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伟男 郭 辉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近几十年来，抗战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居于显学地位，无论从研究队伍、研究成果还是社会影响均取得较大突破，相当程度上形塑着人们的历史认知。以往学界对抗战的研究多局限于军事史，集中关注战争起因、战事决策、战斗进程及客观影响等，后逐渐深入到对兵役制度、军队编制、武器弹药、军需后勤等更具体问题的考察。随着社会学方法理论的介入，与抗战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方面也被纳入研究范畴，扩大了抗战研究的视域，也积累了可观的成果。然而，抗战史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①。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强调：“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此，《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指出，加强抗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充分认识过往研究的局限性，方能全面提高抗战史的研究水平[1]。

加强区域抗战史研究是深化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取向。区域抗战史不同于抗战区域史，是指特定地域空间内的抗战历史，学术界对其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并未统一，前者主旨为“抗战史”，后者强调“区域史”，二者侧重点不同，但在研究对象、划分标准上有共通之处[2]。即依据政治力量统辖范围可分为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沦陷区等，依据地理区位可分为华北抗战、华南抗战、湘北抗战等，依据作战城市可分为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又或者根据战区单元分第一战区、第六战区、第九战区等，不同划分标准反映研究视角与关注焦点的差异。目前学界研究区域抗战史往往停留于“就事论事”状态，未能将某区域的研究对象纳入整体或叠合区域的视野中考察，制约了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做好学术史梳理是推进区域抗战史发展的前提与关键，本文拟以衡阳保卫战为例，将其置于湖南抗战、豫湘桂会战的研究述论中作整体观照，并对区域抗战史研究进路展开省思，以期为抗战史梳理提供新的视角，推进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发展。

一、湖南抗战史研究

据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所载，抗战期间中国共有22次会战，仅湖南境内就发生了6次，即3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充分显明湖南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湖南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梳理湖南抗战史研究状况可为衡阳保卫战研究提供一种地方语境，以便定位衡阳保卫战研究的历史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抗战的整体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与学界对湖南战场历史地位的认知有关。以通史专著为例，林增平与范忠程《湖南近现代史》、宋斐夫《湖南通史·现代卷》宏观论述了抗战时期湖南的主要战役、人民救亡运动、国共两党关系嬗变以及工商业兴衰史等，系湖南抗战史研究的早期开拓者[4-5]。此后，萧栋梁与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罗玉明《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对湖南的数次战役进行专门论述，共同奠定了湖南抗战史研究的基础[6-7]。范忠程《九一八事变后的湖南抗日救亡运动》、戴柏汉与蔡北文《湖南在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石柏林《略论湖南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等学术论文高度肯定湖南的抗战地位，一致认可湖南是抗战相持阶段的主战场，湖南人民用热血从事着的抗日救亡运动，无论经济军事抑或人力财力，均为全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8-10]。

随着湖南抗战史研究的推进，对局部战役的深入关注是应有之义。有关长沙抗战的研究集中于长沙大火疑案的探讨，如石柏林《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 国民党抗战内幕》、刘大禹《酆悌与长沙文夕大火新探——基于〈酆悌遗著：焚余日记〉的解读》以及张弛《文夕大火：战时文人的创伤记忆与灾难书写》等讨论了长沙大火的原因、经过、影响与主体责任，甚至就当时的创伤记忆做了细微窥悉，体现了长沙大火这场世纪灾难的悲剧性与深远影响[11-13]。常德抗战聚焦于常德细菌战、常德会战基本史实以及余程万的判决方面，如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常德会战》、朱清如《试论日军在常德会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严海建与施祺《军法惩处的轻与重：余程万弃守常德案研究》等[14-16]。湘西会战侧重以战役的总体经过、抗战贡献以及少数民族抗战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如王宣仁《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战场的最后一次战役——湘西会战》、向夏琴《湘西土家族苗族与抗日战争研究(1937—1945)》、柏晓斐与罗玉明《制胜与致胜：湘西会战中美空军对日作战述论》等[17-19]。

