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笑君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0）

一九四六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回应存在主义遭到的责难。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人是自由的，根据处境做出选择、采取行动，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人是自己行动的总和，而这总和无非是他自己的一生[1]25。该年，存在主义文学流派主将西蒙娜·德·波伏瓦出版了小说《人都是要死的》，被评论者认为是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艺术注解[2]420。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为满足自己的统治欲望而喝下长生不老药的人物福斯卡的故事。福斯卡得到了永生，并在生活的几个世纪中历经沉浮，但是世界并没有如他所愿走向和谐统一，反而形成了更加支离破碎、矛盾重重的局面。福斯卡在十八世纪经历与真爱的死别之痛参加革命战斗，终于认识到死亡的分量，最后孤独地承受着长生的天罚。就像萨特所说的，人的处境是对人在宇宙中基本处境的限制，虽然人的历史处境各不相同，但在世界上生存的人都避免不了劳动和死亡[1]25。死是人类不变的基本处境，不能死就意味着生命不能完结，人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完满的人。波伏瓦“在欧美两洲历史中选择了这些事件，用一个悲剧性的神奇人物贯穿古今，亲身参与和冷眼旁观”[2]420，用整部小说来书写生与死的矛盾，利用死亡这一客观现实促使人们对存在的本质进行深思。因此，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剖析小说内容，追随主人公在历史发展中的生存处境探讨他的追求和困惑，有助于揭示人的普遍处境，也有助于探寻有限生命和自由选择对于自我存在的意义。

一、征服外界的永生欲望

自古以来，人类对生充满渴望，对死充满恐惧，不断地幻想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人如果可以永生，是否就真的能收获永恒无上的快乐？波伏瓦在《人都是要死的》中提供了一个人类存在的实验范本——福斯卡。他在获得长生不死能力之后，对征服外在的世界、获得生存的条件产生了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故事中的福斯卡于一二七九年出生于意大利半岛卡莫纳城邦的一个贵族家庭，这一历史时期的意大利半岛城邦林立且分裂割据，彼此间常年征战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福斯卡凭借铁血意志成为卡莫纳的君主。他知道自己也将会像之前的城邦主人一样以某种方式死去，并长埋于祭台的石板底下。但是，福斯卡“不愿意一事无成地死去”[2]105，于是向上帝祷告以祈求长生不死。“人不外是自己造成的东西，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也就是所谓主观性。”[1]18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所做的选择决定了自身将成为怎样的人。福斯卡选择爬上高位、手握大权、对外征战，因为他希望在建功立业中展现自己的力量，建立幸福和谐的理想世界。在福斯卡看来，追求理想的过程太过漫长而人的生命十分短暂，于是他不顾妻子卡特琳的劝阻，毅然喝下了那瓶偶然获得的长生不老药。

福斯卡的欲望来自于人类对外界的征服之欲，而欲望的自私性使他实现长生不老之后完全无视生命的珍贵。他以为拥有了无尽的生命便拥有了征服外界的无穷力量，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竟然将他人视为蝼蚁。在他的亲人与好友相继离开世界之后（篡权的儿子唐克雷德为他亲手所杀，妻子与其他亲人在一场瘟疫中全部死去，好友罗杰替他挡下致命一刀之后死去），福斯卡仍然沉浸在长生不死的骄傲里。他非但没有因失去与过去的联系而悲伤不已，反而觉得“过去的一切皆从我身上消失了，我不再受事物的牵挂：没有回忆、没有爱情、没有义务”[2]130。他把卡莫纳城邦献给日耳曼帝国后做了查理五世的谋士，支持后者对美洲大陆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他眼里，居住在美洲大陆的人是须臾即逝的虫豸，地位无足轻重，甚至可以被看作已经死亡的人。因此，他“毫不关心这些求神拜佛、头脑愚昧的野蛮人的命运”[2]196，只关心公路、城市、运河等在他看来能长久留存的东西。凭借自己永恒的生命和积累的经验，福斯卡妄图用强大的意志统一宇宙，以证明他自己的存在。他享受着永生不死的荣耀，不但要做自己的主人，还要将自己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人的生命，享受“生机勃勃、自由自在、永远的孤独”[2]130。福斯卡的勃勃野心表明，当生命失去了有限性，人便自傲地自居于世界高位，展现出征服、掌控世界的欲望，并力图通过欲望的达成确证自我的存在。

