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昱 吴书林

贺麟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不仅创立了“新心学”，成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在推进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交流方面，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他在对中国哲学的知行观、西方哲学的黑格尔辩证法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逐渐接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毛泽东《实践论》的深入研读，使他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时的实用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因此在新时代坚定“四个自信”的前提下，重温和深入考察贺麟关于毛泽东《实践论》研究的理路，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 贺麟研究毛泽东《实践论》之发端

贺麟研究毛泽东《实践论》主要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状况和需要。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促使贺麟开始研究《实践论》，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的影响

贺麟的一生历经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大变革和大动荡，他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幻密不可分。中国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知识分子、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救国之路。贺麟也不例外，他学贯中西，将西方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融合，创立自己的“新心学”，期望通过学术救国，推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随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力量在中国登上了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和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革命与实践中不断学习、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后，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党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活动。贺麟的思想也随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而发生转变。当时最为集中学习和研究的是经过革命和建设检验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许多学者由此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号召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领域开展哲学批判活动。在此期间，贺麟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一个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基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贺麟结合自身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实用主义，深入学习和研究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将其运用到学术和生活中。在土改运动的亲身实践中，贺麟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发表了《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的文章(1)参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38-446页。。他用《实践论》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反思中国传统知行观，发表文章《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2)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214页。。

在翻译、研究斯宾诺莎、怀特海、黑格尔等哲学著作外，贺麟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和研究。1951年，贺麟从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看到了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将其翻译并出版。同年起贺麟响应党的号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宗教唯心主义，以巩固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地位。1957年，贺麟参与了访问苏联的哲学代表团，从苏联回来后又着手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翻译工作并出版单行本。在翻译理论上，贺麟提出翻译工作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建设，是向科学进军的后勤工作。他强调翻译的特殊意义在于使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中国话，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外国学问中国化，在中国生根。这一思想体现在1959年刊发于《文汇报》的文章《十年来西方哲学的翻译工作》中。贺麟特别注重翻译与研究相结合，认为翻译与研究相结合是对原著学习和深入理解的一种有效方式。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二)批判实用主义的理论需要

20世纪初实用主义哲学由胡适引进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十年，在国内形成巨大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用主义仍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力量。为了正本清源、除旧布新，扩大唯物主义的影响，国内展开了批判实用主义的思想运动。

此次批判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主动进行的，与新中国成立前知识分子自发或被动进行的思想斗争不同。党中央通过下发文件的形式，号召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展开批判。1955年，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演讲工作的通知》，号召知识分子针对代表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思潮展开重点批判。由于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它与毛泽东实践观点的区别，造成人们的误解，以至于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谈到的知行统一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合一等思想进行了混淆。为此，贺麟结合自己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实践论》的观点和方法来批判实用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写下了《〈实践论〉与实用主义的差别所在》、《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剖析》、《实用主义是导致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根源》等文章。贺麟响应党的号召，在以《实践论》为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在对实用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加深了对《实践论》的理解和研究，维护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推动了对毛泽东《实践论》的研究。

二 贺麟研究毛泽东《实践论》之理路

贺麟关于毛泽东《实践论》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自身的社会实践，他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毛泽东《实践论》相关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他是在对实用主义和中国传统知行观批判的基础上研究《实践论》的。

(一)贺麟对《实践论》的体认过程和理论探索

首先，贺麟通过亲身参与土改等实践活动，丰富了他对《实践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在认识方法上，他通过亲自参与土改运动的实践活动，深化了对世界的认识和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了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阶级立场上，贺麟在思想上确立了辩证唯物论观点，肯定了实践蕴含在人民生产活动与阶级斗争当中，确立了唯物论的无产阶级群众立场，放弃了过去的唯心主义立场(3)参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438-446页。。在认识本质上，他明确了事物的本质蕴含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斗争当中，即深入存在于唯物主义的实践活动中，而非唯心主义的空想活动中。贺麟在参加土改运动时认识到唯物论和重视思想并不矛盾，唯物论是在实践活动中来解放思想，人民群众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从而改造思想，并通过思想改造来提高自己的认识，进而获得正确的理路，唯物论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

