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春成

（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铜陵 244061）

最初张爱玲将《金锁记》的译介作品确定为《粉泪》。“金锁记”暗喻曹七巧为金钱舍弃自己的爱情，用一把金锁锁住自己一生。而“粉泪”则将银娣比喻为凄楚的东方怨妇，来确定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女性味道。其后张爱玲将《粉泪》改为《北地胭脂》时同样延续这种思路，小说主人公银娣婚后虽然吝啬寡情，但依存女性温婉，她安分守己、怨而不怒，偶尔调情也悔恨不迭。分家后她依然引诱儿子吸鸦片，气死儿媳，但强度明显偏弱，最终银娣尚有一个儿孙满堂的完美结局。而银娣的原型曹七巧可是一个完美结合所有人性恶的泼妇，刚出场时她先过足鸦片瘾，才蜗行牛步地拜见婆婆；随后恶语诅咒患软骨病的丈夫。另外包括娘家与婆家所有人，都饱尝过她恶毒刻薄的言语攻击。其恶行远不如此，曹七巧为了金钱与情欲，先是引诱儿子变成嫖客和大烟鬼，继而气死儿媳，又亲手毁掉女儿的幸福。《金锁记》所批判的是封建家族让一个正常女人变成阴鸷扭曲的“吃人者”。而《北地胭脂》中的银娣消解了原作中曹七巧那癫狂疯魔的形象，减弱了原文承载的社会现实性及其批判力度。除此之外，两部小说在人物刻画上也存在差别。如曹七巧出场时，只简单地描写了衣饰、容颜与肢体动作，来呈现一个尖酸刻薄的妇女形象。而《北地胭脂》特意描述了银娣出嫁场景及东方婚俗，还强化“裹小脚”、“三妻四妾”等内容，这种描述在小说中比比皆是，都在刻意展示与迎合西方受众的东方印象。

一、《北地胭脂》的译介接受困境

（一）20世纪50年代西方中心主义膨胀，轻视东方文化。作为二战最大赢家，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如日中天，其西方中心主义心态高度膨胀，轻视几乎所有非西方文化。萨义德坦言：西方占有全面霸权性地位情况下，希望通过控制、重建和君临天下的方式驯化东方。然而即便东方作家以卑微服从的心态努力迎合西方主流文化，其译介作品也不过是他们偷窥东方世界的“窗口”。他们只希望透过这个“窗口”看到蛮荒、落后、愚昧的中国而已。1964年，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出版社的退稿信，最令人愤慨的一封竟然如此写道：“小说描写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出版社也曾出版过几部日本小说，也不像这样的肮脏、丑陋与卑鄙。”西方编辑对《北地胭脂》的责难充满了侮辱与偏见。在西方中心主义面前，无论张爱玲怎么揣度与迎合美国及英语世界的读者，西方主流文化都会用他傲慢的东方主义心态进行不对等的诠释与解读。[1]

（二）美国沉默的一代抗拒安稳淡然的东方文化。冷战及朝鲜战争让东西阵营势同水火，美国国家意志权威在反共高潮中肆虐。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指出：在这个随波逐流而意志消沉的时代，令人恐惧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冒出来。在政治的压迫与诱导下，人们没有勇气保持自己个性，不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默、压抑与迷茫。

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美国也步入黄金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科技高度发达。乐观的情绪让美国民众对未来产生巨大期许，而且这种期许是一致性的，许多的蓝领工人与黑人也认为，通过拼搏与奋斗也能跻身中产阶级。在电影等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美国梦”开始扩散。然而在这个“颓废一代”爆发前夜，消费主义横行，追求财富成为人们的终极目标，个人享乐与安逸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性与暴力成为争夺眼球的目标。在理想主义、革命主义双重缺失情况下，美国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时期大量涌现出“反英雄”。这些反英雄失去英雄的崇高品行、丢掉战胜困难的能力与革命开拓性，以及替罪羊式的牺牲精神。他们是社会现实的受害者与牺牲品，无力克制自身的懦弱与逃避，他们最终丢失了内心真实,迷失在追寻人生之路上。而《北地胭脂》则表现“安于现实”的平淡哀怨，以及小门小户的农民家庭式宫斗，这并不符合此时美国读者的重口味。

二、《北地胭脂》译介的问题根源

（一）忽视了东西方文化基础的差异性。首先，东西方文化根基存在巨大差异。西方文化基础为游牧文化，他们更强调开拓与征服，不喜欢被现实环境及家庭约束；其思维方式更独立，个人主义更强烈；而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安于土地与家庭，更容易向现实环境妥协；东方人还强调尊重与包容，倾向于集体主义。[2]《北地胭脂》恰恰讲述农耕文化下小农家庭的生活样态。而张爱玲为强调中国文化，还增加的翻译冗余及强调东方文化的欣赏性，并削弱了故事烈度与人性批判力度；且没有增强人类共通的情感内容。在巨大的东西方文化基础反差下，《北地胭脂》所讲述的故事变得更加生涩甚至不好理解。

