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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葡萄柚》中的“加拿大性”研究

2022-03-18

绥化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关键词:弗洛葡萄柚罗斯

孙 静

(安徽三联学院外语学院 安徽合肥 230000)

门罗生长于加拿大一个美丽但又闭塞的小镇,这促使她萌生了一种文化意味上的“边缘心态”。边缘心态使门罗在生活上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妇女,正如门罗所说:“这里的整个文化带着巨大的影响冲击着她,她一旦返回到边缘,拥抱这种边缘心态,就会发现‘主流’难以观察到的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世界,更能体会到这真实背后的无趣乃至裂痕。”由此,她选择了“边缘”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选择了“边缘”的文学内容——小镇平凡女性的日常生活。

一、地域边缘身份的逃离与重构

“在加拿大的文学传统中,区域对于人的身份塑造作用远大于家庭传统、性别或者政治倾向。”[1]由此可见,区域对人的身份构建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小说《半个葡萄柚》作为《你以为你是谁》系列小说的第三个故事,似乎包含了加拿大女性成长小说的所有经典元素。故事以罗斯的高中生活为主线,描述了她在一个平凡小镇成长过程是复杂心理与活动。小说描写了罗斯意识到小镇生活的脆弱性和易错性的整个过程,封闭的当地社区赖以生存的行为准则,以及违反现状的危机和挑战。这个故事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你以为你是谁?”隐含着一种超越出身的批判,因为保守的阶级意识在加拿大人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根深蒂固。在这区域内,她受到的局限之间的冲突最终教会罗斯如何策略地重塑她的身份,即通过放弃女性的“说话”传统,选择男性的“阅读”行为,罗斯一次次成功地摆脱了公众期望的负担,成功塑造了自己的身份。罗斯的案例概括了一种国家对其自己矛盾的文化身份的焦虑,在地理和文化上,加拿大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与此相类似的是,罗斯的家庭也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既非属于城市,也非属于乡村,当罗斯进入镇上的学校时,她对自己的身份感到非常困惑,这种身份的困惑不仅是对加拿大复杂的宗教文化的模糊理解,也包含了西汉拉提小镇的那种地理边缘性的切身感受。整个故事以一个简单的陈述开始:“罗斯通过了考试,她过了桥,上了高中。”

罗斯每天穿过的那座桥实际上是贫穷的西汉拉提镇和繁荣的汉拉提镇的分界线。这本书集中的第一个故事《皇家殴打》(RoyalBeating)中有一段描述,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部分的对峙:

桥的两边连接着汉拉提和西汉拉提小镇,中间有条河把两镇隔开。在汉拉提小镇,社会结构从医生、牙医、律师到铸造工人、小工厂的工人和马车车夫;在西汉拉提小镇,社会结构自上而下则是由小工厂的工人到铸造工人到大量的穷人家庭,比如有临时的私酒贩子、妓女和没有什么名堂的小偷和小混混。所以罗斯认为自己的家庭横跨在河上,不属于任何地方,她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家不属于西汉拉提小镇,但其实这并不是真的,罗斯家的店在西汉拉提小镇,显然,桥所连接的这两部分的区别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而且在经济上、职业上,课堂上、以及生活方式上的。罗斯每天从桥的一边到另一边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女主人公在身份问题上的困惑。

在小说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食物,食物是汉拉提小镇和西汉拉提小镇人重要的身份标志。上学的第一天,小说主人公罗斯就发现了这个事实,并敏锐地意识到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当老师问早餐吃什么时,乡下人的回答是炸土豆、茶和粥、茶和煎蛋;而镇边则声称有吐司和果酱、培根,玉米片,甚至有华夫饼,还有橙汁。把两个小镇的食物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城镇食物进行对比,乡村食物更容易得到,而且都是家庭制作的较粗的食物,城镇的食物则可以提供更多的营养,并且有些只能在市场购买。因此,当轮到她回答早餐吃什么的时候,罗斯回答的是“半个葡萄柚”,而不是“茶和粥”,因为“茶和粥”会把她标记为一个乡村女孩。

在小说中葡萄柚是非常罕见的水果,罗斯的回答显然高于她的社会地位,逃离了她自己原有的身份。其次,她说只吃半个葡萄柚,而不是一个或几个,这种回答更接近中产阶级为了保持身材和活力而追求的健康饮食习惯以的理念,而不是工人阶级享受饱腹感的感觉,进一步逃离自己原有的身份,构建一种高于她社会地位的身份。