除对战争本身的关注外，战时湖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也被纳入研究范畴。刘国武《抗战时期湖南的工矿业》、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余志君《抗战时期统制经济政策与茶业的发展——以湖南安化为例》等分别从工矿、金融、茶业、经济损失与人员伤亡等层面细致剖析了湖南的战时经济，回答了湖南能够持久抗战的经济根源以及日军对湖南的破坏情况[20-22]。莫俊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湖南妇女》、曾桂林《红十字会与人道救助——以近代湖南为中心》、华济时《湖南的抗战文化运动》、暨爱民《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发展述论》等分别从妇女问题、难民救济、文化抗战与战时教育展开讨论，丰富了湖南抗战的面相[23-26]。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其在湖南的抗战活动不容忽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罗玉明《中国共产党与湖南抗战》、姚晓菲《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活动与发展》全面叙述了中共领导湖南抗战的系列活动，如1936年谭丕模、李锐、廖申之等革命志士在爱晚亭成立湖南首个抗日救国群众团体“湖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吕振羽、翦伯赞、黎澍等左翼文人先后创办各类进步性质的报刊、书店与学校，掀起湖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肯定了中共是湖南最早组织群众反抗日本侵略的先进力量[27-29]。伍卓琼与朱华《塘田战时讲学院与湖南抗战文化运动》、梁堂华《抗战初期徐特立对张治中的统战工作》、戚厚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则以塘田战时讲学院的文化抗战活动、徐特立与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统战工作、中共领导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等论证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的必要性，充分表明中共是湖南抗战的中坚力量，不仅提高了党的声望、完善了党的组织，也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30-32]。

总体而论，湖南抗战史研究虽有一定发展，但仍有不足。一是研究对象的不平衡，如侧重对会战城市的关注而忽视周边区域的研究，多集中研究著名历史人物的抗战活动，鲜有顾及普通群众的生存状态等。二是史料整理的差异化，如政治军事类要远多于社会经济文化类，档案、日记、书信等一手资料有待进一步开掘利用。三是研究方法上，侧重传统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足。因此，研究衡阳保卫战应在湖南抗战史已有成果基础上兼采众长，注重各大会战的横向比较，并根据上述研究的不足展开思考。

二、豫湘桂会战研究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渐趋危殆，为维系其海内外军队的连接并解除在华美国空军基地对其本土的威胁，进而摧毁中国军队抗战意志，日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此次作战日军从进攻河南开始，直下湖南与两广，并西进至贵州独山，直逼陪都重庆，绵延1 500公里，是抗战以来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战争。该战由豫中会战、长衡会战与桂柳会战组成，中国称为“豫湘桂会战”。衡阳保卫战是豫湘桂会战中抵御时间最长、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从豫湘桂会战视角可窥探衡阳保卫战的特殊性。

自20世纪80年代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一号作战”系列丛书、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较早对豫湘桂会战作整体论述后，该战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33-35]。随着学术新理路的发展与新史料的挖掘，豫湘桂会战研究有所深化。

国军在豫湘桂会战溃败的原因长期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以陈挚《国民党军豫湘桂战役败因探析》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豫湘桂会战失败系国军兵役制度弊端、军纪松弛武器装备不足、军队腐败军民对立等因素所致，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片面抗战路线是根本原因[36]。近年来学界有了新的研究视野，以唐军、蒲元《豫湘桂会战失败原因论》与王猛《豫湘桂溃败原因再探讨——以河南会战日军为中心》为例，他们认为国军作战失败固然在于军队腐败、战斗力低下，还须联系国军坚持七年抗战已精疲力竭、主力移至缅甸而美军支援有限等客观因素，尤其强调日本政府进行的战争总动员，其密切搜集情报、积极调配兵力武器、周密的战术准备以及指挥机关与各作战部门的良好协调使日军始终处于有利的战争态势[37-38]。而贺怀锴《蒋介石与豫湘桂战役》则从蒋介石对整个会战的战略战术指导失误角度论述失败原因，给人耳目一新之感[39]。概言之，国军大溃败是多因素所致，有其历史必然性。

