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颖哲 李梦莹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安东尼·多尔是美国著名青年作家，曾斩获普利策小说奖、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等文学奖项，作品也被多次收入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在当今美国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是他用十年完成的一部力作，于2015年荣获普利策小说奖。小说主要讲述了二战时期在德国占领法国的背景下，德国少年维尔纳和法国少女玛丽洛尔的成长历程，揭示了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整体生存困境以及德国纳粹主义对各国人民的荼毒残害，凸显了战争的残酷、人性的珍贵以及人类生命力的顽强等深刻主题。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通过分析主人公维尔纳在成长过程中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以及伦理选择，深入研究该小说的战争与人性主题，挖掘出被其他研究者忽略的伦理内涵，突出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人性的真善美以及做出合理的伦理选择的重要性。

一、战争时期极端的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伦理环境指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在特定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分析文学作品。”[1](P19)《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中，最突出的伦理环境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人公维尔纳就是在这种扭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德国主要利用广播等宣传工具美化战争，把光荣、赞誉、高尚与战争联系起来，以动员本国人民积极投入到战争当中。维尔纳所在的舒尔普福塔学校是当时无序混乱的战争环境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没有团结协作，没有对弱者的同情，只需培养出最强者。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末位处罚制度”[2](P163)，每次训练时，巴斯蒂安校长都会让学员找出队伍里表现最差的，让他们学会消灭军队里的劣势。一旦某位学员被公认为最差的，就会被打到鲜血淋漓，以至于他们每天都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战争是某些政治集团获得利益的形式，在小说中，为了保留最纯正、最强壮的人，德国法西斯像野兽一般用卑劣残酷的手段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甚至以送去疗养院为由，大肆屠杀性格孤僻者和先天性残疾人员，各种行为令人发指。人类世界本有属于自己的社会伦理，这些社会伦理规范着人的行为，使人类做出有别于动物的行为，然而舒尔普福塔学校乃至当时整个社会环境都没有遵守以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伦理秩序，相反，他们遵循着使动物界得以维系的自然伦理秩序，即以弱肉强食为准则的丛林法则。因此，以维尔纳为代表的这些德国少年一旦不服从管教，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的谩骂和殴打，他们只被当作毫无感情的杀人工具，连最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恰恰与社会伦理相悖。学校军官们对这些少年的所作所为暴露了他们赤裸裸的兽性，说明他们尚未完成从兽到人的伦理转变。

当接到命令匆匆踏入战场时，维尔纳发现前线的境况与自己的想象大相径庭，这里如一潭死水，没有打胜仗的消息，甚至没有合身的衣服和可口的饭菜。最令他感到震惊的是车厢里成堆的如防风麻袋墙的囚犯尸体，面对这些尸体，他先前所有的期待与美好的幻想都化为了泡影，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惨凄凉充斥着他的心灵，给他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战争的本质就是摧毁一切，是道德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在战场上，以尊重人权为文明社会特征的伦理环境逐渐被消解，尊重生命的准则被蔑视，暴力与杀戮成为维尔纳所处伦理环境的显著特征。小说中的主人公被德国纳粹党选中时才十岁，从未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因此还未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对战争一无所知，以为可以实现个人价值，但极端的伦理环境使其游离于社会伦理与动物遵循的自然伦理之间，不断改变他的伦理身份，并最终导致了他对自身伦理身份的迷惘。

二、迷失的伦理身份

伦理身份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概念之一，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3](P263)《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中，主人公维尔纳先后扮演了各种伦理身份，从单纯、善良的天才少年转向阴险、残忍的暴力工具，从麻木不仁的舒尔普福塔学员转向冷酷无情的无线电工程师，从狼狈的战场败兵转向弃恶从善、具有理性意志的文明社会人。极端的伦理环境使维尔纳的伦理身份不断发生变化，并使其一度陷入了伦理身份迷失的危机当中。

聂珍钊认为：“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3](P264)维尔纳第一阶段的伦理身份是拥有科学家梦想的天才少年。进入舒尔普福塔学校之前，他是具有社会正义感、充满良知的德国少年，会对因血统不纯正被禁止在小河里游泳的女孩儿心生怜悯，会因广播里传来的德国不顾人道主义、肆意轰炸法国的消息心怀愧疚。此时维尔纳还未受到德国极端思想的影响，仍具有善良、仁爱的美好品格。

维尔纳的第二阶段身份为舒尔普福塔学校的学员。他接受了巴斯蒂安校长和豪普特曼教授的关于人性的“伦理教诲”，性格发生了转变，逐渐由不谙世事的少年慢慢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学员。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个体的精神、道德、心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性的堕落也必然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形成。在学校里，上级被视为父亲般绝对权力的象征，豪普特曼教授就承担起维尔纳之父的身份和职责，给维尔纳进行毫无人性的“思想指导”：“生活是混沌的，而我们代表的则是混沌中的秩序。就算说到基因也不例外，我们在控制物种的演变。淘汰那些任性的，抛弃那些无用的。”[2](P231)在豪普特曼的“教导”下，维尔纳变得残忍无情，唯一能让他感到热血沸腾的就只有桌子上的电话线，因为他稍微动一下手指，“就可能会有十二架梅塞施密特式战斗机从某个机场蜂拥而起去轰炸某个城市”。[2](P178)