（二）过多展示了东方文化的消极刻板印象。小说展示的是文学艺术美学，她通过探索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解构与重构产生苦难的源头，进而来赞扬人性善，鞭挞人性恶，并给与苦难世界中挣扎的人们以悲悯、甚至拯救等。然而张爱玲在《北地胭脂》的译介中，过多展示东方消极的刻板印象以迎合美国及英语世界读者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探索东方世界的真实。这些展示只是单纯突出东方世界的丑陋、愚昧、封建与落后，进以衬托出西方世界高大形象。另外由于作者译介的注意力过多放在展示东方社会文化负面上，或多说少忽视了对人性的全面性发现，缺少对人性闪光的挖掘，忽略了人类情感共通性内容的增强，也导致了《北地胭脂》无法获得美国读者倾心。

三、对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一）文学译介应融合普世性与民族性，强调人类性。歌德认为：作家和艺术家通过讨论、互评、翻译和个人交往来增强国际交流和学术交流，借助文化提高宽容度。通过长时间对话进行相互包容借鉴，相互滋养，让东西方文学及其文化形成水乳交融状态。不过这种东西方的文化包容只是理想状态。戴维·戴姆拉什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世界文学似乎成为美国制造的商品，排挤他国作品。而一个作家首先要植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用比较的视角走进世界文学。白杨也认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汇处是人类性。一个卓越的作家开启他创作之旅时，必先要找到通向人类心灵的路径，在云海浮沉的人生跌宕里书写生存的多重样态。例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其小说以吟唱人性自由与生命无限活力的形式，在永恒的人性底色上书写民族特色的故事，进而获得世界读者认可。

（二）用比较的视角增强文化理解及可读性，避免刻意迎合东方主义。首先，用比较的视角拓宽西方读者的文化视野，为其提供文化的新发现、新领域。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与《生活的艺术》之所以创下华人英语写作畅销书榜首，主要原因以随和温雅的方式，讲述淡然大度、润身养心的东方情调的生活方式，让美国读者发现日常生活形态居然还有另一片新大陆。综合来看，完美呈现东方文化精髓，并行地展示两种文化，继而引发读者对两种文化的思考，深思熟虑这两种文化的优劣并进行选择，进而形成融合，而不是为了刻意迎合东方主义只展示文化负面，才是比较好的译介策略。[3]

其次，用比较的视角探讨中西方文化冲突，让读者在两个文化的激烈对撞中寻求答案。如另一本美国畅销书榜首《喜福会》，谭恩美在小说中讲述了四对母女在巨大的代沟下，在华裔母族文化和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兼容中，对自我文化身份进行艰难摸索的故事。小说里的女儿们在美国主流社会夹缝下艰难生存，在不断自我迷失与挣扎反抗中探索“我是谁”，最终还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心灵的答案，即“母亲”才是自己的根。因此一部好小说，能让读者看到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与生命创伤，以唤起内在共鸣。小说里的人也不会向现实的束缚妥协，他们会以激烈地抗争来换取身心自由，即便她的抗争是无用的，但抗争本身是无价的。

（三）通俗性、趣味性的文学作品更利于传播。萧高彦认为：文学译介中，过于强调其对国家形象及文化的重要影响，反而会伤害文学及文化的创造力。安德鲁·琼斯指出：文学及文化的传播是自下而上的，他们更看重文学译介作品的通俗性、趣味性，那些历史感、使命感过于沉重的译介作品不大可能获得普通读者青睐。[4]因此应在娱乐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之间寻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将中华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蕴藏在西方读者喜欢的类型中。如裘小龙的《红英之死》成功讲述一个才华超众的中国侦探的故事，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大奖。而刘欣慈的科幻小说《三体》刚刚出版，便得到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的垂青。

信息社会，小说译介平民化以成趋势。在大时代背景下，中国网络文学开始横行西方世界。2014年，前美国外交官赖静平（网名RWX）将中国玄幻小说《盘龙》推向北美，首日击量破10万。如今该网站全球总访问量超10亿，越来越多的美国宅男流连在他的网站，乐此不疲地研究“奇经八脉”、“仙玄志怪”等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这种在文学艺术认知上还略显肤浅的网络小说能成功吸引美国读者，不禁让世人惊叹。在这里，东西方最典型的文化差异非但没有变成阻隔，反让美国读者品尝到“新鲜感”。这证明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美国及西方读者读中国的奇幻“爽文”，也同样能感觉“爽”。

综上，译介作品应通过普世性与民族性的结合来展示中国人的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时尚活力的东方文明国家，而不应刻意迎合东方主义想象。同时，我们还要淡化文学译介作品的政治元素，去呈现人类共有的人性内涵、共通的情感内涵、相似的人文情怀内涵，来有效消除文化认知差异带来的藩篱。译介时还应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及趣味性，要注重通俗化、类型化，强调趣味性、流行性，提高其传播性。同时，我们以真诚的态度呈现东方文化正面的同时，也不回避自己的文化负面，以树立一个勇于改革创新的、更加负责任的、透明公开的文化大国形象。在世界大开放、大流动的今天，文学作品应以开放心态迎接美国及西方世界的人们，让西方受众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消除文化隔阂，弥合文化差异性，进一步消除文化欣赏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