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磊，袁莹莹

(长春理工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日本学者东条琴台(1795—1878年)所作《先哲丛谈后编》(八卷)是一部由汉文写作，记载日本永禄至享保年间72位日本儒者的生平、学行及儒学成就的学人传记。东条琴台于1816年看到原念斋所著《先哲丛谈》后，于1825年开始着手《先哲丛谈后编》的编纂，并在1827年率先完成《先哲丛谈序目年表》，1829年正式刊行《先哲丛谈后编》。此书一经刊行便引发日本江户社会的热议，随后各种版本纷纷刊印发行，推动了日本学人史传的发展。

《先哲丛谈后编》以人物生平事迹展示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发展历程及儒林风气，同时以参照中国史书体例、借鉴中国史传写作技法、承袭中国史学精神三个方面反映中国史学传统在日本的传播。

一、参照中国史书体例

《先哲丛谈后编》作为一部记录日本江户时代72位学者的人物传记，其体例与《史记·儒林列传》极为相似。《史记·儒林列传》是专题性类传，记叙了西汉前期众多五经儒学大师的事迹，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儒学兴盛的局面。而《先哲丛谈后编》是为儒者专门立传的私修史，反映了幕府时期儒学之繁荣发展。因与《史记·儒林列传》同为儒士合集，《先哲丛谈》及《先哲丛谈后编》共同采用了与其相似的体例。

(一)“一人一传”书写模式

《先哲丛谈后编》以纪传体形式整合了日本江户儒林，与《史记·儒林列传》最显著的相似之处是“一人一传”的书写模式。《先哲丛谈后编》严格遵循“一人一传”的原则，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完全以传主本人为主体，即使穿插对别人事件的记录，也多是为了赞扬传主，从侧面烘托传主的为人和学行品德。由此可见,《先哲丛谈后编》在记载传主时完全采用“一人一传”模式，严格遵循以传主为中心的修史态度。

《史记》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主要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记载历史，为人物立传。此种独特的展现历史人物风姿的纪传体模式给了东条琴台启发，使得《先哲丛谈后编》记载历史时以人物为中心，重点记录传主的人生履历，并将历史事件融入人物介绍中，显示出隐编年、重人物的体例特征。

(二)“以表系史”纪传形式

东条琴台依据《先哲丛谈》《先哲丛谈后编》《先哲丛谈续编》所录288位传主的生平事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整合而成《先哲丛谈序目年表》。《史记》中的十表排列了历朝的谱系、年代，以图表形式把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梳理得条理清晰，“年经事纬，纵横互订”，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历史。《先哲丛谈年表》为了增加史传的客观性，也采用此种“以表系史”的撰写体例。

《先哲丛谈年表》将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整合在图表中，以时间和历史事件双重坐标轴定位历史。在记载历史事件时，按时间顺序将与传主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先哲丛谈序目年表》在每一年的时间线下都有具体事件的记载，没有遗漏任何一年。记载历史事件也是事无巨细，只要与传主有关，东条琴台都按照时间顺序将历史事件陈列在图表中。

二、借鉴中国史传写作技法

《先哲丛谈后编》在描述历史事件和塑造人物形象时，借用了中国史传作品的书写技巧。一方面，借鉴《新唐书》的叙事技巧，第一、第三视角并用；另一方面，采用《史记》塑造人物“旁见侧出”的手法。

(一)叙事视角模仿《新唐书》

《先哲丛谈后编》叙事风格多变，具体体现为多变的叙事视角。《先哲丛谈后编》中不仅采用编者叙事的第三视角，还采用传主本人言事的第一叙事视角模式，通过人物本身的言语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学说思想。此种将第一、第三视角结合的叙述模式与《新唐书》的叙述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先哲丛谈后编》和《新唐书》都存在传主本人言事的现象，即通过传主本人的语言陈述历史事件。比如《新唐书》通过唐张徐与皇帝之间的对话介绍了唐张徐因进言不当被贬官的事件，利用当事人的语言记录历史事件。《先哲丛谈后编》亦通过日常话语和传主的书信，采用传主言事的第一叙述视角。

