，人们不再满足于识字解词，而要求了解传统文化和本地文化，了解汉字的形音义信息。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理解今天。只有联系汉语汉字历史，才能理解汉语和汉文化宝藏。只有跟上时代，才能适应网络-数字化环境。因此，辞书也必须与时俱进，需要丰富辞书的收录内容。如果能根据不同辞书层次或类别适当记载汉字读音的历史信息，那就能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方言，发展今日之文化。很多汉字的历史信息、方言信息，对编者是举手之劳，但对读者却是功德无量。

中国现行的汉字类辞书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不同程度的多信息化或多功能化。根据笔者自身的经验，这方面主要有三项。

第一项，汉字级别或类型的信息。字头下标明常用字级别、HSK汉字教学或测试级别，常用字最好标明基本字（构造汉字用的字）信息、笔顺信息。

第二项，增加中古语音信息。《广韵》或《集韵》的反切，过于专业，也难以为今人所接受使用。因此，如果能从中列出下面四项中古语音信息，对现代读者将会很有用：

（1） 声母的清浊区别，有助于理解当今普通話大部分一、二声的由来;

（2） 入声及中古收塞辅音尾类别（-p，-t，-k），有助于理解北京话声调以及欣赏古典

诗词;

（3） 阳声韵中古-m收尾，有助于欣赏古典诗词，理解某些同音词的由来;

（4） 尖团音区别，有助于理解戏曲咬字与某些同音词的由来。

第三项，方言读音基本信息。配合方言保护工程，附上闽、粤、客、吴等方言代表点的字音音标，以满足大众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

中国现在的语文辞书很多，但同质化现象严重，因而价值也就大大受限。如果《现代汉语词典》碍于规范任务与体例，那不妨编写一些不同类型的中型词典或字典，选择性地刊载以上三项信息。如果此建议能实现，将提升中国辞书的水平，也可倒逼印刷装订的技术。读者也必额手相庆，感谢有这么一类词典，可以解除他们在起名字、题四字景名以及欣赏、吟咏、试作旧体诗词时的困扰。如果觉得此建议的负担太沉重，那么不妨让各方言区各自出版适合本地区使用的辞书，在标注普通话读音之外，也标注本方言区代表性地点的方音。这样，辞书出版就活了，辞书市场也活了。

（三） 在规范型之外——多类型化

中国目前的语文辞书基本上都是单一的规范型。1973年，《现代汉语词典》开始了规范型词典的征程。自此许多语文辞书都围绕“规范”开展编纂。这在推广普通话的时代显然重任当前，情理之中。但当推广普通话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语文辞书也应该开启另一扇大门，即记录语言的过去与现在，为语言研究提供更完整的资料，为保存方言信息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就需要我们在提供规范的同时，也提供更丰富的描写，开拓“规范+描写”的新类型。我们高兴地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正在编纂《现代汉语大词典》。该词典以“守正，存故，纳新”为原则，开创“规范+描写”新模式，大大扩展了收录范围，开拓了释文新格局。我们衷心期待该词典的诞生。[9]

我们还可以突破辞书的框框，将“研究性”因素也有限度地植入辞书中。描写本身就意味着可能描写到多答案或缺少答案的字与词，可能遇到尚在研究中的项目。“研究性因素”，在辞书中可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纳入不同观点的解释（在涉及古汉语、古汉字与外来词词源时，已经有许多先例）。我们希望，不但古汉语和外来词可以这样（参见图14），现代汉语辞书同样也可以如此。像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多有方言俗词，却不知如何正确解释。外语翻译已苦于此久矣。

其二，收录尚未得到解释的字与语词。最早在辞书里打破原先规范的是《集韵》。“《集韵》在韵书中首次收录了存疑字，并用科学的态度进行了标注。”突破了说文规定的“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集韵》“正如在其‘韵例’中所言‘凡字有成文，相因不解释者，今但曰阙，以示传疑’。《集韵》如此做法，扩大了韵书收字的范围，增强了韵书的功

效”。（邓春琴 2011）25-26这就是另一种研究性因素。笔者在外来词考源时也有所反映，以“待考”表示考源空缺。（参见图15）

将以上两项加入辞书，不但可以更完整地反映汉语的面貌，而且相当于张榜求贤，可以激发更多学人共同努力，解答难题，或可启发思想，激活探索或破解的欲望。

（四） 革新检索法——浅度认知的呼唤

当今中国的辞书主要有两种检索类型：一，笔画-部首或部首-笔画两级检索;二，音序检索。曾经流行的四角号码早已实际放弃;曾经有过的笔顺检索也因为太繁琐和不易确定而实际放弃。但是，汉字的特点（难以计算笔画、提取部首，非准确表音等）有时会越出这些刚性检索框架;使用者的情况（初学者或外国人等）又让这些检索无能为力。因此，在今天人工智能的启发下，我们提出“傻瓜认知”的概念，让汉字的非文字学特点凸显出来，开发新的检索系统。所谓“傻瓜认知”就是带有模糊性或不确定性，超文字学的浅度认知。可以想到的有如下两方面。

其一，设置容错度与模糊区间。即容许笔画、部首略微算错，容许读音略微读错，仍然可以让使用者查到目标字词。这些已经在字词电脑输入法里有了广泛的实现。

其二，几何图形归类。比如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包围、整体四大类。这样就对初学者撤除了文字学的门槛，让汉字变得不那么陌生。

