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钇琳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8）

关键字：《白雪公主后传》；性别困境；后现代

帕特曼在《性契约》中，尤其是在第四、五章中，就西方公民社会之所以被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现象做出了细致又可靠的分析。“女性被束缚在所谓的私人领域——家庭中，同时被禁止进入男人们为自己创造的公共领域。这种公私领域之分实则是因为男性将女性视为天生的依附者，并不能够成为独立的个体。”[1](P94-95)两性之间被划分的专属领域象征着各自的意义和目的：她是做一个听丈夫话的家庭主妇，而他则是在家庭之外的世界中取得一番成就。这样看来，后现代的意义缺失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男性的问题。对于女性来说，她们似乎并没有丢失意义的焦虑。换句话说，只要她们的意义和目的依旧在于另一性别和家庭上，那么只要这另一性别和家庭继续存在，女性的意义和目的就不会消失。

这始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2](P69)，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是由男人确立并加以维护的。这一男人的世界通过“表达着男权结构又是其组成部分的语言”[1](P86)而获得客观化和持续的正当性。伯格和卢克曼指出，外在的制度世界和人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可由三个时间点来表明：人类主观活动被外化成一种制度世界；被外化的制度世界通过语言获得客观性；人们内化已经获得客观性的制度世界。这也是制度世界的三个特征：社会是人的产物；社会是客观现实；人是社会的产物。[3]对于处于西方后现代的人来说，他们是制度世界的产物。他们根据灌输给他们的信念去符合这个世界，希望信念在世界中得到落实，由此而获得自己的实在感：男人们希望在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有所成就，去获得一种个体性，而女人则囿于家庭之中。她们满心以为这就是自己所有的意义和目的所在，却没预料到这样的生活实则令人失落又迷惘。但在后现代，连本可以获得意义的男性也迷惘而失落，这个世界改变了。他们遭受着自身认同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焦虑，这种焦虑与后现代社会持续的、值得信任的和可靠的参照点的缺失有关[4]。本文就试图通过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这部反映后现代生存现状的小说来探讨女人们和男人们各自的生存困境，以期能为男性和女性在这个新的世界中更好的生存提供一些意见。

一、作为女性的困境

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和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之间是互文的关系。作为“互文本”的是一些“已经写过”或“已经读过”的文字符号，其原有的含义在新文本中发生转换[5]。在这一定义下，《白雪公主》中原有的人物和意义在《白雪公主后传》中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种互文性能使“这一以碎片化为叙事模式的改写作品的意义明白地凸显出来”[6](P67)。由此，接下来对这部小说的分析会在《白雪公主》这一互文本的参照下进行。

《白雪公主后传》以碎片化的章节拼贴、人物荒诞又无意义的话语堆砌反映着后现代的生活和后现代人的生存实况。这一后现代的生活是反童话本质的[6](P67-8)，而巴塞尔姆创作这一小说的目的也是为了颠覆童话故事及其要传达的价值，并揭露出这一价值所遮蔽的东西。

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共同生活在一起，除了与童话故事提到的那样为他们七个人提供洗衣做饭的服务外，在这里，白雪公主还为他们提供性服务。吉尔伯特和古芭指出，童话故事中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生活是她形成驯顺的女性气质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为七个小矮人服务，她学会了服务、无私和家务劳动的关键过程——女性要做的不仅是像个小矮人，还要像是小矮人的仆人[7](P53)。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下，童话故事原有的梦幻性和天真性被彻底抹去，而巴塞尔姆更进一步，直接将白雪公主描绘成一位落入这个制度世界以来几乎所有女人的命运的普通女性。巴塞尔姆戏谑地将她称为七个小矮人的“家庭煮妇”而她也厌倦了这一生活：

“白雪公主的痛苦和抱怨：‘只当个家庭煮妇我已经感到厌烦！’”（34）

白雪公主被拉下梦幻的神坛，成为了七个小矮人的“家庭煮妇”。尽管对此感到厌倦，渴望改变，但她的应对措施似乎并不能真正改变她的这种命运。在童话故事里，白雪公主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她被王后迫害，她被猎人放过，她被七个小矮人救下，她被王子最终拯救。在小说里，“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她渴望的童话世界完全不一样”[8]的白雪公主依旧是被动的。她选择消极地等待，等待她的童话故事所许诺给她的王子。她把乌黑亮丽的长发从窗户口放下，希望某位王子顺着这头发找到她，将她拯救：