其次，贺麟通过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同的认识论来深化对《实践论》的理解。当时在无产阶级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上，贺麟强调认识论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宗教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核心。列宁曾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4)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节选)》(1908年2-10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毛泽东的《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5)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6-297页。因此贺麟特别重视认识论和实践论，曾写有《论反映》等文章，强调无产阶级实践论是从反映论的角度来认识世界的，而唯心主义、宗教是站在反映论的对立面来认识世界(6)参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34-556页。。从立场上来说，实践论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并且为无产阶级服务。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并且为资产阶级服务。实践论强调世界是可知的，而资本主义唯心主义最终会以不可知代替可知，以宗教唯心论代替唯物主义。在检验标准上，实践论以实践为检验标准，而唯心主义则以主观空想和个人利益来代替实践，因此需要进行批判。

最后，贺麟通过对实践论的研究，将其发展转化为批判的理路和工具。贺麟的实践观点基本来自于毛泽东所强调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认识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发展的辩证过程，并最终以实践作为检验一切的标准(7)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06-214页。。在认识论上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决定认识，认识依存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实践是认识论的第一观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正确论述了理论和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贺麟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在认识论领域便是反映论和非反映论的斗争。他对实践论的运用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实用主义、传统知行观的批判上，同时他还对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唯心辩证法等理论进行了批判。

(二)贺麟以《实践论》为武器批判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曾是西方的主流思想，在美国表现为实验主义，代表人物是杜威。实用主义是指用行为去证明理论，用工作来解决问题。它在中国盛行于五四运动前后，代表人物是胡适。关于实用主义，贺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建国前他对实用主义抱以同情的理解，建国后由于时代的召唤，国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洗礼，他把实践论作为理论武器，对实用主义展开了批判。

当时美国杜威及其追随者把实用主义作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他们以杜威的资产阶级个人自由思想来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用杜威的实用主义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美国分别于1949年、1959年借杜威90岁寿辰和百年诞辰开展了很多活动，发表了许多文章来宣扬实用主义，为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张目。实用主义不仅对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有深刻影响，而且对其他各资产阶级流派都有影响。比如哈佛大学学者刘易斯把康德先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芝加哥大学教授莫理斯把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纽约大学教授胡克甚至用实用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胡克标榜所谓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号召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否定的态度，并写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述。因此，对实用主义有进一步深入批判的需要。贺麟对于实用主义、新黑格尔派的分析批判，都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观点。

贺麟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划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实用主义的界限，指出两者的根本对立来完成的。他深刻地指出：“现在在我们深入批判实用主义，从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实用主义的世界观的时候，假如不强调划分毛泽东的实践论与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界限，不去求根本差别的对立，而去求同，求调和”，“那在哲学研究上就要犯原则性的和路线上的错误”(8)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他通过本体论、阶级立场、方法论、目的论等方面来厘清《实践论》和实用主义的界限，以实践论为理论武器对实用主义进行了批判。

首先，在本体论和检验标准上两者有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属于辩证唯物主义，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主要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美国实用主义又称彻底经验主义，它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强调纯粹经验第一性，物质和心灵都是由经验派生的第二性，并且拒绝反映论，将经验认作世界和自然。在检验标准上，实用主义以有效性和物质报酬作为判断标准，强调胜利和成功的重要性，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想法，强调真理的相对性，认为人生是一场挑战、冒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实践本身，实践论是站在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角度，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

其次，在阶级立场上两者有根本不同。贺麟认为：“实用主义是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立场，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9)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237页。贺麟高度赞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10)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的是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与实用主义追求个人主义的成功有本质不同。批判实用主义不仅是因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导地位的需要，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要求其必须对代表资产阶级立场的实用主义进行坚决批判。

再次，在方法论上两者有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辩证法性质，辩证法摆脱了实用主义形而上学的、片面看问题的错误。实践论主张物质到精神、客观到主观、存在到思维的对立统一发展过程，把认识和实践、观念和行为区分开来。而实用主义则属于形而上学和诡辩论，或者说是以形而上学和诡辩论为实质的理论。实用主义在方法论上，容易走向折衷主义和诡辩论。实用主义属于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它继承了古代实用主义、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遗产，为帝国主义辩护，是资产阶级意识在哲学上的反映。实用主义主要是考核实际效果，循名责实，即只看理论能否产生实际效果，而不在乎理论本身的正确与否，比较容易导致急功近利的做法。用实际效果来评判真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但真理的评判标准不仅仅在于实际效果，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往往容易使人“近视”而缺乏远见，只注重外部效果而忽视事物内在发展规律。而且，实用主义仅从实际效果论，没有抓住事物本质发展规律，只能作为一种外行的看法，事物发展也不能等到实际效果出现问题了才去证实或挽救。