首先，《先哲丛谈后编》通过日常话语体现传主言事的叙事视角。比如，《先哲丛谈后编》中所载新井白蛾与丹邱之间的对话显示了传主对易学的态度，而二人之间的交流对话更加精准地还原了事件的面貌。

其次，引用传主的书信体现传主言事的第一叙事视角。比如刘龙门给余熊耳的书信中介绍了他在芙蕖社受同门排摈之事；井金峨的《师辨》记载了宝历初学派间门户相挤的现象；龙草庐在与河内橘子仲的信中讲明了自己壮年时被时习所误之事。东条琴台原文载录传主的对话和书信内容，让传主本人陈述事实经过，还原事件的原貌，详细准确地说明事情的起始与经过，铺陈利害，而未加一句评述性话语。

《新唐书》列传在介绍完传主一生事迹之后一般会加入作者本人的评价，融入他的思想，这符合中国传统史书的史家意识。此种加入作者史评的修史方法即运用了作者叙事的第三视角。同样，《先哲丛谈后编》利用东条琴台及他人的第三视角还原历史真相。

《先哲丛谈后编》在记载历史事件时会加入东条琴台对事件的看法，也会引用他人对传主的评价。针对所传庄子谦因为作《芙蓉记》而暴殁的传言，东条琴台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庄子谦因作《芙蓉记》泄露千古奥秘、得罪岳神而暴殁的说法都是出于对庄子谦的妒忌。在此基础上，东条琴台肯定了庄子谦《芙蓉记》的成就，赞扬了其才学之高。《先哲丛谈后编卷五·庄子谦》中详细记载了传主所撰《文艺传》对各家文章的态度。《先哲丛谈后编》附录《文艺传》对各家学术的分级，借用第三视角展现当时学术界的文学思想倾向，还原了当时文学界的发展概况，由此更真实地还原了历史的样貌。

总体来看，《先哲丛谈后编》第一、三视角并用的叙事技巧与《新唐书》存在众多相似之处，存在较为明显的借鉴痕迹。

(二)人物塑造借鉴《史记》

《先哲丛谈后编》在塑造人物时，一方面模仿《史记》数笔营造真实的历史场景，一方面借用《史记》的“旁见侧出”手法，在不同的人物列传中展现传主不同的形象特征，以此展现传主的奕奕风采，将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

《先哲丛谈后编》在介绍传主的人生事迹时，善于营造真实历史事件的场景。《先哲丛谈后编》叙事语言的准确精炼，能够让人迅速投入当时的情境之中，取得良好的叙事效果。如《先哲丛谈后编卷四·泽琴所》中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传主所遇凶险之事的经过，并且刻画出传主面对危险时冷静自若的神态。虽着墨不多且无过度修饰之词，却使读者能够迅速投入情境之中，这正是《先哲丛谈后编》塑造人物形象的高超之处。

《先哲丛谈后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单篇传主的内容中会出现其他传主的事情，或者传主的同一件事情分散在其他传主内容中。此种现象或是参考了《史记》将同一事件分散在不同的篇章，而以某一篇章叙述为主的“旁见侧出”手法。

《先哲丛谈后编》在描写人物时大量使用了这种手法，通常体现在传主的交游过程中。如在小仓三省的传记中描绘了野中兼山资性刚断的性格。小仓三省与野中兼山同出谷时中之门，且学术旨趣非常相似；但是野中兼山资性刚断，与小仓三省坦怀虚襟的性格形成对比。此种方法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传主的为人处事、学性品德、人生经历等脉络更加清晰，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有助于读者深刻地理解传主的个性特点。

三、承袭中国史学精神

《先哲丛谈后编》不仅在体例、写作手法方面明显带有中国史传的影子，作者所持史观与中国史家的史学观亦极为相似。一方面，遵循“秉笔直书”的修史原则；一方面，在介绍传主时着重展现传主立德、立功、立言之事，此为东条琴台对中国“三不朽”史观的承袭。

