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 城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巴里·莫里斯·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是美国共和党政治家，于1953-1965年、1969-1987年代表亚利桑那州任参议员，196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由于坚定的保守主义立场，他被人称为“保守派先生”(Mr.Conservative)，在20世纪60年代引领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促进其发展壮大。

一、关于戈德华特

自1952年成功当选为参议员后，戈德华特逐渐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初入参议院，戈德华特就迅速成为倡导工会改革和强硬反共立场的知名人物。他在1954年国会谴责约瑟夫·麦卡锡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在作为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成员时与沃特·卢瑟等工会领袖们斗争，使得后者在1958年倾力反对其连任。即便如此，他还是成功当选，这一过程引来全国媒体的竞相报道。戈德华特在该委员会中的工作稳固了其在共和党内的地位，而他在1960年出版《一个保守派的良心》(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一书将其推到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前台[1]。

这些事迹不仅使戈德华特闻名政坛，也在一时间使其成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在共和党内得到了众多支持，以至于在1960年就试图将他推举为总统候选人[1]。然而其坚定的保守立场和一些颇具争议的言辞，也使他树敌甚多。尤其是他在196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中的言辞：“我想要提醒大家，在捍卫自由时，极端不是恶；在寻求正义时，中庸不是善。”[2]更似乎使他坐实了“极端”的形象。

关于戈德华特的形象，一部分人认为，“戈德华特的确是一位正直的政客，也正是如此，他成为了冉冉升起的全国闻名的人物，追随者心目中未提名的总统候选人。”[3]“他看起来自信、坚定、真诚、英俊，而且富有男子气概”[4]。一篇记录了戈氏接受某场采访时对话内容的文章指出，面对减税、出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及取消农业补贴等争议话题，他并没有避重就轻或含糊其辞，而是直言其强硬立场。因此作者认为 “戈德华特不拘小节、无所畏惧的特殊品质是使得戈德华特现象形成的关键之一”[5]。而对于这一形象所带来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这位亚利桑那人的优势源自于他直爽的西部风格及经过战争考验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得到好莱坞中多饰演‘男子汉’及法律和秩序维护者形象的演员的支持后，对于这位参议员‘男子气概’的狂热追捧更进一步了。”[6]

相比以上，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对戈德华特的分析就更为独特。他在《一个长期的观察：历史中的戈德华特》一文中提出，“存在三个相互重叠却又截然不同的戈德华特”[7]，并可按照时间顺序加以区分：其一是最初的、自然的、易冲动的戈德华特，他生长于亚利桑那，深受西南部政治和社会氛围影响，缺少立法经验，不吝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言辞激烈。在作者看来，戈德华特的第二个形象，要柔和的多，“眼界更开阔，语言风格更接近一般公众人物”[7]，在共和党内的地位日益提高，有实力成为总统候选人，因此他更加注意使自己的观点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戈德华特的这一形象“更柔和、更为辩证，并声称他并非简单的怒汉，而是一个真正的，有能力赢得选举的保守主义领袖”[7]。戈德华特的第三个形象，则是在共和党大会上群雄虎视眈眈、国内新闻界的普遍敌视的情况下产生的。为了能团结政党并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他不仅说了许多接受提名演讲中没有的安抚性话语，甚至还略有让步。这种观点是代表着另一部分人对戈德华特形象的认识，其中多有贬损之辞。

除了针对戈德华特个人或风格的讨论，更主要的还是针对其立场、观点的讨论。有学者在总结戈德华特的主要政见后写道，“保守主义，无论是否极端，都没有得到我们大多数人的公正看待。我希望戈德华特能得到公正的看待，因为他和这个国家都称得上是保守的”[2]。有学者则对其保守主义立场进行了区分。他写道“在克林顿·罗斯特的区分下，他自己是纯正的保守主义者，罗伯特·韦尔奇是失调的保守主义者，戈德华特是不妥协的，艾森豪威尔是调整过的，洛克菲勒则是过于自由的。”[8]“作为一个真正的边远地区居民，戈德华特的观点听起来与普通民众无异……他认为保守主义是拯救国家的关键，个体的独特性高于自由派的平等主义原则”[9]。最后他总结道“戈德华特取得胜利的最大障碍是时代的进步及其所要求的适应性，还有就是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戈德华特企图恢复一个臆想中失落世界的运动，确实像一场极端且不切实际的冒险”[9]。H.G.尼古拉斯则在《关于戈德华特主义的思考》一文中评论道，“反对社会福利立法，承诺逐步减税，保障州权不受联邦政府干预，这些戈德华特主义的内容，主要立足于坚定的个人主义和不受限制的财产权之上。这是古老的美国政治传统的体现，一种反中央政府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传统……这类希望抛开所有政府束缚和所有长期义务负担的不负责任的抗议，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中屡见不鲜”[9]。