豫湘桂会战失败的影响极为深远，诸多学者对此有过系统阐发。金冲及《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巨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刘馥与李薇《论豫湘桂战役对抗战后期中国的影响》等指出，此次作战国军一泻千里是正面战场自抗战以来遭遇的最大失败，不仅令日军侵占大片领土、成功打通大陆交通线，致使6 000万民众流离失所，该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不力的铁证，其政治军事地位日趋窘困，而且相当程度上形塑了世人对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专制腐朽的认知，促进了中共领导民主化浪潮的高涨。从后见之明的历史轨迹看，该战埋下了国民党民心丧失、政权跌落的种子[40-41]。张怡与崔义中《豫湘桂作战对敌后战场的积极影响》、肖裕声《豫湘桂战役和敌后局部反攻打响》则重点分析豫湘桂会战给中共的敌后战场与国共两党政治力量消长带来的有利契机，中共在沦陷区发动战略反攻收回大量失地，取得了敌后战场的长足发展并赢得民心[42-43]。

具体到豫湘桂会战局部战役的研究可谓参差不齐，除长衡会战综述已有学人论及而不作赘言外[44]，下面就豫中与桂柳的战役展开重点讨论。

豫中会战的研究多局限于洛阳、许昌两地，鲜有涉及其他城市的抗战情况。贾天运《洛阳保卫战述略》、马丽《评析许昌保卫战的影响》等分别从洛阳保卫战与许昌保卫战的经过、影响及其历史地位展开论析，与以往笼统地称之为“一蹙国百里”的评价不同，他们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国军在洛阳、许昌的英勇表现[45-46]。徐有礼《河南会战结束时间及沦陷县城数量之考证》、刘熙明《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则重新剖析了河南会战的一些疑案：前者考证该会战结束时间应为6月中旬的灵宝战役而非5月的洛阳失陷，沦陷县城数应为44座而非38座[47]；后者指出豫中会战失败是蒋介石与军委会因误判日军旨在打通平汉路而未明悉其歼灭国军主力的真正目标，从而采取错误的军事部署导致[48]。

学界对桂柳会战的关注要略多于豫中会战，且以桂林抗战的研究成果为主。黄宗炎《1944年桂柳会战述评》、唐凌《桂柳会战前后的美国“飞虎队”》、王晓葵《“广西会战”的纪录与记忆——以纪念碑和遗址为中心》等分别对桂柳会战总进程、美国“飞虎队”贡献、失败教训、影响地位及其历史记忆做了研析，呈现出桂柳会战的多重面相[49-51]。单独论述桂林战役的有黄武良《悲壮惨烈的桂林保卫战》、张季《各自为谋：桂林保卫战前国民政府派系斗争探究》等梳理了桂林保卫战的大致经过与惨烈状况，揭示了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对桂林战事失利的严重影响[52-53]，而贺金林与张季的专著《一九四四年桂林保卫战研究》系近年来研究桂林保卫战的力作，详细介绍了桂林战役前中日双方的兵力部署与战略决策、战时的外围作战与日军总攻经过、日军暴行及桂林的战争损失等，填补了桂柳会战的部分空白，深化了人们对其战役的理解[54]。

概览豫湘桂会战研究的总体状况仍较薄弱，存在诸多可拓之域。一是研究面相较单一，聚焦于战争进程的重复叙述，未能展现战争前后各县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情况，尤其是民众的生存状态。二是沦陷城市颇多，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个别关键县市，忽视了其他城市的抗战情况以及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三是未能将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结合起来作长程观照，多限于三者在军事战略上的关系，而缺乏对各会战城市经济间的联动反应。研究衡阳保卫战应将其置于豫湘桂会战中作纵向比较，挖掘出它的多元面相与前后战役的联系。

