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财周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缓和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改变了犹太移民政策。以色列政府加强宣传，实行各种措施保障犹太人的回归，由此开启了俄裔犹太移民(1)通过历史考察，结合笔者的研究，本文所谓的“俄裔犹太移民”主要是指苏联解体前后居住在苏联而移居到以色列的俄裔犹太移民，其人数有百万之众。新一轮“阿里亚”运动。经过一系列的移民活动，数百万俄裔犹太移民移居到以色列，构成了以色列国内最大规模的移民群体。俄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的境遇如何？以色列社会不同群体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以色列社会的准确认识。长期以来，俄裔犹太移民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析俄裔犹太移民移居以色列的成因，并将俄裔犹太移民的回归归因于苏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以色列政府的积极行动(2)Zvi Gitelman, A Century of Ambivalence: The Jews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81 to the Present， 2nd Exparded Edition (Bl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Noah Lewin-Epstein, Yaacov Roi, Paul Ritterband, eds. Russian Jews on Three Continents: Migration and Resettl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张倩红、葛淑珍《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第10-22页。；二是探讨以色列政府对俄裔犹太移民的政策，认为以色列政府实行多种措施安置移民，包括住房津贴、语言培训、制定专门的资助计划等措施(3)Hacohen Devorah, From Fantasy to Reality: Ben-Gurion’s Plan for Mass Immigration, 1942-1945 (Tel Aviv: Ministry of Defense, 1994); Elazar Leshem, Moshe Sicron, “The Absorption of Soviet Immigrants in Israel,”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99, (1999): 484-522; 艾仁贵《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政策：演进、内容与效应》，《西亚非洲》2017年第3期，第50-74页。；三是论述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的影响，认为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科技、经济、人口均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他们仍保持独特的俄罗斯化倾向，以犹太教为核心的身份认同遭受危机(4)Shelese Emmons, “Russian Jewish Immigration and its Effect on the State of Israel,”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5, no. 1 (1997): 341-355; Majid Al-Haj, 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The Case of the 1990s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Israel (Leiden: Brill, 2004); Zvi Gitelman ed. The New Jewish Diaspora: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German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6); 周承《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影响》，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一言以蔽之，国内外学者对俄裔犹太移民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色列政府对俄裔犹太移民的安置措施以及他们对以色列经济、政治造成的影响，但关于以色列不同群体对他们的看法着墨不多。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俄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情况，分析以色列犹太政治精英、宗教人士、普通公众对他们的认知与态度，以期较为全面地探究俄裔犹太移民群体的处境。

一 俄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情况

俄裔犹太移民是以色列移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高科技人才属性突出。在文化上，俄裔犹太移民的俄罗斯化倾向显著，他们挑战以色列社会原有的文化底色；在政治上，他们组建政党，谋取政治话语权，构建内部的社会认同。

(一)俄裔犹太移民的基本构成

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独特的移民国家，且移民历史比较长。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就有俄裔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19世纪80年代，随着俄国反犹主义的发生，一些俄裔犹太人开启了第一次“阿里亚”运动，标志着近代历史上俄裔犹太移民移居到巴勒斯坦地区的肇始。自1882年开始，延续到1903年，大约有2.5万名犹太人从俄国、罗马尼亚等地移居巴勒斯坦，使当地的犹太人口翻了一番。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有310多万犹太移民移居到以色列，而俄裔犹太移民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截至2020年底，以色列约有130万俄裔犹太移民，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34%，约占以色列犹太人总数的19%，约占以色列人口总数的13%(5)数据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公布资料整理得来，参见：“Immigrants: by Period of Immigration, Country of Birth and Last Country of Residence,”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ugust 16, 2018: 1-2, https://www.cbs.gov.il/he/publications/doclib/2018/4.%20shnatonimmigration/st04_04.pdf; “Population of Israel on the Eve of 2021,”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December 31, 2020: 1-4， https://www.cbs.gov.il/he/mediarelease/DocLib/2020/438/11_20_438e.pdf.。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移居到以色列，则发生在苏联解体前后。据统计，从1989年至2001年，约有92万俄裔犹太移民移居到以色列，约占当时移民总数的85%，占当时犹太人总数的20%左右(6)“Total Immigration to Israel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1948-Present),” Jewish Virtual Library, accessed July 10, 2021,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total-immigration-to-israel-from-former-soviet-union.。这次移民潮改变了以色列人口的构成，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以色列的‘俄国革命’”。在以色列的俄裔犹太移民中，有96.5%的人自称是犹太人，有3.5%的人信仰其他宗教(主要是东正教)(7)“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Cbs.gov.il, updated March 22, 2011, accessed March 5, 20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1021051424/http://www.cbs.gov.il/yarhon/c1_e.htm.。从俄裔犹太移民的年龄构成上来看，0-14岁占20.1%，15-29岁占24.3%，30-44岁占22.3%，45-64岁占21.0%，65岁以上的占12.3%(8)Mark Tolts, “Demography of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Speaking Jewish Diaspora,” in The New Jewish Diaspora: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Germany, ed. Zvi Gitelma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6), 28.。由此可知，俄裔犹太移民15-64岁约占68%，其年轻化特征显著。从俄裔犹太移民的聚集地来看，他们主要居住在几个大中型城市，如阿什杜德、阿什凯隆、海法、贝尔谢巴等地，在这些城市里，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占常住人口的25%-50%，在阿什杜德达到了40%，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集中居住区域，有人甚至试图建立一个纯粹的俄裔犹太移民城市(9)转引自：周承《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影响》，第176-177页。。与其他移民群体相比，俄裔犹太移民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高、从事脑力劳动者居多。据统计，63%的俄裔犹太移民拥有大学学历，25%拥有技术或职业文凭，12%拥有研究生学历；俄裔犹太移民中最大的职业类别是从事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工作，其比例为35%和32%，其次是公务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其比例为31%和16%，再其次是教师和医生，其比列为12%和4%(10)Anna Prashizky, Larissa Remennick, From State Socialism to State Judaism: ‘Russian’ Immigrants in Israel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Religion (Ramat-Gan: Sociological Institute for Community Studies, 2010), 13.。从俄裔犹太移民的基本构成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数量庞大，且以年轻人为主，为以色列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二是俄裔犹太移民集聚在一起，与外界交流不多，形成独特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犹太社区；三是高新技术人才属性明显，为以色列创新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俄裔犹太移民的这些显著特征，在以色列的文化和政治上逐渐显现出来。