颇为有趣的是，三位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分别针对戈德华特的经济观点展开辩论。首先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64年10月1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戈德华特的经济观》一文。他认为“为人们争取自由和机会是戈德华特的基本目标……经济活动离不开政府的参与，但必须合理限定政府介入的范围，并尽量将其权力下放，以使其主要服务于维护公民自由和拓展公民的机会”[10]。接下来，弗里德曼又从国防经济观、联邦支出与税收、商业周期政策、福利计划、联邦与州的关系等5个方面阐释了戈德华特的经济观，肯定了其充分发展私有经济，限制联邦政府介入的理念，也回应了针对戈德华特的纲领相互矛盾的批评。最后，作者也反击道，“戈德华特经常被描绘为一个试图把时钟拨回到从前的、因循守旧的反动派。但讽刺的是，那些攻击他试图退回19世纪的人们，自己则在拼命地想要回到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他们所喜好的，政府干涉薪酬、物价、商贸的政策，在那个时代为英国和西欧所推崇。这些政策被后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革命推翻，而我们正是这些革命的受益者”[11]。

紧接着，10月24日，詹姆斯·托宾在新共和杂志上发文予以批评。在这篇《巴里的经济运动》中，在联邦政府经济职能、支出与规模等领域，利用相应数据批评了戈德华特——弗里德曼的经济纲领。他写道，“他们所说的联邦政府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规模是个伪命题。戈德华特不会缩减国防、国债利息、老兵抚恤金、社会安全和对州及地方政府补助等领域的开销，他的斧头不会落在西南部灌溉计划上，而会落在对外经济援助、和平队、反贫困计划、科技和艺术扶持以及国家土地保护等易受攻击的联邦计划上，而这些计划恰恰是我们国家的同情心、预见性和品位的见证，”“戈德华特关于自由竞争是经济的自然属性的信念，既天真又虚假……没有相应的反垄断立法计划，戈德华特的经济运动就像高级版的店主的减税抗议活动”[11]。

随后一天，保罗·萨缪尔森也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反对戈德华特经济观的思考》一文。他指出，“经过思考，我发现弗里德曼所看待的戈德华特主义，也就是经济自由意志主义，比美国主流的传统政治观点要极端的多，其本质就是完全的自由放任……在人道主义者看来，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做法使得公民的生活质量和机会大大降低了”，“将自由看作可以随意衡量的数字，是一个可悲的错误”[12]。作者提到，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都承诺将减税，而戈德华特依据或超出减税额度来削减政府支出，或将抑制经济增长。然后，他又总结道，“戈德华特无法融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在于，他将政府看作是他人的，而不是我们的。然而西方社会的绝大多数选民并不把他们给自己制定的规则，看作是某个怪物强加给他们的”[13]。最后，作者引述肯尼迪总统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呼吁人们不要像经济自由意志论者那样，惧怕政府、惧怕民主。

二、关于1964年总统选举

1964年的总统选举，最终以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大比分获胜而告终。尽管在竞选过程中声势浩大，但戈德华特还是遭到了惨败，仅赢得6个州，52张选举人票。对于如此一边倒的结果，人们难免议论纷纷。其实早在竞选之中，戈德华特和共和党就委托舆论研究公司(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进行民意测验，其成果以《为一位总统候选人进行的民意测验》发表于1965年夏。文章通过在职总统的优势、基础选民的最初态度、候选人形象、成功心理学、背离共和党的选民、民权法案的冲击、无声的投票、电视媒体和竞选等几个部分阐释调查成果，其中关于戈德华特的三个最重要的话题为：激进的言行、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反对等。自始至终，指责戈德华特极端的声音贯穿整个选举过程，但对戈德华特形象损害最为严重的，应当是民众认为他是个“乐于扣动扳机之人”。其实早前，“行为不假思索”就已经成为其形象的重要标签之一，在其两党中反对者的运作下，这些标签逐渐转化成他乐于将国家拖入战争的论调，而且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也持此观点[13]。调查也指出，从竞选一开始，J约翰逊的支持者就对胜利充满信心，戈德华特一方则相反。但戈德华特的忠实追随者在竞选活动中比对手更为卖力[14]。总而言之，该文章数据来源于实际调查，所以其部分结论也较为客观。

