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侠，范立彬

(1.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32；2.长春工业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面貌的变化，英国现实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此时较为杰出的一位女性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当推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Gaskell, 1810—1865)。她所写作的部分小说看重描写工人题材，备受学者的重视与读者的关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就是盖斯凯尔夫人此类小说的两部著名作品。对于这两部作品的分析、比较，不同学者专家秉持相异的观点。[1-2]当代的研究不再侧重于对作者和小说的思想意识形态作是非优劣的定型评价，而是集中探讨小说所反映出的盖斯凯尔的矛盾意识与社会伦理观，并以此管窥在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内心环境，从而了解个体意识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调整状况。[3]本文对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的写作内容进行分析，揭示盖斯凯尔夫人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大发展以及工人运动不断高涨所怀有的工业态度，以及她对当时劳资冲突所展现出的矛盾情结。

一、对工业发展的负面社会现象持批判态度的一面

盖斯凯尔夫人拓宽了女性创作的题材和思想视野，将女性活动的背景扩展到了社会。她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两部小说中，通过女主人公的社会生活环境与背景，一针见血地展示了产业工人的恶劣工作条件和悲惨的生活状况。

(一)物质需求的极度匮乏

劳工阶级的物质需求很简朴，无非是希望家人能够一日三餐填饱肚子，不用日日忍饥挨饿，“使小孩子们可以不再嚷着要吃，使他们在昏沉的睡眠里可以不再难过。”[4]72-73在《玛丽·巴顿》中，约翰·巴顿起初还能勉强数出几枚钱币来招待好友威尔逊全家，可是随着资本家对劳工的不断压榨，随着生产开工时数的减少，随着劳工参与罢工而无奈遭到解雇，不仅因为连口淡饭薄粥都没有而失去了他视为心头肉的极需营养补充以恢复病后体力的儿子，还不得不违背自己不同意女孩子进工厂干活的意愿，为了能让女儿玛丽·巴顿能吃得上午饭和晚茶，最终把她送去给开衣帽店的西蒙芝小姐当学徒。劳工家庭中一家人大哭小喊、啼饥号寒的呻吟已然成了家庭里日常的音乐。劳工戴文保的家庭生活更是凄惨，“家里一块煤也没有，就连一块冷甘薯也没有。”[4]74当巴顿给他们拿去一点吃食时，“小孩们却围住了巴顿，把他带来的吃食夺了去。好大一块面包，一眨眼就连一粒屑子也不剩了。”[4]75家徒四壁、斗米不见的家庭困苦境况对当时的劳工家庭而言简直是再普遍不过了。

在《南方与北方》中，劳工约翰·鲍彻的声声控诉向读者们描述了劳工的生活现实：“她只是一天天虚弱下去——倒不是因为她自己没东西吃——而是因为看到孩子们挨饿她受不了。——我们的小杰克，他每天早上总吵醒我，把可爱的小嘴搁在我这肮脏的老脸上，寻找一个光滑的地方好亲亲，——他就躺在那儿挨饿。”[5]246-247作为父母的劳工不仅要忍受自己的饥饿，还无力去喂养嗷嗷待哺的子女。这样辛酸的画面描绘能够呈现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叙述中，说明她对劳工阶层是抱有深切的同情心的，她的写作视野完全超出了当时女性所关注的家庭生活话题。她对贫苦劳工同情的发声，表明她洞察到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社会诟病。

(二)身体健康的严重损害

劳工不仅要忍受食不果腹的苦楚，还要忍受身体健康的严重受损。《玛丽·巴顿》中年轻善良的玛格丽特，正值风华正茂之年，却为了生计之故，天天待在黑暗的屋子里，做着费眼力的活计，只是为了赚几个于事无补的钱。辛苦的劳作损伤了她的视力。面对失明的损害，她道出了迫于生计的无奈与辛酸：“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人一定要吃饭；反正我的眼睛总是要瞎的。”[4]61对于填不饱肚子的劳工来说，失明总之是好过在忍饥挨饿中丧失性命。当玛格丽特要面对失明的现实时，她所担忧的并不是再也见不到这个世界，而是惧怕她和外公的物质生活朝不保夕：“这是一种恐怖，有时候我想也不敢想，有时候我又不能不想——我就为了这一种恐怖，心里万分难受——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眼睛一点点地瞎了，那时候外公和我会怎么办呢？”[4]59盖斯凯尔夫人对这一情节的设计，血淋淋地告知了读者当时劳工生存的恶劣处境：劳工们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他们一旦生病，家庭中就会缺少了一个赚钱的劳力，他们的生活便会入不敷出。