《半个葡萄柚》一开头描述的场景具有很强的自传性。作者8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她四年级开始的时候,她母亲把她从下城学校搬到小镇上的威格汉姆学校。作者母亲这样做为了不让作者因为区域产生而心理上的边缘感,同时也体现出加拿大国民心理中的“边缘感”和“焦虑感”。《半个葡萄柚》捕捉了作者自身的异质与异化经历,并将其融入一个充满文化内涵的场景,同时也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居于间性”。加拿大是一个后殖民国家,无论是在“新法兰西”还是在英属北美时期,加拿大都是作为欧洲文明的边缘存在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加拿大都更依赖宗主国,需要通过仰望中心来确定自我的位置,通过复制母国的秩序来建设文明。在加拿大的国民想象中欧洲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加拿大家庭还习惯于把子女送回欧洲接受教育。然而在现实中,美国早已取代欧洲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的中心。[2]美国的强势发展使得现代化几乎与美国化成为了同义词。建立在大众消费文化基础上的美国价值观以一种骄傲的、全新的文化形态或生活方式向精英主义传统的欧洲文化发起猛烈攻击。[3]加拿大在面对欧洲精英文化和美国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加拿大国家呈现出“居于间性”的特征。

二、家庭边缘身份的反抗与妥协

在小说中,主人公罗斯和她的继母弗洛通过相互交流故事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性联盟,她们“会坐在厨房里”,“弗洛会煮咖啡”,或者让罗斯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可乐”。讲故事的行为似乎成女性独有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这对母女各自讲述的故事,实际上是从女性的角度重构了当地的历史。以继母弗洛在《皇家毒打》中描述泰德家族的故事为例,这个故事给弗洛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来稳固自己的道德地位:残暴的屠夫父亲;被残忍父亲殴打的畸形女儿贝基、乱伦生育的谣言、对父亲的模拟审判和谋杀、对涉案年轻男子的审判和最后赦免以及贝基随后的公众社交生涯。讲故事成为了一种随意的做法,继母弗洛把父权制下的规范变成了自己讲故事的优势,可以自由地对故事中的人物做出判断,这是一种想象力,一种优势,一种道德优越感。

罗斯上学后,继母弗洛和罗斯互换了角色,罗斯是那个把故事带回家的人,弗洛是那个知道角色名字并等着听的人。罗斯所讲述的关于Kotex和鲁比·卡奴瑟斯的性冒险故事,与弗洛过去常给罗斯听的故事如出一撤,所有这些都是哥特式的,都是讲述其他人的道德败坏的故事。然而,当罗斯追随弗洛的脚步真正加入女性的谈话活动时,她不仅既挑战了男性的规范,并且承受了这种规范所带来的痛苦。尽管罗斯从她的继母弗洛那里继承了女性讲故事的传统,然而罗斯给弗洛讲故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例如,她小心翼翼地避免给弗洛讲半个葡萄柚的故事,因为她很清楚哪些故事是“正确的”,哪些故事是可以讲的。凡是罗斯告诉她的事,她都要扮演一个上级,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然而对于阅读,罗斯有着不一样的态度,虽然父亲公开宣布他对弗洛文盲的赞赏,同时也表示对罗斯的阅读活动表示警告。然而即使这样,罗斯在内心深处依然想与父亲结盟,摆脱小镇女性的“口述”传统,选择男性的“阅读”活动。因为文学指向一个理想的世界,颂扬高尚的人道主义,然而一个贫穷的乡村女孩,一个贫穷的农民,不幸被排斥在那个世界之外。

那么面对“口述”传统的继母和热衷阅读的父亲,“居于间性”的罗斯到底更像谁呢?她既不像她那位愚昧粗鲁的继母弗洛,弗洛鼓励罗斯讲述那些从学校带回家的故事,也不是特别像她的父亲,虽然她和父亲都喜欢读书,但她缺乏父亲的自制力和他用双手劳动的能力。更糟糕的是,罗斯对他父亲而言是一个“耻辱”,因为她的书生气与她的性别不相符;在父亲眼中,一个女人“应该是思想上幼稚、天真,鄙视地图、长话和书中的任何东西,充满迷人的混乱观念、迷信、传统信条,但罗斯明显不符合父亲心目中的形象。但罗斯最终依然放弃了小镇女性“口述”传统,选择了男性的“阅读”活动,实现了自己的身份构建。