一位学者以报纸媒体的支持在总统竞选中的影响为视角，分析了1964年总统竞选中，报纸的支持对于总统竞选中投票行为的影响，因为在这场选举中，相当多数的报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作者多次回归分析223个北部郡县在1964年的投票数据得出，从1960-1964年，支持民主党人的当地报纸数量增加了5个百分点。而且在本次竞选中，共和党对报纸支持的垄断暂时被打破了，只有35%的美国报纸支持戈德华特，而有42%支持约翰逊，23%保持中立，而且有许多通常倾向于共和党的报纸拒绝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14]。在文章的主要部分，作者利用数学方法证明了报纸的支持确实影响了本社区总统选举中的投票[15]。

有学者则以福利国家政策为切入点，分析了戈德华特的保守主义思想，以及1964年选举的意义。文章指出，“美国人民的态度是分裂的，一方面意识上的保守主义倾向使他们畏惧政府权力过大，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政府主导社会改革。自从1964年大选变成关于政府是否应当继续承担社会改革责任的全民公投时，其结果就不难预料了。”[16]作者进一步说道，“戈德华特对福利国家政策的绝弃明显不同于艾森豪威尔和塔夫脱的保守主义。他的信条是要将其废除，并使美国恢复到新政之前的状态。在彻底与二人分道扬镳的态势下，戈德华特的竞选代表着对右翼在五六十年代转变的愤懑，以及意识形态政治对共和党的冲击。他和美国的右翼打破了合理的政治预期，反驳了‘思想意识之争已经结束，福利国家共识已经达成’的观点。在有些人看来，戈德华特的竞选揭示了保守主义无用且暴躁的内在本质，它盲目地屈从于狂暴资本主义的攻讦。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次竞选英雄般的重新确认了我们国家政治文化的关键部分——限制政府权利的传统……1964年选举的不朽意义在于，它展现了人们对自由派社会改革的愤怒，以及对平等主义政治的强烈反对。”[16]

杰弗里·马修则从外交立场的角度分析了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他认为，“通常形容1964年选举的词语是‘压倒性’，随后才是‘必然性’，然而后者并非毫无争议。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的有效领导、戈德华特的致命缺点以及共和党内对其候选人的打击等事件，似乎确定了民主党的胜利，但在当时并未预见到如此溃败……直到八月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北部湾危机之后，戈德华特的势头依然强劲……但是外交政策一直是他的头号难题，而且持续影响他的竞选，甚至拉低他在南方各州的支持……戈德华特急需停止他的侵略主义言论以提升他的形象，但是他不愿转变自己的政治风格。”[16]作者又分析道，“戈德华特的失败并非早已确定的，他当时已获得了部分基层民众的真诚支持，他的右翼思想和独特风格甚至吸引了众多民主党保守派，早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他就已经是其有力的竞争者。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他。肯尼迪的遇刺使得民意倾向于民主党和约翰逊。纷乱的世界形势，使约翰逊得以施展执政能力，从而淡化了批评。最为关键的是，作为总统竞选过程中，戈德华特暴露了很多缺点。所有这些都使共和党离胜利越来越远。戈德华特遭此大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受拘束的风格和毫不妥协的立场。竞选中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不当处理，都是这些错误的例证。虽然约翰逊团队及媒体都歪曲了他在国防和国际事务的立场，但他自己在不断增强这一形象。他为自己辩解的行为，类似于陷入流沙的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他以力量求和平的立场听起来更像以战争求和平。”[17]最后，作者发现“与以前的总统竞选相比，外交立场在冷战时代的大选中是个更加重要的议题。显然，在1964年只有一个候选人的立场很好地平衡了应对国际共产主义与避免核战争的关系。接近一半的选民认为戈德华特较为鲁莽，而他这种特立独行的政治风格，是他遭此大败的最好解释。”[18]