(二)文化上俄罗斯化倾向显著

随着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的涌入，他们在文化上呈现出俄罗斯化倾向。俄裔犹太移民比较显著的俄罗斯化倾向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一些俄裔犹太移民的身份包括“犹太人”和“基督教犹太人”两个部分，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后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许多俄裔犹太移民认为，成为以色列人不必要是犹太教所维系的犹太人身份。在原苏联，其犹太人的身份是根据种族而不是宗教属性来确定的，与犹太教的联系并不视为其集体和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种族的犹太人身份，与原苏联的世俗化目标相关。俄裔犹太移民的俄罗斯化倾向还表现在俄语的使用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大量俄裔犹太移民到达以色列后，约1/5的以色列人说俄语，无论是在商店、餐馆，还是在医院、学校等地方，耳边总会传来俄语的声音。有人不无夸张地说：“从加利利的上拿撒勒到内盖夫的贝尔谢巴，许许多多的店铺标牌都使用斯拉夫语和希伯来语同时标注。”(11)唐娜·罗森塔尔《以色列人——特殊国土上的普通人》，徐文晓、程伟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虽然俄语作为以色列的非官方语言，但在日常交往中获得了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同等重要的地位。据2001年的一份俄裔犹太移民调查显示，75%的人阅读俄文小说，97%的人观看俄语电视频道，65%的人听过俄文广播，50%的人参加了与俄罗斯文化有关的活动(12)Stephen Sharo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Judaisms and Jewish Identitie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94.。此外，在俄裔犹太移民居住的社区，随处可以看到俄罗斯特色的东西。他们开设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品店，摆卖各种俄罗斯风味的商品，如俄罗斯面包、伏特加、火腿肠等。不仅如此，俄罗斯音乐、服饰也充斥在以色列社会中。以色列国家移民研究所社会学家埃利泽·费尔德曼(Eliezer Feldman)也是一名俄裔犹太移民，他说：“如果说以色列有一个‘小俄罗斯’一点也不过分，而且，这个‘小俄罗斯’还在不断地壮大、完善。”(13)席雪莲《俄罗斯风情融入希伯来文明——移民改变以色列》，新浪网，2001年12月19日发布，2021年7月12日访问，http://news.sina.com.cn/w/2001-12-19/424158.html。要言之，俄裔犹太移民显著的俄罗斯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宗教信仰、语言以及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对犹太人而言，犹太教信仰至关重要，是否信仰犹太教，是判定犹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是否说希伯来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都是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显著特征。而在日常生活中，犹太人一般按照犹太教的规定进行生活，在饮食方面尤其如此。而俄裔犹太移民所具有的这些显著的俄罗斯化特征，与以色列社会原有的文化格格不入，两者间出现文化冲突实难避免。

俄裔犹太移民显著的俄罗斯化倾向，根植于他们独特的生活环境，也得益于以色列社会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色列社会从“大熔炉”文化逐渐转向多元文化时期，出现了构建“新犹太人”的可能性。在以往的犹太移民群体中，他们受到以色列“大熔炉”精神鼓舞，其最终目标是成为以色列人，但俄裔犹太移民处于以色列社会多元文化时期，保留其群体的特殊性得以合法化。正如希伯来大学教授塔玛·拉波波特(Tamar Rapoport)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以色列社会的变化，许多俄裔犹太移民表现出俄罗斯化的倾向，他们的犹太意识逐步下降，但出现了重新构建和培育‘新犹太人’的可能性。”(14)Tamar Rapoport, Edna Lomsky-Feder, Angelika Heider, eds. “Recollection and Relocation in Immigration: Russian-Jewish Immigrants ‘Normalize’ Their Anti-Semitic Experiences,” Symbolic Interaction 25, no. 2 (2002): 181.然而，即使这一推断合理，俄裔犹太移民在文化上还远未融入以色列。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大熔炉”文化的残余，培育“新犹太人”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俄裔犹太移民对俄罗斯文化的维护，并对犹太文化不适应。这种多向的离心力，使得俄裔犹太移民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带有明显俄罗斯文化因子的新犹太文化。