三、衡阳保卫战研究

衡阳保卫战发生于1944年6月23日至8月8日，由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领，以不足两万兵力誓死抵抗日军十余万部队长达四十七日，终因兵疲粮缺、援军阻隔而失败。就历史事件而言，蒋介石称其为“国家存亡所关”[55]，沉重打击了日军势力，延缓了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进程，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此役自肇始即受时人广泛关注，诸多媒体均对其战略得失作过细致剖析，如《解放日报》刊布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等[56]。战后有关它的论述或研究经久不衰，反映了该战役的深远影响与历史魅力。大致来说，衡阳保卫战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前除第九战区编制的《第九战区长衡阻击战战斗详报》对衡阳保卫战作过战后总结外[57]，一些亲历者以回忆的形式也对战争进行探讨。如朱民威《衡阳四十七天》、蔡汝霖《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以及《江苏通讯》的《欢迎方先觉将军——方将军即席报告守备衡阳及脱险经过》等对衡阳保卫战的来龙去脉展开爬梳，以回应外界期待或驳斥投降异见以正视听[58-60]。此外，一些战史著作如冯子超《中国抗战史》、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赵会俦《抗战纪实》等亦有对该战的重点介绍[61-63]。上述回忆言说或专著为后世的衡阳保卫战研究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大陆与台湾处于对峙状态，双方对衡阳保卫战的态度截然不同。大陆方面衡阳保卫战研究处于停滞，鲜见“衡阳保卫战”称谓，一般称“衡阳会战”或“日军侵略衡阳”，多是将其视作国民党豫湘桂大溃败的环节加以批判，或重在控诉日军侵略衡阳时所犯的罪行，对国民党抗战基本持否定态度。台湾方面除“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的《抗日战史·长衡会战》、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与蒋纬国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八)》等论及衡阳保卫战外[64-66]，胡养之《方先觉与衡阳保卫战》、林君长《衡阳血战四十七天》等对衡阳保卫战全过程与利弊缘由展开详实探讨，肯定了该战的历史贡献，并就方先觉投降问题持否定态度[67-68]。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大陆与台湾有关衡阳战役的论述立场迥异，具有浓厚的政治烙印。

改革开放以来，衡阳保卫战重回大众视野，源自诸多亲历者回忆录或口述资料的出版。台湾方面有白天霖《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胡有瑞与方鹏程等《衡阳保卫战四十周年·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等[69-70]，大陆则有蒋鸿熙《血泪忆衡阳——衡阳保卫战亲历记》、李祖鹏《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文闻《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等[71-73]，上述回忆文字除蒋鸿熙亲历记为战后不久写成外，其他均为几十年后根据自身经历并结合他人口述等资料完成，颇具真实性。另外，台湾《近代中国》的《“衡阳保卫战史料”选辑》与衡阳市政协委员会编写的《衡阳抗战铸名城》所刊载的丰富史料亦值得参考[74-75]。

新时期回忆录与口述资料的涌现为衡阳保卫战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一是对基本史实的还原与澄清。大陆学者如钟启河《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述评》、彭厚文《衡阳保卫战述论》等复述了衡阳保卫战经过、影响等，其观点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差别不大，但确属沉潜三十年后的记忆唤醒[76-77]。二是深入分析衡阳沦陷及坚持日久的原因。如蒋顺兴与范崇山《衡阳战役与蒋介石》、刘国武《再论衡阳保卫战失败的根本原因》相继指出衡阳保卫战失败是日军战略上的高度重视、蒋介石的错误指挥、国民党反共防共保存实力、国军指挥机构重叠而作战方式呆板、军队派系林立以及蒋介石纵容包庇逃犯降敌的恶果等综合原因所致；衡阳守军抵抗日久则在于衡阳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守军英勇抗敌敢于牺牲、方先觉有勇有谋应对有策、日军处抗战后期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联合作战以及衡阳人民的全力支持[78-79]。台湾学者李守孔《民国三十三年日本打通中国大陆作战之背景——美国战略之歧见与衡阳保卫战》则从国内外客观因素角度论证衡阳失陷原因，淡化蒋介石的过错，即美国“重欧轻亚”战略的偏失使中国所获援助仅占“美国对外全部租借物资二百一十亿之百分之五”，仅有的援助在运华途中又多被截留改供盟军所需，且国军主力使用于滇缅战场，加上史迪威专横跋扈以及东战场薛岳部经长沙三次大捷与常德会战后较为虚弱，才导致衡阳战役的被动[80]。

针对衡阳保卫战留下的疑案，如衡阳战斗的起止时间、方先觉是否降敌、蒋介石与衡阳保卫战的裁决等，部分学者如柯育芳《论长衡会战第二阶段战役——从长衡会战结束时间的角度考察》、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等予以回应[81-83]。此外，郭辉与傅伟男《衡阳保卫战的宣传塑造与记忆生产(1944—1949)》、秦弓《抗战文学与衡阳保卫战》则从宣传与记忆的关系、战时文学书写等角度，重新审视衡阳保卫战的历史价值与后世影响[84-85]。