最后，在目的论上两者有着重大不同。实践论在目的论上，注重“真”的实在性，它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指向，而不仅是以有用性或者效益为目的。贺麟反对不讲道义，只单纯追求效益。实用主义目的是追求报酬和利润，追求真理也是为了追求利益。詹姆斯强调个人，杜威注重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他们认为一切应最终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非人民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实用主义反对必然性，主张偶然性，一切只求实用，喜欢冒险、投机和竞争的理念。实用主义目的论体现了帝国主义垄断企业对竞争、投机、冒险的颂扬和对权力的崇拜。其积极方面在于征服自然和改良社会，消极方面在于虚幻迷信和玄学奥秘。实用主义强调理论能够对个人、社会、国家产生作用，才是好的理论，具备好的价值。实用主义以有用与否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实用作为改善政治的标准，有用则尊，无用则弃。这种功利主义在当时情况下危害甚大，只求利益和好处的后果不堪设想。

(三)贺麟以《实践论》为旨归重释传统知行观

20世纪80年代，贺麟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作为判断依据、检验标准，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发展脉络。他在知行问题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因为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自然会引导人们把它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它给了我们一些新启示、一个新钥匙去重新评论和评价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宋明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的原来看法”(11)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06页。。如果说对实用主义的批判还有政治和时代因素的话，这个时候贺麟对马克思实践理论的吸收借鉴则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贺麟梳理了朱熹、王阳明、王夫之、孙中山的知行观到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发展过程，以实践论的知行观为标准，指出了朱熹、王阳明等知行观的缺陷和不良影响。

第一，贺麟对理学宗师朱熹的知行观进行了利弊剖析。朱熹将知行二分化，承接程颐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贺麟肯定朱熹本人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观点，同时指出朱熹观点如果错误的话也是一般人所犯的典型错误。结合朱熹所处的时代，朱熹的观点被用来作为“学而优则仕”的立论基础，成为统治阶级“巩固封建剥削、束缚个性、桎梏思想、阻碍进步的工具”(12)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07页。。从辩证唯物论角度看，朱熹在方法论上忽视了认识的感性基础和实践基础。知行二分法具有机械性特点，没有辩证地看到知行的内在联系及其矛盾发展。由此贺麟总结了朱熹知行观三个方面的缺点:首先是使人陷入书本知识，而忽视社会实践、社会斗争，因而停留在学问思辨阶段，为学问而学问，无助于实践和实际工作；其次是奉“四书五经”为圭臬，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和命令主义；最后是将所学和所用分离，陷入经验主义。

第二，贺麟对“心学”代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进行了优劣评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出发点原是补充朱熹的知行分离之说，他强调即知即行，一念发动即行。贺麟肯定了王阳明的观点接近感性，也更强调实践，使平民阶层受到感悟，相信自己的直观、直感、内心感受，“因而敢于打击传统的风俗礼教、圣贤的权威和书本上的教条”(13)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08页。。并指出王阳明的理路向左发展出“接近唯物论的感觉主义者和浪漫的反抗礼教，敢于发狂，敢于打破男女、农夫与士大夫的界限的‘猖狂末流’”(14)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08-209页。。他肯定王阳明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解放作用、进步作用。但王阳明同样也主张知先行后、知主行从说，他的观点不是实践与理论的结合，而只是主观上的内心体验，或静坐工夫得出的道德修养，无助于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发展，反而为地主阶级脱离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为个人主义者打开了方便法门，具有“麻痹革命意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保守性”(15)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09页。。

第三，贺麟对王夫之知行思想也进行了分析点评。王夫之反对朱熹、王阳明的知先行后说，在孔子行在知先的思想基础上强调“不可离行以为知”的实践观，强调行在知先。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实际是以知代行，消除了包括政治改革、变革环境的社会实践。对于王夫之的知行观，贺麟评价为“唯物的或重行的知行合一说，与阳明的重知的知行合一说正相反”(16)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10页。。王夫之重行或强调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知可以骗人，但是行为不可能骗人；二是行中蕴含知的内容和效果，而知中不一定包含行的内容和效果。他不仅在发展顺序上强调行在知先，在方法和努力程度上也注重行在知先，在现实性和应然性上都强调行在知先。王夫之还辨析了致知和力行的不同，提出知从行中来，也要回到行中去，补充了朱熹、王阳明的不足。贺麟评价他的知行观中蕴含了唯物成分和辩证成分，“而达到了唯物成分、辩证成分比较多的行先知后和互为相成的知行结合说”(17)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11页。。