更有学者以美国西部政治的精神为索引，分析了戈德华特失败的缘由。他指出美国两党实为一党的两个分支，代表着整个美国，而戈德华特并没有认清政党政治的本质，因此他的激进立场就像是要创立真正的第二党派一样，乃是与整个国家为敌，是不可能获胜的。最后作者总结道，自1932年开始，整个西部就应经顺应于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的变革潮流，在西部政治中，福利国家主义或者说集体主义早已出现并取代了个人主义，成为了西部政治的精神，因此对于民众来说，需要保守的乃是这一潮流，而非戈德华特所倡导的潮流[17]。

另一学者则通过分析“戈德华特现象”，阐释了其何以致败。他认为戈德华特所引领的浪潮，也就是“戈德华特现象”是由特殊的政治条件促成的，有其独特风格，而他的支持者多为纯粹主义者(Purists)而非经验老到的政客(Politicians)，他们宁愿遭受失败也不愿转变立场分毫，戈德华特本人的行为方式也是如此。作者认为这是“领导者将个人良心而非其背负的社会责任当作政治的焦点”[18]。这种将政治“私有化”的风格，使其在竞选中呼吁选民在认同其理念的情况下为其投票，这是对竞选政治本身的认识不到位，加之其竞选策略、方式等方面的失误，终致其败。但作者在最后指出，戈德华特现象或许代表着美国政治中意识形态之争的开始，虽然当时令人惊奇，但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政治图景的范本[18]。

著名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的著作《1964年美国总统的产生》则以一种长篇政治小说式的展开，较为详尽地记述了1964年总统大选前后的社会背景事件、两党的初选及总统竞选过程等多方面的内容。他将戈德华特获得党内提名的章节命名为“斗牛宫的政变”，并描述了如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尼克松、威廉姆·斯克兰顿(William Scranton)、乔治·罗姆尼、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等主要共和党人与戈德华特及相互间的斗争，反映了当时共和党内的分裂状况。作者指出“这场竞选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19]378，他通过竞选中关于战争的风险、联邦政府的角色、公民权利等议题，阐述了自己对戈德华特失败原因的认识。

美国青年追求自由运动创始人之一、重要保守派人士李·爱德华兹在《不一样的六十年代》一文中，总结了1964年总统大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首先，从那时的政治事实看，自肯尼迪遇刺后，没有哪一位共和党人能够战胜约翰逊，美国人民想要给新总统一个机会，让他继承肯尼迪的遗志，并推行自己的政策。第二，约翰逊进行了一场漂亮的竞选，而且由于其偶尔的不准确表达和过于直率的性格，戈德华特总是容易被曲解。第三，就是共和党从来没有团结一致支持戈德华特。第四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人民还没有认识到新政、公平施政、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政策并不会创造一个新世界[20]。

三、关于保守主义运动

李·爱德华兹曾写道：“对于我及绝大多数年轻保守主义者来说，六十年代并不是约翰·肯尼迪的年代，而是巴里·戈德华特的年代；不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的年代，而是美国青年追求自由运动的年代；不是《新共和》的年代，而是《国家评论》的年代；不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年代，而是罗素·柯克的年代；不是诺曼·梅勒的年代，而是艾因·兰德的年代；不是林登·约翰逊之伟大社会的年代，而是罗纳德·里根之创造性社会的年代；不是那场毫无意义的越南内战的年代，而是有着一场长期对抗共产主义的重要战争的年代。”[21]的确，20世纪60年代的保守主义运动可谓声势浩大，而“戈德华特的1964年竞选代表着，新政以后的保守派试图占领政治高地的第一次努力”[22]。丹·卡特在《二战后的保守主义崛起》一文中写到，“保守主义复苏的复杂过程，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而这一过程，在政治上集中体现于共和党，并且延伸至整个美国社会”[23]。他认为，早在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30年前，保守主义运动就已萌芽，它脱胎于两大有力且关联的浪潮：一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强烈反击；二是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恐惧，而产生的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反对。