如果这两方面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检索系统将让使用者感到亲近和简易。这样的做法也将使汉字走向世界时会变得容易些。

我们应该迎接辞书多信息化、多功能化、多类型化的时代，迎接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与时俱进，千万不要让眼前的成就把自己故步自封起来。

附 注

[1] “条头”是规范的说法。（参看国家标准：《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2003），字典的条头是字头，词典的条头是词头。但如今很少有人用“条头”，由于“词头”有歧义，就改用了“词目”。于是形成词目与字头在称呼上不平行的现象。

[2] “辞书”有广狭而义。狭义指语文类辞书;广义指包括百科性以及各种专科性的辞书。中国有人还创造了“词书”一名，以此与“字书相对”，用来指称语文类以“词”为主线的辞书。但使用者不多。（李行健 1998）51-58

[3] 商务印书馆1919年《学生字典》前后附页广告，包括该字典共有20种辞书，其中名为“字典”的12种（汉字类与外语类混用）、名为“字汇”的1种、名为“辞典”的6种（基本上是外语类）、名为“辞源”的1种。笔者另外看到民国时其他汉字类学生用辞书全部都以“字典”为其通名。可见传统上“字典”更为普及。《中华读书报》（2010-09-02）刊登元尚《英汉（汉英）辞典知多少》一文，指出作者看到1911—1949年英汉双语词典约有60部，大部分以“辞典”为其通名。

[4] 在1949年之前，横排仅应用于外语类或外汉类辞书。汉语辞书基本上是竖排，仅有个别辞书试用横排，例如中华书局《国语学生字典》（马俊如等编，1926年初版）。1949年以后辞书才全领域地改变为全部横排。这显然是接受西方dictionary的影響。横排在日本汉字辞书里极少看到。他们基本坚持日语类辞书、报纸竖排，至今如此。只是到了当代，为学习汉语而编纂的“中国语辞典”才开始横排，如《白水社中国语辞典》（2002年初版）和东方书店的《东方中国语辞典》（2004年初版）。横排，从根本上看，是接受了西语dictionary的方式。

[5] 关于字母词的不同意见可以参见：顾晓微（2016）、刘青（2014）、张铁文（2013）、周庆生（2004）。

[6] 汉字的本质特征有5项：1. 是否符合楷书8种笔画（横、竖、撇、点、捺、折、提、钩），其中前

6种尤具根本性。“弯”在楷书笔画里只具有附属性，没有独立笔形，须与钩组成完整笔画。2. 是否具有表语音或表语义的分工构件。3. 是否具有汉字的组合架构与方块外形。4. 是否承担某种虚实语义。5. 是否表示以音节为计算单位的语音。其中第1条最具根本性与区别性。如果第1条不具备，就可以否决其汉字身份。有人说，“〇”是一画，是折笔。然而，这一笔又从哪里开始？这个折具有楷书的哪一种完整笔形？

[7] 日本收录“〇”的只有为汉语教学编写的几部词典，例如《白水社中国语辞典》和《东方中国语辞典》。它们是借鉴《现代汉语词典》才收录的，为的是与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接轨。

[8] 史有为在《“〇”是汉字吗？》《再谈数字“〇”》《“〇”字规范再议》（刊于公众号《西去东来中传》）三文里提出了一些倡议。归结起来有几点。（1） 词典正式序列里取消“〇”条。在“零”字条下注明表示数目并与汉字数字合用时可改作“〇”。（2） 词典的附编里可以增设“外来字符/阿拉伯数字”，其中“0”后注明“与汉字数字并用时使用全角的‘〇’形式。数字‘〇’与数字‘零’具有同等的文本效力”。《辞书研究》2021年第5期刊载了社科院辞典编纂研究中心解竹的《关于“〇”的争论及辞书收录建议》，作者周全地调查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坚持将“〇”作为汉字收入辞书并单独出条。说是“从实际使用出发”以及与“国家出版的相关规定”一致，但这两个理由又都缺乏说服力，未免遗憾。

[9] 赵振铎（2020）105介绍国外经常就辞书的典范性（prescriptive）和描述性（discriptive）发生争议。“这场争议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其实二者是可以结合的，并非水火不相容。

参考文献

1. 邓春琴.《集韵》在辞书编纂史上的创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1（2）.

2. 顾晓微.《现代汉语词典》字母词收录与修订情况分析.中国科技术语，2016（5）.

3.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1994.

4.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第二版）.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崇文书局.

5. 何九盈，王宁，董琨主编.辞源（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 李行健.我国词书的历史和现状——辞书学学习札记.唐山师专学报，1998（Z1）.

7. 刘青.关于科技名词中字母词问题的探讨.中国科技术语，2014（2）.

8. 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9. 解竹.关于“〇”的争论及辞书收录建议.辞书研究，2021（5）.

10. 徐时仪.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

11. 张铁文.字母词使用是语言接触的正常现象.北华大学学报，2013（2）.

12. 赵振铎.辞书学纲要.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20.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3—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02、2005、2012、2016.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T 19103—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3.

15. 周庆生.主流媒体应慎用字母词.科技术语研究，2004（2）.

16. 周志锋.辞书学之圭臬 辞书史之样板——读《辞书学探索》.辞书研究，2004（2）.

17. 邹酆.辞书学探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南昌大学 江西 330031）

（责任编辑 马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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