第四，贺麟也对孙中山知行思想作了评析。贺麟指出，孙中山主要探讨了知行的难易问题，没有讨论知行问题的本质，故而论述不够深入。孙中山认为只有少数人掌握知识，多数人接受少数人的领导，实际上属于精英知行观。但是贺麟肯定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多次指导了革命实践，深刻总结了革命经验与教训，并认为他把知行、难易二分化是有特殊原因的。孙中山说知难是为了勉励人们从事科学研究，说行易是为了号召群众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并试图破除当时畏难苟安、落后麻痹思想。贺麟肯定孙中山的思想蕴含了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思想。他特别指出，孙中山知行观的精华不在知难行易说，而在于知行合一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孙中山将历史演变过程通过知行观总结为三个发展阶段：行而不知、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实践是知识的来源，也是知识的实现，蕴含了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其二是孙中山强调从实践中获得知识，再根据知识去指导行为，即“行以求知，因知进行”的主张，将知行辩证结合在一起。其三是孙中山提出“能知必能行”的思想，理论一定能发展为实践，肯定知行之间的必然性，也代表了资产阶级在知行观上的最新最高认识，为后来的“新三民主义”主张做好了理论准备。

三 贺麟研究毛泽东《实践论》之价值

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贺麟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通过对实用主义和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批判，尤其是对毛泽东《实践论》的研究和深入理解，维护和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有力批驳了实用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上，贺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吸收和发展，尤其是对实践论的学习和实践体验，有力地批判了国内外的实用主义思潮。他不仅批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形成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想，而且还追根溯源，批判了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始作俑者——杜威及其追随者的思想。

贺麟反对抽象地看待实践论和实用主义的区别，分别从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角度区分了实践论和实用主义的根本对立，其中立场的不同是本质的对立。贺麟通过对双方的区别，强调实践论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在观点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方法上是唯物辩证法的。而实用主义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观点上是主观唯心论，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诡辩论。(18)参见：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236-242页。实践论是反映论，而实用主义是反对反映论的，如杜威就将一切归结为经验，包括主客关系、心物关系、历史与自然关系等，走向了极端经验主义。实践论属于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观点，而实用主义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

在阶级立场和哲学本体论上，他从无产阶级唯物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唯心主义立场进行了批判，揭露了实用主义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阶级立场，同时批判了资本主义宗教唯心主义的虚幻性和空想性。在认识论上，以实践论和反映论的角度批判了实用主义的认识观点。在方法论上，贺麟以唯物辩证法否定了实用主义的诡辩论。在检验标准上，贺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反对实用主义的有效性和物质报酬理论。在目的论上，贺麟强调道义和唯物史观，以此来反对实用主义的冒险、竞争和投机。

贺麟通过对实践论的研究，批判了实用主义的危害，这对我国的教育发展具有启发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扮演实用主义角色的还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这些思想的散播对教育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产生了一批实用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教育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我们应该培育爱国爱党、有理想信念、有本领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消弭实用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让实践论在新时代踵事增华很有必要。在教育方面，我们要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走正确道路，同实用主义错误思潮作斗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二)融汇发展了传统的知行观

贺麟对知行观的融汇发展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密不可分，无论是参证中西，还是汇通古今，都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发展的责任与担当。这和毛泽东通过《实践论》将马克思实践论观点融合传统知行观进行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知行观。只是《实践论》是将传统知行观作为阐述马克思实践观的文化资源，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而贺麟则是在对传统知行观系统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发展。

《实践论》的发表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现实需要，反对革命时期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尽快掌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方向，指导中国革命并迎接全面抗战。因此毛泽东采用了传统知行观中许多耳熟能详的典故，如“吃一堑，长一智”，《三国演义》中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由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转变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旗帜，要求干部群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这也对贺麟产生了一定影响。