要之，几十年来衡阳保卫战研究确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无论基本史实的梳理、原因影响的辨析、新闻媒体的报道抑或战时文学的塑造，均在不同侧面予衡阳保卫战以关注。这种关注使衡阳保卫战时常被人提及，足显该战役给时人造就的心灵震撼，以至现在仍蕴含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衡阳保卫战研究仍有开拓空间，如该战役在国际上的影响情况、战后难民问题与灾后重建、衡阳抗战纪念城的打造等。

四、区域抗战史研究进路省思

通过梳理湖南抗战、豫湘桂会战与衡阳保卫战的研究状况，可知区域抗战史研究存有诸多不足。即衡阳保卫战作为地区性抗战并未被纳入湖南抗战、豫湘桂会战的整体视域中，其他战役也多处于孤立的研究状态；区域抗战史研究主要呈现战争的概况或基本史实，鲜有深入细致的灼见阐发；一些历史问题民国时人早有深度剖析，后人的研究多为赘述；囿于抗战主力的认知，湖南抗战、豫湘桂会战、衡阳保卫战被视为国军抗战范畴，中共与广大人民的抗战贡献或牺牲被忽视。除上述所列局限外，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某些方面亦属可拓之域。现就区域抗战史的研究进路略陈管见，以期推进抗战史研究的深入。

整体视角观照区域抗战史，处理好全局与地方的关系，避免“碎片化”倾向。以往学界主要以国统区、抗日根据地、沦陷区作为区域抗战史的主干，并已取得较丰厚成果，而这种划分标准忽略了战争发展的复杂性、影响结果的整体性。一是国共两党与日伪的统辖范围、边界会随战争态势而不断演变，他们的控制区域可能处于拉锯状态，如华北、华南等地三方均有统辖并形成相互博弈的局面，又如衡阳沦陷前属国统区，而沦陷时战争仍在继续，部分区域双方在反复争夺均未完成实质控制。二是他们的统辖区域可能跟城市地理区位或战区单元发生重叠，重大战役必然产生全局性影响，如衡阳保卫战既属第九战区或长衡会战，还是豫湘桂、粤湘战斗的一部分，若目光锁定衡阳一地，就难以理解衡阳何以作为豫湘桂会战的关键节点，不易分析湘赣第九战区、两广第四战区间的战略互动情况与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从而忽视衡阳保卫战在战前、战时与战后不同阶段对两广、滇黔等地军事部署及普通民众心理与生活实际构成的深刻影响。故研究区域抗战史须超越单一划分标准的局限，考虑城市与城市间、战区与战区间、战役与战役间以及地方各部队间的联系，并注意战争与经济、文化、社会以至国际局势等方面的相关性、联动性。

拓宽正面战场的研究视野，努力突破区域抗战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国民党抗战的研究逐渐增多，以至成为热点选题，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经典战役可重新挖掘与延展，如衡阳城于1944年8月初沦陷，而后续战斗持续至9月，其间第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甚至壮烈殉国，系抗日战史刺刀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相关史实鲜有人关注。二是前人囿于意识形态或史料局限其研究出现纰漏可再作鉴证，如衡阳保卫战失败原因、方先觉投降等问题若结合蒋介石日记、亲历者口述则会有新的发现。三是关于海陆空与步炮协同等作战方式关注不够，不同战斗类型的编制训练与实施效果有待深入考察，如研究衡阳保卫战多关注第十军的表现，中美空军联合作战的策略探讨不深，遑论骑兵战、刺刀战、肉搏战、狙击战等。四是加强战略决策研判的研究，如衡阳保卫战中蒋介石对日军攻占粤汉线的决心拿捏不准而未能及时施援第十军，日军在首攻衡阳后故意制造撤退迹象有意迷惑国军而放松警惕。五是关注战前国防建设与军备部署、战时工事修筑与后勤支援、战后城市破坏与重建以及日军战力变化等问题，如抗战后期日军战力削弱也是衡阳苦撑日久的原因，战前方先觉已精心筑造防御工事，衡阳并非“无险可守”。