(三)政治上组建移民政党

随着俄裔犹太移民聚居地的形成以及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积极组建政党，并逐步成为以色列执政党拉拢的对象。根据1958年以色列《基本法：议会》(BasicLaw:TheKnesset)的规定，以色列实行多党制，议会为一院制，共120个席位；议会每4年选举一次，也可以提前解散，重新选举；在议席分配上实行比例代表制，各党派根据得票的多少算出自己应得的议席数，超过61个席位即可组建内阁，行使国家权利(15)“Basic Law: The Knesset,” The Knesset, accessed March 10, 2021, https://main.knesset.gov.il/en/activity/pages/basiclaws.aspx.。一般来说，以色列的主要政党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很难单独获得61个席位，需要联合其他政党共同组阁。因此，其他政党往往可以待价而沽，以获取政治利益。1996年3月，以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为首的俄裔犹太移民创立了“移民中的以色列党”(Israel Ba-Aliya，简称“移民党”),在当年举行的大选中获得7个议席，夏兰斯基担任工业与贸易部部长，尤里·埃德尔斯坦(Yuri Edelstein)担任移民吸收部部长。在随后的几次大选中，移民党均取得不错的成绩。1998年12月，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berman)等人创立“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Yisrael Beiteinu，简称“家园党”)，在随后的大选中获得4个席位，在2006年获得11个席位，而在2009年获得了高达15个席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三大党(16)“Yisrael Beitenu: Description,” The Knesset, accessed March 10, 2021, https://www.knesset.gov.il/faction/eng/FactionPage_eng.asp?PG=101.。家园党的许多议员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如利伯曼担任副总理，伊扎克·阿哈罗诺维奇(Yitzhak Aharonovitch)担任公共安全部部长等。在2015、2019年和2020年的选举中，虽然家园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有所下降，但一般保持在5个席位以上，成为执政党联合的重要对象。俄裔犹太移民政党极大地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格局，以前以色列主要由工党、利库德集团以及宗教政党组阁，而如今的俄裔犹太移民政党逐步形成为以色列政治中的“关键少数派”和平衡两大政党的重要砝码。以色列社会学家埃拉扎·莱谢姆(Elazar Leshem)就说：“俄裔犹太移民从最初的边缘地位逐步进入到社会的核心，成为各大政治集团拉拢的对象。”(17)Elazar Leshem and Moshe Sicron， “The Absorption of Soviet Immigrants in Israel,”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99, (1999): 502.俄裔犹太移民利用政治影响力，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尤其是在涉及巴以争端和阿拉伯人的问题上，积极寻求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甚至表现出比老牌右翼政党更加强硬的态度。

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他们经历了明确犹太民族身份、移居现代犹太国家、维系俄罗斯文化、融入以色列社会四个阶段，由此形成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和社会认同。但俄裔犹太移民在认同形成过程中与以色列原有的认同模式存在着明显差别，尤其在族群认同和社会认同方面。因此，以色列犹太政治精英、宗教人士、普通公众等群体，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诉求，对俄裔犹太移民的认知也有所不同。而这些差异则反映了以色列社会的诸多移民问题。

二 以色列犹太政治精英对俄裔犹太移民的认同

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和建设国家的需要，大多数以色列犹太政治精英认可俄裔犹太移民。随着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以色列政府制定出台了切实可行的保障他们权益的措施，包括住房、交通补贴等政策，对于俄裔高新技术类犹太移民，以色列政府更出台了吉拉迪计划(Gileadi Program)、卡米尔计划(Kamea Program)等举措予以资助。这些举措均反映了以色列一贯的移民政策，即最大限度地吸引犹太移民。

(一)从法理和现实层面强调俄裔犹太移民的重要性

以色列建国后，积极号召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并于1950年颁布《回归法》(LawofReturn)，凡犹太人均有移民以色列的权利，1952年又颁布《国籍法》(NationalityLaw)，赋予移居的犹太人国籍和公民身份。随后，针对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又出台《回归法》和《国籍法》修正案。1970年通过的《回归法》修正案规定，犹太人是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或者皈依犹太教且不属于另一宗教的人(18)“Law of Return (Amendment No. 2) 5730-1970,”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pdated March 19, 1970, accessed March 12, 2021, https://mfa.gov.il/MFA/MFA-Archive/1950-1959/Pages/Law%20of%20Return%205710-1950.aspx.。修正案没有说明皈依者需根据犹太律法皈依正统派，这在事实上认可了皈依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人也是犹太人。与此同时，犹太人的子女、孙辈以及他们的配偶也享有《回归法》、《国籍法》所赋予的回归权和公民权。此外，混合婚姻(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婚姻)所生养的后代移民，在以色列的权利也得以确认。1971年的《国籍法》修正案规定，如果国外的犹太人愿意定居以色列，并且按照《回归法》已经获得或有资格获得移民签证，内政部长可在其提出申请的情况下，酌情在其移民以色列之前授予以色列国籍(19)Leonard Schroeter, “Soviet Jews and Israeli Citizenship: The Nationality Amendment Law of 1971,” Soviet Jewish Affairs 1, no. 2 (June 2008): 28.。这些对犹太移民身份的界定，排除了严格的血缘关系限定，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与世俗标准，从而为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奠定了法理基础。