贺麟对传统知行观的研究开始于抗战时期，并先后发表文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知行合一论》、《知行合一新论》等，最终形成了他的“新心学”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唯物唯心的辩论和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等。在对传统知行观同情理解的基础上，他进行了批判性发展，最终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知行观。尤其是晚年时候他提出了实践主体的观点，将传统知行观从认识论、伦理学的角度导向了人的实践主体角度，把逻辑主体和实践主体统一起来，强调知行合一论和现实世界的联系性，同时也贯彻了他的主体哲学，注重了人的主体性。可以说，贺麟的“新心学”知行观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知行观进行的现代发展研究，并试图挖掘出其中的现代人文精神。而毛泽东的实践论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将马克思理论阐述得通俗易懂，同时将传统知行观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这是两者发展路径的区别之处。

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发展上，贺麟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双向参证融汇起来，通过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古代和现代哲学思想的分析来推进传统儒学的现代化发展。他的论著里既有黑格尔和朱熹的中西参证，也有朱熹、王阳明到毛泽东的实践论知行观的古今汇通，通过不拘一格的融通参证，激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贺麟在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实践论》后，认为毛泽东既立足于时代又超出时代与环境的限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而提高发展为代表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实践论”(19)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13页。。毛泽东的实践论相比朱熹，没有将知行二分化，相比王阳明，也没有在直觉和良知里求知行合一，而是强调阶级斗争、社会实践、生产实践三者之间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贺麟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突破了知先行后、重视内心体验、难易比较的传统理论，提出了知出于行又被行所证明的观点；但是毛泽东的实践论也离不开中国传统知行观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是在对传统知行观综合吸收的基础上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研究时，离不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近代以前不仅仅是孕育、塑造和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和价值认同规范，甚至是影响整个东亚传统文化心理、行为的重要精神资源、伦理共识和道德基础，例如越南、韩国、朝鲜、日本等国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这对当前加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推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发展，增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自信。我们也应秉持毛泽东的实践论的核心要义，“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0)习近平《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页。。

(三)积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传播上，贺麟由于精通西方哲学，不仅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麟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对实用主义的同情转向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实现的。他在实践上通过参加土改运动，以及访问苏联等学习历程，在学术上通过学习、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发表相关的学术论著，最终完成了思想上由唯心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变，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批判过去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积极参加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工作。

贺麟在分析毛泽东的实践论与中国传统观相区别的时候，认为毛泽东在立场、唯物观、辩证方法、问题提法上超出了孙中山，扬弃了王夫之的观点，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住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并灵活运用它来处理知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知行统一论”(21)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13页。。毛泽东丰富了知行的内容，提出主与客、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历史统一，总结了感性知识、理性知识的辩证关系，继承了列宁由感性、理性到实践的发展过程，但又有所突破，即感性、理性阶段同样伴随着相应的行为活动，毛泽东的创造性在于“纠正了一般人误以为必俟经过感性及理性的认识阶段方可进而为实践的想法”(22)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13页。。也就是说，感性、理性发展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过程，同样是一个行为过程，感性认识伴随着感性的行为，理性认识伴随着理性的行为，“这就是‘知行历史的统一’过程”(23)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14页。。这个观点和贺麟早年提出的低级的认识伴随着低级的活动，高级的认识伴随着高级的活动是相一致的，只是此时贺麟已经扬弃了早期的知先行后说，而归于实践决定论，不是机械的决定论，而是辩证唯物的知行统一。

此外，贺麟在对实践论认识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颇具价值的个人思考。如在实践论的唯物史观立场上，贺麟肯定经济基础是工具，上层建筑是目的，他不否认工具的重要，但是他提出要注重目的的重要性。而且他还指出，经济的背后也是以人为主，经济上的成功也需要精神上的付出，不是经济支配人，而是人支配经济。对于阶级斗争，贺麟肯定其可以作为历史哲学中的一种参考，但是历史斗争不限于阶级斗争，包括观念斗争、民族斗争等，如两次世界大战便不能简单以阶级斗争来概括。因此，他提出，辩证唯物论注重外部条件，忽略了民族性和民族精神，民族复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在于民族精神、民族事业等，强调辩证唯物论者在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中国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辩证唯物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中国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提倡社会科学和哲学，以及使得民众思想开明，“其力量所在，乃是满足青年情志的要求，给一部分喜于热烈行动精神的青年，以政治的信仰、理论的原则和信条”(24)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84-85页。。因此，无论是贺麟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翻译引进，还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论证，都为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研究做出了榜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