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静

（安徽三联学院外语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纯真年代》是伊迪斯·华顿的代表作之一，获得了1920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作品描绘了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社交界，刻画了年轻律师纽兰德和埃伦的情感历程。《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发表于1943年，塑造了范柳原和白流苏两个经典的人物形象。虽然两部作品发表年代相近，但却讲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女性故事，从女性视角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的个人追求。

一、艰难的生存状态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华顿和张爱玲两位作家文化背景不同，家庭背景却相似，都出身名门，在创作题材选取上都侧重各自生活的环境。华顿的很多作品选材都来自她熟悉的老纽约上层社会，张爱玲的作品题材也是她所生活的旧上海腐旧大家族里的故事。《纯真年代》深刻剖析了老纽约上层社会虚伪保守的道德观念，埃伦一心逃离不幸的婚姻，回到纽约的大家庭寻求庇护和自由，却不知其到来却引起了家族内的轩然大波，离婚的行为根本不被理解和接受。《倾城之恋》中同样无法忍受不幸婚姻的白流苏勇敢离婚，回娘家后也处处遭受白眼和冷落，不得不谋求二次婚姻和生活着落。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在婚姻和生活中却面临相似的困境。两部作品都描写了作家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圈，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冷漠，题材相近。

作为女性作家，两位作家的《纯真年代》和《倾城之恋》在创作主题上也相似。两部作品都围绕爱情和婚姻展开，女主人公在面对不幸婚姻时都勇于抗争：埃伦一直在争取离婚，白流苏更是无畏世人眼光，勇敢离婚远离前夫。在面对新感情时，埃伦和白流苏都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和追求，前者拒绝了纽兰德私奔的提议，远走巴黎，后者在没有婚姻保障时，一直和范柳原保持距离。两位女主人公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有着相似之处，都憧憬爱情的美好和婚姻的保障。虽然埃伦最终孤身远走他乡和流苏顺利结婚的结局不同，但是二者对爱情的追求和对旧家族的抗争历程相似，最终结局都带有苍凉感。两位作者都表达了对同时代生活在不幸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女性的同情，揭露了大家族对婚姻失败的女性的无情抛弃。

相似的创作题材和主题揭示了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的艰难生存状态和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女性仍然面临男权社会的压力，但是女性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开始敢于抗争。

二、出走而又返回的挪拉式人物

《纯真年代》和《倾城之恋》在讲述老纽约和老上海大家族里女性的婚恋故事时，塑造了众多人物，两部作品在主要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女主人公身上都有创作者的影子。华顿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古老的琼斯家庭，从小家境优越，生活富足，三岁起随父母周游欧洲各国，接受欧陆文化熏陶，成年后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华顿个人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幸，年轻时遭遇退婚，后来与爱德华·华顿结婚，婚后生活不甚如意，长期旅居巴黎，最终离婚。华顿把自己的个人经历影射到《纯真年代》中埃伦的身上，埃伦的出身和人生经历正是华顿本人的写照。同华顿一样，张爱玲也出身豪门，接受过新式教育，婚姻不顺。《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身上也有着张爱玲的影子，虽然出身腐旧的大家庭，但是面对不幸婚姻和家人指责却敢于抗争。华顿和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时都把自己的故事写了进去。

其次，女主人公在性格和女性意识觉醒程度相似。华顿笔下的埃伦是一位接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思维活跃，性格独立的女性，内心意识到。埃伦嫁给波兰贵族后裔后，与丈夫不和，回纽约时正考虑离婚，这一行为是老纽约社会不能接受的。因此，埃伦在纽约的生活远不如她想象的美好，老纽约上层社会视她为异类，处处提防。在这种困境中，埃伦勇敢面对异样目光，坦然出入各种家族聚会。在与纽兰德的交往中，埃伦虽然深爱纽兰德，却并不依赖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纽兰德身上地责任和两人私奔后的结局，她的这种独立精神使其没有成为安娜·卡列尼娜式的悲剧人物。埃伦内心女性意识的觉醒促使其不断追求精神上的独立，但她没有认识到精神的独立与经济的独立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丈夫回纽约后，埃伦与姑妈没有经济来源，依赖家族接济生活，这使得她一方面要抗争老纽约社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老纽约社会。埃伦的婚恋遭遇与华顿本人的婚恋遭遇如出一辙，映射了美国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抗争和无奈。