不宁唯是，以色列犹太政治精英数次强调犹太移民的重要性。早在建国之初，以色列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曾说：“移民对以色列来说至关重要，它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先决条件。”(20)Hacohen Devorah, From Fantasy to Reality: Ben-Gurion’s Plan for Mass Immigration, 1942-1945 (Tel Aviv: Ministry of Defense, 1994), 16.梅厄夫人则更直白地说，没有移民就没有以色列。正是在这种移民优先的策略下，犹太政治精英尤其重视大批俄裔犹太移民。在俄裔犹太移民移居到以色列之初，当时的总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的核心目标是致力于吸收原苏联犹太移民，为实现以色列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府将实施‘吸收篮子计划’和其它形式的移民措施，以确保移民获得基本必需品。”(21)“Basic Policy Guidelines of the 25th Government,”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pdated July 13, 1992, accessed March 13, 2021, https://mfa.gov.il/MFA/Pages/SearchResult.aspx.沙米尔甚至提出“大以色列计划”，试图驱逐巴勒斯坦人和吸收大量俄裔犹太移民。沙米尔认为，为了这么大批的移民，我们需要以色列国土和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家，而这些移民将使以色列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一些犹太政治精英从国家政治出发，将俄裔犹太移民视为具有哲学思维和创造性的群体，并认为其将赋予以色列政治变革的活力。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以色列犹太政治精英对俄裔犹太移民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要求谨慎对待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副财长尤西·贝林(Yossi Beilin)认为政府不应该把俄裔犹太移民推向某地区，移民在就业方面不应该要求过高，有可能“大学教授当中学教员、工程师当技术员”，并指出移民可能替代2万巴勒斯坦人的工作(22)转引自：张春风《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引起的波涛》，《世界知识》1990年第6期，第31页。。从当时的现实条件来看，以色列接纳如此大规模的移民群体的确存在诸多困难，这不仅对本地以色列人造成巨大冲击，还与俄裔犹太移民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容易引起他们的不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不同意见并不是对俄裔犹太移民的否认，而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注重他们与以色列的现实状况相适应。

(二)制定各种措施保障俄裔犹太移民的权益

随着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以色列政府制定出各种优惠政策保障他们的权益。以色列政府设有专门的移民机构，负责协调移民工作，并在全国设有住房、就业等部门，为移民提供各种帮助。当时的住房与建设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明确表示，要在18个月内准备好接纳100万俄裔犹太移民，每月将建7000幢住房。另外，以色列政府还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如不但包机票，还包全部的托运费用；俄裔犹太移民到达以色列后，每人可获得3700美元的现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五类家电销售价减半，若不买，可以获得相当于半价的现金；享受五年的住房津贴(总计约8000美元)和半年的医疗保险(约400美元)(23)范雨臣、张零贵《生活在约旦河西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此外，由于俄裔犹太移民独特的高新技术人才属性，以色列政府设置专项基金，如吉拉迪计划、卡米尔计划等项目进行资助。据统计，共计680名移民科学家接受卡米尔计划的资助，花费总额约为15亿新谢克尔，每位科学家受惠于该计划的平均时间为9年；该计划的绝大部分受益者就职于高等教育机构，移民科学家使以色列大学的科研产出增加20%以上(24)转引自：艾仁贵《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政策：演进、内容与效应》，《西亚非洲》2017年第3期，第57页。。除了政府的安置措施外，非政府组织也积极行动。1995年1月，以色列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移民组织，其目标是为移民提供住房、就业和教育服务。该组织设有董事会，由不同移民组织的代表和政府成员组成。非政府移民组织调节移民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积极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通常成为东道主国家和移民者的桥梁(25)Gustavo S. Mesch, “Between Spatial and Social Segregation among Immigrants: The Case of Immigrants from the FSU in Israel,”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 no. 3 (Autumn 2002): 921.。

综上所述，以色列犹太政治精英作为领导群体，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上具有主导地位。阿萨·卡舍尔(Asa Kasher)将这一现象总结为“建国之父案例”(The Case of Founding Fathers)，即作为缔造国家的先锋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策安排方面很自然地发挥了主导性影响(26)Ruth Gavison, The Law of Return at Sixty Years: History, Ideology, Justification (Jerusalem: Metzilah Center for Zionist, Jewish, Liberal and Humanist Thought, 2010), 43.。对以色列而言，移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移民政策不仅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以色列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因而以色列犹太政治精英对于他们重要性的强调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俄裔犹太移民也为以色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2009年，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一次演讲中表示：“自1989年以来，数百万俄裔犹太移民移居到以色列，并为以色列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应该被视为‘这个国家发生的最伟大奇迹之一’。”(27)Haviv Rettig Gur， Herb Keinon, “Netanyahu: 20 Years after Iron Curtain Collapsed, it’s Clear Russian-speaking Aliya ‘Rescued the State of Israel’,” The Jerusalem Post, updated September 7, 2009, accessed March 18, 2021,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tanyahu-20-years-after-Iron-Curtain-collapsed-its-clear-Russian-speaking-aliya-rescued-the-State-of-Israel-154040.