“白雪公主的心理：她期待的是什么？‘我的王子总有一天会出现。’……在某人前来使之‘完整’之前，她个人的生活是不完整的。”（59）

在遇到王子之前她认为自己并不完整，以至于尽管“受到当代女性主义的影响并也渴求女性解放，却依旧陷落在依附男人的俗套中”[9](P7)：她还是在渴望有个“真正的男人”来使其完整。王子的出现的确会带她远离服务七个小矮人的枯燥生活，但她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又会再次陷入服务王子的类似的无聊生活中。她依旧相信自己的童话，她无法摆脱自己的童话，因此她悬着头发，她在等待。

对于另一个女主人公简，她对应着童话故事里白雪公主的继母王后。她们之间的关系依旧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简说：

“我曾经美丽，我曾经是她们中最美丽的。方圆几里的男人们都前来拜倒在我的法力之下。但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在心中培养着恨，是一种处心积虑的恨。”（31）

如今方圆几里的男人们拜倒在白雪公主的头发下，简嫉恨。这种嫉恨被视为是女人的属性，尽管男人也会有恨，但这种嫉恨专属于女人，即“被男人选上”而展开的斗争[10]203。在后现代社会，男人依旧物化女性，女性依旧为了得到男人在美貌上的追捧而展开竞争。前者可从小矮人将白雪公主物化到一条红浴巾中得出，当然这种物化必然包含着一种性暗示。后者就可从简与白雪公主的关系中得出。简如今作为在美貌上失落的一方而愤恨不已，白雪公主如今作为最美丽的女性，则在利用她的美貌试图吸引能给她带来幸福的王子。她们都很明白，“只有自己始终是美丽的，才能得到爱情和幸福”[2](P336)。童话故事中，站在镜子前一再确认自己是最美丽的是继母王后，而在小说中，站在镜子前的是白雪公主，她在观赏自己的身体：

“这对乳房，我自己的，依然远离躯干，亭亭玉立，那是本该如此的。躯干本身也充满魅力。……凝脂般的肚皮！出现在装饰过度的镜子中令人瞠目的屁股！还有两条特别秀美的大腿，包括膝盖这一重要部分。”（120）

她把自己作为“一种永远美丽的艺术的对象”[7](P53)在进行欣赏。因此，简和白雪公主都下意识地去符合这个世界给她们所制定的标准、去拥有她们应该要有的期待：她们要美丽，她们要期待王子。

乍看之下，女性的困境似乎是无法拥有一个理想的被依附者的焦虑。但从根本上来说，女性的困境是她们历来被剥夺了通过自己而实现意义的可能性。这一现实就算是在发生剧烈震荡的后现代社会也如此不可撼动，因此就算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她们仍旧在期待男性的拯救，而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和他们创造的世界和价值将她们牢牢地固定在依附者的地位上，以至于连解救自己也还是一种依附者的态度。

二、作为男性的困境

在西方后现代社会，“关于社会责任、英雄主义、道德风尚等所有先前固定的概念都受到怀疑，面临挑战”[9](P13)。男人们发现自己无法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实践并实现这些价值和概念，以至于原本可从这一过程所获得的意义和个体性也不复存在。

保尔作为童话里王子的对应人物，尽管依旧拥有王室血统，但却不再是王子。在小说第20页保尔首次出场的论及其身份和其父亲的内容中，无不流露出巴塞尔姆的讽刺之意。巴塞尔姆善于运用讽刺，他坚信“当把不真实的陈述为真实的时候，讽刺具有从概念上谋杀一切存在的力量”[11]。因此，尽管保尔身上的确流淌着王室的血脉，他也在不断地强调自己王子的身份，但倘若一切都在讽刺的语境下，那么不管复述几次自己王子的身份，这一切也只意味着他并不是王子的事实。

他跟白雪公主一样，依旧在幻想。他幻想自己是个真正的王子，幻想他该做的事。他说他有比他父亲更宏大的志向，他在思忖历史托付给他的下一个任务。他要去干一番大事业，就像人们会去期待一个王子会干出一番大事业一样。但在对于白雪公主为了引他来而从窗户口放下的长发的反应来看，他似乎并没有能力成为白雪公主所期盼的王子，那个童话所构筑的王子：

“‘……，我尤其要收回今天从失业办公室来这里路上看到的从那窗口披下的长长的黑发。它使我感到特别紧张，那头发。… 头发黑如乌檀！但它使我紧张得要命。牙齿……钢琴课……’”（77）