在《南方与北方》中，贝西·希金斯在母亲去世后，不得不承担起进厂做工以补贴家用的担子。梳棉间里的绒毛严重损伤了她的健康，让她每日在死亡的边缘挣扎：“我开始在一个梳棉间里干活儿，绒毛进入了我的肺，使我受到了损害——梳棉的时候，从棉花上飞起来的一小块一小块棉花，它们充满了空中，看起来像一片纤细的灰尘。人家说这种白灰尘缠绕着肺，把肺越裹越紧。不管怎样，在梳棉间里干活儿的人有许多全成了废人，吐血、咳嗽，就因为他们给绒毛伤害了。”[5]160日衰的健康迫使她离开工厂，但耳朵里却永远充斥着工厂里的噪音，容不得她享有片刻宁静，缠绕在肺内的绒毛更是让她每日口渴得要死。所以，死亡对于贝西而言，不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种解脱。“在我不得不去的地方，会有春天，还有鲜花，不凋花和绚丽的礼服。”[5]113这是多么尖锐的嘲讽，劳工的现实生活堪比人间炼狱，而死亡的归处却是安息的天堂。盖斯凯尔夫人不仅完全跳出了困囿女性作家的狭窄创作主题，看到了劳工阶层生活的悲苦与工业发展对劳工群体所造成的身体损害，并在小说中毫无掩藏地写作出来。对比当时极力迎合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群体的写作风气而言，现实主义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的勇气令人敬仰。

二、对工业发展抱有幻想和偏颇态度的一面

盖斯凯尔夫人在她的这两部小说中能够直面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把工人住宅区的真相毫不留情地摆在读者面前。然而，她对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还是具有局限性的，虽然描绘了穷苦劳工阶层的真实生活风貌，但是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之心，对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存有偏颇之态，对当时的劳资矛盾未能作鞭挞入里的揭露。

(一)对工厂主发家史的背景塑造

无论是在《玛丽·巴顿》还是在《南方与北方》中，盖斯凯尔夫人均把涉事的工厂主出身塑造为劳苦工人。桑顿先生也好，卡逊厂主也罢，起初都是劳工群众中的一员，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依仗自身吃苦耐劳的勤勉，终于赚得了一份家业。他们与劳工阶层同属兄弟，但在他们的人生理念中，致富就要凭借自身的钻营和努力，而不是与工厂主来谈条件。因此，这两位以工人出身、曾经深受贫穷折磨的厂主才会对工人的管理严格到苛刻的地步，对工人的利益争取采取漠视的态度。盖斯凯尔夫人对工厂主出身的刻意交代，无疑体现了她对有产者的好感，并对劳资冲突抱有一定的幻想，把工厂主与劳工的和解寄望于曾同为阶级弟兄的身份上，把工厂主对劳工的严苛美化成他们对企业的发展和对工人的高度责任感。盖斯凯尔夫人对工业发展的态度有肯定性的一面，认为工业生产可以使劳工有机会脱贫，实现人生财富累积的目的。

(二)对暴力罢工的声讨

盖斯凯尔夫人在她的两部小说中真实地描写了工人的生活状况，但在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资产阶级偏见，尤其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偏见更为突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她看到资本家的压迫剥削逼得工人不得不起来反抗，而作为一位热心的基督教徒，她反对一切暴力斗争。在《玛丽·巴顿》中，盖斯凯尔夫人站在同情工厂主的立场上发声，谴责了劳工暴力罢工的无理与血腥。在描写工人斗争时，她不仅不歌颂工人的团结性和斗争性，反而突出描写了曼彻斯特罢工工人如何殴打愿意接受低工资的爱尔兰移民，并借资本家工厂主之口谴责罢工工人暴力抵抗的凶残并开脱资本家在劳资冲突中的强硬态度：“那个残忍的家伙先把镪水洒在那个可怜人的脚踝上，你知道那个部分多么难治。他痛得只能站住不动，一点没有抵抗的力量，那残忍的家伙就对着他头上乱打，打得简直是血肉模糊。大家说不定那人还能不能救活。”“哪怕就为了这一件事，我也要起来反对他们，破产我也不管。”“是的，我本人决计连一个小子儿也不愿多给这班穷凶极恶的家伙；他们简直是野兽，不是人。”[4]241这些话语书写把工厂主放在卫道士的位置上，引发读者对工厂主的同情，加深读者对劳工阶级的指责和怨恨。在《南方与北方》中，劳工们围攻桑顿的工厂，并且于无意中伤害了无辜者玛格丽特。在读者眼中，这些情节的书写使劳工的形象变得野蛮、粗陋，使有产者成了暴力罢工的受害者。这种脱离生产关系本质的情节安排说明盖斯凯尔夫人对工人的斗争并不全然了解，对资产阶级剥削与压迫的阶级属性认知有所局限。