福斯卡的掌控欲不仅指向世界，更指向身边与他关系亲密的人。福斯卡的最高目标是成为国家或世界的掌控者和管理者，从而满足自己的征服欲。当这个最高目标因种种限制暂时未能实现时，他选择先掌控、管理自己身边的人，通过感受自己的力量来确证他的自我存在。福斯卡与第二任妻子生下了儿子安托纳，他对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想办法满足儿子的一切愿望。福斯卡的行为看似要重新与亲人联结起爱的纽带，实际上是他需要在被需要的关系中确证自我存在。因此，福斯卡的行为与其说是对儿子的爱，不如说是他的控制欲使然。小说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表现了儿子带给福斯卡的感受：“我听到安托纳的笑声，心跳得更欢了，我想：他的生命是我给的，他的世界是我给的。”[2]150儿子在挑战游泳时差点丢掉了性命，福斯卡不仅没有担心儿子的安全，反而不安地想到儿子是否还会顺从他的意志这一奇怪的问题。在福斯卡的眼里，安托纳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他精心创作的艺术品，因此他认为自己拥有对儿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福斯卡看着安托纳令人满意地成长起来，获得了创作的快感，并在创造力和掌控力中感到了自己的存在。可是，对于儿子来说，父亲的掌控使他失去了主体性，导致他成为他者欲望中的存在。后来，安托纳得到了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决定参加战斗。他虽然不幸战死，但是为自己拥有了唯一的自由选择而感到幸福。这一故事情节表明，人如果能够自由选择或承担死亡的后果，就成了具有主体性的存在。

福斯卡的经历表明，人生须臾的遗憾促使人极力追求生命的长度，而永生不死带来的骄傲又极易蒙蔽人的认知，使人误以为活着就是存在的本质，只要长生不死就拥有了掌控自己、掌控他人乃至掌控世界的能力。这种认知误区使得个体的欲望不断趋于膨胀，试图凭个人意志建立和掌握一个统一的世界，甚至极力否定了他者的主体性。然而事与愿违，延长生命的长度仅仅能让人拥有漫长的时间。在历史的循环中，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渺小的个人被历史的漩涡裹挟，反而容易失去立足世界的存在意义。

二、历史循环的存在困境

长生不死药，看似是神对福斯卡的奖赏，实则是对他的惩罚。它并不能给他带来无穷的力量，倒像是诱惑他掉入时间陷阱的一个诱饵。生命不息，欲望不止，福斯卡对欲望的追求仿佛毫无止境。但是，欲望的达成不是一劳永逸的，万事万物在发展变化，历史的无限循环生成了人普遍的存在困境，这决定了福斯卡建立理想世界的伟大愿望将永远无法实现。在失去了与他人所有联系后，福斯卡只能孤独地站在茫茫天地之间，看天、看花、看人，独自探寻存在的意义。

小说中，意大利半岛城邦政权在“推翻—统治—再推翻—新统治”的循环中更迭频繁，而福斯卡凭借着不死之躯和常年积累的经验，带领卡莫纳城邦达到了鼎盛。这种鼎盛景象仅仅是城邦在经济与战斗力方面拥有的优势，人们的生存状态却没有改变，他们与广场上矗立着的古老雕像一样死气沉沉、僵硬麻木。拥有了生命、财富的福斯卡面对这样的环境开始思考存在的意义，追问自己究竟是为了谁而存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使福斯卡开始怀疑存在的价值，“这么多的热情，这么多的害怕，这么多的希望，有什么意义呢？突然什么都不重要了，和平不重要了，战争也不重要了。若是和平，卡莫纳将继续像一只大蘑菇，在天空下浑浑噩噩过日子；若是战争，人们已经建设的一切都将毁灭，以待日后重建。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在跳舞的人不久都将死去，他们的死像他们的生一样毫无用处”[2]166。他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循环性，但是对自我存在的迫切追求使他将有限的生命视为虚无，因此对存在意义的短暂思考不仅没能促使他警醒，反而刺激他更加激进地走向征服之路。