其他人也跟白雪公主有同样的期待，两个年纪较大的男人看到这头发也认为这头长发是为了吸引王子，而且也应该由王子来收复：

“你得找个保尔，或者保尔那样的人做这种事。没准儿保尔甚至现在就站在侧厅里，束紧裤腰带准备进去呢。”（73）

可是保尔直到临死前也没有以王子的身份和能力来收回这头头发。

与白雪公主一样，他也被拉下了梦幻的神坛。保尔变成了一个修道士，之后又变成了一个“观淫癖”，站在树下观看赤身裸体的白雪公主，“品味着人类交往的美妙体验”（123）。然而这时巴塞尔姆直接指出：

“保尔的王子风度不知怎地已经丧失，没有光环的赤裸的保尔，只不过是又一个自命不凡的资产阶级分子。”（130）

现在已经明确，保尔不是王子，最多也只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资产阶级分子罢了。接着：

“‘保尔是只青蛙。他彻头彻尾是只青蛙。……但他纯粹只是只青蛙。……要么我过高估计了保尔，要么我过高估计了历史’。”（140）

在巴塞尔姆的小说中，曾经是童话故事里气度非凡的王子实则是青蛙。这个世界并没有王子，也不会托付给他什么伟大的使命需要其完成。

与王子相比，小矮人的迷惘似乎更甚一筹。他们的原型是莱斯大学的七名男生，代表着现代美国青年，是一群感到与社会格格不入、对现实不满，但除了满腹牢骚和怪话外又无所作为的人[9](P8)。他们干着冲洗大楼和生产婴儿食品的工作，可他们渴望做些更具男子气概的事情。按照吉尔默的说法，这种男子气概是一种在文化上强加的理想，男性必须遵从，它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集体再现[12]。通过获得它，男性能够被其他男人承认其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或更准确地来说，真正的人，而进入他们为自己创造的共同领域并获得一席之地。与女性一样，男性也被灌输了他们应该要拥有的期待：他们要成为英雄般的男人，他们要拥有女人。比尔说，他一度想成为伟大的人物。他们又说：

“也许我们不应该坐在这里照看食品大锅，冲洗大楼，……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也许我们应该做些完全不同的事，改变我们的生活。”（71）

这种抱怨的想法是在遇到白雪公主之后，而这之前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好。他们知道白雪公主从窗户口放下长发意味着她对生活的不满以及对他们的不满，她渴望改变而做出的行为困扰到了他们，更确切地说，困扰到了他们作为男人的尊严。他们想要成为英雄，可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成为英雄。他们陷落在自己“不够男人的厌恶”[10](P235)中。他们迷茫，他们愤怒，他们在梦里炙烤白雪公主，他们在现实里绞死比尔。

对于英雄梦的失落，或更准确地说，对于过去的英雄梦无法在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实现的这一现实来说，也类似地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面临类似困境的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人物埃阿斯。“旧式荷马英雄主义的行为模式在当时发展中的被认为更适合于城邦制度的雅典民主制度所挑战。埃阿斯作为最后的英雄，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意识到了这种变化，由此也意识到了世界的变幻莫测以及其对时间的屈从，而他的死不仅表示着对这个新世界的抗拒，也表示着旧世界就此的没落。”[13]小矮人们不会选择跟埃阿斯同样的命运，他们并不是英雄，也永远不会成为英雄。他们跟王子一样，只是徒劳地幻想成为英雄。他们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世界的变化，依旧困于无用的抱怨之中。

结语

对于经典童话的这种互文性改写反映了后现代的人们在精神荒原上试图寻找精神家园的渴望，而文本中无厘头的、荒诞不经的语言却道出了人们对于这种寻找的无望和茫然[14]。本文更倾向于认为这里 的人们只包含了男性，男性拥有这种精神家园，并渴望重拾它。但这当然不是说女性在后现代社会中不茫然，女性依旧“被牢牢地固定在主妇角色上，变成了阻碍和消极的象征”[2](P341)。女性自陷入这种家庭主妇的命运开始，这种茫然就一直存在，只是它不被重视罢了。

后现代的世界无法提供成为英雄的途径，不再能够产生英雄，可女人依旧期待英雄，男人依旧期待成为英雄。小说最末，白雪公主重拾童真、羽化登仙，男人们又踏上探寻一条新原则的路，历史的循环又再次开启。男人们和女人们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只是重复过去的老路，继而又会再次陷入同样的迷惘与失落中。这是小说的结尾，但不是本文的结尾。通过对这部小说男女两性各自的困境分析，本文希望未来男女两性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女人尽管被生育所限，但这并不剥夺其成为独立的生命体的可能性。男人们能够以平常心接纳女人。每个人，而不是男人或者女人，都能够首先作为一个人得到尊重，一起为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而共同努力。

注释：

文中所有引用的小说原文均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由虞建华翻译的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