三 宗教人士对俄裔犹太移民的反对

在俄裔犹太移民问题上，宗教人士内部意见不一。以正统派为主的多数宗教人士反对俄裔犹太移民，他们认为俄裔犹太移民正在侵蚀犹太教，尤其强烈谴责俄裔犹太移民的饮食习惯和宗教信仰。而改革派认为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保证了犹太人在以色列所维系的主体民族，并试图推动《转换法》确保俄裔犹太移民的宗教信仰。不过，在宗教事务上，正统派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宗教人士的主流观点。

(一)正统派指责俄裔犹太移民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正统派强烈反对俄裔犹太移民的生活习惯，尤其在猪肉事件和结婚程序中矛盾凸显。按照犹太律法的规定，犹太教徒禁止食用猪肉和不洁食品。然而，俄裔犹太移民习惯于食用猪肉，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猪肉商店，并出售不洁食品。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色列的每个大城市约有20-40家猪肉商店，俄裔犹太移民乐意食用猪肉和其他俄国食品(28)Yaacov Ro’i, “The Move from Russia/the Soviet Union to Israel: A Transformation of Jewish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New Jewish Diaspora: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Germany, ed. Zvi Gitelma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8.。由此引起宗教人士的强烈不满，后来诉诸法律。最后最高法院判决，出售和购买猪肉属于合法行为。这个裁决为俄裔犹太移民违反犹太教规敞开了大门，更加激起了正统派的愤慨。沙斯党领导人指责最高法院的判决，“把象征犹太人身份的棺材的最后一根钉子给钉了下去”。猪肉事件不仅加深了宗教人士和俄裔犹太移民的隔阂，而且使俄裔犹太移民朝非犹太化的方向发展。沙斯党领导人将非犹太人的俄裔移民称作“猪肉、卖淫、不道德和污秽”之后的“第五纵队”，他们“正在摧毁国家的道德纤维”(29)周承《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影响》，第183页。。此外，俄裔犹太移民不按照犹太教的规定结婚，也是一个重要的表现。根据犹太律法规定，犹太人不能与非犹太人结婚。但有资料显示，自2000年起，有80%以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并且为了规避以色列国内犹太教正统派的限制，成千上万的俄裔犹太移民同自己的伴侣飞到塞浦路斯订立婚约(30)唐娜·罗森塔尔《以色列人——特殊国土上的普通人》，第117-119页。。虽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俄裔犹太移民的特例，其他世俗的犹太人也经常这样做，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所造成的影响较大，成为正统派关注的对象。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俄裔犹太移民的犹太身份受到正统派的质疑。以色列妥拉旌旗党(Degel Hatorah)议员阿夫拉罕·拉维兹(Avraham Ravitz)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犹太律法的界定，30%的俄裔犹太移民不是犹太人(31)Eliezer Ben-Rafael, “Mizrahi and Russian Challenges to Israel’s Dominant Culture: Divergences and Convergences,” Israel Studies 12, no. 3 (Fall 2007): 83.。关于俄裔犹太移民的宗教信仰，有一份调查显示，73.6%的人将自己定义为“世俗的”，24.6%的人称之为“传统的”，只有1.3%的人认为是“宗教的”；并且，在俄裔犹太移民群体中，只有4.5%的人因宗教原因避免在安息日旅行，2%的人定期去犹太会堂，3.2%的人将孩子送到宗教学校(32)Majid Al-Haj, 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The Case of the 1990s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Israel (Leiden: Brill, 2004), 116.。对于犹太教信仰，俄裔犹太移民往往采取务实的态度，一方面为了获得移民资格，极力证明或伪造犹太人身份；另一方面，由于以前他们生活在世俗的国家，对犹太教教义不甚了解，宗教只是作为一种心灵慰藉的工具。美籍俄裔犹太思想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把这样的宗教观定义为“最小宗教”，因为它仅仅由信仰组成，与任何特定的宗教教义都没有关系。以色列社会学家埃德娜·罗姆斯基·费德尔等认为：“今天大多数俄裔犹太移民处在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中，使他们从一开始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他们只是披着犹太人的外衣，他们与以色列和犹太人缺乏强烈的情感联系。”(33)Edna Lomsky-Feder, Tamar Rapoport, eds. “Homecoming,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al Ethos: Russian-Jewish Homecomers Reading Zionism,”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4, no. 1 (2001): 11.而俄裔犹太移民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国家安全等领域作出的贡献，但并不愿意将犹太会堂中的学习和祈祷视为对国家的“同等服务”。正统派和俄裔犹太移民的分歧，反映出以色列一直存在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