回到战时社会的历史情境，体察个体人物的生存状态、情感记忆与时代命运。人是历史的主体，抗战历史也必须回归对人的研究。战乱环境下颠沛流离的人们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人生际遇是历史研究最鲜活的素材，无数个体与家庭的命运反映的是国家民族整体的生存状态。克服空疏的宏大叙事而俯身倾听他们的声音，不仅能真切感受战争带给人肉体与灵魂的百般冲击，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提供坚实证据，而且可以通过关注静默的大多数来了解他们的生活具象与心灵世界，体察普通民众民族情感的生成过程，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细节。具体到衡阳保卫战研究，在战争进行的不同阶段国民党要员、知识分子、前线将士以及普通民众对时局或彷徨忧虑或抱持乐观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诸类社会角色在重大战役前的心路历程，透过个体人物的战争观感可幽微观测到战事的实质影响与人心所向。另外，由于日军侵略导致湘桂难民大潮、城市破坏与饿殍遍野的惨烈场景，衡阳无数悲弱群众在战争、饥荒、瘟疫的接连灾祸中苦痛挣扎却告慰无门、求生不能的底层观照，也应作为区域抗战史的关怀之一。

创新抗战史研究路径，重视日军侵华与中国人民奋力抗争的记忆史研究。抗日战争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既是屈辱亦是充满荣光的历史，国家在沉沦、民族在被难的同时，人民逐渐觉醒并走向历史前台创造了胜利奇迹，留下丰厚的记忆遗产。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若转换至记忆视角，无疑能给抗战史研究注入活力、提供兴奋点，是深彻理解抗战影响的重要进路[86]。即记忆能够上下贯通，它注视历史的眼光既能向前、更能往后，把人们对每一个重大战役的战前战时战后以至时代流转中的认知与记忆纳入观察范畴，可实现该战役历史影响的长程观照，不仅可据此重返当时语境续厘该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且可为理解现当代相关历史记忆的形态构造及如何将其合理转换指明思路。记忆也能左右逢源八面见光，记忆主体、载体纷繁多样注定其面相与诠释百卉千葩，通过无数个体或社会群体、普通民众或上层精英、家庭组织或国家机构等记忆主体，以及报刊、照片、建筑、影视、音乐、史籍、文学等记忆载体，对战争的记忆与刻画透射出日军侵华与全民族抗战相互拉锯而生的复杂影响与万般波澜，有利于后人通盘了解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与万千镜像，实现历史文化的传承。

加强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理论建构是深化抗战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方法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区域抗战史研究应有其理论自觉。首先就概念言之，区域抗战史既是抗战史，亦属区域史，区域史的方法与理论自然可引介到抗战史研究中，即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一定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87]。从区域史出发可为抗战史提供“在地”的解读视角，如衡阳守军战斗意志顽强莫不与湖南的风俗人情相关，梁启超在1922年就预言未来中日之战“断少不得这湖南蛮子”，定要他们去领导抗战[88]；又如战前何键主政湖南时采取发展生产、贯通湘桂与粤汉两线以及改革兵制等系列举措为湖南的持久抗战奠定物资基础。其次，利用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理论方法构建出一套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理论体系，综合多学科的知识拓宽研究取径以至摸索出新的研究范式。但理论建构的前提是先将该战役置于叠合区域中展开学术史梳理，方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区域抗战史研究最终是落在“抗战”主题上，任何一场区域性的抗战均在某特定空间范围内发生，都应具备整体或全局的视野关怀。加强区域抗战史研究固然有助于区域史的发展，但它所聚焦的问题意识与结果走向必然超越区域范畴。即立足区域抗战本身，又放眼全国抗战以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实现局部抗战与整体抗战的融通。从此意义而言，做好区域抗战史述论与研究进路的探索是厘清抗战史发展历程、推进抗战史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进而深化抗战史主旨内涵的理解。

注 释

① 《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发表的李金铮《关于抗日战争整体史的叙事问题》、吴敏超《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关怀与路向》、袁成毅《抗日战争军事史研究中的问题及可能突破的路径》、黄道炫《倾听静默的声音》等文有过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