(一)遵循“秉笔直书”的修史原则

《先哲丛谈后编》遵循的“秉笔直书”修史原则深受中国史学传统影响。中国历代史学家始终坚持“秉笔直书”的传统，如《春秋》《史记》等史学著作，皆以还原历史本来样貌为追求。

《先哲丛谈后编》并不以鉴戒史观为主，也不以评判历史为原则。东条琴台力求完整准确地记录传主一生的事迹，因而在撰写过程中据实记载事件，力求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立体地展现人物的全貌。《先哲丛谈后编》在撰写时同时记载传主的优缺点，并征引多方史实进行佐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史书撰写。《先哲丛谈后编》一方面在凡例中强调“不敢以避嫌而蔽其美”，一方面如实记录了传主的不足之处。

《先哲丛谈》记录了细井广泽、林东溟把他人伪作当作真品而影响自身名声的史实。对龙草庐贪慕钱财、那波鲁堂对女儿过度宠爱、鹈士宁与新井白蛾自负性格的记录，都在真实反映传主成绩的同时，揭示了传主个性的不足。《先哲丛谈后编卷五·高旸谷》对传主高旸谷上当受骗之事多有着墨，东条琴台用近三千字的篇幅详细记录了高旸谷“自负声誉，欲与华夏通”，结果被清商钱、尚二人所骗的细节。

《先哲丛谈后编》不因传主的巨大成就而片面夸赞其为人，传记内容兼写传主的优缺点，其所秉持的最主要原则就是真实客观地记载历史事件。

(二)提倡“三不朽”史观

基于对中国传统史观的认同，东条琴台对传主有关立德、立功、立言事迹的记载非常详细，推举传主们的高尚德行。

《先哲丛谈后编》展现“立德”史观的典型事例是臼田畏斋经常节衣缩食帮助四周穷人。当贫穷者来买药时，只要药管用，臼田畏斋不在乎对方给多少钱，而说自己这类药有很多，让他们尽管来拿药；当青壮年来拿药时，他便让他们与医生商量好是否应当用药，如果药不对症就会加重病情。《先哲丛谈后编》所载此事表明臼田畏斋并非为了钱财随意卖药，而是对每一位病人负责，关心病人的实际病情，这表现出臼田畏斋高尚的医者美德。

《先哲丛谈后编》展现“立功”史观主要体现在传主为官时的所作所为，其中的典型事例是小仓三省穿堀海港。小仓三省为官之时开辟荒地、穿堀海港，此事之功惠泽后代，为日本当时及后代子孙带来极大便利。

《先哲丛谈后编》展现“立言”史观主要体现在传主所发言论展现出深刻的思想，引领社会风貌。《先哲丛谈后编卷六·伊藤锦里》记载，伊藤锦里住所的墙壁上有“志士不忘在沟壑”这七个字，他用这几个字来自警，并时常教导弟子牢记这个道理。伊藤锦里不仅对自己的言行规范有严格要求，还以此要求弟子，让弟子始终以谦逊之姿行事。

《先哲丛谈后编》采用的“秉笔直书”修史立场及着重宣扬“三不朽”的史学观念，是东条琴台体认并充分肯定中国史学传统的表现。《先哲丛谈后编》不仅在文本层面对中国史传有所继承，在思想层面对中国史学也有明显的承袭痕迹。

四、结语

《先哲丛谈后编》效仿《史记》“一人一传”的写作模式及利用谱、表勾连时、事的体例，从时间和事件、人物的三维视角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发展历程进行准确的记录，拓展了日本儒学的审视视野。同时，借鉴《史记》《新唐书》的叙事手法及写作技巧，提高了《先哲丛谈后编》记载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可靠性，多重叙事视角的转换也增加了日本史传的丰富性、趣味性。《先哲丛谈后编》对中国“秉笔直书”“三不朽”史学传统的承袭正体现了其对中国史学精神的赞同。《先哲丛谈后编》对中国史学的接受丰富了日本学人传记的学术性、趣味性及思想性，是中国传统学术在域外传播的有力证据，亦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