(二)改革派认可俄裔犹太移民的行为

比较而言，改革派认为无论是出于纯粹的宗教动机还是其他原因，接纳俄裔犹太移民都是正确的选择，并认为他们正在受到犹太教的影响。根据以色列宗教事务部的统计，随着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讲授犹太教的机构不断增加，目前在以色列有16个讲习班，供希望皈依犹太教的人学习，大量的宗教书籍用品被售卖，如《圣经》和烛台等，皈依犹太教的人数正在大量增加。对于部分俄裔犹太移民来说，采用犹太教的仪式是适应新环境的一部分，他们除了庆祝或以某种方式纪念犹太人的节日外，还会进行割礼。一些俄裔犹太移民尊重犹太习俗，改名换姓就是其中一种形式，如夏兰斯基将自己的俄罗斯名字阿纳托利改为犹太人名字纳坦。他们还接受了犹太民族的宗教服饰习惯，被称为“基帕”(34)“基帕”(Kipa)是宗教用品之一。犹太男子在宗教活动时，须戴用此帽遮住头顶，以示对上帝的敬畏。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的小圆帽经常会出现在俄裔犹太移民的头上(35)周承《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影响》，第209页。。此外，改革派积极推动议会立法，保障俄裔犹太移民的宗教信仰。一些俄裔犹太移民信仰东正教，这与犹太人的信仰背道而驰。1995年，在埃利亚胡·巴克什-多伦(Eliyahu Bakshi-Doron)拉比的主持下，以色列建立转化法庭，并提出尽快出台《转换法》(ConversionAct)，以保障东正教徒的宗教权益(36)Chaim I. Waxman, “Multiculturalism, Conversion, and the Future of Israel as a Modern State,” Israel Studies Review 28, no. 1 (Summer 2013): 42.。但法案遭到正统派的强烈反对，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改革派同意撤销法案，正统派保证俄裔犹太移民的东正教信仰。后来，以色列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俄裔犹太移民的宗教事务。虽然在实践中，俄裔犹太移民的东正教信仰没有被正式承认，但事实上已被默认，从而深刻影响了以色列社会。以色列社会学家马吉德·阿尔哈吉表示：“《转换法》不仅影响东正教，而且在犹太教的改革派、正统派和保守派之间产生深刻的楔子。”(37)Majid Al-Haj, 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The Case of the 1990s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Israel, 71.虽然部分改革派也认识到俄裔犹太移民加剧了以色列内部世俗犹太人和宗教人士之间的“文化战争”，但他们整体上为增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族群之间的“人口战争”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色列宗教正统派与改革派对俄裔犹太移民不同的认知与态度，呈现出犹太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从正统派的视角来看，约1/3的俄裔犹太移民不是“合格的犹太人”，以色列正在失去以犹太教为核心的身份认同，从而削弱了以色列与俄裔犹太移民之间的联系，并逐步形成两极分化的发展态势。正统派试图扩大犹太教对犹太人的控制，极力在俄裔犹太移民问题上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但改革派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认为无论如何俄裔犹太移民在增加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和维持以色列的“犹太”属性方面功不可没，以传统犹太律法的标准界定犹太人也是不合时宜的，应该以更加自然、多元化的方式认定犹太人身份。纽约大学教授亚瑟·赫兹伯格(Arthur Hertzberg)指出：“下个世纪全球的正常态势将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或地区，以色列必须做好准备，俄裔犹太移民是犹太人的转折点，犹太人的界限可能变得模糊，甚至包括非犹太人。”(38)Shelese Emmons, “Russian Jewish Immigration and its Effect on the State of Israel,”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5, no.1 (1997): 352-353.不过，尽管正统派和改革派对俄裔犹太移民有不同的认知，但对他们维持以色列国族身份的看法基本认同。

四 公众对俄裔犹太移民的复杂态度

以色列公众对俄裔犹太移民的认知比较复杂。部分犹太人认识到移民的重要性，认可俄裔犹太移民。但大部分犹太人态度比较模糊，一方面认识到俄裔犹太移民对于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又因伴随俄裔犹太移民而来的生活习惯、道德水平以及工作压力等社会问题而产生不满。尤其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坚决反对俄裔犹太移民，认为他们侵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