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是知识女性，敢于抗争婚姻的不幸和家族的压力。白流苏的时代已经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西方文化思潮已开始影响中国，作为知识女性的白流苏已经开始觉醒，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因为婚后不堪忍受凌辱生活，白流苏愤而离婚，与旧式婚姻抗争。流苏回到娘家后，可是娘家早已没有她的位置，家人对流苏的离婚归来没有包容和安慰，只有冷嘲热讽。在旧式家庭的压力下，流苏勇敢出走，追求与范柳原的婚姻。然而，同埃伦一般，流苏并没有经济收入，因此流苏在二次婚姻中异常清醒，她的追求不是纯粹爱情，通过婚姻谋求生计是一个重要原因。流苏敢于抗争男权社会施加给她的种种压力，却又无法离开男性独立生活，这注定她的抗争会以妥协告终。在流苏的故事里既有张爱玲母亲的影子也又张爱玲自己的影子。

埃伦和流苏性格上有许多相似处，身上的女性意识都已觉醒，她们渴求自由，敢于和世俗抗争，但是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始终没有走出男权社会。

最后，女主人公命运相似。男权社会下，埃伦和流苏的命运惊人的相似。虽然两个故事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但是背景中的社会本质都是男权社会，这决定了两位敢于抗争的女主人公的最终命运。埃伦最后远离纽兰德，去了巴黎，与恋人天各一方，再无会面；流苏最后和柳原结婚，可是她的第二次婚姻与前一次并没有实质的不同。两人的命运都充着这无奈和悲凉，都像是出走又返回的娜拉。

三、精致的女性创作视角

华顿和张爱玲分别是美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女作家，各自风格不同，但是都擅长从女性的角度观察世界的变化，关注同时期女性的生存状态，对男权束缚和压抑下的女性抱有深切的同情，也深刻剖析了女性自身的弱点和对男性的依赖。尽管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两位女作家的女性创作视角却惊人的相似。

《纯真年代》发表于一战后，经历战争洗礼后，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巨大变革时期，华顿以女性特有的敏锐观察记录着美国社会变革。作品中没有直接描写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作者通过作品中女性的婚恋选择情况微妙地传递了社会变革信息。故事中纽兰德与梅的婚姻完全符合老纽约上流社会的婚姻规则，被视为天作之合，既可保证血统的纯洁性，也可避免家族财富外流。然而，埃伦逃离丈夫追求自由的行为则被老纽约圈子所不齿。代表资产阶级新贵力量的朱丽叶斯·博福特凭借财富娶到名门之女，跻身上流社会，地位却并不巩固。等到故事结尾时，情况已悄然发生变化，博福特的私生女安妮回到纽约时受到人们的欢迎，与埃伦当初的情况截然不同。而安妮与纽兰德长子的婚姻更是反映了新晋权贵在社会新旧势力交锋中的胜出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改变。

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中将目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和家庭，关注男权文化下女性的处境和生存状态，通过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命运发展传递时代变化发展的信息。《倾城之恋》流苏的第一段婚姻是门当户对的旧式婚姻，作为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女性，流苏在面对夫家的凌辱时，不再像旧式妇女那样忍辱负重，她勇敢反抗。回娘家后流苏目睹家族败落，积蓄被家人投资失败，华侨富商范柳原的出现给流苏带来了一线希望。这种希望与其说是对爱情的期望倒不如说是对未来生存状态的希冀。败落的旧家族已无法为流苏提供庇护，她不得不寻求更强大的庇护者。范柳原的华侨富商身份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新贵力量，与流苏的话语交锋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新贵力量对败落旧贵族的不屑，他已不需要通过与旧式大家族的联姻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身份和地位早已高于流苏。香港战争的爆发又把每一个人都卷入了社会动荡的漩涡，流苏与柳原的婚姻中掺杂着动荡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虽然没有直接的社会革命和战争场面描写，但是社会变化和战争的无情已跃然纸上。

华顿和张爱玲同情男权社会束缚下的女性，却无力为她们指明出路。这两部作品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剖析了女性不幸生活的根源在于没有经济来源，希望埃伦和流苏这样的女子可以实现精神和经济上的独立。但是受时代和自身制约，两位作家没有能够为她们指明出路。《纯真年代》中，埃伦既不甘心做丈夫的花瓶，也不愿成为纽兰德的情妇，追求独立和自由，回到纽约时依靠家族接济度日。华顿没有再述说埃伦远走巴黎后的生活，但是读者不难想象其生活的艰难程度。张爱玲欣赏流苏的抗争，同情她的遭遇，给她的命运安排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可是实质上，流苏依然依赖婚姻生存，不愿意因谋求差事而失去淑女身份，不能独立生活于世，战争也没有能够让她成长为革命女性。流苏的抗争和努力并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她依然依赖男性生存。再追求独立的道路上，埃伦和流苏是相似的，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男权社会。