维尔纳第三阶段的伦理身份为战场上的工程师，这一伦理身份要求维尔纳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破解敌军的无线电根据地，具有战无不胜的决心和信心，有英勇作战、无畏牺牲的精神。但他有时并未遵守这些准则，反而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十分困惑。在进入战场之后，他并未受到鼓舞，相反，当他在俄国看到绵延数里、遍体鳞伤、无人救援的伤员时，他只想“绝望地逃离清醒，越久越好”。[2](P309)他从当初的信心百倍、渴望报效国家、为祖国光荣地工作与牺牲到丧失斗志、想要回避并逃离这一切，从侧面反映了对自己伦理身份的怀疑和迷失。

维尔纳第四阶段的伦理身份为仁义理智的社会人，文明社会人的伦理身份要求维尔纳敬畏生命、具有道德意志和分辨善恶的能力。而在二战这个极度混乱的伦理环境中，维尔纳文明社会人的身份几乎一直处于迷失的状态，直到来到法国的圣马洛小镇，找到一直鼓励自己的科学之声、遇见喜欢的女孩儿，其社会人的伦理身份才得以回归。“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3](P263)维尔纳从进入舒尔普福塔学校到战场，他一直没有承担自己作为一名具有文明意识的社会人的责任，相反，他漠视生命、助纣为虐，自始至终遵循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在战场上他看到那一节节车厢里犹如一堵堵麻袋墙的尸体时，虽然内心有所触动，但是第二天立即跟随同伴，成功破解了又一个无线电据点。看到歪在桌子上几具留着紫红色血液的尸体时，也不为所动，只认为这仅仅代表着一些数字。此外，他认为：“父亲的死，为豪普特曼博士做收发机的四百个夜晚；弗雷德里克的毁灭”[2](P323)，都是为了能在战场上杀死敌人的这一刻。他把人类本该有的善良美好抛在脑后，和同伴毫无顾忌地大肆捕杀敌军败兵，如同原始社会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搏斗。而维尔纳在看到玛丽洛尔第一面之后，她就占据了他的心，他开始频繁地帮助这个盲女，告诉她如何在街上求救并保证她的安全,甚至还想到他们“一起走进一家旅游餐厅，一起点一份简单的食物，安安静静地，享受情侣间温馨的默契。”[2](P469)但“战争使地狱打开了大门，战争麻木了人类所有的美好情感，战争把人变成了野兽。”[4](P194)战争虽然摧折了一切，但爱情使他开始憧憬未来，他希望没有暴力与杀戮、生活不再被战争的阴云笼罩、渴望安宁与和平。他的希望正是文明社会所倡导的，也符合最基本的社会伦理准则，因此维尔纳的文明社会人的伦理身份最终得以回归。

维尔纳先后经历了四重身份的变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理的成熟，他开始对德国纳粹党产生质疑、对频繁转变的伦理身份感到迷茫困惑甚至无所适从。要求对组织绝对服从的士兵身份以及具有道德良知的文明社会人的身份不断撕扯着他，使他置于伦理冲突当中：作为一名前线战士，他对敌军心怀愧疚，对领袖的作战动机持否定的态度；作为一名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有美好人性的人，他却又快速地摧毁一个又一个无线电据点，置俄国平民百姓的安全于不顾。对伦理身份的迷惘使其陷入伦理困境，突出了伦理选择的不易。

三、人、兽因子交锋中的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把伦理意义的人看成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可分为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理性意志是人性因子的意志体现。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性本能，自由意志又称自然意志，是兽性因子的意志体现”。[5](P6)人们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渐摆脱斯芬克斯的困惑、产生善恶意识、变成具有理性意志的人。该作品中，安东尼·多尔虽没有过多描述战场上残暴血腥的场面，但从两个天真烂漫的主人公的视角能折射出法西斯战争毁灭一切的本质。除此之外，还揭示了在无序混乱而又缺乏理性的极端伦理环境中维尔纳的心理动向。“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冲突。”[3](P264)主人公在他跌宕起伏的成长历程中伦理身份多次发生改变，不同的身份体现出不同的伦理选择，而这些重要的伦理选择正是他身上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交织与斗争的结果。