(一)公众认可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人口的贡献

部分犹太人认识到俄裔犹太移民的重要性，积极帮助他们。据以色列官方统计，起初，以色列公众为俄裔犹太移民提供食物、衣服和家具等，并且80%的以色列家庭自愿帮助他们(39)Reiser Stewart and Zvi Gitelman， Soviet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Los Angeles: Susan and David Wilstein Institute of Jewish Policy Studies, 1992), 27.。对普通公众而言，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始终是犹太人的威胁，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不可避免。以色列阿拉伯人约占以色列人口的17%，是少数族群，然而他们却是1050万巴勒斯坦人、3.5亿阿拉伯人和14亿穆斯林的一部分(40)数据根据世界人口评论整理得来，参见：“Arab Countries 2021,” 2021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1,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arab-countries; “Muslim Population by Country 2021,” 2021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1,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muslim-population-by-country.。无论俄裔犹太移民表现如何，他们毕竟是犹太人，从整体上增加了以色列犹太人的数量。当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发生冲突时，俄裔犹太移民是天然的战线同盟。此外，以色列公众也表现出对俄裔犹太移民的同情和理解。以色列公众认为俄裔犹太移民原先生活在同化的社会中，要想生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自己融入当时当地的社会。如美国著名犹太学家兹维·吉特尔曼(Zvi Gitelman)所说：“在原苏联，国家强加的身份认同与政府的反犹主义相结合来维持犹太人与其他族群的边界。原苏联政府时期，国家的反犹主义基本消失，政府对犹太人的态度更加灵活与多样化，特别考虑到他们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和政治的成功，试图同化犹太人，消除犹太人的‘犹太性’。”(41)Anna Prashizky and Larissa Remennick, From State Socialism to State Judaism: Russian Immigrants in Israel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Religion, 4.因而，部分公众认为，俄裔犹太移民“犹太性”的弱化，是原苏联政府同化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的过错。

(二)俄裔犹太移民的生活习惯和经济因素引起公众的不满

尽管普通公众认可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经济、人口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但对于他们的日常行为却表示不满。一位公众指出，当你看到有人上车不买票，在超市偷东西，在汽车上使用假月票，不准点上班却托人刷卡考勤，说话端架子，无端地觉得自己哪里都比别人强，想方设法在别人身上消解自己内心深处的嫉妒心理等，做出这种行径的人十之八九是前苏联人(42)范雨臣、张零贵《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第53页。。由于俄裔犹太移民人数众多，内部也良莠不齐，除了很多科学家、工程师等高端人才，也充斥着很多流氓、地痞等人员，尤其是俄罗斯黑帮势力猖獗，引起普通公众的强烈不满。以色列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俄罗斯黑帮提供了一方沃土。这些人拉帮结派、明争暗斗，为了抢地盘经常发生火并，尤以2003年12月特拉维夫的火并最为严重，那次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约20人受伤(43)黄培昭《利益纠纷经常火并 以色列管不住俄黑帮》，《环球时报》2005 年 3 月 18 日，第 5 版。。此外，大部分俄裔犹太移民往往在族群内交流，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他们融入劳动力市场。一家大型以色列公司公布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许多俄裔犹太移民对公司形象有害，应该限制其数量。公众希望通过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移民的教化，改变他们的不良习惯，但有些人来了很多年，仍恶习不改，公众对他们的消极印象已经渗入到骨子里。公众惊奇地发现，一些俄裔犹太移民还吸食毒品，甚至加入极右翼团体或成为新纳粹主义者。

经济因素也是公众对俄裔犹太移民不满的重要原因。随着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普通公众面临就业、住房、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压力，尤其对中下层犹太人来说更是如此。普通公众谈到支付移民吸收费用时，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公众对俄裔犹太移民的认知也各不相同。年轻的犹太人对移民的支持程度低于年长的犹太人。年轻的犹太人认为，随着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当地人的生存空间，以色列政府制定的优惠移民政策，使普通公众在住房、就业、经济和社会流动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比较而言，赛法尔迪犹太人更担心他们的处境。首先，由于大部分赛法尔迪犹太人属于中下层，他们担心住房、医疗等社会福利将被削减以支付援助计划；其次，由于俄裔犹太移民政党的建立，赛法尔迪犹太人所支持的政党在议会中只能获得更少的席位，话语权进一步减弱(44)Sammy Smooha, “Class, Ethnic, and National Cleavages and Democracy in Israel,” in Israeli Democracy under Stress (An Isræl pemocracy Institute Policy Study), ed. Ehud Sprinzak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3), 340.。一些塞法尔迪犹太人甚至怀疑俄裔犹太移民是由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精心策划的，以便西化以色列，更好地掌握政治话语权。此外，俄裔犹太移民与其他犹太人相处时拥有天然的优越感，他们毫不犹豫地炫耀其对以色列作出的贡献。在俄裔犹太移民的想象中，他们的文化底蕴比以色列社会其他族群都要优越。一位名叫戈尔斯坦(Goldstein)的俄裔犹太移民曾说：“俄裔犹太移民有很多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艺术家，在与犹太文化的对比中，俄罗斯文化具有高尚的品质和现代性特点。”(45)转引自：Tamar Horowitz,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srael Affairs 11, no. 1 (2005): 130.越来越多的公众担心，俄裔犹太移民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族群，从而阻碍他们同化并加剧以色列社会内部的分裂。