福斯卡一旦意欲通过打破循环来赋予自我存在以宏大意义，就会将个人意志作为唯一的审判标准。他用阴谋和智慧掌控着日耳曼帝国，支持探索新大陆并实行殖民统治，流露出超越历史的急切心理。尽管他殚精竭虑地制衡各方力量，帝国仍避免不了分崩离析的结局。福斯卡无法阻挡历史的变迁，各方力量裹挟着欧洲大陆走向灾难。不仅如此，历史还杀了一个回马枪，当福斯卡想抛弃旧大陆奔赴新大陆去重新设计未来时，他蓦然发现美洲印第安人已经几乎被灭族了，原本生机勃勃的岛屿变得杂草丛生、荒无人烟。原来，他梦想中的人人平等友爱、无贫富差距的和谐美好的理想世界，早已经被他的殖民统治摧毁了。小说利用历史所开的玩笑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人不仅逃不出历史的操弄，还要饱尝自负的苦果，从而陷入窘迫的自我存在的困局。

在历史循环式的存在困境中，福斯卡曾尝试通过他者印证自我存在。他试图通过满足他人的所有愿望，与周围的人建立以“被需要”为主导的亲密关系。但是，他将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并不爱任何人，这种单方面搭建的“被需要”关系，只能营造出亲密假象。“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的和全面的回答是要在爱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统一。”[3]16人如果失去了爱的能力，就会失去承载爱的亲密关系，失去与他人开展平等对话的可能。孤独的福斯卡生命还在继续，生活却停止了。失去了牵绊和存在趣味的福斯卡行走在天地间，与长生不死的他相伴的只有他那茕茕孑立的身影。

从小说情节设定来看，福斯卡的人生是他在欲望的引导下建构并展开的，然而他的不同欲望之间存在某种相悖的关系，某个欲望会被另一个欲望反噬。波伏瓦重点选用了与历史人物查理五世相关的事件，以及欧洲大陆、美洲大陆的相关历史事件来营造主人公的存在处境，产生了令人深思的叙事效果。小说貌似叙述了一个个体不可一世地主宰着人类命运、推动着历史发展的故事，实际上揭示了个体被隐秘而伟大的历史力量所裹挟，在追求自我超越中走向自负、在不断掌控中失去掌控，不断寻找意义却找不到存在意义的困境。

三、自由选择与有限生命的意义

历史仿佛有自己的流程图，时而螺旋式地前进，时而在循环中发展。在历史的进程中，个人须臾即逝的生命渺小得如同一粒沙子。任何个体即便是永生的人与历史的对抗，都难以挣脱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福斯卡同样如此。经过一次次的努力后，人类的生存状态朝着福斯卡的理想方向越走越远，他那曾经蓬勃跳动的心落满了灰尘。福斯卡终于意识到，“宇宙是不存在的……它哪儿也不在，有的只是人，永远四分五裂的人”[2]244。福斯卡萌发的自我意识孕育着一种力量，然而这自我意识消磨了他的意志，使他认识到“统治世界是徒劳的，谁对他人都无能为力，人的好坏只取决于他们自己”[2]245。