(三)对工会组织的挞伐

工会是维护劳工利益、团结劳工对抗资本家残酷压榨劳工经济价值的有力组织。在工业发展之初，工会的各项制度和保护劳工利益的各项措施不尽完善，但这一组织服务于劳工民众的性质却无法被抹杀。而在《玛丽·巴顿》中，工会却成为指使工人进行暴力罢工、残忍杀害工厂主的罪魁祸首；在《南方与北方》中，工会又成为排斥异己的集团工具：“要是一个人没加入工会，那么在周围织布机上干活儿的人，奉命全不准和他讲话——要是他觉得难受或是不自在，那也是一样，他是局外人，不是我们中的一个。在有些地方，和他说话的人全得罚款。你试试看，小姐。试看在他们中生活上一两年，你去望他们，他们就望着别的地方。试看在一群群工人的近旁干活儿，可这些人，你知道，心里全对你十分怨恨——你只要试试这个滋味，小姐——三百天里每天十小时都是这样，那你就会稍许知道点儿工会是怎么回事啦。”[5]376-377对此，盖斯凯尔夫人借玛格丽特之口发出了挞伐之言：“这多么霸道啊！——在我读过的所有历史里，我从来没有读到过比这么做更为缓慢而持久的折磨了。可你就是工会会员！你还讲到厂主们的霸道哩！”[5]377在盖斯凯尔夫人看来，部分劳工被迫加入工会组织，以避免受到其他劳工的共同排挤。她把工会组织描写成劳工不得不投靠的机构组织，而非挽救劳工于水火的本阶级权益保护组织。她甚至为资本家开脱，借口外国商品的竞争和大批大型机器设备的引进等因素来说明增加工资的困难和工厂裁减劳工的原因，由此而衬托出工会组织工人罢工的不合理。在她的笔下，工会组织完全化身成为操纵劳工暴力罢工的幕后指使者。所以，她对工会怀有不友善的态度，在工会领导的劳工运动中站在资产者的一侧。

(四)对劳资矛盾妥协式的和解

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中真实地揭露了当时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工业社会的弊病、贫苦工人的悲惨境遇和他们与工厂主的尖锐矛盾，但是她的基督教信仰和中产阶级思想立场促使她在小说结局中试图借助人道主义情感，增进劳资沟通，达成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妥协与和解。她对劳资矛盾的处理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她折中主义的矛盾心态和思想斗争。

在《玛丽·巴顿》的结尾部分，老卡逊心软了，在雇佣制度方面实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而约翰·巴顿也在深切的懊悔与乞求原谅的忏悔声中，以赎罪的姿态走完了他与资产阶级奋力抗争的一生。在《南方与北方》的尾声部分，桑顿先生检讨了自己作为米尔顿厂主的处境，消除了对希金斯的一切怨恨。这样鼓吹劳资双方互谅互爱的结局安排的部分原因在于盖斯凯尔夫人受到她所信仰的宗教的影响。作为牧师的妻子，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的信仰越真诚，越不能超出基督教说教的思想框架，愈加热衷于用无所不包的仁爱来调和一切矛盾。这正是19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也是造成盖斯凯尔夫人这两部社会小说局限性的根源。为此，众多的评论家认为这两部以工业生产与发展为写作背景的小说结局存有诟病。

三、结语

19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令人怵目惊心，罢工斗争空前高涨。然而，这一切在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正面描写工人阶级斗争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盖斯凯尔夫人能够突破自身的性别局限，驾驭工业化发展这一深厚的历史主题，以文学艺术的形式真实反映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然而，她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实质存有幻想，未能在资产者的人物塑造上剥去他们伪善的外衣，在劳资冲突中未能坚定地支持劳工的斗争立场，对矛盾的解决方式远离工人的现实状况而陷入主观臆想。她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但也肯定工业文明给社会带来的进步与财富。可以说，她的《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是资本主义时代留下来的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