(三)以色列阿拉伯人明确反对俄裔犹太移民

与以色列犹太人不同的是，大多数以色列阿拉伯人(46)本文所指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也称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是指现在以色列实际控制领土范围内的阿拉伯人及其后裔(不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可参见：王宇《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地位与生存状况(194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90年，以色列阿拉伯人约88万，约占以色列人口的19%；2021年，以色列阿拉伯人约有196万，约占以色列人口的21%。参见：“Populayion: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2021,”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July 4, 2021: 1, https://www.cbs.gov.il/he/publications/doclib/2021/yarhon0621/b1.pdf。明确反对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阿拉伯人拉贾·伊格巴里亚(Raja Ighbaria)认为：“犹太移民的到来，一直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它导致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家园，以色列增加100万俄裔犹太移民对我们构成了实际的危险。”(47)Majid Al-Haj, 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The Case of the 1990s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Israel， 186.1990年8月3日，阿拉伯民主党(ArabDemocraticParty)发行小册子，名为《我们在等什么，移民正在损害我们的利益并威胁我们的土地》。该组织还在以色列各个阿拉伯人居住区散发反对俄裔犹太移民的请愿书，约有4000名阿拉伯人签名。该组织呼吁与“受压迫的犹太人”联合行动，抵制俄裔犹太移民，并要求阿拉伯人参加1990年8月5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示威活动。虽然以色列阿拉伯公众意识到此举对以色列移民政策的影响有限，但他们认为有必要表达对俄裔犹太移民的不满。针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反对意见，以色列犹太政治精英声明俄裔犹太移民活动是阿拉伯人无权干涉的犹太人内部问题，任何反对犹太移民的举措都等同于拒绝以色列存在的事实。当时的犹太机构主席西姆哈·迪尼茨(Simha Dinitz)表示，以色列阿拉伯公众对俄裔犹太移民的反对，证明他们尚未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统一工人党领袖拉阿南·科恩(Raanan Cohen)认为，应该严厉谴责以色列阿拉伯公众的不当言论，并要求阿拉伯人不要签署请愿书，还表示“任何阻止俄裔犹太移民的行为都会伤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48)“4000 Israel Abrabs Petition to Halt Aliya,” Jerusalem Post, updated March 4, 1990, accessed December 16, 2021, https://www.proquest.com/docview/320986184/fulltext/5D1BD0604C8F443CPQ/2?accountid=14484.。当时的总理沙米尔强调，以色列阿拉伯人反对俄裔犹太移民的宣言伤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随着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他们有住房、工作、社会福利等自然需求，这些需求不可避免地与本地犹太人和其他族群产生冲突，这与其他国家的移民情况类似。但俄裔犹太移民又有一些特殊之处，他们人数众多，在以色列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普通犹太公众而言，他们既认可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的贡献，又担心自身生活状况因此恶化，在这种纠结和矛盾中，他们的态度可想而知。而以色列阿拉伯人明确反对俄裔犹太移民，他们主要担忧三个问题：个人风险、族群地位以及对阿拉伯事业的威胁。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力量很难影响以色列的移民政策，他们只能接受和适应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大体来看，俄裔犹太移民在经济领域相对适应，但在社会关系方面，他们还未被普通公众所接受，尤其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矛盾凸显。

五 结语

总体来看，以色列社会对俄裔犹太移民的认知不尽相同，但大体上认可俄裔犹太移民，这体现了以色列一贯的移民政策。随着数百万俄裔犹太移民的涌入，以色列制定出各种措施保障他们的利益。然而，与以往的犹太移民不同，俄裔犹太移民表现出迥异的特点。在政治上，俄裔犹太移民积极组建政党，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建构社会认同；在宗教上，俄裔犹太移民表现出世俗化倾向，并朝非犹太化的趋势发展；在文化上，俄裔犹太移民似乎不是融入以色列主流文化，而是创造一种带有明显俄罗斯文化因素的新犹太文化。对于许多俄裔犹太移民而言，过多强调犹太文化的内容是不被接受的，他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领域作出明确区分，折射出他们务实的态度和世俗化倾向。在以色列以往的移民吸纳过程中，同化往往成为国家吸收移民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色列逐步倾向多元文化的模式吸收移民。而俄裔犹太移民利用以色列多元文化的契机，采取行动，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遗产和身份，并将这种需求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分化。

然而，不宜过多地强调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社会造成的冲击，他们并不是对以色列社会的拒绝，而是对犹太教所维系的犹太身份认同以及传统犹太文化的“高原反应”。一般来说，对于有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深厚的东道主国家，转变宗教信仰和学习传统文化，是东道主国家的内在要求，但对于俄裔犹太移民来说，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链接也可以促成他们的归属感。正如以色列社会学家萨米·斯姆哈所说：“尽管俄裔犹太移民对犹太教和传统文化不适应，但最终会融入以色列社会，他们可能会保持独特的东正教信仰和俄罗斯文化倾向，但这种宗教信仰和文化模式将被接受并增加以色列社会多元文化的特性。”(49)Sammy Smooha, Israel: Pluralism and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7.以色列社会的认知和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俄裔犹太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以及身份认同。而俄裔犹太移民的身份认同不仅取决于他们的变化，还取决于以色列社会的调整，特别是以色列社会关于西方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融合。因此，以色列需要不断调整移民政策，实行更加多元、开放的政策来适应不同族群的涌入，而俄裔犹太移民则需要考虑自我定义和他者定义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