这两个方面也正是戈德华特所坚持和呼吁的，加之鲜明的观点和语言风格，不仅使他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也使他获得了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虽然竞选总统的尝试失败了，但是他对于保守主义运动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李·爱德华兹写到，“因为戈德华特的竞选，成千上万的年轻保守主义者进入政治领域。如今，他们或进入国会、或为引领智库、或管理政府机构、或主编杂志，他们构建了一个拥护保守主义的全国网络……如果戈德华特在1964年不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话，那么保守主义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政治力量的时间起码要延后十年”[20]。

一位学者以细致入微、引人注目的风格描述了现代右翼的崛起，即自1960-1964年间戈德华特引领的保守主义运动的历史。他讲述了一小股右翼人士是如何逆流而上，获得共和党的领导权的过程。虽然这些人在当时将党派领向惨败，却为16年后将获得的不可思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仅在(1964年)两年后，保守派就主宰了国会，林登·约翰逊甚至无法为一项贫民窟鼠类防控项目求得预算……在1964年全国共有16位共和党州长，其中14位为温和派；而在1966年有10为保守派州长当选。1980年，美国人将其中一位州长——罗纳德·里根选为总统。1995年，时任总统克林顿继承了里根的大部分立场，其中很多同样是戈德华特所持的立场。至少这一次，历史是由失败者书写的。”[22]Ⅸ-Ⅹ

有学者指出早在1960年总统选举前，戈德华特就已深得保守派的欢迎。他的崭露头角与当时各种保守派的趋于团结可谓是保守主义运动早期发展中的两大重要事件。“即使是那些认为戈德华特才智平庸、言语冲撞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战后首位极具魅力且颇受欢迎的右翼共和党人。他以一种塔夫脱无法企及的方式鼓舞人们，他在196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中的表现，使保守派坚定了对他的信心并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1]。

另一位学者则分析了戈德华特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对共和党的影响。他认为，“纵观九年来的资料，戈德华特的提名及1964年大选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给共和党带来多大的保守化影响。相反，他的提名及落败所引发的一系列反应，反而使共和党趋向温和。但是戈德华特的提名不断提醒党内保守派及意识形态活动者，最需要控制的乃是共和党本身”[23]。确实，以后保守派也是这么做的。有学者持相同观点。“在60年代，最大地激发了右翼们的活动热情的并不是里根，而是戈德华特，或者确切地说是1964年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戈德华特并没有多少追逐权利的欲望，其竞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并不是特别想当总统，但是他依然参与竞选。正是这场竞选给予新右派以力量……如果不切实际，那么保守派就无法立足，他们明白，为了掌控共和党，进而入主联邦政府，他们必须妥协。尤其是直言不讳的戈德华特在1964年被击败之后，保守派开始从纯意识形态领域撤退”[24]。还有学者认为，1964年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既是保守主义草根运动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了其进一步发展[25]。他以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及保守主义运动为例，通过描述当时处于劣势的该州共和党人积极拥护戈德华特并将自己的竞选与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相连接，从其失败的经验中汲取经验，最终获胜的过程，从侧面反映了戈德华特的政治活动对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影响。

四、思考

目前，我国对戈德华特的专题研究较少，而且不够深入。主要成果有史泽华《戈德华特保守主义外交战略思想评析》[26]及马琳琰的硕士论文《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奠基人——巴里·戈德华特》[27]。前者主要阐释、分析了戈德华特的保守主义外交思想，后者则简单介绍了戈德华特的人生经历、基本观点及影响。

由此，笔者认为，未来戈德华特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虽然国内关于戈德华特的研究较少，且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在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较高、影响较大。在国外学界有关于他的传记近十本，其本人回忆录两本，相信同时代著名政治人物的传记或回忆录中也都多多少少有关于他的记述。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他的认识仍多带有党派色彩，褒贬不一，有失偏颇。

事实上，我们应当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分析、评价戈德华特，深入研究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在分析戈德华特在保守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时，必须深入探索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背景，从而理清这一运动的发展脉络，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运动中的人物；在分析意识形态在战后美国政治中的影响时，必须意识到，纵然戈德华特的政治活动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而非政治哲学家；虽然他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失败，而且有评论认为其并非真想做总统，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他的目的仍是争取选民的支持，使保守派执掌共和党，乃至白宫，从而用自己的政治理念改变国家和社会。