每个人都向往理想的生活和生命的自由，而自由的存在需要人善于运用自己的力量和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安托纳在拥有唯一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时毅然选择了参加战斗，这与其说他是为了城邦而战，不如说他是为了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战。贝娅特丽丝爱安托纳，欣赏他为了选择的自由甘愿冒生命危险的这一举动。对于普通人来说，生命是珍贵的，因此安托纳的自由而坚定的“选择”也是弥足珍贵的。波伏瓦在赋予安托纳选择自由的同时，也留给了福斯卡选择的自由。福斯卡在游戏巴黎时期结识了玛利亚纳，并在与她的交往中认识到有限的生命对生活态度产生的影响。为了建立一所自由大学，玛利亚纳向福斯卡募捐，并说明捐不捐款是他的自由。她的“您是自由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福斯卡，他反复念叨着“这是真的，我是自由的”“这确实是我来做这个选择”“在她面前，说话的、行动的是我，确实是我”[2]311。在这次简单的选择中，福斯卡体会到了自我的存在。在福斯卡给出巨额捐款单之后，玛利亚纳赞扬他“贡献出了一切，又不觉得牺牲，这才是真正的慷慨”[2]315。玛利亚纳眼中的巨款对于福斯卡来说只是极微小的财富，他们所持的不同评判标准造成了估值的差异，这仿佛隐喻着生命的有限与无限所造成的看待生活的不同眼光。对于感到生活无望的人，巴黎不是一个能激发人热情的世界，离开了卡莫纳大地和查理五世宫廷的福斯卡将在巴黎与他人的社交看作一场滑稽的游戏。与他相反，玛利亚纳热爱生活并认真地生活着，无论对房间布置、衣着搭配和鲜花，还是对图画、书籍、音乐、戏剧、政治，她都怀有同样的热情。与玛利亚纳的交往使得福斯卡开始用玛利亚纳的方式审视外部世界，这使他发现巴黎的颜色不再单调，蝴蝶也种类繁多。这种感觉与巴黎给他最初留下的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玛利亚纳以有限的生命体验影响了福斯卡，使他对时间产生了紧迫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福斯卡与玛利亚纳相爱了，并在爱恋中体会到了死亡的意义。恋爱中的福斯卡感到甜蜜又痛苦：“我爱她，但是我没有分享她的欢乐、劳苦和忧伤，她爱的东西我不爱。她总是孤零零地在我身旁，可是她不知道。”[2]329玛利亚纳得知真相后，痛苦地拒绝了永生的福斯卡的爱情，横亘在二人之间阻挡这份爱情的墙是死亡。死亡的存在为一切生赋予了价值，长生不死的福斯卡和生命有限的玛利亚纳对现世抱有不同的态度，一个在无限中化为虚无，一个在有限中追求永恒。玛利亚纳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过是福斯卡生命的一段小插曲，终会被他遗忘。她对福斯卡说：“我是千千万万女人中的一个。有一天你会连我的名字也记不起来。是你，就是你，你不会是另一个人。”[2]337在玛利亚纳的观念中，“两个会死的人相爱，他们的肉体与灵魂都倾注了彼此的爱情，爱情是他们的本质”[2]338，而与一个不会死的人，就像在“一个永远没有末日的世界上死去”[2]342。玛利亚纳反反复复强调着死亡，因为她认为只有死亡才能赋予爱独特且唯一的特性，如果人不再死亡，那么爱就没有完满的终点，不能完结便不能永存。

玛利亚纳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哲理性，因为人总是要死的，死亡是人存在的基本处境。“死亡是波及整个生命的现象，我们的生命充满着死亡，生命是不断的死亡，是对一切方面的终点的体验，是永恒对时间的不断审判。”[4]3福斯卡在与重外孙阿尔芝一起投身于革命战斗时，发现革命斗士们竟然坦然地面对死亡。斗士们认为，“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死亡，但是在出生与死亡之间是生命”[2]379。在与革命斗士的相处中，福斯卡领悟到生死的意义是由人决定的，即便面对死亡的威胁也要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永恒的价值。已经认识到生命的短暂与可贵的福斯卡在惊讶的同时，也痛心革命者年轻生命的终结，并思考处于生与死两端之间的生命的意义所在。福斯卡不愿继续掌控他人的生命，转而尊重他人选择的自由。福斯卡认识到，儿子安托纳一心想摆脱他的掌控，贝娅特丽丝拥有他提供的一切却感到度日如年，异教徒被烧死却仍然感谢他，都是因为他们渴望拥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因此即便在战争中牺牲、过着贫苦生活和为信仰献出生命，他们也坚守自我并借助自我的力量让生命更加自由。

“在波伏瓦这里，死绝不是生的一个负面的否定的因素，而毋宁说是肯定的方面。正视它的存在，才使生充满魅力。”[5]311波伏瓦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实验性的人物，用以展现人普遍面临的生存问题。他替那些梦想永生不死的人尝试了这种极端可能，也替他们背负了存在消解之后的孤独寂寞之苦。小说主人公福斯卡从获得永生能力后萌生了征服外界求生存的勃勃野心，到在历史循环的困境中探寻存在的意义而不得，再到在虚无的现代社会里认识到自由选择为生命赋予的独特价值，最终在人类的基本处境——死亡中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死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6]263。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提出了一个“一次性”主题，即“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情景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7]24。虽然人只能做出一种选择，但是人的选择具有多种可能性。一个人如果在他人掌控下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性，那就是机械生存的而非真正活着的人。因此，“可能性”是与“一次性”抗争的最好方式。福斯卡拥有充分的时间去尝试人生的多种可能性，但是当可能性都变为现实时，他便失去了诸多可能性而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这正是他“令人艳羡”的长生不死超能力的悲剧性所在。个体只有在自我意识觉醒时才会追求自由选择的权力，只有拥有了自由选择的诸多可能性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获得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