第一次伦理选择发生于巴斯蒂安校长要求所有的学员向从劳工营抓来的囚犯泼水的时候。所有学员分别向死去的囚犯泼冷水，并收获了阵阵喝彩声，而维尔纳却感到浑身发冷，“想要逃离的渴望如洪水般袭向维尔纳”[2](P219)，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恐惧是来自个体的求生意志受到威胁产生的自然情感。此时他陷入了伦理困境：是坚持道德底线、听从自己的内心、保持社会文明意识，还是像周围的人一样因畏惧惩罚去侮辱那个死去多时的囚犯？最终，求生的本能还是使天平向后者倾斜。由此，他的理性意志开始衰微，维尔纳保持的正义善良的美好品质被一点点的侵蚀，逐渐被法西斯分子同化。“自然意志是人所具备的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因子，有着明显的动物性本能特征和自然属性。人首先拥有的是自然属性，其次才是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构成人性的表里。”[6](P136)生存问题显然属于人的自然属性的范畴，维尔纳为了能够活下去挣扎在自然属性中，被迫侮辱囚犯的尸体，这是一种与社会属性相悖的行为，同时也引发了其关于人性与生死问题的深刻思考。当个体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时，活下去就成为了他的首要需求。社会准则和伦理道德只能不予考虑，从而形成了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的冲突，伦理选择变得及其艰难。他的好朋友弗雷德里克因拒绝向死去的囚犯施以暴行，因此被校长巴斯蒂安等一行人暴打，以至于将要在轮椅上度过后半生。当维尔纳得知这一消息时，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害怕像弗雷德里克那样遭到惩罚，他心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也是全文主人公内心的一个巨大转折。如果说之前在看到同伴被毒打时，他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还在博弈，他还怀有一颗悲悯之心。经受过这一沉重打击，其兽性因子彻底打败了人性因子，居于人性因子之上。他开始逐渐认同和接受法西斯统治之下的社会规范，成为了一个十足冷血的杀人机器。

聂珍钊教授指出：“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3](P268)这部小说就是在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伦理选择中推进的。维尔纳屡次的伦理选择都使其陷入了困境，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极具矛盾性和复杂性。其中最难抉择的莫过于是否向他的战友福尔克海默揭发无线电台的所在地。来到法国圣马洛城之后，维尔纳才知道从小一直收听的科学广播的主持人竟是玛丽洛尔的叔祖父艾蒂安。艾蒂安传递出的科学之声，不仅温暖了他整个孩童时代，使维尔纳增加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还给他带来了重要的人生启示：“睁开你的双眼。在它们永远地闭上之前，尽可能地去看。”[2](P47)如果他告诉战友无线电台的确切位置，毫无疑问，女主人公和她的叔祖父艾蒂安将会被处死，反之就会使自己承担叛徒的罪名，甚至陷入绝境。长期以来，维尔纳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摧毁了一个又一个无线电据点。起初他无比欣喜，随后这种欣喜却逐渐被焦虑痛苦所取代，甚至一度出现了幻觉，他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被自己误杀的红发女孩披着斗篷“飞过树林、穿过路牌、飘忽不定，像月亮一样挥之不去”[2](P376)，看到“残阳中六朵万寿菊组成死去女孩的样子，然后又恢复成朵朵鲜花”[2](P377)。尽管主人公很想像同行的福尔克海默一样麻木不仁、冷血无情，但他心中的人性并未泯灭，在人性因子约束下，他没有勇气违反社会伦理，且无法对生命的消逝熟视无睹，因此在经历了多次战斗，看到了战争造成的血腥和痛苦之后，他内心的良知和道德底线使人性因子逐渐控制兽性因子，催促他理性地做出符合道德价值判断的伦理选择。正是因为他仍然把自己当作工业文明社会的道德主体，祈求永久和平的生活，不想沦为毫无感情的战斗机器，才多次拯救了女主人公玛丽洛尔。在阁楼上，为了救玛丽洛尔，他把枪对准了自己的上级冯·伦佩尔，这是他伦理意识觉醒的一个高潮，此刻他心里默念着：“你等待一生的时机终于来了，你准备好了吗？”[2](P441)拯救这个法国女孩儿使维尔纳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和意志较量，是他伦理意识的回归，更是对长期以来折磨自己的战争的无声控诉。人性因子控制兽性因子的过程也是维尔纳具备辨别善恶的能力、心理不断成熟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其人格的完善以及伦理意识的回归。

当战争破灭了人们活下去的希望，当平静的生活成为了一种奢望，当生命与死亡不动声色地进行着殊死搏斗，拥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不断交锋促使维尔纳做出不同的伦理选择，与丧失人性伦理的同伴相比，他的人性因子最终战胜了兽性因子，他成为了一个本质上的人。正是因为伦理意识的复苏，他才会选择自杀，这是对曾经所犯罪行的深深忏悔，也是对自我的救赎。

结语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中的维尔纳在战争这一极端的伦理环境中迷失了自我，对自己的伦理身份感到困惑，从而造成了人、兽因子的博弈，并最终选择成为一名具有善恶分辨能力的文明社会人。战争源于人们无休止的欲望，征服一切和趋利避害是人身上兽性因子的体现，而维尔纳在这样一个遵从丛林法则的极端环境中，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不断交锋与转换中最终保持善良与理性，更凸显出其道德品质的难能可贵。文学伦理学强调文学的基本功能为教诲功能，作品中的维尔纳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道德榜样，也警示我们，无论处于多么恶劣的伦理环境，都应该保持理性、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