四、鲜活的女性群体生存状态

华顿和张爱玲在《纯真年代》和《倾城之恋》中描绘的女性群体生态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体现了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女性意识发展的共性。

《纯真年代》中塑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纽约上层社会女性群像，其中以梅·韦兰为代表的男权社会传统女性和埃伦·奥伦斯卡为代表的新女性的生存状态对比最鲜明，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上流社会女性在时代洪流下的遭遇和觉醒。梅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符合老纽约对淑女的要求，也是纽兰德心中理想的妻子，在婚恋市场上十分受欢迎。纽兰德眼中纯真无邪的梅并不是她的真实面貌，只是以纽兰德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要求。当梅发觉到丈夫和埃伦的微妙关系时，她以自己的方式保护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不再是对男权的逆来顺受。梅虽然遵循传统，温柔贤淑，但是她并不同于她的祖母和母亲，她有着自己的思想和追求。与梅相比，埃伦的独立更加张扬大胆。在精神上独立自由的埃伦深深吸引了纽兰德，她的特立独行在老纽约眼中却是异类。因此，在梅实施自己的婚姻保护行动时，整个老纽约上层社会都站在了梅的队伍了，大家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欢送埃伦的离去。在男权为主导的老纽约圈子里，表面顺从男性道德要求的梅虽然得到了旧权势的认可，但是她在男权社会下的独立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埃伦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是当时女性的典范，这种意识是男权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处处受压制的。故事中，明戈特老夫人代表了年长的纽约上流社会女性，她喜爱梅，同情埃伦，对埃伦的遭遇有心无力。明戈特老夫人深刻了解当时的社会规则，并为规则所驯化，不敢违反男权社会制定的规则，对现实无可奈何。所以，当埃伦在纽约受排挤时，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埃伦远走他乡，无法为埃伦提供庇护。纵观整个故事，在世纪之交的美国上流社会中，女性的独立意识已经觉醒，但是囿于时代局限，她们不得不依赖男性生存，生存状态颇为艰辛。

发表在《纯真年代》之后的《倾城之恋》关注了20世纪初中国上海旧式大家庭中女性复杂艰难的生存状态。流苏代表着五四运动后受到西方外来思潮影响的新女性，白府中流苏的母亲、三奶奶、四奶奶等则是旧式妇女的典型的代表。在母亲和四奶奶的眼中，离婚流苏是婚姻市场所嫌弃的对象，便放心地让她陪宝络去相亲。未料范柳原对宝络毫无兴趣，陪着范柳原跳了几支舞地流苏却引起了他的注意，由此引发了四奶奶等人对她的极度不满和谩骂，而流苏母亲因担心别人说闲话，也不敢袒护女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这句话道出了男权统治下女性的悲哀，出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对于与自己的行为观念不同的同性是充满嫉妒和不满的，正如老纽约圈子不能容纳埃伦一般。流苏的勇敢离婚和走出白家寻找范柳原是对旧式家庭和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的反抗。然而，流苏的反抗在生计面前不得不退缩回来，由于不愿意出去工作，她听从了徐太太的建议--“还是找个人是真的”。流苏对范柳原的感情里掺杂着对未来生计的谋划，初步觉醒的女性意识还不能支撑她离开独立生存。《倾城之恋》中的女性群体中既有流苏式初步觉醒的女性，也有完全没有觉醒的旧式妇女，她们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男权社会中承受男性的压迫，同时又依附于男性。

虽然两部作品描绘的分别是两中文化背景下的女性群体，但是这两个女性群体在男权社会中的艰难生存状态、对男权社会反抗和依赖的矛盾性等方面非常相似。两位女作家深切地关注着同时期女性地生存状态，希望她们能够经济独立，却没有给她们指明出路—埃伦去巴黎后如何生存没有再述；流苏认为自己做不了事。

结语

在《纯真年代》和《倾城之恋》中，伊迪斯·华顿和张爱玲分别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上流社会和中国旧式大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态。虽然两位女作家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作品中共同流露出对男权束缚下的女性的同情，对女性的观察角度相似，创作视角相似，两位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在许多方面具有共性。研究华顿和张爱玲的创作共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两位作家作品的主题，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面临的共同生存困境和女性意识在东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