三、社会身份的追寻

主人公罗斯沉迷于古典文学,但事实上,古典文学在给她启迪的同时,也强化了她的边缘化意识。通过阅读高雅的文学作品,罗斯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帝国文学的矛盾感情,她不能在高雅文学的现实中完全构建自己的身份,也不能屈于小镇的现实。于是罗斯发现自己陷入了对男性逻辑和力量的寻找之中。在努力摆脱文化“中间”的过程中,罗斯最终学会了对自己的雄心壮志要严格管理。不过她发现莎士比亚经典作品麦克白夫人是她的一个榜样,罗斯之所以对麦克白夫人有亲切感,是因为她有强大的意志去获得强大的权力,同时也遭到了负罪感的折磨。“她没有想过自己是一名演员,在舞台上扮演麦克白夫人……她想象自己就是麦克白夫人。”通过饰演麦克白夫人,罗斯觉得自己的向往和罪恶感是正当的,找到了支撑下去的理由,她觉得自己必须像麦克白夫人一样,压抑自己的女性本能,才能变得雄心勃勃。她必须压抑自己的同情心、母性和脆弱的本能以及与女性气质相关的而倾向于野心、冷酷和好斗。在她对权力的追求中,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如果她想摆脱自己的边缘化,她就必须突破小镇的禁锢。因此,当比利.波普嘲笑她的雄心壮志时说:“你在看你的课本吗?你想成为一名教师?”罗斯干脆直接承认了自己的野心,让她闭嘴并回答:“我可能会的。”另外,罗斯也用同样的方式直接面对她父亲的死亡。当比利.波普安慰她说,她的父亲很快就会在医院康复,医院里有设备和医生,罗斯只是反驳说,“不,他得了肺癌。”她坚定地说,带着陌生人的超然。罗斯直率的态度违反了镇上的礼节禁忌,进一步使她与家人疏远了。同时,罗斯对死亡的直接态度也标志着她脱离了整个当地社区,脱离了加拿大人“受害者”的心态,脱离了清教徒吃苦耐劳的传统。通常镇民不会直接谈论死亡,以为死亡意味着一种秩序的终结,代表着一种超出理性控制的野蛮冲动。因此,他们通常把死亡视为一种“命运”。人是听天由命的,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会尽力保持“适当的秩序”。[4]例如,在弗洛的故事里,作为一个女孩她吃了一些发霉的蛋糕后希望死去,她的反应只是走到仓谷的一个角落里,在那里等待死亡。同样她的父亲也是如此,在面对死亡时,他也和其他人的反应一样,穿好衣服等待“体面的死亡”,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如果死亡没有发生,他们会很不安。然而罗斯讨厌人们暗示事情的方式-退缩和等待。通过坚持对世界的直接观察,直接面对死亡,罗斯最终逃脱了公众对她的期望,获得了自由,实现了自己的身份构建。

结语

《半个葡萄柚》通过女性成长小说的形式,探讨了加拿大对自我身份追求与小说中女主人公罗斯寻求自我身份构建的相似性。这个故事描绘了一个生活在城乡边地带的小女孩第一次经历的自我追求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冲突,通过捕捉罗丝“寻找身份”的关键阶段:她放弃了小镇女性口述传统,选择了男性的“阅读”活动。在现代社会,持久和权威的语言总是书面语言,而不是口头语言,不是一般语言能力的有机成长,而是需要学校和大学机构的帮助培养。因此,教育本身就是文化不平等的代表,对边缘群体反抗文化霸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既让他们了解自己在文化资本上的劣势,又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通过打破文化隔离和压迫来获得认可和权利的手段。当边缘群体抛弃口头传统,转而养成阅读习惯时,他们最终的摆脱了旧的身份,也摆脱了旧环境的智慧与偏见。

故事揭示了主人公罗斯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对立势力:汉拉提小镇和西汉拉提小镇、城镇和乡村、学校和家庭、男人和女人。这些对立的力量使得罗斯的身份探索一直处于不断变化、调整、谈判和妥协的过程中。可以预知,在她未来对权力和自由的追求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谈判和妥协等着她。教育在罗斯认识自己的文化“中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最终将引导她在小镇之外的男性力量世界中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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